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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回顾(1952-1970)

2019-7-7 21:47|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363| 评论: 0|原作者: 高梁|来自: 察网

摘要: 1950-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巩固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成为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坚定成员,也使得中国在此后20年中,处于高度战备状态。迅速建立自己的重工业作为国防的基础,是新中国初期头等重要的国家战略。

(六)“紧张平衡”的计划管理

1、新中国初期的国家领导人,面临着“革命与战争的领导者”向“国民经济的管理者”转型和组织领导大建设的任务。整个中央领导层在努力认识经济运动和宏观经济管理的规律。

社会主义改造是前无古人的大事业,中共不到5年就举重若轻地完成,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为之叹服。那么,经济建设是否可以加快步伐,提前完成计划任务?在承认现实的制约和发挥主观能动性之间如何把握分寸?高层的认识有不小分歧。争论与试错从“一五”延续到“四五”,1958-62年则是最极端的一次反复。在成功与挫折的反复中,逐步积累管理中国经济的经验。

2、从“一五”开始,中国五年计划的制定,多在计划期中才能最后定型,在实际经济运行中是一个中期目标,年度计划和年度绩效滚动地相互参照和调整的过程。就年度计划来说,因为工业产值的60%左右以农副产品为原料,每年10月以后当年农业收成才能明朗,故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也是在计划者的经验、经济惯性运动和不确定因素之间,相互参照和调整的过程。

1952年农业丰收。1953年是“一五”开局之年,各地纷纷铺摊子,出现经济“过热”。1954、1955年农业遭灾,棉花连续两年大减产,轻工原料紧张;[8] 加之地方(轻工,私营工业)与重点工程争资金和物资,国务院则着手集中资金保重点,提高物资管理的集中程度,号召企业增产挖潜,对私营工业则加强加工订货等等,充分体现了“紧张平衡”的特点。

高梁: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回顾(1952-1970)

1955年农业丰收,财力,物资相对宽裕。为赶基建进度,1956年初编制年度计划,要求1956年工业产量即达到“一五”计划指标,计划安排就比较激进(基建投资同比增长70%),使得投资、工资、农贷都有较大突破,造成财政、信贷和库存物资紧张。由此,国务院提出了“反冒进”口号。

1956年5月,中共中央会议决定:经济发展要反保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会后《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同年的中共“八大”也认可了这一基本方针。

12月陈云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1957年度计划。1957年6月,人大会议批准了国务院1957年计划草案,各项指标都留出富裕(工业增长4.5%,基建投资减少20.6%)。当年工业生产和基建建设速度显著下降。但1957年还是超额完成“一五”计划指标。

高梁: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回顾(1952-1970)

3、1956年4月,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其中,关于重轻农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集体个人关系(积累和消费关系),都是讨论“结构平衡”问题。关于经济方面,还有中央地方关系,提出改革中央过分集权问题;沿海和内地关系,讨论区域间经济关系和发挥现有工业潜力问题;中国和外国关系,则是批评对苏联的过分崇拜。在此时,毛主席是基本同意“综合平衡”的。

在“八大”上,薄一波提出基建与国家财力关系的“二、三、四”说,大意是:积累占国民收入的20%,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30%,基建投资占财政支出的40%(左右)。这可以说是从“一五”宏观管理实践得出的经验数据。实际上,这是在当时的农业承载能力下,积累与消费关系允许的极限值。“综合平衡”即“紧张平衡”。

在1957年1月的各省区书记会议上,陈云作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讲话,提出了“综合平衡”思想。他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要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重点建设要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各部门按比例地发展;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要平衡;物资要合理分配,先保证必需的生产和必需的消费,再进行必需的建设;人民购买力有所提高,和消费资料供应相适应;基建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要瞻前顾后。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

4、但是,正因为1956年速度较快,预计1957年计划可以不必过“紧”即可完成“一五”指标。到1958年初发现,1957年工业(基建)速度不理想。毛主席对此作了严厉批评,提出“鼓足干劲”的口号。

新中国的工业发展,就是在反复的曲折中前行的。

三、“二五”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58-65)

(一)“大跃进”时期(1958-60)

1、批"反冒进"和大跃进的发动

1956年年中,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二五”计划方案:工农业总产值年增9.9%,粮食年增3.6%;1962年粮食产量2.5亿吨,棉花4800万担,钢1050-1200万吨。这是按照“既反保守又反冒进”方针,经过较大压缩的指标。此方案提交“八大”讨论。

因为1957年的“马鞍型”,毛主席在1958年初的几次会议上一再批评周恩来。此后,“二五计划”方案经数次修改,指标一再提高。[9]

1957年,毛主席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提出“中国的主要工业品产量15年赶上英国”的目标。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向全国发出大跃进信号。5月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块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

报刊宣传,不断号召大搞群众运动,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

各地闻风而动。年初,全国农村形成上亿农民参加的农田水利建设热潮。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大批干部下放农村劳动锻炼。许多省提出“苦战三年,彻底改变全省面貌”的口号。年度计划指标互相攀比,越抬越高。

2、农业浮夸风、工业高指标和北戴河会议

为加快实现12年农业发展纲要“四五八”目标,[10] 中央提高了当年农业生产指标。八大二次会议之后,生产指标层层加码,高指标鼓励高估产,很快形成了虚报产量的浮夸风。7月份,农业部汇总各省粮食估产达1万亿斤,根本不可信,却给中央造成“粮食已经过关”的幻觉。

对农业形势的误判,导致“二五”计划再次加码;下放经济管理权限,鼓励各地“大干快上”,投资向重工业倾斜。当时,重工业产能有限,追加投资必须增加出口、换取进口设备原材料,这又要追加粮食征购量。地方不得不向农业合作社征过头粮,这必然引起农民消极抵抗(所谓反瞒产私分)。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就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做出了几个影响深远的决定。

一是全民炼钢。会议批准了新版《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要求农业产值年均增长30%,工业产值年均增长53%;期末粮食产量1.5万亿斤,钢8000万吨(分别是1957年产量的3.75倍和15倍)。提出工业“以钢为纲”的口号,将1958年钢产量计划提高到1070万吨(比上年翻番),国民经济的其他方面要为钢铁“让路”。北戴河会议后,为响应中央“大办钢铁”的号召,全国各地大量兴建小高炉、小土炉,炼制耗费高,产品多不合格。大中型钢铁厂则持续超负荷运转,损坏严重。工业管理制度也受到很大冲击。年底宣布钢产量达到1073万吨,其实只有800万吨合格品。

时值秋季,农村青壮年被大量抽调去炼钢,造成农业“丰产不丰收”,加上粮食高征购,当年冬季,城乡口粮就出现紧张。1959年初春,河北、山东等15省区出现春荒,其中5省严重缺粮。

二是人民公社化。

1958年,各地成立不久的农业合作社,纷纷合并改为高级社。河南遂平县某乡率先将全乡合作社合并为大社,取名人民公社。8月初,毛主席到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后,说“人民公社好”,认为其特点是:工农兵学商合一,管理生产,管理生活(办公共食堂),管理政权(政社合一),一大二公。北戴河会议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提出要积极地运用这一形式,摸索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从8月下旬到11月初,仅仅两个多月,全国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初期,核算单位上收到公社一级。公社统一指挥生产、调拨物资,大办工业、大办各项事业。农村普遍成立公共食堂,农民家庭存粮集中到食堂,便利了粮食征购,但威胁到农民口粮的保障。“一平二调”共产风,严重挫伤了农民种田积极性,这是59,60年农业产量锐减的一个重要原因。

3、经济管理体制的放权改革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经济管理权过度集中在中央,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1957年底,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相应的放权决定,1958年实施,随后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因事前缺乏慎重论证,出现不少问题。

中央所属企事业单位的88%下放各省,中直企业由9300多个减为1200多个。中央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57年的39.7%下降到13.8%。

在基本建设管理、物资管理、商业管理、财政税收、信贷管理、劳动管理等方面,也进行了放权改革。甚至本应集中统一的铁路、邮电,也一度下放地方。破除繁琐的规章制度,却演变为随意冲击管理秩序,往往把必要合理的规章制度也当作“迷信”加以破除。

放权过多过急,事前论证不足,缺少必要的平衡措施,以及急于求成的急躁情绪,使得经济运行的规则出现混乱,这带来两方面突出问题:

一是基建规模失控。下放和简化基建审批程序,导致地方盲目上项目。1958年基建投资总额达267亿元,比上年增加近1倍,此后二年连续增加;1958-1960三年的积累率急剧上升到34-40%之间。这导致投资效率大幅下降,积累与消费、工业内部、工交之间等比例关系严重失调,连续数年出现财政赤字。

二是城市人口剧增。1958年,中央将招收新工人的审批管理权下放至省级,放松了对职工和工资总量的控制。当年全国职工人数猛增67.5%,1960年城镇人口达1.3亿(比1957年增长3000多万),占全国人口20%(1957年为15%),城市食品供应压力骤然加大。

4.指导方针的摇摆和被迫调整(1959-60)

1958年秋冬,毛主席开始冷静下来。当年11月到1959年4月,中央领导层连续召开4次以纠“左”为主题的会议(郑州,武昌,郑州,上海,包括八届六中、七中全会)。农业纠正“共产风”,工业计划指标数次调低,1959年钢产量计划从1800万吨减到1300万吨。但当时经济建设的一线还处在“大跃进”气氛中,调整不容易。

1959年7-8月庐山会议(先是工作会议,后为八届八中全会),中央把本拟启动的“纠左”工作,扭转到“反右倾鼓干劲”上来,失去了至为宝贵的政策调整机会。

1959-61连续三年,中国连续遭受大面积旱涝灾害。据中国统计年鉴(1981、1984)数据计算,这三年耕地成灾面积,分别占全部耕地的9.6%、16.6%、20.1%(远高于1958年的5%)。1959年夏收大幅度减产,但高征购不变,农村普遍吃不饱,但下情上达的通道已不通畅了。年底粮食产量汇总,上报数字为2.7亿吨(大体符合计划指标),[11] 但事后统计,实际产量仅1.7亿吨。前面说过,中国这个阶段的年度计划制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年农产品产量。上报粮食产量“水分”如此大,这和1960年“继续跃进”的决策有直接关联,而它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1958-60年,粮食产量逐年降低,而1959-60年粮食征购率却高达28%和21%(1957年是17.4%),农民的部分口粮也被征购。这几年也是粮食出口的高峰期(见表3)。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也大幅度减产,无法维持轻工原料的供应。

1960年年中,粮食危机爆发,其势头之猛出乎意料。5月,各粮食调出省所调出的粮食,仅完成计划的一半。6月,各大城市粮食库存纷纷告急,上海粮食库存仅够维持2周。9月底,82个大中城市的库存粮食不到正常库存的1/3。紧急组织进口已是缓不济急,不得不一再削减城镇居民的粮食、食用油、棉布等供应标准。年底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运动。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从1957年的409斤减到1960年的312斤,普遍发生饥饿、疫病(浮肿、肝炎、妇女病)和逃荒现象。

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中苏两党分歧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公开。7月份,苏联突然单方面召回在中国500多个单位工作的1390名专家,撕毁双边签订的343个合同,废除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停止了所有物资设备的供应。一批重大设计和科研项目被迫停顿,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中国的对外贸易也相应受到很大影响。

(二)国民经济初步调整(1961-1965)

1960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承认,“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乱子出得不少,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他指出,不要隐讳错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1年1月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采取了一系列稳定农业、稳定市场、调减工业的措施。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是统一全党思想、共同研究克服困难的会议。2月,由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西楼会议”),讨论克服经济困难的具体措施。陈云主张,把6亿群众的“吃穿用”摆到头等重要的位置,认为“为了农业和市场,其他的方面‘牺牲’一点是完全必要的”。[12] 此后,陈云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

1961-62年的经济调整,包括结构和体制两个层面。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回归综合平衡,稳定农村和农业,压缩工业速度、调整结构。

1、农业的调整(1960-62)

(1)1960年11月,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组织各级干部下乡,一直传达到所有农村的基层组织。信中重申:纠正“一平二调”,集体收入要少扣多分,允许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恢复农村集市,实行劳逸结合,加强生产队(指大队)的基本所有制和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

(2)稳定农业的措施:

紧急进口粮食。1950-1960年,我国一直是粮食净出口。从1961年起,中国成为粮食净进口国,延续至今。

高梁: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回顾(1952-1970)

降低农业税。农业平均税负降至10%以下,减少近2个百分点。

调整粮食征购政策:农村先留够口粮、种子、饲料,超额交售余粮的可多留口粮。粮食征购量占粮食产量的比重,1960年为35%,1961年后降至27%以下。取消公共食堂。

提高粮食收购价20%,粮食超购加价奖励,农副产品收购价也普遍提高。

(3)人民公社体制的调整和定型

1961年3月,毛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广州),讨论制订《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农村60条)。此文件1962年2月定稿,在同年秋季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60条决定,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20-30户,大致是初级社规模),细化集体收入分配原则和粮食征购/留粮(返销粮)标准,确保农民基本口粮。

之后的20年,“政社合一,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制度,成为中国农村基层的基本组织形式。人民公社固定了农村土地公有制,杜绝了土地占有两极分化的可能。它对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保障商品粮供应、支持工业化积累,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当时国家因财力所限不可能向农业较多投入。通过人民公社,提取本乡积累,使得20年间,农村公共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合作教育/医疗、五保户,广播、农电网、水利、道路、机耕、农技推广,社队企业等等)。应该说,这是在特定的发展阶段,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地从农业国走向工业化的农村制度安排(当然也有其缺点,本文不讨论)。其历史功绩,理应得到公正的评价。

另一方面,毛主席坚决制止了“包产到户”试验,因为这关系方向和道路问题。

2、工业调整:降低指标,调整结构,压缩基建

国家计委对计划指标作了较大的调整,按“农、轻、重”次序安排经济,加强综合平衡工作,加强集中领导,改进管理工作和健全管理制度。

(1)摸清家底。1961年,陈云对工业情况进行了周密细致的调研,得出结论:钢的实际产能为1200万吨,煤2.5亿吨;前两年因高指标导致超负荷运转,很多设备需要停产检修;煤矿为追求高产忽视掘进,恢复采掘比也需要二三年时间。故重工业要先生产,后基建,先维修,后生产。

(2)压缩指标。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1962年计划指标:以上年实绩为基数,工业产值调低47%,其中重工业降57%,轻工业降26%。

(3)压缩“过剩产能”。对效益低,耗费大的中小企业实行关停并转,1961-62年共关停4.4万个工厂(相当于1960年底工业企业总数的45%),多数地区保留下来的企业数量和职工人数相当于1957年的水平。压缩“长线”的冶金、建材、机械等工业;促进经济作物的恢复,发展轻工纺织;加强支农工业(农机农具,化肥等)。

(4)压缩基建投资。严格控制地方和企业用自筹资金进行基本建设。1960基建投资额为388.7亿元,1961年减至127.4亿;1962年2月“七千人大会”之后,进一步落实调整措施。当年基建投资只安排71.3亿元,只够维持简单再生产。

3、大幅度精简城市职工

1958年后,城市人口急剧增加,1960年非农就业达5000多万,城镇人口达1.3亿。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今后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人以上。到1963年6月,全国城镇人口共计减少了2600万人。3年内,让城市人口的20%回乡,规模远远大于文革10年间的知青下乡,而当时并未引发很大的社会震动。毛主席感叹“三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只有共产党能做到”。比例失调的教训,刻骨铭心。

经过切实有力的调整措施,1962年国民经济出现可喜的重大转折。财政盈余8.3亿元,结束了此前连续4年赤字。物价趋于稳定。人民生活已开始改善。到1963年底,国民经济全面好转。

4、经济管理体制的探索

(1)工业经济管理体制的调整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再次强调经济管理的集中化。调整的趋势是将1958年放给“块块”的管理权部分收归“条条”:

上收一批下放不当的企业。

计划管理:强调“全国一盘棋”,扩大计划范围;克服各自为政,层层加码,严格计划程序。

基建管理:收回基建项目审批权,投资计划管理权;严格基本建设程序;加强财务监督。

以及劳动工资管理,物资管理,财政信贷管理的集中趋势。

这一系列措施,纠正了大跃进时期经济管理的散乱局面,对经济“降温”起到有效作用。从1964年起,重新扩大了地方和企业的部分管理权限(简化计委产品平衡表,基建管理权和物资分配权等)。

(2)试办“托拉斯”,探索工业组织的合理化

随着工业规模的扩大,企业按行政隶属管理的“条块分隔”弊端开始突显。当时中央有关部门,试行按专业化原则组成“工业托拉斯”,即今日所谓企业集团,以减少管理层次,按经济原则组织物资供销等。如部门组织的烟草公司、医药公司,以及地质机械仪器、石油工业、仪器仪表公司等。部分不适宜地方管理的企业收归托拉斯。在企业集团内实行合并重组,精简冗余企业和职工,节约了成本,促进了技术研发。部分省市也试办托拉斯。但“文革”风暴使这一试验停顿,直到1980年代才重新推行。

(3)探索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工业70条”和“鞍钢宪法”

大跃进时期,企业管理制度受到冲击:以党代政,生产瞎指挥,不讲核算,分配平均主义等。1961年,由李富春,薄一波组织起草了《国营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工业70条)。这是改进企业管理的重要文件,它规定了我国工业企业的基本性质和任务,提出国家和企业的相互责任,[13] 肯定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要求建立健全必要的责任制和规章制度,以及加强计划管理,讲求经济效果,实行按劳分配,关系职工利益等。

在贯彻条例的过程中,相应进行了全国性清产核资,扭亏清欠。企业管理逐步走上正轨,产品质量和企业效益指标普遍提高。至1965年,国营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比1960年提高53%(达8979元),工业部门亏损额,1961年为46.5亿、1963年12.8亿、1965年降至6亿。全国工业效益指标创历史最好水平。

企业管理的另一面是职工地位问题。毛主席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见解:“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即“鞍钢宪法”。[14]

日后,作为工业战线标兵的大庆油田,其主要管理经验,是把职工的革命干劲(相信和依靠群众)和科学管理相结合。既有“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主动性创造性,又强调“三老四严”的严格管理和作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严格要求,严密组织,严肃态度,严明纪律),以及建立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企业管理制度。当年大庆的管理达到的境界自有其历史条件,但其精神,直到今天也值得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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