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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工人工作”—— 浅析佳士事件中的活跃工人

2019-7-5 07:24| 发布者: nepal1996| 查看: 53868| 评论: 1|原作者: 李莎伦|来自: Shannon Lee的博客

摘要: 珠三角以及全国工人,在时代转换背景下,面临着两项主要任务:保住已有的,争取尚未得到的。这两项任务彼此的呼应、结合以及转换,都需要工人意识到联合起来持久抗争的必要性,需要工人意识到他们身为一个阶级,有着比“多挣几块钱”要广大得多的利益,并为这些利益而奋斗。

“做工人工作”——浅析佳士事件中的活跃工人



以下为 “Doing Worker Work”: Activist Workers & the Jasic Affair 的中文版





2018年5月,在深圳市坪山区的佳士公司,有一小批员工依照《工会法》要求组建工会,并开始积极筹备。同年6月,几名主要筹备者先后被资方找借口开除了。从6月底到7月下旬,被开除的近十名员工以及若干厂外声援者组织了多起抗议示威,最后遭到警方驱散、拘押。


受佳士事件的影响,2018年下半年,又有一批关心工人话题的社会人士,陆续遭到有关部门的调查、警告以及关押,达三四十人之多[1]。在押人员的命运,引发了国内外舆论的关注,对他们的声援活动,以各种方式进行着。有的声援者,比如长期关注珠三角工人话题的香港教授潘毅,认为佳士事件“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2] 类似的声音,还有不少。


在上一篇文章中,笔者对佳士事件的脉络进行了梳理,认为这家工厂尚未出现足以刺激工人行动的利益焦点,所以2018年4-6月期间的“建工会”活动缺乏群众基础,轻易失败是可以预料的[3]


文章发表后,某些知情的声援人士,也表示“森严的管理制度,厂内的白色恐怖氛围,客观条件的限制(余、米、刘等只能接触到一百名左右的员工),和员工的极大的流动性(工厂基本三四个月‘换一次血’),让余、米、刘等人所做的努力,遇到了极大瓶颈,难以达到积累工友力量的目标。”[4]。“佳士建会”活动的当事者中间,也有人承认这家厂的集体抗争土壤,还很薄弱。与近两年进过的其它厂做了对比后,原佳士员工胡志回忆说:


在佳士厂的时候,我空有一腔怒火,个人‘单挑’有权有势的管理,很快败下阵来,激情之后,只剩面对众人不解的落寞。”[5]


另一方面,佳士抗争的顽强精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是部分声援者判断本次事件意义非常的一个主要理由:“带头的(工人)积极分子也不怕恐吓、被打,被捕,这几件事都体现出他们与以前的工人相比有很大的进步。”[6]


确实,这一小批抗争者直面国家机器的暴力、不轻易后退的勇气,在以往的维权工人中是相当少见的。正因如此,他们是些什么人,有过怎样的历练,引人关注。近半年来,知情人士在互联网上传播了若干纪实性的故事,披露了这些工人的以往活动,内容真实性大体可以信赖[7]


那么,他们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



活跃工人群像:乐于助人、敢于出头、积极抗争



凡是读过这些故事的人,不难发现佳士事件中的活跃工人,不管是15岁从贵州大山里跑出来谋生的阿英,还是硕士毕业、进厂当普工的梦雨,在与同事的交往中,都很乐于助人,与大家打成一片。阿英看到同事的两个娃娃争夺一个果冻而心酸,从同事手里买了自己未必需要的化妆品。她丈夫李展得知工友生活拮据、刚被老板克扣一个月工资,就把新买的牛仔裤塞到工友手里。米久平时不时会借钱给有需要的同事,累计好几千块收不回来。胡志与身边的老工人一起开荒种菜,一起吃甘蔗。刘鹏华跟同事出游,从纸巾到晕车药无不备齐,像个万能的哆啦A梦……


故事中反复提到,这些活跃工人常做的一件事,是与工友聚餐。米久平好请客,他喜欢说“我工资高”,其实是他那个部门加班多。大家一起吃饭,常常是他买菜、做菜、洗碗。阿英夫妇会一起下厨,给有困难的工友煮饭。梦雨和厂里的朋友们在家里“享用大餐”,大家一起动手,一起聊天。梦雨这样解释聚餐的意义:


有些工人在同一个车间干了好几年都不熟悉,但我们的聚会很快就让大家融成一片,相互之间有了更多了解,工人的力量也就蕴藏在这中间。”[8]


这些故事强调的另一个重点,是这些活跃工人无论进了什么厂,都有打抱不平的精神、敢于带头反抗。


南昌大学毕业的胡平平,在学校就替受工伤的校工阿姨争取过补偿和足额工资。来到珠三角后,在某汽配厂里,胡平平领着工友争取公积金,还举报了推诿责任的有关部门窗口人员。刘鹏华在某工厂带头要求老板为全厂补缴住房公积金,依法支付加班费。在一家注塑加工厂,胡志和几个同事被管理强迫超时加班,他们就一起去总经理那里投诉,让后者只得承诺“改正”。在广州的一家汽配厂,吴海宇站出来为产线上受伤的工友作证,让后者有机会申请工伤认定。在广州的另一家汽配厂,梦雨串联同一车间的工人写公开信,要求改善车间的粉尘问题。某日资电子厂罢工期间,尚杨雪成为普工代表,与日籍高管面对面谈判,据理力争。


也许,小米、小刘与李展的助人、聚餐,既是个人品行的自然流露,也是拉近与同事距离的方式?也许,小吴、胡志的挺身而出,蕴含了激励他人共同抗争的动机?不难推测,他们或多或少都是余浚聪式的“非典型珠三角工人”[9],不满足于个人处境的改善,而希望带动其他工友在老板面前挺直腰板,“争一口气、做一回人”。


遗憾的是,已披露的资料中,基本没有清晰勾画过这批人是如何一步步走上抗争道路的[10]。令人庆幸的例外,是沈梦雨。或许,从梦雨的工人之路,一定程度可以窥知这批人的反抗动力。


梦雨之路:从同情穷人到进厂抗争


2010年前后,沿海地区的劳资冲突震动了整个中国社会。作为社会情绪的风向标,有更多的大学生开始变得比过去更关心工厂工人的疾苦。有的学生做工业区调查,或者进厂打暑期工,了解工人状况[11]。但到目前为止,总的来说,这类活动是蜻蜓点水式的,有的参与者可能怀有严肃的政治思考,更多人只是抱着单纯的好奇心,通常不打算“扎下根”长期协助工人的抗争。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短期进厂的某些学生中,已经萌发了利用劳资矛盾在厂里“主动搞点事”以便“发动群众”的声音[12]


沈梦雨来自湖南,2013年成为广州中山大学的研究生。与2010年那波关注工人的学生相比,她是“后辈”,但走得更远。从开始关心社会话题,到参与志愿性质的文化活动,试图帮助学校后勤工人调剂生活,梦雨对工人阶级生存的认识,日益深刻了。她感到“站在旁边看一看、写几篇调研报告总是很容易的,但改变工人受苦受难的现状却更加有必要。”[13] 搞了一阵子文娱社团后,她明白了“工人所受的压迫不仅仅是业余时间的枯燥和无聊,更是工作和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剥削和绝望,我觉得除了唱歌跳舞,还应该做点别的。”[14]


两年多的在校时间里,梦雨声援过广州环卫工补缴社保的集体维权,走访过要求搬迁补偿的珠三角罢工工人,也进厂打过短期工。2015年11月,梦雨来到广州一家汽配厂当普工,一干就是两年多。回顾这个阶段的人生经历,2018年下半年她总结说:


我的选择并非天马行空,也不是一时兴起,它深深植根于我的生命历程,我对工人现状的感悟和认识,以及我觉得现状必须要有所改变的原始动力。”[15]


在这家厂里,梦雨结识了朋友,推动过改进劳动环境的小抗议。说起来,这家厂也有工会,工会委员主要由管理层兼任,作用不大。就以2017年的厂工会换届选举来说,梦雨所在的第一分会选出31名会员代表,其中只有7名作业员;最终选出的11名工会委员,只有一名作业员。进厂一段时间后,梦雨当选为车间的工会会员代表(即“小组长”)。或许,她想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


2018年4月,梦雨跟几个伙伴在同事中做了一些鼓动后,她被本车间推选为当年工资集体协商职工方代表。4月10日,工会委员会公示了梦雨在内的职工方代表名单。当晚,梦雨开始问卷调查,收集员工意见,引起了管理的警觉。4月16日,厂方决定在协商期间,禁止梦雨去车间干活,以防串联。4月24日,厂工会声称第一分会的选举程序不合法。4月25日,梦雨向全体工会会员发出公开信,宣言“不管今后还将面临多大压力,我都将坚决捍卫全体员工加薪的合理合法利益”。4月26日,工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提出撤销梦雨的协商代表资格,但未获多数代表同意。


5月18日,员工通勤车上出现了抹黑梦雨的匿名传单。同日下午,举行了职工方协商代表团的第三次会议,商讨加薪方案。会议上,厂工会主席提出加薪方案不必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表决。对此,梦雨坚决反对,指出代表内部有分歧、方案本身对员工可能不利的前提下,必须让普通会员去确认方案的合法性。5月21日厂方要求工会协商代表团撤换梦雨,指责她在问卷调查中“泄露公司秘密”。同时,厂里不许梦雨加班,并把她安排去会议室单独打杂。经过了几轮走形式的“记过警告”程序后,5月28日厂方开除了梦雨,不给任何补偿[16]。同时,经过多轮协商,2018年6月厂方对员工提高工资的要求有所让步。


梦雨出厂后,一度带着两个同事去法院控告厂工会违反《工会法》,也就自己遭受无理开除一事申请了劳动仲裁。这个过程中,她的绝大多数同事只是旁观而已。



为什么工人没有更有力地保护梦雨?



在厂里的时候,梦雨努力跟大家交朋友,也带头争取过小改善。2018年的集体协商开始后,员工选她当代表跟厂里谈工资,说明至少认可她是个靠谱的人。厂里嫌她“捣乱”,示意工会代表大会撤销梦雨的协商代表资格,居然失败了。也许,部分管理(会员代表包括了相当部分的管理、办公室人员)暗地里乐得在工资协商的节骨眼上,有个跳得高的“替死鬼”出头找老板的麻烦。


梦雨被开除后,除了很少几个人,厂里的员工并未站出来给她撑腰。放在珠三角的劳资关系环境下,这不难解释。虽然厂里的人都关心这次工资协商,但行动的“烈度”不高,近乎是梦雨一个人单打独斗。同事们对她有所支援(投票选她、参与问卷、抵制厂方剥夺梦雨代表资格的企图),从她们的角度说,可能这就算尽力了,况且厂里一直在给所有人施加压力[17]


对工人行动稍有研究的人,都知道集体维权时,工人“放弃”带头人,或者带头人甩掉员工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至今为止,珠三角工人对维权的一般理解,就是成了固然好,输了也不是末日。从这种心理角度出发,不难揣测梦雨同事们的想法:打工也好,选梦雨当协商代表也好,无非是为了多赚点钱。梦雨被开除了,算她倒霉。她想打官司索赔,那就试试看呗,官司打赢了有钱拿……

话说回来,当集体行动持久、激烈,工人的投入程度比较深,就有可能更积极地保护带头人,包括在事后集资给予补偿[18]。当然,对带头人来说,被“放弃”的打击,怎么说都是痛苦的。


几年前,广州某日资五金厂的技术员小梅,由于工作出色而受到厂里的提拔,跟高层管理的个人关系也比较熟。在部分老员工对她这个“能人”的恳求下,在当地某劳工服务机构的指导下,她站出来带领几百个老员工争取补缴社保(厂里一直给她本人按时缴社保),前后将近一年。历经了剥夺出国进修资格、调岗去一个没有天花板的房间“整理公司资料”以及最终开除之后,员工们的社保终于补上了。但由于公司的恫吓,也因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大家都悄悄躲着她。后来,小梅向一位访谈者讲述了她当时的沉重心情:


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被)打压了,他们(争取社保的员工)之前还会找你去沟通,是因为他们还没拿到钱[19],拿到之后就真的没有,特别清静。自从公司给我装了监控和窃听之后,之前和我走得很近的人都不敢了。他们都很清楚,因为那个厂长也开会跟他们说不要跟我太近,所以我觉得他们在这方面是有蛮多顾虑的,在和我划清界限。……我记得我被辞工之后那段时间,一个人待在家里,我一般当着人的话都不流眼泪的,所以我经常一个人流泪,特别是在被(公司)处罚了之后,我也很紧张。[20]



这批活跃工人的特别之处在哪里?



无论小梅还是梦雨,她们受到老板迫害后的困境,是抗争工人常见的遭遇。事实上,无论是否带头,抗争的过程总要遇到阻力。小米、小余以及梦雨代表的这一小群活跃工人,无法超脱于这个规律。


虽然那些纪实故事唱着昂扬的调子,但很容易看出,在鼓励工友抗争的尝试中,在与厂方的交锋中,他们都遭遇过艰难的时刻。为工人出头,容易被开除、调岗或者“礼送出境”,比如刘鹏华、小吴和胡志。团结工友迈出了一步(迫使厂方承诺增发防尘口罩),想推动大家迈出下一步(补缴住房公积金),费尽口舌却没多少人响应,比如梦雨。围绕搬迁补偿的罢工谈判僵持不下时,可以期待几百个工人包围行政楼;时过境迁,就很难指望哪怕十个一起行动过的工人,去声援其他厂组建工会的斗争,比如尚杨雪……


另一方面,他们虽时有受挫,却一直有机会尝试团结工友起来抗争。在充分就业而老板普遍违法的珠三角,“抗争中途有阻力”的另一面,是“开始抗争很简单”:只要你够胆量跟厂里开口要回属于你的利益,就可能得到点什么,最坏无非是炒掉。由于珠三角劳资关系“摩擦多、烈度小”的大环境,小米、小余等人在不同工厂里对资方的挑战(以及对身边工人的示范),虽往往有始无终,但“打一枪换个地方”,不愁没有施展拳脚的空间。


或许,正是这种具有繁荣时代特色的“宽松空间”,让这批活跃工人对形势的判断产生了错觉。梦雨被开除后,尽管同事们袖手旁观,她的公众号上仍出现了下面的亢奋文字:


整个(协商)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公司的弱不禁风和工会的丑恶嘴脸,他们打压员工无非也就那么几招,正所谓‘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既然这只纸老虎已经被烧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就更不用放在眼里了。”[21]


字里行间,可以闻到一股自我麻痹、以想象代替现实的明显情绪[22]……


行文至此,笔者得出的初步结论,是这批“非典型工人”在工厂里搞的大小抗争,从过程到效果来说,比照一般工人的维权行动,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梦雨的汽配厂实践,清楚揭示了这一点。如果说梦雨希望启发工人,让她们意识到,身为一个阶级,她们有着比“多挣几块钱”要广大得多的利益,那么从客观结果来说,她没有成功,她在厂里试图带动起来的那群同事,显然还没意识到这一点,更谈不上为了这些广大利益而奋斗了。


更进一步说,如果非要从他们的实践中找到什么特别之处,那就是这一帮人本身很特别:他们发起、参与抗争,有着比一般维权工人更多的追求也许,他们代表了工人斗争的一部分探索者,这几年在厂里展开活动,是想找到推动工人联合、提高工人斗志的方法?也许,佳士事件的本质,是他们(或他们中的一些人)受到某种主张的误导,急于“打出声威、壮大队伍”,以便吸引更多志同道合者共同奋斗?笔者暂时无法下结论。



对工人抗争道路的探索,有待延续



目前,小米、小刘以及梦雨等人身陷囹圄,他们的探索实践,被迫中断了。而他们参与的佳士建会,也由于缺乏力量、时机不对而失败了。也许,他们经验太少,而幻想太多;也许,他们还没看清向前的路,很难把握方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珠三角工人的抗争不会因个别人的受挫、跌倒,而就此停顿。


2016-18年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经历着新旧产业部门的此消彼长,同时面临着全球市场竞争的压力。全球性经济危机多年不曾消退的背景,只会使这种竞争更趋猛烈。在国家意志的作用下,今后一段时间,工人收入的增长可能趋于停滞[23]。珠三角工人,如同全国工人以及整个中国社会一样,正在经历时代的转换。工人生存的老办法、老习惯,或许也不得不有所转换了。不久前,一位关注者指出:


作为一个整体,珠三角工人像一个活的有机体,长到了一定年纪,需求也日益复杂。他不仅需要一份工资,也开始考虑老年的生计,儿孙的前途,或者至少能够跟上‘文明’生活的起码标准。他开始比以往更积极地争取社保,他渴望更进一步提高工资待遇,让子女的教育、婚姻、事业比自己这一代要强,相比从前艰难求生的日子,他想方设法活得舒服点,色彩更丰富。工人的后顾之忧变多了,但加重的负担,同时蕴含着投入更严肃斗争的潜在动力。[24]


所谓“更严肃斗争”的内容和可能的面貌,还有待探讨。但多少可以看出,珠三角以及全国工人,在时代转换背景下,面临着两项主要任务:保住已有的,争取尚未得到的。这两项任务彼此的呼应、结合以及转换,都需要工人意识到联合起来持久抗争的必要性。也就是说,需要工人意识到他们身为一个阶级,有着比“多挣几块钱”要广大得多的利益,并为这些利益而奋斗。正如2018年年底某位佳士女工所写:“一切欠我们的,我们都要讨回来!”[25]

—— 2019年2月22日




注释



[1] 2018年11月,深圳市坪山区某劳工服务机构“青鹰梦工场”的多名工作人员被捕。2018年12月底,多名原佳士员工以及声援的工人、学生,因参与宣传性的社会活动被警方拘捕。

[2] 2018年8月17日 潘毅:深圳佳士工人维权的两大意义

[3] 佳士事件短评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37799

[4] 青年先锋网 先锋评论员2018-12-20“‘甩脱尾巴很重要’——佳士事件短评的短评”

[5] 2018年8月19日 天下乌鸦一般黑,坪山何处艳阳天!

[6] 2018-09-07专访潘毅谈佳士工运:以“社会主义”探索如何跨越“资本主义”

[7] 这些纪实故事以“佳士工人声援团”的名义发布,要么(至少名义上)由当事工人创作,要么文章涉及的员工,他们的家人对内容没有提出异议。

[8] 佳士工人声援团2018年10月3日“沈梦雨传”

[9] 同注释3。

[10] 这些纪实故事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叙述的人物事迹很不完整。只有沈梦雨作为日弘厂工资集体协商风波的当事人,公开了较多的实践细节。

[11] 《深圳下厂经历》文/alexmaoist(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0年7月 文章作者这样解释自己的进厂动机:“作为一个自命毛派的左青,长期混迹于北京的学生圈子里,虽然在全国各地搞过不少走访调查,但对南方的工厂,对于新一代的工人几乎没有了解”

[12] 同上:“短期下厂的青年,通过刻意制造在一定限度内与厂方的冲突(要自己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和冲突的激烈程度),比如拒绝加班,要求改善工作条件,或者辞工讨要工资,在冲突过程中,尝试做到对工人的启发,以冲突为话题与工友开展交流”

[13] https://mp.weixin.qq.com/s/D-LnMxzXImxYPQy_8aeJgA “梦雨:无悔选择——从中大硕士到流水线女工” 2018-7-7

[14] 同上

[15] 同注释13

[16] https://jiashigrsyt.github.io/sp/ 2019-01-21“认罪视频”细节公布|污蔑终将被破除

2018年8月,梦雨参与了佳士建会的声援活动,随后失踪,疑似被官方拘押。2019年1月初,官方在一定范围展示了她与其他三人的“认罪视频”。据知情者透露,在视频中,她声称自己“(中大研究生)毕业后,加入企图通过工人运动颠覆党和政权的组织,接受组织安排打工。”

[17] 通勤车出现抹黑梦雨的传单后,有七八个员工作证车上确有传单,立即遭到厂里的惩罚警告。

[18] 2013年,深圳某家私厂的搬迁补偿罢工中,工人代表老吴被刑拘后,部分员工集资筹了一笔钱给他家属。(见《2013 搬厂罢工》中的访谈)

[19] 即补缴社保。

[20] 自印小册子《工人访谈员》《工人代表访谈录》之三

[21] https://mp.weixin.qq.com/s/c7IUzBYWdNFIYbk6I41OjA 读者来稿 “团结就是力量” 2018-6-30 微信公众号“梦雨有话说”

[22] 回过头看,在佳士建会以及后续的声援活动中,一直存在“以想象代替现实”的强烈倾向。

[23]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持下,2012年出版的研究文集《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第二篇 “从经济金融理论视角看两次危机”第三小节“对我国的启示”。文中强调“要坚决防止民粹主义倾向的政策,最低工资过快上涨、劳动者过度保护、工资水平提高过快,会使劳动力水平高于均衡,反而会增加失业和降低劳动生产率。”

[24] 2017年自印版《工厂里的行动 珠三角抗争工人口述集 第二辑》

[25] 2018-08-10“我的丈夫余浚聪——那个领唱国际歌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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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秋火 2019-7-20 14:16
对于“为什么工人没有更有力地保护梦雨?”那部分不太赞同。

事实上不论群众基础如何,现在这种斗争阶段,工人只是被资方开除,都很少会引发其他工人以实际行动进行支援。主要原因应该仍是目前用工需求下,在工业区找工作并不难。过去多次工人集体行动,即使很有群众基础的,即使集体行动正在进行时,员工代表被开除了,也很少会引起其他工人的实际支援,比如2010南海本田罢工就是这样。

文章用吴贵军被刑拘得到工友集资支援(见注释18)来同梦雨被开除后同厂绝大多数工人没有出手支援保护来相比,是不可比的,因为现阶段,被刑拘比被开除严重得多,不是一个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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