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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回顾(1952-1970)

2019-7-7 21:47|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362| 评论: 0|原作者: 高梁|来自: 察网

摘要: 1950-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巩固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成为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坚定成员,也使得中国在此后20年中,处于高度战备状态。迅速建立自己的重工业作为国防的基础,是新中国初期头等重要的国家战略。

(三)国民经济走出低谷(1963-1965)

1963年,国内经济形势明显好转。中央决定,再用3年时间(1963-65)继续调整,作为向“三五”的过渡期。基本要求是:农业生产达到1957年水平,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取得协调,各部门填平补齐。这一阶段工业的调整不再是1961-62年的“应急”,着重是充实和提高。

1、产业结构的填平补齐

工业各行业加强薄弱环节,重点解决配套工程,辅助设备,改善交通原料燃料等外部条件。加强配件的供应和维修等,实现“填平补齐,成龙配套”,形成产能。

同时,恢复1958-60年未完项目的建设。当时有2200个大中型项目上马,已完成和部分完成投产的1100个,另9万多个小型工业项目中部分关停。1963-1965年施工(续建)大中型工业项目1097个,投产243个,其余项目在1966年后数年建成。到1968年,全国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已达1040亿元,比1957年增长了两倍。一个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已经形成。

2、从西方进口工业设备

1960年后,中苏贸易停滞,中国开始发展对西方的经贸关系。1962年,从日本引进第一套维尼纶设备,经过学习消化后,自行设计建造的维尼纶厂于1965年建成投产(此时国内已实现原油自给),从此“粮棉争地”和人民穿衣问题开始缓解。到1966年,我国先后同日、美、法、西德等国签订了80多项工程合同,从东欧国家购买引进部分成套或单项设备,以及引进了合成氨、聚乙烯、合金钢材冶炼、特种钢轧制、加气混凝土、24吨载重卡车和液压元件制造技术、半导体材料制造技术等。使得我国在石化、冶金、机械等领域的技术得到明显提高。

3、大庆会战--中国工业发展的标志性事件

1959年9月至1960年初,石油部在黑龙江萨尔图一带,探明一处亿吨级储油地质构造。1960年,经中央批准,石油部组织精兵强将,集中力量进行“大庆会战”。国务院组织各部门地方大力协助,共4万多人参加会战。第一年就探明油田面积,并开始试采实验。1963年即建成国内最大的石油基地,当年生产原油439万吨(占当年全国原油产量68%)。1965年全国原油产量达1131.5万吨,实现全部自给。

大庆油田在国家经济最困难时期上马,完全依靠自己力量建成。在会战中,解决了一批重大科技问题,在石油地质理论、油田开发和炼油工艺方面都有突破性进展,石油科技得到很大提高。生产技术和管理也达到很高水平。1960-63年,国家对大庆油田投资7.1亿元,同期大庆上缴利润9.44亿元、折旧1.16亿元,投资效益也是世界一流。会战所体现的迎难而上、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至今也没有失去其意义。

1970年代,我国原油产量年增长率达18%,1981年即达1亿吨。

以大庆会战的胜利为标志,中国经济开始扭转被动局面。1963年后,一大批在建项目逐步投产,工业已形成体系,加上石油自给有余,“进口替代”能力显著提高。工业对农业(换汇/提供积累)的依赖程度开始降低,尽管离工业反哺农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1958-65年工业建设的成就

1965年,国民整体经济水平超过了1957年,积累与消费关系趋于正常,各方面比例趋于合理。1963年后,城市农副产品供应的紧张局势开始缓解。但由于人口增长率过高(年增2%左右),且支农工业尚未形成规模,此后多年,农产品的供应仍不得不延续统购统销制度。

大跃进时的农业也并非一无是处。这一时期农田水利建设的成绩超过以往多年,不少工程至今仍发挥重要作用。植树造林、改良土壤、社办工业和修建农村公路等建设也取得很大成果。

高梁: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回顾(1952-1970)

1、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

新建扩建了一大批重要企业,如武汉、包头等十大钢铁公司,一批重要有色金属冶炼厂、几十个煤炭企业和发电厂、以及千万吨级的大庆油田等。全国企业数达到15.8万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4.6万个),职工4965万人。1965年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加近一倍(原定1962年达到的能力);技术经济指标有很大改善。

大跃进时期“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地方工业和社队工业遍地开花。尽管浪费很大,但也为以后的地方(乡镇)工业打下了基础。

2、初步建成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

能源:电力工业在大部分地区成网;新安江(浙江),丹江口,刘家峡等一批水力枢纽(水电站)建成,石油1965年达到自给。

冶金:新建武钢、包钢及邯郸、济南、南京、成都等一批钢铁厂。转炉氧气顶吹技术试验成功。1964年钢品种达900个,钢材品种9000个,自给量超过95%,机械制造所需金属材料基本立足国内。西北铝加工厂,西南铝加工厂上马.具备了炼制高温合金钢、精密合金钢、高纯金属、有色稀有金属能力。

机械:发展了新品种,提高了成套能力,形成了冶金、采矿、石化等成套设备,及机床、工程机械、仪器仪表等十几个基本行业。主要机械设备自给率由1957年的60%提高到90%多。纺织机械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第一部国产轿车(红旗)诞生,洛拖、齐齐哈尔一重投产,第一台内燃机车、第一台138吨交流电力机车试制成功,自行研制的1.2万吨自由锻水压机建成……

化工:通过引进消化成套设备和技术,开始发展自己的石化工业体系。

尖端国防科技工业(电子、核、航天),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鼓舞下,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并取得突出成就.建成了一批重要基地。

电子:每秒运算万的电子计算机试制成功,半导体收音机制造成功,1965年已能生产雷达、广播电视发射设备、电视中心设备、原子射线仪、水声设备、电话交换机、电子计算机、电视机等。

1962年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专门委员会,领导“两弹”等重大国防科技项目.组织全国大协作。周总理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航天工业1956年起步。1960年,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1964年6月“东风二号”近程导弹试验成功。9月地空导弹“红旗一号”试验成功。

核工业:1959年苏联取消国防新技术协定后,中国1965年自行研制出核反应堆,核原料加工设备及核物理试验设备;1964年10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3、改善了工业的地理布局。

原有的沿海工业基地得到进一步加强。广大内地和边疆地区都新建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内地工业的产值在全国工业产值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32.1%,提高到1965年的35%。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工业已取得很大的发展。[15]

1958-65年,全国新增铁路营业里程7900多公里,包兰、兰青、兰新、川黔、桂黔线建成通车。成昆、贵昆、湘黔、湘桂等线先后开工,并部分通车。全国除西藏以外,各省、市、自治区都通了火车;大部分县、镇通了汽车。

到1965年,全国城市化水平从1952年的12.6%,提高到18.0%。

4、教育和科技

8年内,高校毕业生达119.5万人,是前8年的3.6倍。中专毕业生大量增加。科技工作人员由120多万人增加到230多万人。科学技术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资源勘探、矿山开采、工农业生产、医疗技术以及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有的研究项目,如我国第一个获得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等,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1956年制定的科技远景规划的许多目标已经实现。

到1965年,中国已经初步建成了具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时期培养和积累起来的。”[16]

四、“三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概况

三年调整的后期,国内经济社会生活再次呈现生机勃勃的气象,全国上下对即将到来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寄予很大期望。由于国家安全形势再度面临紧张,“三五”计划以备战和兼顾人民生活为基本方针,“三线建设”成为投资重点。

1966年春季,国家计委经调查统计后向中央汇报:已定的“三五”计划盘子,完全可能在三年内完成。这是我国工业初步形成系统能力和自我积累能力的明显标志,人们久久盼望的工业化坦途已在眼前。但“文革”风暴延误了正常的发展路线。

尽管如此,社会秩序恢复之后,1969-70年,“三五”计划原定指标得以完成。

(一)“三五”计划:从“吃穿用”到“备战备荒为人民”

经过三年困难的教训,中央领导层关于经济建设要量力而行、欲速则不达、以农业为基础、兼顾工业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基本方针,已经没有分歧。

1963年,由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8人组成中央计划领导小组,研究编制长远国民经济计划和“三五”计划,提出集中力量解决人民“吃穿用”的意见。根据这一精神,1964年4月国家计委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汇报提纲)”。毛主席对此大体赞成,同时指出要兼顾国防安全,“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要摆好。要把基础工业适当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关于农业投资,则强调“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

1964年6月,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三线建设的主张,重申农业、国防和基础工业的关系,指出“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17] 周总理将其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

1964年8月,美国空袭北越,扩大侵越战争,中国处于四面受敌的态势。9月5日,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计划工作的指示:要求落实三线建设,成昆铁路立即上马,铁路建设队伍要在9月底到达工地。就此拉开了长达10年的“三线建设”的序幕。

1964年底,经毛泽东提议,成立了一个专门制定计划的新班子,由大庆会战的组织者余秋里为主任。1965年9月,提交调整后的《三五计划提纲》。基本内容是:期内基建投资总额850亿,大中型项目2000个,1970年粮食达到2.2亿吨,钢1600万吨,发电量1100亿度,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7%,其中农业4-5%,工业8%。基建投资中,重工业和交通运输74%,农业14%,轻工业4.4%。三线建设投资占基建的42%;攀钢、酒钢及成昆、湘黔铁路在1970年基本建成。(后经毛主席提议,基建投资调整为900亿,分为三线、一二线地区和留作机动三块,三者之比大体为38:43:19。三线投资将西南作为重点,四川为重中之重)。

1965年9-10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批准了这一“汇报提纲”,11月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1966纲要”。由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这两份文件未经正式批准,但它奠定了此后10年建设的基本框架。

(二)三线建设(1964-75)

三线建设从1964年开始,贯穿“三五”和“四五”时期。实际执行中,“三五”时期基建投资共达915亿元,其中三线投资482亿(占52.7%);“四五”时期(1970-75)基建投资共1680亿元,其中三线投资690亿(占41.1%)。“三五”时期,三线投资重点是西南,“四五”时期重点是鄂豫湘西。此外,中央要求全国各省市划为10个协作区,各自组成围绕军工生产的配套体系即“小三线”。

为加快形成三线生产能力,三线建设采取“老基地带新基地、老厂矿带新厂矿、老工人带新工人”办法,从筹建、施工到建成投产一包到底。1964-71年是内迁高潮,共内迁工厂和设计科研单位380个、14.5万职工、3.8万台设备。这是全国工业的一次大转移。作为三线建设的先行,开工兴建了成昆、贵昆、川黔、湘黔等铁路。

历时10年的三线建设,在西南和西北建立起一批重要的国防科技工业基地,建成了攀钢等一大批新型工业基地,增强了科学技术力量。建成了比较巩固的战略后方,初步改善了全国工业布局,为以后的西部大开发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建设中由于过分强调备战,布局过于分散(山散洞),造成工厂远离销售市场,职工生活不便,子女教育受影响等问题。1980年后,国家进行了善后投资,部分企业单位就近迁移聚拢,部分人员回流中心城市。

(三)恢复生产秩序,如期完成“三五”计划

1968年秋,中央着手平息各地城市“武斗”。1969年工业生产逐渐走上正轨。珍宝岛的边界冲突,使得“三五”计划在备战气氛下重新全面实施、

中央和国务院针对一批被停顿的“三线”重点工程,动员组织军民各方力量,直至实施军管。有些枢纽工程严令限期完成。其中包括:成昆铁路(1970年7月1日通车);丹江口-武汉输变电工程(1969年7月建成送电);第二汽车厂(1969年10月周总理亲自批准定点);攀枝花工程(1970年第一座高炉出铁,1971年出钢)。

“三五”计划在1970年的高投入下得到了完成。新形成一批项目,以国防工业和为其配套的一大批民用工业为主。包括:

成昆、湘黔、襄渝、南疆、青藏(西宁-格尔木)、阳安、京原、焦枝、枝柳铁路;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秦岭火力发电厂,乌江渡水电站,渭北煤炭基地,湖北江汉油田、陕甘宁地区长庆油田、河南油田;

湖北十堰第二汽车厂;

四川西昌航天发射基地,西南核燃料生产基地,江西直升机基地,豫西鄂西湘西兵器工业基地,江西九江船舶工业基地,湖北宜昌船用动力工业基地等等。

(四)经济体制再度放权

1961-62年调整时期,为缩减基建规模,中央将工业,财政,物资等管理权大幅度上收。管理体制再现“一收就死”的困扰。按照毛主席一贯的主张,1969年经济体制改革再度提上日程。当时,党刊文章甚至提出“条条专政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把经济管理体制提高到政治高度。

1969年全国计划会议提出,企业以地方管理为主。毛泽东亲自决定将鞍钢下放至鞍山市管理(此体制延续到80年代中期)。1970年,大庆油田、长春一汽等2600多个中央企事业单位下放地方。这一轮下放后,中央各部属企事业单位只剩下500家,比1965年减少86.5%,工业产值只占国营工业总产值的8%。如鞍钢下放市管,生产计划、原材料和设备供应等市里无法解决,所谓多头领导是“上无人统,下无人接”。

财政放权实行地方“包干”,简化税收、信贷、劳动工资体制等等。

1970年,国务院各直属部委机构也进行精简、归并、撤销,原80多个部委机构精简为27个,人员编制仅占原来的18%。

下放“运动”造成盲目性,其结果和1958年的体制“下放”大同小异:一方面给经济管理带来诸多不便和混乱,同时也给地方经济创造了机会.

(五)地方“五小”工业的兴起

这是1970年以后工业经济最大的变化。随着经济管理权力下放,地方经济对生产资料需求的增长,促成了地方工业的发展。

1970年全国计划会议,强调鼓励各地建立自己的“五小”工业,投资方向主要是在支农领域(农机,化肥),基础材料(钢铁,水泥),地方矿产(小煤窑)等。

此后的“四五”时期,中央进一步安排专项资金扶植“五小”工业,中央预算之外的投资也迅速增加。下放地方的干部、科研人员及下乡知青带来了人才的支持。这大大促进了农业机械化和农业技术改造的进程。到1975年,地方“五小”工业的钢、煤、水泥、化肥产量分别占全国的6.8%、37.1%、58.8%、69%。

从表6可以看到,到1970年,工业增加值在国民收入的占比已经超过了农业,这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工业积累开始摆脱农业“拖后腿”状态,工业的起飞指日可待了。

高梁: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回顾(1952-1970)

五、结语:中国工业化的奠基

长期以来,国内舆论普遍认为,新中国前30年因实行计划体制而导致经济经济停滞,或顶多承认“一五”时期不在此列。特别是三年困难和文革时期还出现了倒退。但从整体看,这个时期的经济表现是相当出色的。

从1952年到1970年代末,中国国民收入(大体相当于今天常用的GDP指标)平均年名义增长率为6.5%,每10年国民收入接近翻番。考虑到这个时期物价基本稳定,且没有外资的因素,其增长率位于世界前列。其中最重要的贡献因素是工业的高速增长,工业增长速度居世界第一(见附表  )。

美国的莫里斯•迈斯纳写道:

【“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在1/4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
“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国实际上是以拥有一个既无外债亦无国内通货膨胀的经济,而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绝无仅有”。
“毛泽东发展策略的主要问题和不足中的大部分都是高速工业化的副产品”。
“在那个时代,毛泽东思想仍能够给人一种使命感和目的感”。[18]

毛泽东时代是新中国的奠基时代,也是中华复兴的至关重要的奠基年代。这不仅从工业建设的意义上看是如此,从国家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意义上也是如此。当然,其间充满了艰辛的探索。毛泽东主导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以村社土地公有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政治制度),和城市的经济管理体制(企业分级所有,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一直实行到今天(或仍在发挥深刻影响)。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管理的探索,直到今天仍没有失去其意义。而这恰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道路”的钥匙。

中共1981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做了高度的概括:独立自主,群众路线,实事求是,回顾这一时期的经济建设,这一概括是十分恰当的。这也是今天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初期“大投资”形成的工业体系投入运行后,1970年代后期各地方已有积累能力发展地方工业,各类“体制外”的集体所有制工业开始成长。随着多级计划体制的发展,生产和就业管理复杂化,流通和金融业务量成倍增长。一方面,计划体制的管理能力已经很难适应新的形势,同时“横向”经济交往早已在计划体制内开始生长。这是中国不同于苏式“中央计划主导型”计划经济的特点。计划体制的改革已成为客观的要求。

附表:

高梁: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回顾(1952-1970)

高梁: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回顾(1952-1970)

主要参考文献:

毛泽东文集 第7,8卷 人民出版社 1999

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 人民出版社 2006

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10

金冲及:20世纪中国史纲,第三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苏星,新中国经济史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7

莫里斯 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

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New York: Free Press, 1999).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 清华大学出版社

汪海波主编,新中国工业经济史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7

汪海波主编,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1949.10-2004) 山西经济出版社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 新华出版社 2007

杨松林,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 南海出版社 2013

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张文木,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与中国比较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5

注释:

[1] 参见苏星:《新中国经济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91

[2]周道炯主编:《当代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3] 《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8页。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沈志华。关于苏联贷款的数额,各种资料略有出入。据沈志华:苏方计算的对华贷款额,比中方提供的数字多9.357亿卢布,主要差别是对1951年贷款额的计算。沈志华认为,苏联给华贷款应为13笔,因为中方少算了1951.4.10和1951.9.12两笔追加军事贷款,这是斯大林与毛泽东在电报中商定的,未签协议。

[5] 例如,胡鞍钢认为统购统销制度是为解决一时困难而长期压抑发展(见所著《中国政治经济史论》);南怀瑾则称之为前无古人的“均贫”制(见《参阅文稿》2014.14),持同情理解的态度。

[6] 《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P23-28

[7] 1952-1978年,我国工业投资总额3500亿元,实现利税8000亿元,投资回收期大体是12年。

[8] 1955年1月,第二次全国省(市)计划会议上估计:按1953年消费水平,考虑到人口和牲畜的增加,1958年至少需要1.8亿吨粮食,这很难做到;同时要求经济作物产量迅速增加,因为1953 纺织工业产值99.1亿,食品工业产值80.9亿,仅此两项就占工业总产值的49%。农业计划完不成,国家财政收入计划也很难完成。另按照五年出口计划草案,期内农副产品出口量占总出口额的67% (其中粮食30%,食品12%,畜产品8%,土产品9%,茶叶2%,蚕丝6%),农业情况直接关系到外贸计划和技术引进计划的实现。(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

[9] 胡乔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已感到政治局委员已难以和毛平等地讨论问题了,毛实际上成为政治局的上级。见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254

[10] 1956年,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提出12年粮食增产目标:黄河以北亩产400斤,黄河以南、长江以北500斤,长江以南800斤。

[11] 金冲及:《20世纪中国史纲》,第三册。

[12] 这里的市场,按当时的语境应理解为“消费品供应的市场”。

[13] 国家对企业实行5定:产品方向和规模,人员机构,主要原燃料动力消耗供应来源,固定/流动资产,协作关系;企业对国家实行5保:保品种质量数量、工资总额,成本,上交利润,主要设备的使用期限。

[14] 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记毛主席1959-1960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另1960年3月22日,毛主席在对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技术革新运动情况的报告,写了近700字批语,重申“两参一改三结合”,以及政治挂帅,群众运动,不迷信苏联企业管理制度的权威等观点。

[15] 马洪、刘国光、杨坚白主编:当代中国经济

[16]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

[17] 参见刘国光:《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2006.其中提及,1964年春季总参上报一份调研材料,指出现有工业和中心城市太靠沿海,缺乏纵深;另有情报表明,美国当时有对我实施军事突袭的打算。

[18]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时代的经济遗产以及毛泽东身后改革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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