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由工业国变为工业大国，1985-2019
1982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新中国的第四部《宪法》。它“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被宪法学者许崇德称为“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治国安邦的总章程”。[35]
《宪法》涉及到工业化与国有企业。它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序言第七自然段确立“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也就是说，中国当时已经是工业国，但工业整体还不够先进，需要逐步实现工业的现代化，由工业国变为工业大国。
《宪法》第六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第七条涉及国有企业，它进一步规定：
【“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营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1982年《宪法》通过后，经过了五次修正，其中序言第七自然段被修正了四次。不过，“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目标从未动摇。另外，《宪法》修正内容多与经济制度相关，有些修正直接与国企相关。例如，1993年的修正案将第七条中的“国营企业”改为“国有企业”；1999年的修正案在第六条后加了一段话：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这意味着，在现阶段以及今后很长一个时期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可能纯而又纯，只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能要求只实行公有制、不允许其它所有制存在。除了运行多种所有制外，分配方式也需随之做出调整：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同时，允许其它分配方式的存在，包括按资分配。
在过去30多年，随着《宪法》发生变化，国企、资本、工业与经济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国有企业的壮大
自从1978年以来，国有企业经历了多轮改革，其中重大改革往往与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三中全会有关。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调整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在1978-1984年间，国企改革偏重国企的外部关系，如与政府财政的关系、与银行的关系。这个时期出台的重大改革包括拨改贷、利改税等。以前国家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企业的投资、技术改造等需要的经费是国家财政拨的，现在不再无偿拨付，而是改由银行贷款，企业要还本付息。这叫“拨改贷”。“利改税”是指，以前企业的利润要上缴政府财政，没有什么留成；现在企业不用上缴利润，而是依法纳税，剩下的钱归企业支配。两项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增加企业的自主性、积极性。
1984年底，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后，在1984-1993年间，国企改革的重点转向偏重国企的内部关系。当时有句流行的话，叫做“包字进城”，即把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思路运用与企业改革。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以为工厂让厂长、经理、车间主任、班组长层层承包起来，就会产生活力，就可以提高其效率与利润。具体的做法是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其实，哪有那么简单。现代工业与农村的小生产毕竟不同。
1993年底，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后，在1994-2013年间，国企改革的思路偏重转换国企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此期间，国资委组建起来了；影响更大的是抓大放小，采取了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多种形式，对一大批中小企业进行改制，让几千万国企与集体企业职工“下岗分流”，直接推向市场。
2013年底，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那时到现在，国企改革的思路是以管资本为主，推动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
这几轮改革，每一步都对国企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其影响之大、之剧烈，回看下面图表呈现的历史数据，还会让我们感受到强力的冲击感。
图13描绘了在1950-2010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三种形态的变化轨迹。第一种形态是企业收入，即企业向国家财政上缴的利润。第二种是各项税收，企业与个人向国家财政缴纳的税赋。第三种是其它，包括各种非税财政收入。三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即使完全不懂财政学，一看图13就会注意到，从1978年开始，发生了一项趋势性变化，即企业收入的份额减少、各项税收的份额增加。起初，变化是逐步的，每年增减一点；1985年，出现断崖式变化，企业收入的份额缩至微不足道；1993年以后，企业收入彻底消逝，各项税收几乎成为财政收入的唯一形态。这整个演变过程就是“利改税”：改革以前，企业向政府财政上缴利润，没有什么留成；改革以后，企业按章交税后，剩下的利润归企业自己支配。这项改革的目的破除软预算约束，一方面让企业有更强的动力去创造利润，另一方面迫使企业在使用利润时更精打细算。
图13：国家财政分项目收入，1950-2010
“利改税”让企业留下了更多的钱，但“拨改贷”让企业不再能从国家财政那里轻易拿到钱。看看前面的图5.8，我们会发现，一直到1979年，国企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钱，三分之二来自“国家投资”。改革者认为，获取这种没有成本的“国家投资”，企业会本能地染上“投资饥渴症”，千方百计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投资，而不考虑投资效益。图8显示，1979年以后，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的“国家投资”份额迅速下滑，到九十年代中期，其份额已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取而代之的是企业“自筹资金”，即“利改税”让企业留存的那部分钱。与此同时，“国内贷款”部分异军突起，成为国企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贷款与财政拨付的“国家投资”很不一样，需要还本付息。拿银行贷款投资，企业不得不认真考虑成本收益。这也正是“拨改贷”的目的。
不过，“利改税”、“拨改贷”等加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很快导致一种未曾意料到的后果：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分布偏向东部沿海地区。其实，原因也不难理解。以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国家计划进行，可以运用“国家投资”这个杠杆调节各地区的平衡。现在，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企业的自主行为。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设备较为先进、管理水平较高、职工素质较好、零部件配套比较容易、产品销售市场较近、进出口比较方便。相比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利改税”可以让东部企业有更多的留利，“拨改贷”可以让东部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结果，投资便慢慢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这在图14中看得很清楚：八十年代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只有大约一半分布在东部；而到了九十年代初，这个比重已经上升到约三分之二。投资集中到东部，中西部投资匮乏的后果是，地区差距逐步拉大。[36]
图1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地区分布
“利改税”与“拨改贷”都可以看作是意在打破大锅饭的改革。打破大锅饭也许还相对比较容易，端掉铁饭碗比较难了。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试图端掉铁饭碗的改革都不太成功。早在1986年，国务院便颁发了关于改革国企劳动制度四个规定，标志着政府意在开始推行劳动合同制，即对国企新招收的工人不再提供铁饭碗。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并于两年开始实施，但一直争议不断。直到20年后的2006年，全国人大才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破产的国企并不多。1991年底、1992年初，举国上下曾一度推行企业改革“砸三铁”，有些地方还提出“用三铁砸三铁”，即用铁心肠、铁面孔、铁手腕砸破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口号很响亮，但实在砸不动，几个月后戛然而止。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企改革的核心任务，并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思路：
【“一般小型国有企业，有的可以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有的可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给集体或个人”。】
但如果看图15，1993年后国有工业企业的单位数量和国有职工的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倒在继续上涨：前者增加了1.3万个，后者增加了340万人。这说明，仅靠改革政策设计、政策宣示本身，能带来的变化其实是有限的。
真正导致国企砸掉铁饭碗的恰恰是国企造就的一项历史性转折。千百年来，中国经济一直是短缺经济，很多大多数商品，包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无法满足全国人民的需求。然而，到了九十年代初，新情况出现了。1990年底，中国社科院的学者何新敏锐地觉察到，中国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不再是“需求大于供给”，而是生产过剩。[37]当时，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他这种说法是“胡说八道”，因为按照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的说法，社会主义经济必定是短缺经济。这些经济学家坚信，中国当时依然是短缺经济，不存在过剩问题。
但是，理论拗不过现实。到九十年代中期，越来越多的领域出现过剩，买方市场取代了卖方市场。1999年，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出版的《中国工业发展报告》带有一个醒目的副标题《告别短缺经济的中国工业》，它正式宣告：“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工业品和供给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严重短缺转向了相对过剩，工业的增长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38]
需要指出的是，短缺经济是国有企业在工业领域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实现的。九十年代中期，国有工业企业的单位数达到峰值，国有职工的数量达到峰值，国有企业实现利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超过1600亿元），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与集体企业仍占比70%以上，当时还没有太多的私营企业和外国企业。据此，我们可以说，告别短缺经济是国企造就的一项历史性转折。
《老子》云“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的确如此，一旦告别短缺经济，随之而来的便是竞争加剧、盈利困难。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下半年开始，外贸出口增速大幅回落，2002年才恢复持续增势。一方面是国内市场过剩，一方面是国外市场东西很难卖出去，或者增长率很低，双重压力叠加，国有企业（包括集体所有制企业）利润下滑（从1993年的1667.3亿元下跌到1998年的213.7亿元），亏损面扩大（从1992年的22.7%扩大到1999年的53.5%），破产案增长，[39]其表现是国有工业企业单位数、国有职工人数出现断崖式的垮塌。图15将此呈现得一清二楚。铁饭碗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被端掉的。
图15：国有工业企业单位数、国有职工人数
如果在国企职工之外加上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十年中，人数从1.4亿人下降到7000万人，减少了约一半，相当于整个英国或法国的人口。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如此之多的人下岗、失业或提前退休，几乎涉及每个城市家庭，却没有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这也算是一个世界奇迹。这么多人付出这么高的代价，换来的是国有企业浴火重生。如图16所示，1998年跌入谷底后，国有企业的盈利水平开始快速回升，到2018年已高达33877.7亿元，是国企改制前极值（1993年）的20.3倍。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盈利面也开始上升，近十余年里一直维持在55%上下。
图16：国有企业的利润额与盈利面，1980-2018
国有工业企业的数量于2011年降至谷底后，不再继续此前16年不断下滑的趋势，且增加了约2000家；2005年后，国有职工人数的下滑也有所缓解（图15）。虽然按这两个指标，国有企业确已失去了往日的霸主地位；但换个角度看，国企是更强了、壮大了：随着每年创造的利润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拥有的资产也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1999年的8.05万亿猛升至2018年的42.5万亿，翻了五倍，年均增长率高达9.8%（图17）。
图17：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总计，1999-2017
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越多进入了《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1990年，中国唯一进入这个排行榜的企业就是一家国企。在过去30年间，上榜的中国企业数目猛增（图18）。到2018年，已有120家中国企业排入世界500强，远超日本，仅次于美国的126家。如果过去30年的趋势持续，中国超过美国应该就是发生在几年之内。在120家上榜的中国企业中，83家是国有企业，占约70%。
图18：《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各国企业，1990-2018
▌国家资本的壮大
虽然国有企业经历了脱胎换骨式的改制，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并没有萎缩，而是持续增长。不错，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下滑了不少，但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本身的体量已今非昔比，增加了20多倍（图19）。更重要的是，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不仅是壮大国有经济的手段，也是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仔细观察图5.19会发现，在亚洲金融危机暴发后1998年、世界金融危机暴发后2009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比一般年份要高许多。图19还显示，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后，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止跌企稳，出现反弹；尤其是2016年经济增长率下滑至6.7%后，该比重大涨约10%。这也许让有些人感到意外。其实，之所以出现这个反弹，很重要的原因是，私营企业的投资下降了，必须由政府运用国家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政府掌握一定规模国家投资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图19：国有固定资本投资，1980-2017
也许，更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在1952-1984年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的年份有8个；而在1985-2017年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的年份只有2个（1989年与2011年）。前一个时期，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6.1%，后一个时期，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8.1%，高于前一时期2个百分点。
由于在国企改制的同时，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的速度不减，累计形成的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也快速成长：1985年不到6千亿元，1989年破1万亿元，2007年破10万亿元，2016年已接近30万亿元，在这些年里，增长了49.3倍（图20）。固定资产原值反映的是企业在固定资产方面的投资和企业的生产规模、装备水平等。很明显，国有工业整体的生产规模与装备水平如今已经越过了好几级台阶，站到了一个新的高地上。
如果看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占全国独立核算工业固定资产原值的比重，它在过去30多年里下降了近一半。八十年代初，在全国独立核算工业的固定资产原值中，国有工业一枝独大；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民营、外资工业已经长大了很多，国有工业的份额相应缩小；到2014年以后，该份额稳定在45%的水平上。在这个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国有企业仍然占据着中国工业经济的主导地位。
图20：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与占比,1980-2016
国家资本壮大了，但现在它的投资方向与以前已大不相同。近年来，中国政府按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进而有为、退而有序”的原则，沿着竞争性行业和战略性、垄断性行业两条线，加快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的步伐。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国有经济只是选择性地保留了少部分国有企业；除此之外，则按照市场化原则，适当收缩战线，退出、退足、退够，尽量为民间资本和民营经济发展创造广阔市场空间。不过，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资本投入力度不减；同时也放宽行业准入，引导社会资本、民间资本进入，提高相关行业竞争性业务的市场竞争程度，提高行业运行质量和效率。
表14表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再仅仅是政策指导原则，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变为现实。中国工业分为三大门类，即“采矿业”、“制造业”、以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50个大类，509个中类，5090个小类。[40]如果我们查看工业各个领域的“实有资本”构成，就会发现有些领域“国家资本”的比重比较高，其它领域则是“集体资本”、“法人资本”、“个人资本”、“港澳台资本”或“外商资本”的比重比较高。实收资本是指企业实际收到的投资人投入的资本。以各领域实收资本中国家资本的比重是否大于45%为指标，表14将国家资本的大类投资重点突现出来。我们看到，在“采矿业”门类中，有3个大类由国家资本主导，即“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以及“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在“制造业”门类的众多大类中，国家主导的只有3个，即“烟草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和“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而整个“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门类都是由国家主导的。很明显，这些由国家资本主导的产业恰恰就是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而其它领域则是竞争性行业。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是空话，已经化为现实了。
表14：国有资本主导的行业，2016年
▌工业的壮大
在国有企业的引领下，在国有资本投入的推动下，过去70年，中国工业突飞猛进。与解放前相比，今天中国的工业可以说是已有云泥之别。对比表12中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在世界位次的变化，在世纪之交，中国已在钢、煤、水泥、化肥、化纤领域居世界首位；到2016年，除受自然资源禀赋限制的原油外，中国已在八大类产品的产量方面位居第一。
表12展示的只是中国工业的几种主要产品而已。事实上，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中国有220多种的产量在全球稳居第一。1990年，我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为2.7%，居世界第九位；2000年上升到6.0%，位居世界第四；2007年达到13.2%，居世界第二；2010年占比进一步提高到19.8%，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自此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41]到2017年，中国已经占到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28.6%。[42]
发电量也许可以看作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图21对比了中国与美国自1949年以来各自的发电量。1949年，中国的发电量仅仅相当于美国的1.5%。一直到1975年，中国的发电量才相当于美国的10%。此后直到2000年前，中国以大约每年一个多百分点的速度追赶美国。2001年，中国的发电量相当于美国的40%。在接下来的9年间，中国的进入蛙跳式追赶阶段，每年进步6-7百分点。这样，到2010年，中国的发电量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过去9年，中国进步更快。到2018年，中国的发电量已超过美国63%！
图21：中国与美国的发电量，1949-2018
数据来源：美国数据来自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AnnualEnergy Review, https://www.eia.gov/totalenergy/data/annual/index.php
发电量进展神速，中国的整体中国工业也是如此。按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工业竞争指数（The competitive industrial performance index简称CIP指数），1990年，中国在世界各国中排32位。此后，中国的排名平均每年至少前进一位；2015年超过韩国，排全球第四位；2016年（即2019年公布的最新数据），超过美国，排位第三；在排名领先的十个经济体中，是唯一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年，中国的得分是0.3764，比排第二位的日本（得分0.3998）相差0.02，已是很小的差距。在工业竞争指数方面，中国超过日本，应该是指日可待。与排名第一位的德国（得分0.5234）相比，中国还有较大差距，赶超德国应该是中国工业下十年的目标。[43]
工业竞争指数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数，它还可以细分为其它一些分项指数，它们从不同角度评判各国工业的发展水平（见表15）。“国家总量份额”衡量制造业在各国经济中的分量。在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高达0.32高于韩国、德国、日本，更高于其它国家；“制造业产品出口占全部出口比重”达0.96，仅低于韩国0.01，高于其它经济体。
“全球份额指标”衡量各国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我们看到，中国遥遥领先其它9个先进经济体；无论是“对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影响”，还是“对全球制造业产品贸易的影响”都是如此；充分凸显了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
上两类指标衡量的是各国制造业的量级，它们明白无误地显示，今天的中国已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性工业大国。
表15：工业竞争指数及其分项指数，2016年
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Competitive Industrial Performance Index 2018，https://stat.unido.org/database/CIP%202018。
不过，第3类指标“中高技术活动份额”却揭示出中国工业的短板。这类指标衡量的不是各国工业的“量”而是“质”。从表14看，用“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全部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衡量，中国低于其它所有9个经济体；用“中高技术制造业产品出口占全部制造业产品出口的份额”衡量，虽然中国得分略高于爱尔兰、意大利、荷兰、比利时，但远低于其它5个工业强国：美国、瑞士、德国、韩国、日本。同样，如果用“人均MVA指数”衡量，中国与其它9个经济体的差距也相当大。能够名列全球“工业竞争指数”前十名，说明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强国俱乐部；但与强中之强相比，我们还不是最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迈向工业强国是我们的光荣使命。
▌经济的壮大
在现代世界，工业弱则经济弱，工业强则经济强。由壮大起来的工业做支撑，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经济体。这方面的报道与论述已经很多，此处不再赘述，两张图22和图23足矣。
图22：各国GDP占全球总量的比重，1950-2019
数据来源：The Conference Board, TotalEconomy Database, April 2019, https://www.conference-board.org/data/economydatabase/TED1
图22告诉我们，刚解放时，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但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只占世界总量的4.2%；而美国当时是无可置疑的霸主，一家独占26.4%。虽然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它老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当时依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欧、美、澳其它各国加总的占比高达35.8%。70年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的变化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中国的全球占比已增加到18%，是日本占比的四倍，超过美国的16.8%，距欧、美、澳其它各国的总和18.4%只有一步之遥。
中国经济整体增大了，受惠的是全体中国人。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中国从来都属于“低收入国家”，且1949年时，中国是“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1999年，中国终于从“低收入国家”毕业，进入“中低收入国家”之列。2010年，中国进入更高的“中高收入国家”序列。[44]图23用世界银行的数据，描绘了自1960年以来，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如何一步步超越低收入国家平均值（1991年）、中低收入国家平均值（1995年）、中高收入国家平均值（2016年）。目前，中国目前正在向高收入国家的目标迈进。值得注意的是，高收入门槛并不是持续向上提的。事实上，世界银行2019年设定的高收入门槛比8年前还低。按照过去十余年的趋势，未来5年左右，中国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应该是大概率事件。如果这真的如期而至，世界经济的版图会大不一样：世界上，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会超过生活在低收入国家的人口。
图23：中国：迈向高收入经济体
四、小结
可以用四句话总结国企对中国工业化的贡献：推动中国从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国，推动中国从短缺经济过渡到过剩经济，助力中国从工业国转型为工业大国，控制经济命脉，主导经济发展，助力中国迈向工业强国。
注释：
[1]《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第470页。
[2]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1页。
[3]笔者小时候在武汉长大。那时武汉有种早点，叫作“洋糖发糕”，不过就是一般的甜味发糕，因为用了糖，就被叫作“洋糖发糕”。
[4]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9页。
[5]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1957》（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第61页.
[6]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35-736页。
[7]沈志华、崔海智，“毛泽东与苏共领导人第一次正面接触：关于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的俄国解密档案”，《冷战国际史研究》，第18卷，第388页。
[8]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1924年8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91页。
[9]吴兆洪，“我所知道的资源委员会”，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商经济组编，《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106页。
[10]莫如俭，“中国留美学生政治意见测验统计”，《观察》第4卷第20期（1948年7月17日）。
[11] Tae-Gyun Park, “Different Roads, CommonDestination: Economic Discourses in South Korea during the 1950s,” ModernAsian Studies, Vol. 39, No. 3 (Jul., 2005), pp. 661-682.
[12] Martyn Sloman, Socialising Public Ownership(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78)
[13] Steve H. Hanke, “Europe's NationalizedIndustries,” The Free Market, April 1985, https://mises-media.s3.amazonaws.com/fm485_0.pdf.
[14] Rebecca Candoy-Sekse and Anne Ruiz Palmer, Techniquesof Privatiz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Vol. III, Inventory of CountryExperience and Reference Materials, World Bank Technical Paper, No. WTP 90(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88),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188731468739214119/Techniques-of-privatization-of-state-owned-enterprises-inventory-of-country-experience-and-reference-materials.
[15]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1957》（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第72-84页
[16]吴太昌、武力等，《中国国家资本的历史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61页；李定主编：《中国资本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第40页；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17页。
[1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第33页。
[18]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1957》（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第106页
[19]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1957》（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第109-110页。
[20]吴太昌、武力等，《中国国家资本的历史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总论第四节“新中国国家资本的发展与运行的经验教训”。
[21]把这个时期的截至点放在1984年的理由很简单：虽然一般把改革开放的起始点放在1978年，但是直到1984年底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改革开放的重点才由农村转向城市。
[22]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0-1081页。
[23]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0-241页。
[24]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7页。
[25]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73页。
[26]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6页。
[27]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1页。
[28]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页。
[29]毛泽东，“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1959年6月29日、7月2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8页。
[30]除非另加注明，本节与下节所有图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提供的《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31]依据1980年的数据估计。这一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为745.9亿元，集体经济为46亿元。
[32] Wilfred Malenbaum, “Modern Economic Growth inIndia and China: The Comparison Revisited, 1950-1980,”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Cultural Change, Vol. 31, No. 1 (Oct., 1982), p. 66.
[33]袁乔，“‘衣被’中国：中国纺织工业60年”，搜狐财经，2009年10月23日，http://business.sohu.com/20091023/n267672597.shtml。
[34] World Bank, China: Socialist EconomicDevelopment, Vol. 1., The Economy, Statistical system, and Basic Data(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83), p. 12.
[35]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77页。
[36]胡鞍钢、王绍光、康晓光，《中国地区差距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王绍光、胡鞍钢，《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
[37]何新，“论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与日本经济学教授S的谈话录” （1990年12月11日），《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上篇》（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4页。
[38]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工业发展报告：告别短缺经济的中国工业》（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第1页。
[39]在九十年代初，中国法院审结破产案件的数量每年只有几十件，后来增加到每年几百件，1994年以后是每年几千件，到2001年前后达到峰值9110件。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中国跨境破产研究综述》表一，http://www.gdcourts.gov.cn/web/content/40940-?lmdm=1041。需要注意的是，经过法院审结的破产案件只是实际破产数量的冰山一角。
[4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委，《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7年，http://www.stats.gov.cn/tjsj/tjbz/201709/P020171009408912690353.pdf。
[41]贾涛，“全球制造业的几个特点与中国的应对”，《经济导刊》2018年7月号。
[42]卓贤、黄金，“制造业岗位都去哪了：中国就业结构的变与辨”，《财经》2019年第9期。
[43]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Organization, The Competitive Industrial performance: Biennial CIP Report, edition2018 (March 2019), https://www.unido.org/sites/default/files/files/2019-05/CIP_Report_2019.pdf。
[44] World Bank, “Classifying countries by income2019,”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download/site-content/OGHIST.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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