国家资本的起点
要发展工业、发展现代经济就需要有资本投入。第一章已经讲到，西方国家工业化的起步靠殖民主义、奴隶贸易攫取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新中国的资本积累不可能这么做。不仅不能这么做，我们还面临西方帝国主义的重重封锁，它们千方百计卡我们的脖子，企图置新中国于死地而后快。新中国的资本积累只能靠中国人民自己。
分析新中国成立之前资本积累的状况，我们可以借助于许涤新、吴承明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中使用的“资本体系”作为分析框架。这个体系将资本分成A）工业资本、B）交通运输资本、C）产业资本、D）商业资本、E）金融业资本。工业资本涵盖近代化工厂制造业、水电等公用事业，全部矿冶业 (包括土法采矿和冶炼）。交通运输资本涵盖包括铁路、公路、轮船、民航、邮政、电信。产业资本是A与B的总和。商业资本涵盖市场商品一次交易所需资本。金融业资本包括所有新式和旧式银钱业，但不包括投资公司。[6]
在旧中国，无论是这个体系里的哪类资本，来源有三种：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表5描述了这五类三种资本在1947/48年的情况。
表5：资本总额，1947/48年（法币亿元，1936年币值）
数据来源：根据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六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水平”提供的数据整理。
我们看到，工业资本规模很小，外资、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加在一起也才37.1亿。即使加上交通运输业资本28.4亿，所以整个产业资本加在一起是65.5亿左右。而商业资本、金融业资本加在一起是77亿左右。换句话说，当时产业资本的体量不如商业与金融业资本的体量。
所有这四类资本的总和是142亿多一点点，平均到每个中国人头上只有26块钱。其实，这142亿并不都是国内资本。外国资本是指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投资。减去11亿元的外国资本，国内资本只剩131亿元，平均每人只有24元。
国内资本的大头是官僚资本，约76.7亿元，主要包括国民党官营企业的资本，抗战胜利后它没收日、德、意三国以及日伪汉奸的资本。官僚资本集中在两个领域：交通运输业与金融业，在前者占比91.6%，在后者占比88.9%，都是绝对主导地位。即使在工业领域占比没有这么高，但所占份额（43.1%）依然比外国资本（16.8%）和民族资本（40.1%）都高。
民族资本或私人资本发展了几十年，到解放前规模依然不大，约54.6亿元，只占资本总额的38.3%。更何况，在这50多亿元私人资本中，产业资本只有16亿元，占不到27.2%的份额，70%以上的私人资本集中非生产领域，即商业与金融业，尤其商业。16亿元私人产业资本意味着平均每个中国人3块钱的投资，能指望它担负起中国工业化的重任吗？表6明确告诉我们，到解放前夕，在与工业化直接相关的产业资本中，份额最大的是官僚资本，占这类资本的三分之二。
表6: 解放前35年，产业资本的总量的变动
数据来源：根据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六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水平”提供的数据整理。
从时间纬度来看，从辛亥革命一直到解放前夕，产业资本的构成一直在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即1911-1914年），全国的资本总额大概是17.9亿；30多年后，到1947-1948年间，增加到65.5亿，涨了三倍多，不到四倍。后面我们将会看到，在1952-1984年这30多年里，新中国的资本总量翻了多少倍。通过对比，我们才会知道，沿着旧中国的老路走下去，只能走多远。
在中华民国存在的30多年里，产业资本中的民族部分有所增加，1947-1948年是1911-1914年的5.6倍，增幅虽然看似不小，但因为起点很低（2.9亿元），到解放前一两年也只有16.2亿元。同期，外资先升后降，1947-1948年的不及1911-1914年72%。
在这30多年里，官僚资本份额增量最大。辛亥革命前后，官僚资本不多，只有4.8亿元，占产业资本的约四分之一；到解放前夕，它已增至42亿元，是前者的8.8倍。这里很重要一个原因是抗战胜利，因为解放前在中国的外国资本主要是日本资本，日本资本主要集中在东北。抗战胜利后，日本资产的一部分被苏联红军拿走了，后来又还回来一些；但日资的绝大不多国民党政府接收，变成了国有资本。这就是为什么到1947-1948年，官僚资本已经占到整个中国产业资本的约三分之二。
综上所述，到解放前夕，中国的产业资本里，帝国主义在华的工业占11.2%，本国资本的占88.8%；在本国产业资本所占88.8%中，官僚资本占64.1%，民营的占24.7%。这主要是因为抗战结束以后占外国资本87%的日本资产被没收了，然后变成了国有资本，使得国民党政府手下的国有资本份额大幅度的增加。这其实是一件好事。1949年2月份，在西柏坡会见苏联来的代表米高扬时，毛主席候说过这样一段话：“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为发展中国工业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什么呢？因为 “日本和国民党促使资本集中到国家手中，例如，东北的工业占53%，其中47%在国家手中，6%在私人资本手中”。这样，“中国工业的主要部分都掌握在国家手中”了。[7]也就是说，国民党政府没收敌产、实行国有化实际上为新中国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条件。为什么新中国会推进国有化？实际上，共产党接受政权时，国有化的份额已经比较大了，尤其是在工业领域。
国有企业的起点
刚解放时，为什么中国会大力发展国有企业？首先是因为国有化是那时的时代趋势。这种时代趋势可以从四个方面看。
第一，国有化是近代中国各政党和政治文化精英的共识。孙中山便主张“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因为在他看来
【“中国不能和外国比，单行节制资本是不足的。因为外国富，中国贫，外国生产过剩，中国生产不足。所以中国不单是节制私人资本，还是要发达国家资本”。[8]】
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两位重要的负责人翁文灏和钱昌照也认为，发展经济必须遵循三个原则。1）现代化主要是工业化，中国建设必须以工业化为中心；2）工业化必须以重工业建设为中心；3）重工业建设必须以国营事业为中心。[9]不仅国民党的官方人士这么看，知识界也这么看。就连最亲西方的留美学生也不例外。1948年春，北美中国学生基督协会曾对中国留美学生做过一次盖洛普式调查，它发现，“目前在美的大学生对于久远的基本经济政策是主张社会主义”，51.5%的留学生主张中国工业化过程中重工业和公用事业应该国营, 更有6%的人主张轻工业也应该国营, 而主张完全民营者不足5%。[10]这方面的材料非常之多，可以说是举不枚举。
第二，国有化是战后世界各国的共识。以中国的邻国—战后朝鲜—为例，无论意识形态有多大差别，大多数知识分子、新闻工作者、政党都相信，计划经济体系是朝鲜最好的选择。最激进的右翼政党（独立党）、最激进的左翼政党（共产党），最保守的政党（民主党）统统持这种看法。就连驻朝鲜美国陆军司令部军政厅任命的民政长官安在鴻也不例外。[11]其实朝鲜也只是世界潮流的一部分。当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走的几乎都是这条道路。欧洲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亦是如此。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一年，英国工党党章第四条便明确了追求国有化、公有化的目标。二战结束不久，执政的工党便开始推行经济国有化。1946年，英格兰银行与所有民航公司被国有化，开办全国医疗服务；1947年，所有电信公司被国有化，并创立国家煤矿局；1948年，铁路，运河，道路搬运和电力公司被国有化；1951年，钢铁工业和汽油提炼工业被国有化。[12]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欧洲各国投资中公有部门的占比依然很高：奥地利达65%，法国达55%，英国达25%，西德达20%。[13]到八十年代末，私有化的声浪开始慢慢日渐高涨。1988年，世界银行曾出版过三卷本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技巧》，据其第三卷梳理，至少有83个国家已开始尝试私有化。[14]需要指出的是，那时绝大多数前苏联东欧国家还没有开始私有化。世界银行的这个报告从反面告诉我们，国有化在世界各国（包括那些非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曾经达到什么样的广度与深度。
第三，苏联模式的影响。这一点很容易理解，新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却没有经验。当时唯一可以借鉴的社会主义模式是苏联模式。既然苏联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国有制的基础上，中国当时必定会受到影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后来采取的公有制形式与苏联不完全相同。在中国，集体所有制的比重更大；另外，中国大量的国有企业是地方国企，并不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控的。
第四，解放区公营经济的传统。中国与苏联另一个不同点是：苏联是革命后才开始建设新的经济、政治体制，而中国共产党在执掌全国政权以前，早已拥有大片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共产党早已建立了一些公营经济实体，并积累了运作这类公营实体的经验。
解放以后，国有企业开始出现，其来源至少有五个方面，即1）解放区创建的各类公营企业；2）没收国民党各级政府经营的工业企业；3）征收、接收的外国企业；4）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私营企业；5）建国后新建的国有企业。
关于第一部分，定性的史料很多，但定量的统计似乎并不多见，很难估算这一部分的资本总量。[15]
第二部分是没收国民党各级政府经营的工业企业，在新中国初始阶段，它构成国有企业的最大来源；后来其重要性相对下降。据史料记载，解放时，新中国在金融方面，接收了国民党政府的“四行两局一库”及省市地方银行系统的银行2400 多家，官商合办银行中的官股；在商业方面，接收了复兴、富华、中国茶业、中国石油、中国盐业、中国蚕丝、中国植物油、孚中、中国进出口等十几家垄断性的贸易公司；交通运输方面，接收了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招商局等所属全部交通运输企业；在工矿方面，接收了工矿企业2858 个，职工129 万人，生产工人75万。1951年，又将原国民政府及其国家经济机关、前敌国政府及其侨民和国民党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在私营企业或公营企业中的股份及财产，均收归人民政府所有。[16]
从今天的视角看，国民党政府留下的国有企业规模并不大，但放回当年，没收官僚资本意义重大。全国解放前夕，官僚资本约占全国产业资本的2/3左右，其中占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另外还有十几个垄断性的贸易公司。没收官僚资本，国有经济便集中了国民经济中绝大部分近代化的大工业，控制了社会生产力最先进、最强大的部分，树立了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仅此一举，刚解放，国营工业的固定资产已占全国工业固定资产的80.7%；[17]国有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6.2%，占全国大工业产值的41.3%；[18]在工业的重要领域，国有经济已经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交通运输行业更是几乎100%掌握在国有企业手里；银行业也不例外（见表7）。
表7：国有经济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中的占比，1949年
数据来源：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30页；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1957》（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第106页。
第三部分是征收、接收的外国企业。刚解放时，全国有1192家外资企业，资产12.1亿元，职工12.6万人，大部分属英、美资本。对于这些企业，新政权并没有采取没收的办法。朝鲜战争暴发后，1950 年12 月16 日，美国政府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国辖区内的公私财产，英国追随其后。对此，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相应对策，于当月28日发布命令：对中国境内之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加以管制，进行清查；并对一切美国公私存款即行冻结。即便没有没收，一旦失去了特权，大部分英资、美资企业便处于瘫痪状态。到1953年，外资企业数量降至563家，资产4.5亿元，职工只剩下2.3万人。外企还有一类，即苏联于1950-1952年向中方移交的、位于大连的财产以及长春铁路。欧美与苏联两部分企业加在一起数量不多，不是中国国有企业的重要来源，对壮大国有经济的作用有限。[19]
第四部分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私营企业。现在很多人有个误解，想当然地以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大部分是从资本家那里没收来的。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股额一共是24.2亿元（包括此前公私合营的私股股额，约10亿美元），其中工业私股股额为16.9亿元，共8.88万户，职工131万人，总产值72.7亿元。这24.2亿元中，上海一地的私股便为11.2亿元，几乎占全国的一半。当时的资本家绝大多数是没多少身价，因为这24.2亿元投资由114万人拥有；这114万人中，最后被定为资本家、拿定息的大约86万人。拿24.2亿元除以86万人，平均每个资本家的投资不到3000元。当然，86万资本家中，绝大多数人的投资远远达不到3000元，最多能算得上是些小业主。社会主义改造并不是没收资本家的财产，而是允诺给这些投资人每年5%的固定收益，叫做“定息”。因为，大部分投资人的本金很小，定息当然也不多。不少人的每个月拿到的定息买包香烟都不够。因此，当时他们就说，“我不要资本家帽子，请不要给我定息了”。不过，政府没有这么做。一直到1979年，政府才决定为其中70多万人摘帽，说他们的资本很小，算不上资本家。今天，不少人被不靠谱的电视剧误导，以为解放前的资本家都是住豪宅、开豪车的。那种资本家不是没有，但放在中国人口中，他们是凤毛麟角。如此说来，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也不是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重要来源，而是很小的组成部分。
第五部分是建国后新建的国有企业。在整个公私合营过程中，仅就工业而言，私股股额总共只有24.2亿元。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期间（1953-1957年），国家预算内投资即达到531.2亿元，加上预算外的投资，国家基本建设投资达到588.5亿元，是公私合营中私人股份的24.5倍。[20]
综上所述，中国国有企业资产的五个来源中，最大份额来自国家投资，这些投资被用于兴建新的国有企业、增资现有国有企业、以及注资公私合营企业；其次是没收国民党各级政府经营的企业；其它三个来源都是比较次要的部分。
国营和公私合营工业企业不仅在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上优于私营工业，而且在资金供给、原材料供应、产品销售等方面也优于私营工业。表5.8给出了各类工业企业的工人劳动生产率。它显示，在1949-1954年间，国有企业在生产效益上也优于私营企业。1950年以后，私营企业一直垫底，公私合营企业（国有化的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效率则一直遥遥领先于私营企业（表8）。这也是当时大家为什么支持国有化的重要理由：国有化更有效率，为什么不搞国有化？
表8：全国工业企业工人劳动生产率（元/人/年）
数据来源：吴太昌、武力等，《中国国家资本的历史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三编第七章第二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表9：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1952-1957
数据来源：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统计提要（1949-1957）》，1958年10月。
经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了大规模投资国有企业，到1957年，中国的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1952年，国有经济只占国民经济19.1%；到1957年，它已占1/3。同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份额从6.9%降到0；个体经济从71.8%降到2.8%。在此期间，发展最快的是合作社经济，即我们后来叫做集体经济这部分，它的比重从1.5%跃升至56.4%（表9）。这表明，在所有制结构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很不一样：我们有大量社会主义性质的、或公有性质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而苏联则是以国有制为主体。
这一节，我们从经济、工业、资本、国企四个方面讨论了新中国的起点。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这个起点都是非常之低的。从这样低的起点起步，往前走每一步应该都不容易。的的确确，中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缺乏工业基础、缺乏人才、缺乏资本、缺乏经验。今天世界上还有很多穷国，不知如何实现经济上的飞跃。其实，新中国刚起步时，比它们还要难。路选对了，就能进入新天地！
（待续）
注释：
[1]《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第470页。
[2]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1页。
[3]笔者小时候在武汉长大。那时武汉有种早点，叫作“洋糖发糕”，不过就是一般的甜味发糕，因为用了糖，就被叫作“洋糖发糕”。
[4] 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9页。
[5]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1957》（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第61页.
[6]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35-736页。
[7]沈志华、崔海智，“毛泽东与苏共领导人第一次正面接触：关于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的俄国解密档案”，《冷战国际史研究》，第18卷，第388页。
[8]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 （1924年8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91页。
[9]吴兆洪，“我所知道的资源委员会”，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商经济组编，《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106页。
[10]莫如俭，“中国留美学生政治意见测验统计”，《观察》第4卷第20期（1948年7月17日）。
[11] Tae-Gyun Park, “Different Roads, CommonDestination: Economic Discourses in South Korea during the 1950s,” ModernAsian Studies, Vol. 39, No. 3 (Jul., 2005), pp. 661-682.
[12] Martyn Sloman, Socialising Public Ownership(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78)
[13] Steve H. Hanke, “Europe's NationalizedIndustries,” The Free Market, April 1985, https://mises-media.s3.amazonaws.com/fm485_0.pdf.
[14] Rebecca Candoy-Sekse and Anne Ruiz Palmer, Techniquesof Privatiz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Vol. III, Inventory of CountryExperience and Reference Materials, World Bank Technical Paper, No. WTP 90(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88),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188731468739214119/Techniques-of-privatization-of-state-owned-enterprises-inventory-of-country-experience-and-reference-materials.
[15]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1957》（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第72-84页
[16]吴太昌、武力等，《中国国家资本的历史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61页；李定主编：《中国资本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第40页；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17页。
[1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第33页。
[18]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1957》（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第106页
[19]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1957》（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第109-110页。
[20]吴太昌、武力等，《中国国家资本的历史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总论第四节“新中国国家资本的发展与运行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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