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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之镜、成本外部化与金融霸权

2019-7-8 22:40|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6812| 评论: 0|原作者: 董山民 李婵 |来自: 察网

摘要: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意义生产”和“意义摧毁”的悖论。在价值萎缩、意义稀薄的背景下,资本主义面临生产之镜破碎、成本外部化难以为继以及金融风暴多发的态势。

三、金融霸权的诱惑和风险

降低成本维系平均利润的第二个办法是技术创新,技术被无限制地引入资本主义追逐利益的活动中,甚至形成了技术资本主义。[13]但是,与技术创新联系在一起的是知识生产和积累的规律性,而为了加速技术创新,风险投资不得不加入,资本越来越集中于不断衍生出来的金融产品,因此有可能产生金融霸权。[14]一方面,如果技术没有得到及时更新,熊彼特所谓的“创造性毁灭”无从发生,那就意味着新的社会需求难以被连续地创造出来,消费主权无从实现。另一方面,技术创新需要前期知识积累,而知识积累受制于基础理论,基础理论的研究费时费力,失败的概率不低,很难吸引常规资本,风险投资应运而生。为了缓解投资风险,资本主义发明了很多金融工具,社会有可能再次屈服于金融霸权。沃尔夫冈·施特雷克称之为“购买时间”:

【“对此,我的解释就是用金钱来为资本主义制度购买时间的国家政策,它通过使货币总量膨胀,不断增长的国家债务以及最终所谓大众忠诚,即慷慨地向每个家庭发放信贷,来保障作为消费社会的新自由主义社会的稳定,这在晚期资本主义理论看起来是不可想象的”[15]。】

譬如,金融工具和相应的经济增长的高杠杆化被频繁而广泛的使用,有可能沉重打击实体经济,甚至面临金融风暴和实体经济双双受损的糟糕结局。资本主义通过金融工具续命,在施特雷克看来这不啻是饮鸩止渴。资本主义要长久地存在下去还得依赖其创新能力,而债务和金融工具,倘若与技术创新、基础知识的增长没有关系,那就很难形成长效支持机制。

一般而言,人类基础知识的增长和技术创新的可能一般需要遵循特殊的规律,按照某种隐形的周期运行,而无关乎资本在这个领域的投入。就是说,投入多少似乎与基础理论的突破和技术创新的发生没有正相关关系。通俗地说,投入更多的钱不一定带来井喷式的科学技术增长,并能够转变为商业机会。当代资本主义为了解决产品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可谓殚精竭虑。一般通过两个途径实现:一个是增加风险投资的数量,另一个是对既有商品和服务采取改装的方式。前者势必要在金融领域实现,金融衍生品交易、次级债的无节制叠加,在监管若有若无或政府有意放松监管的情况下,金融风险必然蕴含其中。迈克尔·曼在讨论2008年欧美国家的金融风暴和随之而来的大衰退时说:

【“这些压力随后‘发现’了金融服务业的‘神童’们。他们的数学公式使人们错误地对那些看似高深却与实体经济联系越来越弱的金融工具充满信心。他们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转化为关于风险的数学模型。人们错误地相信经济学完全是市场体系,其中主要的参数可以准确地计算和预估出来。很少有人能够预见到各种风险因素会串联在一起。”[16]】

热衷运用数学模型为金融交易做合理化设计的投机分子和操盘手们其实在玩一种危险的游戏。他们把泡沫越吹越大,越大越薄,几近破裂的边缘,然后让各国政府和纳税人埋单。为了避免泡沫破裂,不止民间商业活动家和企业家,就连主权国家都已经卷入其中,主权债就是其表现形式之一。南欧国家,像意大利、希腊在2008年金融风暴的冲击下,或者举步维艰,或者陷入破产境地。就连美国政府有些部门都不得不采取削减政府开支的办法,以免停摆。政府不得不顺应大金融寡头的节奏,否则将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金融寡头们成功地把多国政府和民众诱骗上了象征交易和虚拟经济的贼船。

兰德尔·柯林斯正确地指出了金融领域的冒险机制:

【“引入金字塔式交易的金融市场社会建构性很高。在金字塔式交易的金融工具这个世界中,‘士气’(即网络的互动过程及其情绪状态)对实体经验的比例差不多可以从61左右(也就是借贷的规模与银行储蓄额的比例)到重度杠杆化的金融投机中的几百比一。”[17]】

打仗时,战士、士气和武器装备对于战役的胜败各占比例,过分强调士气可能就会犯了战略性错误,同样地,重度杠杆化会叠加难以估量的风险。对于重度杠杆化带来的金融风险的水平,卡尔霍恩分析道:

【“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之前的几年中,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股票和债券交易超过了创造就业和真实利润的实业。在20世纪70年代,金融工具仅占所有投资额的1/4,在金融化的浪潮下,到2008年这个数字已经攀升到了75%。当时全球的金融资产总量已经达到了所有股票票额总和的4倍、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总额的十倍。”[18]】

他进一步说明了金融化的两种互相矛盾的后果:

【“金融化提升资本主义的活力,它促进了对已有资本结构(例如特定的工业生产方式)的‘创造性破坏’,驱动了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和新产地的发展。而极端的金融化则会将投资导向追求越来越短期的利润,并损害长期和更深层次的增长,同时还会造成投机泡沫。这加大了市场对资本收益低于平均水平值的企业的活力,迫使它们从依旧营利的旧产业中撤资,进而造成了生产企业员工的工资下降,使资本主义实业难以通过加薪与产品生产者分享利润。最终的结果是加剧了不平等。”[19]】

四、进退两难的新自由主义

迪梅尼尔和莱维认为:

【“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资本主义在本国和国际上的整体动态皆由新的阶级的目标所决定,这些新的阶级目标按照最高收入、资本家以及高层管理层的利益行事。收入更加集中于少数特权阶层是这种新社会秩序的一项重要成就。”[20]】

结果是,现代资本主义对资本的依靠程度不可挽回地加重了。故事的另一面是,劳动在社会新增财富的分配中所占比例(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次分配)越来越萎缩。资本驱逐活人、意义世界不断萎缩是新自由主义的直接后果。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不平等的故事,自托克维尔时代伊始,在推进过程中遭遇了逆转。财富占有上的不平等向其他领域的不平等急速转化。赖纳·汉克在《平等的终结》中以反讽的口气指出:

【“竞争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制造者,这正是它的推动力。曼彻斯特自由主义并不否定竞争会造成收入和生活水平更大的差距。重新分配是错误的答案。人们常说,甚至欧洲人的传统和他们对社会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不寻常的需求,不能指望他们接受程度更高的不平等。实际情况是这样吗?难道把很大一部分国民长久地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的选择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吗?对此颇多争议。但是同以往一样:关于将不平等作为机遇的讨论还根本没有开始”[21]。】

我们知道,人类在技术上追求创新,以增加生产率,解放劳动,其价值目的无非是实现更大程度的平等,但是,投入风险资本进行技术开发的努力,让那些在华尔街从事对冲基金等金融投机活动的人获得了高额收入,然而,实际性的技术创新并没有如期而至,在新技术开发出来进入市场之前还得面对如何降低技术开发的成本问题。受限于知识和技术创新自身的规律和周期,资本主义利润的实现必然通过裁撤员工这一简单粗暴的方式实现,当然还可以用改变原有的雇佣形式,比如前文提到的采用弹性雇佣实现人工成本缩减。新的雇佣形式更加巧妙,分解了矛盾,不让商业组织承担更多负担,把责任推给在新技术和市场上已经没有集体谈判能力的流动、分散的劳动者。这是新自由主义带来的严重后果之一,重度金融杠杆的使用,1%的金融巨头和华尔街的投机分子赚得盆满钵满,但是99%的普通民众手中的财富日益缩水,购买力狂跌。

为了把冲突置于可控范围,资本主义解决劳动力被驱离工作岗位的另一个办法以国家介入的方式进行。其基本策略是实施福利国家,采取积极行动计划,由国家增加财政开支,按照转移支付的方式,让处于失业状态的工人获得基本的、体面的生活保障。这样的措施在欧洲发达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常常被采用。此外,政府以举公债的方式扩大对公共设施和部门的投资,从而增加劳动力的再就业。但是,政府这样做可能带来两个问题:一是为了维持财政开支的能力,增税不可避免;二是为维系社会良性运转的成本增加,资源的使用效率将会降低。根据供应学派的观点,在社会投资资本被分割和抽离的情况下,资本家的风险意识强烈,预期下调,恰恰抑制了风险投资的稳定供给,更多就业岗位不会被创造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失业率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有增加的可能。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机器逐渐取代工人,前者对劳动力的替代率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内生的癌变,其中蕴含着全面崩溃的因子。为了控制失业率可能带来的社会冲突,那些以保护自由为首选政治价值的保守主义者将回到减税的旧轨道上去。这样,单位时间内政府财政收入就会面临困难。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为了消除财政赤字,在政府规模不变的情况下,政府不得不以成本核算为基准,尽量把参与公共事业建设的就业人口限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但是,从事政府公共事业管理的雇员或临时雇员在失去激励的情况下很可能让政府支出处在低效运转的水平。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监管成本势必增加。监管成本反过来成为需要降下来的社会成本。如此反复,“按下葫芦浮起瓢”,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埋下了两个问题,一是降低私人成本、增加投资的政策工具将使得社会成本大幅度上升;二是要缩减社会成本,在投资收益预期减小的情况下,意味着私人投资迅速撤离。

“成本控制”似乎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紧箍咒,松开紧箍咒的代价必然是拉克劳、墨菲谴责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急剧地被商品化吞没。为了开拓新的利润上升空间,资本家不断地制造新的需求,传统的需求满足被改写为欲求满足,而欲求经常不是真实的,而是被刺激起来的。[22]产品的使用价值可能被极大地忽略,而其交换价值却被极大地抬升。传统的商品交换逐渐被象征性交换替代,而象征性交换替代,一方面让资本主义的风险和危机在另一个层次上不断酝酿;另一方面为了缓解这种象征性交换带来的风险,譬如高杠杆化带来的隐患,实体经济失去了独立的运营轨道,陷入不断制造虚假欲求的漩涡中。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和墨菲指明了这种全面资本化的社会生活:

【“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渗透,最初开始于20世纪初,在40年代之后逐步发展,把社会变成一个巨大市场。在这个市场中,新‘需求’被不停地创造出来,越来越多的人类劳动产品被转变成商品。社会生活的商品化,摧毁了过去的社会关系,用商品关系取而代之,通过商品关系,资本主义的积累逻辑不断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23]】

结论

新自由主义的关键是让金融工具来创造价值,让市场具有活力,后来发现“钱”并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新自由主义求助于国家,让国家作为市场的辅助工具(完全走到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最后发现国家不堪重负,新自由主义只有求助于不平等的机会和财富分配。这样一来出现了两极分化,带来了社会日益的对立和撕裂。新自由主义之所以没能解决问题,反而制造了更多的问题,关键在于资本让所有其他价值还原为货币,甚至把其他价值虚无化了,剩下的只是资本。质言之,外延式发展模式实际上濒临极限。因此,人类需要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的增长方式,恢复价值多元化,让金钱不能购买的东西更多,而不是更少。只有价值多元和意义世界重新丰富起来,人们才能在相互尊重的状况下各就其位,各处其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或许是不错的选择。

[1][英]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周师铭、沈丙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页。

[2]仰海峰在论述鲍德里亚的“生产之镜”(The Mirrorof Production)时说:“与劳动作为人的潜能相规定一致的,就是通过人的劳动的对象化,在自然的人化中将人的本质呈现出来,而且外部自然成为人的内部自然的一部分。”参见仰海峰:《走向后马克思主义:从生产之镜到符号之镜》,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254页。

[3][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培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20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0页。

[5][美]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兰德尔·柯林斯等:《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徐曦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0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35页。

[7][英]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1页。

[8]“一种严重的危机使得这些社会模式丧失了原有的稳定:即20世纪70年代的结构性危机。这场危机是利润率的下行趋势与表现经济紧张关系的累积通胀率所导致的结果。它也为新自由主义的强制实行创造了条件,其中的典型人物包括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参见[法]迪梅尼尔、莱维:《新自由主义的危机》,魏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9页。

[9][美]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兰德尔·柯林斯等:《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徐曦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49页。

[10][美]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兰德尔·柯林斯等:《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徐曦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9-40页。

[11][美]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兰德尔·柯林斯等:《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徐曦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0页。

[12]熊易寒:《新穷人的全球图景:三个世界的交集何以可能》,《文化纵横》2015年第1期。

[13]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易斯·苏维兹-维拉是提出技术资本主义概念的重要人物。他认为:“技术资本主义是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态。商业资本主义的特征是通过劳动的剥削和从被占有的土地和商品交换中抽取剩余价值,工业资本主义依赖于以工厂生产为自己基础的批量生产以及从劳动力和原材料中抽取剩余价值。技术资本主义则把自己建立在技术与科学以及非物质的商品基础上,从知识和技术创新中抽取剩余价值。”参见俞吾金主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13》,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页。

[14]所谓金融霸权,迪梅尼尔和莱维说:“大量资本由资产管理人控制(包括养老基金的资本),他们将新自由主义的规范强加于非金融企业。更加受限的金融机构将金融运作的优势集中于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群拥有机会的地方。”参见[法]热拉尔·迪梅尼尔、多米尼克·莱维:《新自由主义的危机》,魏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63页。

[15][德]沃尔夫冈·施特雷克:《购买时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常暄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0页。

[16][美]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兰德尔·柯林斯等:《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徐曦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0页。

[17][美]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兰德尔·柯林斯等:《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徐曦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5页。

[18][美]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兰德尔·柯林斯等:《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徐曦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38页。

[19][美]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兰德尔·柯林斯等:《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徐曦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39-140页。

[20][法]热拉尔·迪梅尼尔、多米尼克·莱维:《新自由主义的危机》,魏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8页。

[21][德]赖纳·汉克:《平等的终结——为什么资本主义更需要竞争》,王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22]丹尼尔·贝尔对此有经典的论述:“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不是需求,而是欲求。欲望是心理上而不是生理上的,且其本性就是无所节制的。社会也不再被看做受一个共同目的的统领的人的自然集合——城邦或家庭——而是独立个人的组合,这些个人都只追求自己的满足……如果消费代表了人们对地位的竞争,那么,可以说,资产阶级社会就是嫉妒的制度化。”参见[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培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21页。

[23][英]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9页。

【董山民,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教授;李婵,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察网(www.cwzg.cn)摘自《理论与评论》2019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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