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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和特性

2019-7-4 23:21|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3682| 评论: 0|原作者: 程恩富 鲁保林 俞使超|来自: 马克思主义研究

摘要: 新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在当代经济全球化、金融化条件下的特殊历史发展阶段,其特征和性质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生产和流通的新垄断:生产和流通的国际化和资本集中的强化,形成富可敌国的巨型跨国垄断公司。


新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在当代经济全球化、金融化条件下的特殊历史发展阶段,其特征和性质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生产和流通的新垄断:生产和流通的国际化和资本集中的强化,形成富可敌国的巨型跨国垄断公司。二是金融资本的新垄断: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经济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形成畸形发展的经济金融化。三是美元和知识产权的垄断:形成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两极分化的全球经济和财富分配。四是国际寡头同盟的新垄断:“一霸数强”结成的国际资本主义寡头垄断同盟,形成全球垄断剥削和压迫的金钱政治、庸俗又化和军事威胁的经济墓础。五是经济本质和大趋势:全球化资本主义矛盾和各种危机时常激化,形成当代资本主义垄断性和掠夺性、腐朽性和寄生性、过渡性和垂危性的新态势。

程恩富 鲁保林 俞使超:论新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和特性——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

资本主义的历史演进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具体阶段。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私人垄断阶段,列宁称其为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时代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发生作用,为了重新瓜分世界领土和对外扩张,列强结成不同联盟并展开激烈斗争,催生了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上半叶,整个欧亚大陆战争连绵,民族民主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高潮迭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先后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世界上形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替代,并在极少数国家得以实现,但整个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长期垂而未死,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以来,经历了新自由主义重构和冷战后的帝国主义发展到新的阶段——新帝国主义阶段。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阐述了帝国主义的定义和特征:

【“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其中要包括帝国主义的如下五个基本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1]】

在同年12月发表的文章中,列宁又指出帝国主义的三大特性: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这个特点分三个方面:(l)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2)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3)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2]】

我们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进行分析,可以得出:新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在当代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条件下的特殊历史发展阶段,其特征和性质可以综合概括为五个方面。

一、生产和流通的新垄断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是垄断。这一论断根源于资本主义竞争的基本演化规律:竞争导致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生产和资本集中达到一定程度必然产生垄断。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两次巨大的企业兼并浪潮,资本集中和生产集中相互促进,生产活动越来越集中于为数不多的大企业,形成跨部门多产品经营的工业垄断组织,垄断联合代替竞争占统治地位。当资本主义的历史车轮前进到20世纪70年代时,又遭遇了一场长达近10年之久的“滞胀”危机,经济衰退和国内市场竞争压力推动垄断资本在海外寻找新的增长机会。在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支撑下,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产业转移不断掀起新的高潮,生产和流通的国际化程度远远超过了过去。垄断资本从生产到流通的各个环节在全球重新布局,生产工序分散化、国际化催生了跨国公司组织和管理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和运营网络。跨国公司通过复杂的供应商关系网络和各种治理模式协调全球价值链,在此种链式分工体系下,中间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及交易被分割且分散在世界各地,投人和产出的交易在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合同伙伴及供应商的全球生产和服务网络中进行。据统计,全球约60%的贸易为中间产品和服务贸易,全球贸易的80%是通过跨国公司实现的[3]。

从生产和流通的新垄断来界定,新帝国主义的第一个特征表现为:生产和流通的国际化和资本集中的强化,形成富可敌国的巨型垄断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是当代国际垄断组织的真正代表,新帝国主义时期巨型垄断跨国公司具有以下特点。

1.跨国公司数量猛增,生产和流通的社会化、国际化程度更高

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载体,逐步成为国际经济交往的主要驱动力量。在80年代,世界范围的投资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大大快于同期世界贸易和产值等主要经济变量的增速。到了90年代,国际直接投资的规模已经达到空前水平。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各地建立分公司及附属机构,规模和数量都急剧扩张和增长。1980-2008年,全球跨国公司的数口从1.5万家增至8.2万家,海外子公司数口增长更快,从3.5万家增至81万家2017年,世界100家最大非金融跨国公司的资产和销售额平均有60%以上在国外,国外雇员也接近60%[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诞生以来,生产活动集聚、协作以及社会分工的演进导致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分散的劳动过程日益走向联合的劳动过程。事实证明,对外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加深了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显著提高了生产和流通体系的社会化、国际化程度,而跨国公司作为微观层面的主导力量在其中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生产国际化和贸易全球化几乎重新界定了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而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又重塑了各国的生产方式和盈利模式。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被整合到跨国公司编织的“密如蛛网”的国际生产和贸易体系之中,成千上万个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企业则构成全球产业链体系上的一个个价值创造节点。在全球经济中,跨国公司成为国际投资与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国际经济行为的核心组织者以及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表明,在资本全球化的新帝国主义阶段,生产和资本的集中程度更高,几万个跨国公司就可以“主导一切”。

2.跨国垄断资本积累的规模更庞大,形成了跨国公司帝国

当代资本主义的跨国公司虽数量不多,但实力都非常雄厚。由于它们是新技术开发和使用的主力军,控制着营销网络,以及越来越多的自然和金融资源,因而它们垄断了生产和流通的收益权,具有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1980-2013年,受益于市场扩张以及生产要素实际成本降低,全球最大2.8万家公司的利润从2万亿增至7.2万亿,占全球GDP的比重也从7.6%增至近10%[5]。跨国公司不仅与国家权力结盟,而且与全球金融体系联动发展,形成了背后有国家支持的金融垄断组织。垄断资本的全球化、金融化发展,进一步巩固了垄断资本的财富积累。单从销售额这一项指标来看,一些跨国公司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某些发达国家的经济体量。例如,2009年,丰田汽车的年销售额就超过了以色列的国内生产总值。2017年,居世界500强榜首的沃尔玛公司总营收突破5000亿美元,比比利时的GDP还要高。其实,如果把当今的跨国公司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混合一起,按照产值进行排名,那么,全球100个最大的“经济实体”中,国家的数量占比不到三成,其余都是跨国公司。如果这样的发展势头持续下去,全球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富可超国的跨国公司。虽然产业全球化导致经济活动较为分散,但是投资、贸易、出口和技术转让等还是主要通过巨型跨国公司及其境外分支机构进行的,并且这些跨国垄断企业的母公司仍然集中在少数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所以利润也流向了这些国家。2017年,美日德法英进人世界500强企业数约占全球500强企业数的一半在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中,来自这些国家的就占2/3以上。

3.跨国公司在各自行业中居于垄断地位,控制和经营国际生产网络

跨国公司巨头资本雄厚、拥有强大科技力量,在全球生产、贸易、投资、金融和知识产权输出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垄断所造成的生产规模化效应,扩大了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因为“内部实行分工的工人大军越庞大,应用机器的规模越广大,生产费用相对地就越迅速缩减,劳动就更有效率”[6]。跨国公司的高度垄断使得生产集中和市场集中相互促进,加快了资本积累,而竞争和信用作为资本集中的两个强有力的杠杠,又加速了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趋势。近30年来,各国推进有关促进投资的政策方案,放宽了针对外国直接投资的诸多限制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虽然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落后国家的资本形成和人力资源开发,提高了这些国家的出口竞争力,但同时也刺激了大规模的私有化和跨国并购交易的发生,加速了这些国家中小企业的破产或被跨国公司兼并的进程,即便是一些大企业同样难逃被并购的厄运。口前,全球很多行业都已形成了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例如,全球CPU市场基本为英特尔与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AMD)完全垄断。据欧洲医疗器械行业协会统计,2010年,25家医疗器械公司的销售额合计占全球医疗器械市场销售总额的60%以上,前10家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药品和医疗产品市场的47%。2015年之前,全球种子和农药市场基本为巴斯夫、拜耳、陶氏、杜邦、孟山都、先正达这六家跨国公司所控制,它们控制着全球农药市场的75%,种子市场的63%以及私营部门种子和农药研究的75%;仅先正达、巴斯夫、拜耳这三家公司就占据了农药市场份额的51%,而杜邦、孟山都、先正达则占据了种子市场份额的55%[7]。作为中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的大豆,其产供销链的所有环节已被5家跨国公司控制,分别是孟山都、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其中孟山都主导种子和生产所需的其他原材料投人方面,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等4家公司主导种植、贸易和加工方面,而且这些跨国公司通常通过从合资、合伙、长期合同协议到其他形式的战略联合,组成林林总总的联盟[8]。在以跨国公司为基础的新帝国主义时期,由于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被越来越少的私人资本巨头所占有,垄断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和剥削加深,形成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从而加剧了全球某些生产能力过剩和贫富两极分化。

在新帝国主义阶段,信息通信技术飞速发展,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压缩了社会生产和流通的时间和空间,跨国兼并、跨国投资、跨国贸易浪潮风起云涌。如此一来,更多非资本主义区域被纳人垄断资本主导的积累过程,极大地强化和扩展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可以说,到了21世纪的经济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和流通的社会化、国际化程度又出现了根本性飞跃,大大强化了《共产党宣言》所描绘的格局:

【“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9]】

垄断资本的全球化要求全球经济政治体制同轨,消除横亘于两种体制之间的制度性障碍。但是,当一些国家抛弃原来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后,也并未获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的富足与稳定相反,新帝国主义舞台上演的尽是霸权主义和垄断资本的横行和狂欢。

二、金融资本的新垄断

列宁指出:

【“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10]】

金融资本是银行垄断资本与工业垄断资本融合或混合生长而形成的一种新型资本。20世纪初是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向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在最大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中,银行已经由普通的中介企业变成了势力极大的垄断者。不过在20世纪前半叶,由于连绵不断的战争、高昂的信息传输成本,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技术和制度性的障碍,全球投资、贸易、金融、市场的联系还比较松散,经济全球化发育程度尚比较低,阻碍了垄断资本触角的向外延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在新科技革命的助推下加速发展,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价格的上涨引爆世界性经济危机,出现了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并存这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无法解释的怪诞现象。为寻找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深陷“滞胀”泥潭中的垄断资本,一方面把传统产业向海外延伸和转移,继续维持其原有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加速与传统产业脱钩,并力图在金融领域开辟疆土。资本主义全球化和资本主义金融化相互催化、相互支撑,加速了垄断资本的“脱实向虚”和实体经济的空心化进程。由此,20世纪70年代的那次西方经济大衰退,不仅是垄断资本走向国际化的催化剂,也是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大规模急速转型的起始点。自此,垄断资本加速了从一国垄断向国际垄断,从实体产业垄断向金融产业垄断的“华丽转身”。从金融资本的新垄断来界定,新帝国主义的第二个特征表现为: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经济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形成畸形发展的经济金融化。

1.为数不多的跨国银行等金融机构控制着全球经济大动脉

谋求垄断性权力是帝国主义的本性,

【“大企业,尤其是大银行,不仅直接吞并小企业,而且通过‘参与’它们的资本、购买或交换股票,通过债务关系体系等等来‘联合’它们,征服它们,吸收它们加人‘自己的’集团”。“银行管道的密网扩展得多么迅速……把成千上万分散的经济变成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并进而变成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11]】

在新帝国主义阶段,一小撮跨国公司,其中绝大部分是银行,通过兼并、参与、控股等形式,在全球建立了非常广泛而细密的经营网络,从而不仅控制了无数的中小企业,而且牢牢掌控着全球经济大动脉。瑞士三位学者斯特凡·维塔利(Stefania Vitali、詹姆斯·B.格拉特菲尔德(James B. Glattfelder)和斯蒂芬娜·巴蒂斯顿(Stefano Battiston)的研究证实:为数不多的跨国银行几乎支配了全球经济。他们在分析了全球43060家跨国公司和它们之间相互交织的股份关系之后发现:顶端的737家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80%的产值。当进一步拆解这张复杂关系网,他们得出了一个更加惊人的结论:最核心的147家跨国公司控制了近40%的经济价值,而这147家公司中的3/4都是金融中介机构[12]。

2.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金融市场纵横驰骋

当帝国主义发展到新帝国主义阶段时,货币战、贸易战、资源战、信息战等接连不断,金融寡头及其代理人周顾贸易和投资领域的游戏规则,持续发动态意掠夺全球资源和财富,无所不用其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扮演着金融寡头的代言人角色,到处鼓吹垄断寡头支配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诱逼发展中国家放开资本项口限制。因为凡是按照这一套理念行事的国家和地区,其金融监管难度加大,金融系统的隐患增多,金融垄断资本就可以寻找机会掠夺它们的财富。在资本市场,管理庞大资产的私人基金公司是国际金融投资巨头[13],往往能够攻击发展中国家脆弱的金融防火墙,趁机对它们数十年积累起来的资产进行洗劫。因此,金融的全球化和自由化固然搭建了一个统一开放的全球金融体系,但同时也铺就了“中心”地区汲取落后“边缘”地区资源和剩余价值的“绿色”通道。集中在少数国际金融寡头手里并且享有实际垄断权的金融资本,通过对外投资、创办企业、跨国并购等手段,获得愈来愈多的高额垄断利润,不断地向全球征收贡赋,巩固了金融寡头的统治。

3.生产逻辑让位于投机逻辑,经济金融化畸形发展

金融垄断资本由于摆脱了物质形态的束缚,具有高度灵活性和投机性,是资本的最高和最抽象形态。如果不加以管制,极易背离一国产业的发展口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国家干预主义理念的引导下,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业经营,证券市场受到严格监管,金融资本的扩张和投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制约。20世纪70年代,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式微,新自由主义开始登台,金融业拉开了去管制化进程的序幕,调节金融市场的基本力量由政府转为市场。在美国,里根政府于1980年颁布《储蓄机构取消管制与货币控制法案》,取消存贷款利率管制,直至1986年彻底实现利率自由化。1994年通过《里格一尼尔银行跨州经营与跨州设立分行效率法》,彻底解除银行经营地域范围限制,允许银行跨州开展业务,此举扩大了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19%年颁布《全国性证券市场促进法》,大幅取消和放松对证券业的监管。1999年颁布《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彻底废除实行近70年的分业经营制度。金融自由化的倡导者最初声称,只要政府解除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监管,就能进一步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更好发挥金融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一旦金融自由化的潘多拉魔盒打开,金融资本就会如同脱僵的野马一样,根本无法驾驭。过度金融化必定会导致经济活动虚拟化和虚拟经济泡沫化。近30年来,伴随金融资本崛起的是持续的“去工业化”进程。因为生产性投资机会匮乏,金融资源逐渐远离实体经济,结果造成冗余资本在虚拟经济领域自我循环、过度膨胀、畸形发展

第一,大企业的现金流从固定资本投资转向金融投资,利润的获取渠道越来越多地来自金融活动。1982-1990年间,私人实体经济中几乎1/4的工厂和设备投资转向了金融、保险和不动产部门[14]。例如,全球最大的食品零售商沃尔玛推出了价值2500万美元的私募基金。而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放松金融管制以来,一些超市开始普遍地向公众提供种类越来越多的金融产品,包括信贷和预付费借记卡,储蓄和支票账户,保险计划甚至家庭抵押贷款[15]。80年代后流行的“股东价值最大化”原则导致公司CEO的口标短期化,一些CEO更愿意把利润用于回购本公司的股票,以推高股价,从而提高自己的薪酬,而不是将利润用于偿还债务或改善公司的财务结构。据统计,449家在2003-2012年上市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公司一共斥资2.4万亿美元来收购自己的股票,占总收益的54%,还有37%的收益被用于支付股息红利[16]。2006年,美国非金融公司的股票回购额高达非住房性投资支出的43.9%[17]。

第二,金融部门主导了非金融部门的剩余价值分配。非金融企业部门利润中用于支付股息和红利的比重越来越高。20世纪60-90年代,美国公司部门的股息支付率(红利与经调整的税后利润之比)大幅上升,60年代平均为42.4%,70年代为42.3%,而在1980-1989年间,股息支付率从未低于44%。1989年,虽然公司利润总额下降了17%,但红利总额却上升了13%,股息支付率达到了57%[18]。到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前夕,净红利支出占净税后利润的比重已占公司最终资金分配的80%左右[19]。

第三,虚拟经济过度繁荣,完全背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能力。实体经济的停滞萎缩与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相互并存,两者在一定程度上还表现出恶性互促的趋势一方面,实体经济的价值实现依赖于资产泡沫膨胀、资产价格攀升所创造的虚假购买力。由于贫富差距持续拉大,金融机构在政府支持下不得不依靠花样繁多的金融创新,去支撑居民透支消费和分散金融风险。另一方面,衍生金融品创新和资产泡沫膨胀所产生的巨额收益和财富效应,又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涌向虚拟经济。在垄断利润的驱使下,名口繁多的衍生金融产品被创造出来。金融产品创新还可以拉长债务链条,转嫁金融风险。次级住房按揭贷款证券化就是如此,通过层层包装,名曰提高信用等级,实则是把高风险转嫁他人。金融产品的交易越来越脱离生产活动,甚至可以与生产活动没有任何联系,完全就是一种赌博性交易。

三、关元和知识产权的垄断

列宁指出:

【“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2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分工的深化和细化将更多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纳人全球经济网络。从表面看来,全球生产网络格局下,每一国家、每一企业都可以发挥比较优势,即便是最不发达的国家,也能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协作,获取最大利益。但是,垄断资本的真正动机是争夺有利的交易平台,攫取高额垄断利润。特别是由于美元霸权和知识产权垄断的存在,国际交换严重不平等。可见,旧帝国主义时期表现为与商品输出并存而又作为特征的是一般资本输出,而新帝国主义时期表现为与商品输出、一般资本输出并存而又作为特征的是美元和知识产权输出。

从美元和知识产权的垄断来界定,新帝国主义的第三个特征表现为:美元霸权和知识产权垄断,形成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两极分化的全球经济和财富分配。从“资本一劳动”“资本一资本”“国家一资本”“国家一国家”四个方面来看,跨国垄断资本和新帝国主义的统治力量在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条件下得到进一步强化。

1.在“资本一劳动”关系上,垄断资本的空间扩展使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布局产业链,实现“全球劳工套利”

跨国公司通过外包、设立子公司、建立战略联盟等形式把更多国家和企业整合到其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之中。资本的全球性积累之所以可能,就在于其拥有一支规模庞大的低成本全球劳动力大军。根据世界劳工组织的数据,1980-2007年,世界劳动力从19亿增长到31亿,其中73%的劳动力来自发展中国家,仅中国和印度就占了40%[21]。跨国公司都是有组织的实体,而全球劳动者则不可能有效地联合和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且由于全球劳动力后备军的存在,资本能够运用分而治之的策略来达到驯服雇佣工人的口的。几十年来,垄断资本把生产部门向南方国家转移,结果造成全球劳工“逐底竞争”,而跨国公司却从中榨取了巨大的“帝国主义租金”。另外,跨国公司拥有很强的游说能力,可以游说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制定有利于资本流动与投资的政策。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换取GDP增长,不仅无视居民社会福利和劳工权益等方面的保护,还会承诺对投资和利润减免税收、给予信贷支持等各种优惠措施,以吸引国际资本投资设厂。因此,生产的全球化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在公平贸易的口号下更加“文明”地剥削欠发达国家,而后者为了启动现代化,不得不接受前者的资本输出以及某些不合理的附加条件。

2.在“资本一资本”关系上,跨国垄断资本支配了全球合作伙伴,金融垄断资本凌驾于产业资本之上

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新的国际分工结构仍然延续着旧的不均衡、不平等的结构体系。尽管生产和营销是分散的,但是研发、金融和利润的控制中心仍然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通常位于垂直专业化分工链条的最上游,拥有核心部件知识产权,负责制定技术和产品标准,控制着产品的研发设计环节,而它的合作伙伴往往依附于跨国公司,是产品标准和价格的接受者,更多从事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加工装配环节的劳动,承担着简单零部件大批量生产的任务。作为跨国公司的代工工厂,这些企业只能赚取微薄的加工利润,而且这些企业里的工人工资水平普遍比较低、劳动强度很大、工作时间很长、工作环境较差。尽管产品的价值主要由代工工厂的生产工人创造,但跨国公司利用不平等的生产网络占有了大部分价值增值。据统计,美国公司的海外利润占比已经从1950年的5%增加到了2008年的35%,海外留存利润占比从1950年的2%一度增至2000年的113%。日本企业的海外利润比重从1997年的23.4%上升到了2008年的52.5%[22]。跨国公司还常常利用对知识产权的垄断获取巨额回报。知识产权包括产品设计、品牌名称、营销中使用的符号和图像,它们受关于专利、版权和商标的规则和法律保护。联合国贸发会的数字表明,跨国公司的特许权使用费和许可收费已经从1990年的310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3330亿美元[23]

随着金融自由化的狂飘突进,金融资本从服务于产业资本转变为凌驾于产业资本之上,金融寡头和食利者居于统治地位。1987年以后的短短20年间,国际信贷市场的债务从近110亿美元猛增到480亿美元,其增长率远远超出了经济增长率。2007年,全球衍生金融产品市值达681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13倍,是全球实体经济价值的60多倍[24]。

3.在“国家一资本”关系上,新帝国主义国家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极力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因为经济“滞胀”久拖未解,凯恩斯主义被政府弃置不用或少用。现代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因适应垄断资本全球化金融化拓展的需要,而成了新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和政策的宠儿。新自由主义是在金融垄断资本基础上生长起来的上层建筑,从本质上看,它就是维护新帝国主义统治的政策依据和意识形态。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是新自由主义风靡全球的旗手,二人推崇现代货币主义、私有产权学派和供给学派的主张,执政期间推行私有化和唯市场化改革,随意放松政府监管,削弱工会和工人阶级维权的反抗力量。里根就任总统后,立即批准成立了以布什副总统为主任的撤销和放宽规章条例的总统特别小组,该小组主张的法令规章涉及生产安全、劳动保护、消费者利益保护等。里根政府还和大资本家联手打击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工会,解雇工会的领导人和组织者,使得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阶级更加被动。所谓的“华盛顿一华尔街复合体”(Washington-Wall Street Complex)表明:华尔街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对华尔街有利的就是对美国有利的,美国政府事实上已成为金融寡头谋取巨额经济政治利益的工具[25]。因此,能把政府权力关进笼子的根本不是选民的选票,更不是“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而是华尔街的金融寡头及其军工复合利益集团。财力雄厚的华尔街财团通过提供竞选献金和操纵媒体,影响着美国的政治进程和政策议题。由于被垄断利益集团套上了“紧箍咒”,美国政府在推动经济社会良吐发展和改善社会民生方面很难有所作为。年收人几千万美元的华尔街高管和美国政府高官的身份可以相互转换。例如,第70任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爱德华·鲁宾曾供职于高盛26年,第74任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曾任高盛集团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特朗普政府的不少高官都是垄断企业的高管。正是由于“旋转门”机制的存在,即便政府出台相关金融监管政策,也很难从根本上动摇华尔街金融财阀的利益。而且,每当出现金融危机时,政府还要对华尔街垄断寡头提供紧急援助。有美国学者经过调查发现,美联储曾用秘密的应急贷款来满足华尔街大型利益集团的需求,包括大力支持那些列席地区联储银行理事会的银行家。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华尔街五大投行中的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美林公司被美国银行收购,但是高盛却幸免于难。其主要原因:一是政府紧急给予高盛商业银行控股公司地位,此举使高盛从美联储获得海量救命资金;另一个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禁止做空金融股[26]。

4.在“国家一国家”关系上,新帝国主义的霸主—美国依靠美元霸权和知识产权,攫取全球财富

1944年7月,根据美英政府倡议,44个国家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商讨战后体系,会议通过了《联合国家货币金融会议最后议定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条款》《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条款》,统称《布雷顿森林协定》。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构建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27]。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取代英镑在全球扮演世界货币的角色。美元相对其他货币的特殊优势,决定了美国处于和其他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据统计,美元占全球货币储备的70%,国际贸易结算的68%,外汇交易的80%以及国际间银行业交易的90%[28]。由于美元是国际公认的储备货币和贸易结算货币,美国拿着几乎是零成本印刷出来的美元,不仅可以兑换他国实实在在的商品、资源和劳务,维持长期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而且可以进行跨国投资、并购他国企业,新帝国主义的掠夺性本质在美元霸权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美国还可以通过输出美元获得国际铸币税收益,并能利用美元和美元资产贬值减轻外债。美国共产党经济委员会委员瓦迪·哈拉比指出,美国国际收支账户中,其中海外净收人2001年为6583亿美元,2003年为8426亿美元[29]。美元霸权还造成了财富从债权国向债务国转移,即穷国补贴富国的不公正现象。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垄断企业控制了全世界80%的专利和技术转让及绝大部分国际知名商标,并因此获得了大量收益。据美国国家科学理事会于2018年1月发布的《2018年科学工程技术指标》数据显示,2016年全球知识产权跨境许可收人总规模达到2720亿美元,其中,美国是最大出口国,知识产权出口额占全球总量高达45%,欧盟占24%,日本占14%,而中国占比不足千分之五。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中国对外支付知识产权使用费由2001年的19亿美元攀升至2017年的286亿美元,知识产权跨境交易的逆差超过200亿美元,同期美国对外许可知识产权每年净收人都接近或超过800亿美元[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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