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资本论》—— 历史发生学

资本生产史——生产和再生产行动

转化史I阐明非商品（生产）关系向商品（生产）关系的转化，揭示出货币生成运动；与之接续的转化史II是阐明单纯的商品生产关系向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关系的转化，揭示出资本生成运动。与转化史接续的工作则是整体勘探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结构，在对资本发生史的分析与揭示中阐明资本家阶级形成与发展的社会历史特质，说明它的两个生产本质：稳定化的剥削机构（工厂制度）和扩大再生产的社会扩张机制。其中，前一方面为后一方面奠立基础，后一方面的发展巩固了前一方面的特征。通过阐明生产关系实体（资本家私人占有制）在历史成长和社会构造方面的工作统一性，尤其在历史发展上的统一性，社会构造关系的实体性被全面提示出来，内含在这个生产方式运动当中的根本性矛盾因素被反映出来，对资本的时间批判过程的揭示也就有了坚实基础。从而可以说，“这第一册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整体，并且……一直被当作一部独立的著作。”【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33-34页。】

（一）

正如商品本身就是价值和产品的相互追捉，在这相互追捉中，商品来到人间；资本的发展体现在货币和商品的相互追捉中，在这种相互追捉之中，资本来到世间。因此，货币可说是演历了资本的“时间”（资本是特殊货币），商品则是演历运动中的资本的“存在”。货币是关于商品生产的抽象存在。货币一开始并不是实体，后来才成为实体（货币是一般商品）。然而，资本所利用者正是这后来的性质——抽象实体的存在。

“罗雪尔教授先生教训我们说：‘错误的货币定义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认为货币比商品多一些，一类认为货币比商品少一些。’……这就是对概念下的定义！而罗雪尔先生还谦逊地把这类教授式的折衷主义空谈命名为政治经济学的‘解剖生理学的方法’！”“不过有一个发现要归功于他，那就是：货币是‘一种快意的商品’。”所以，“困难不在于了解货币是商品，而在于了解商品怎样、为什么、通过什么成为货币。”【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112页。】

《资本论》首篇没有局限于货币形式的发生史的简单追溯，而将批判的触角延伸到全部的商品生活，并且一定程度上，这项工作也逾越了商品生产的发生史分析。同样如此，次篇，亦不能说是仅仅关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分析，它实际上又是对首篇历史分析的工作延伸以及一种补充。其挑明了历史的越来越深入的发展境界：一部商品生产史，一部货币生产史，其后又是一部资本生产史。这些历史前后追随，在规定上彼此更迭，具有共同的发展母体和始源条件。从而整体看，货币生产史是前后历史的必然性“中介”，既是中间发展形态，同时亦是独立的一部史，货币共同体孕育、发展壮大了越来越具有成熟化形态的资本的经济形式，牢不可破地确立了抽象统治社会。如此一来，对发生史的阐发，就不是什么起源学上的规定，仿佛要提供出“出生证明”。然则，历史学教授先生的教训口气岂不奇怪？是由定义获得发生史的规定么？

要旨在于指明：货币的本质规定在于它是商品。罗雪尔痛快说出了“快意的商品”。然而，并不是什么教授的发明。因为，资本的本质规定性就蕴藏在“快意的商品”中，从货币的运动中，能进一步揭示出实体和形式的特殊意义的结合。所以，马克思没有满足于现象学的刻画描述，甚至不满足于提取本质的那种分析，重在指明资本的全部生理学（包含了病理学在内，这不过是它自我挣扎和克服弊端的过程）。从产品到商品，到货币，到资本，然后，否定链条反过来：资本→货币→商品→产品。资本的“时间”是在货币共同体的批判规定基础上建立的，货币本身的发展提速即意味着资本自己的历史时限。在资本主义发展体系中，货币规定是不能够强制拆除的，也不像寄希望对这个体系进行改良的学派所希冀的那样，货币是可以不发展的，是能够予以废除的。因此，改良主义学派的短见就在于总是认为，商品是资本的全部存在。资本空间=全部商品，那么，资本就可以是没有时间的社会规定，通过废除货币，就会存在全部商品=全部产品的公式了。这个公式的妄想并不比历史理论妄想要好上多少，不过多了一些关于现实主义的工作幻想。

（二）

“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3页。】

资本生产将货币原则强制灌输到内部过程，使4 = 4，在8小时之内，工人为自己劳动的时间和他为资本提供的生产劳动时间完全等同，它们均遵守着古老的法则：“这些物，即金和银，一从地底下出来，就是一切人类劳动的直接化身。货币的魔术就是由此而来的。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单纯原子般的关系，从而，人们自己的生产关系的不受他们控制和不以他们有意识的个人活动为转移的物的形式，首先就是通过他们的劳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这一点而表现出来。”【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112-113页。】

W化为c + v + m。含意是：不能够像数学中任意假设的那样可以使不变资本c = 0，而相反，必须使c > 0，并且必须为一历史定值之上。这里，真正创造了价值的普遍一般性：劳动必须直接生产交换价值，也就是说，必须直接生产货币。因此，劳动必须是雇佣劳动。“因此，一方的雇佣劳动和另一方的资本，都只不过是发达的交换价值和作为交换价值的货币的另一些形式。”货币被表现为社会生产的“普遍的实质”，并代表着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真正本质。表明这一点：“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一般生产的因素之一，就在于产品和生产要素被纳入货币的规定……如果从生产的总体上来考察生产，货币关系本身就是生产关系。”这一点也不外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是以货币形式总体表现出来的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关系。这里，“预付资本C在生产过程中生出的剩余价值，或预付资本价值C的价值增殖额，首先表现为产品价值超过产品的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总和而形成的余额。”【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245页。】

这种精确性超越了商品本身的规定。一方面，“撇开所有它的神秘化不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资本’不仅经常被视为某种物质实体（像‘资本财产’），而且还被视为一种关系。然而，黑格尔将这种关系描述为：（1）绝对逃脱不掉的；（2）一种慈善性的强制；（3）必然为一种超个体的主体支配，鉴于孤立的个人主义的因素——利己主义的个人——被设想为构成总体化的‘市民社会’的复合体。”但是，“黑格尔的‘同一的主客体’概念是所有这些属性的必然推论。因为，为了控制市民社会的（用他的话说是无限的）离心力，他所能提供的——在从资本的立场设想的制度的限制内——唯一连贯的规定，是通过将一切个人包容在它之下的‘理性的狡诈’实现的虚假中介。作为真实的历史活动的同一的主客体必须实现自身的设计，通过特殊个人自身选择的手段创造——既定的——制度，并使之永恒化，很难想象，除此之外，还能合理地设想出什么。”另一方面，“卢卡奇把黑格尔的这一概念作为哲学的起点来接受……然而，卢卡奇的同一的主客体——具有‘总体的立场’的无产阶级——最终证明为并不是工人的阶级，而是党的阶级……卢卡奇以哲学/方法论和意识形态的术语为社会主义的胜利提供了一种保证。‘同一的主客体’范畴是他的解决方式的基本组成部分。因为，通过其本质的真实界定，卢卡奇的‘历史的同一的主客体’能够为成功提供一种先验的保证，就像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不正视同一的主客体的事业和自为实现的世界精神，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注：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郑一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47-49页。】

所以，马克思指示的方向与黑格尔不同，他认定资产阶级社会在工作性质上与一般的市民社会有区别，甚至是根本相异的。由于采取了完全革命的立场，致使马克思断然将资产阶级体系视作是围绕客体批判的运轴展开的体系，基于阶级主体的历史构造看，它本质上是“市民（社会）批判”工作体系。从而这种否定之否定过程，不是重建市民意义的私有制，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在协作和对基本生产资料实现了社会的共同占有，以及商品社会的内在缺陷得到了充分地克服（需要从产品社会发展的向度上看待这个问题）这些经济事实的基础上，重建劳动者的个人财产关系。马克思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厘清劳动的市民社会与资本的市民社会的历史差异，并将它们看作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工作系统。后一过程，马克思称为“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权”历史过程。关于其发展性质，他这样写道：

【一旦劳动力由劳动者自己作为商品自由出卖，这种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但只有从这时起，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典型的生产形式；只有从这时起，每一个产品越来越是为卖而生产，而且一切财富都要经过流通。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不仅强加于整个社会，而且第一次发挥出自己的全部潜力。说雇佣劳动的介入使商品生产变得不纯，那就等于说，商品生产要保持纯粹，它就不该发展。商品生产越是变成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就越是必然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某些社会主义学派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应用商品生产的永恒规律可以摧毁这一制度，他们的这种想法多么荒唐！[注：《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616页。]】

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如此地全面结合，目的是使剩余价值成为只是资本家的财产的规定，也就必然要求全面的中介——货币：既作为内容，也作为形式。马克思其实还写道：“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资本家对他人劳动产品的所有权‘是占有规律的严酷的结果，但这个规律的基本原则却是每个工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拥有唯一的所有权’。”【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674页。】

这后面的一句出自舍尔比埃的作品《富或贫》（1841年巴黎版）。马克思说，作者明显感觉到了辩证的矛盾，却错误地进行了解释，“这种辩证的转变，在那里并没有得到正确的阐明。”然而，“如果要把商品生产或属于商品生产的过程按商品生产本身的经济规律来加以判断，我们就必须把每个交换行为就其本身来加以考察，撇开它与以前和以后的交换行为的一切联系。由于买卖只是在个别人之间进行，所以不可能在这里去找到整个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诚然，如果我们对资本主义生产从它的更新的不间断进行中加以考察，而且我们考察的不是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他们的整体，即资本家阶级和与它对立的工人阶级，那么，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但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应用一个与商品生产完全不同的标准。”【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676-677页。】

马克思所说的“完全不同的标准”是交换与生产联系起来发展的标准，“生产和再生产如此密切地混在一起，我们没法分辨从事直接生产和从事再生产的生产力。生产循环集中于社会资本的总体中，所有的社会劳动（直接地或间接地）都立即地或长远地被视为从事再生产的生产力。这里，成为马克思分析第一个范畴的一般社会抽象劳动，取代自身获得了一种历史维度、一种具体的维度：它自身即是共产主义社会个体的构成因素。概念和真实的生产力向循环、再生产的发展，不仅导致历史特性的出现，还导致出现共产主义主体的历史个体性形成过程的多样性。这样，在定义上，在理论层面上所达到的这个过程，使马克思能实现这种扩展。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事实上，马克思的生产力定义是一种再生产性的定义，它和人力劳动的社会主义价值论连在一起。在理论条件改变时，这种价值论依然起着决定作用。多深刻啊！对生产力概念的唯一取代就是革命阶级的定义。为了保存这种价值而定义这一概念，并把系统中所有其他的定义取代，这没什么用处，也不会有什么结果。马克思曾饱受由工人运动的这种局限性所带来的苦恼。”【注：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226-227页。】

（三）

我们提到资产阶级工作者为了在流通领域求所谓普遍地自由和平等的“资产阶级王国假象”，为此所捏造的谎言是“基于劳动的所有”的普适性实现，也即望月所津津乐道的“劳动和所有的同一性”。企图完全遗忘：“最初的生产是建筑在原始共同体的基础上，在共同体内部，私人交换仅仅表现为完全表面的次要的例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350页。】

为了打破资产阶级这种鬼话，马克思剖解了劳动的个人对其劳动的自然条件的原始所有制。他说：“雇佣劳动的前提和资本的历史条件之一，是自由劳动以及这种自由劳动同货币相交换，以便再生产货币并增殖其价值，也就是说，以便这种自由劳动不是作为用于享受的使用价值，而是作为用于获取货币的使用价值，被货币所消耗；而另一个前提就是自由劳动同实现自由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即同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相分离。可见，首要的是，劳动者同他的天然的实验场即土地相脱离，从而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体，以及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解体。在这两种形式中，劳动者把自己劳动的客观条件看作自己的财产；这是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天然统一。因此，劳动者不依赖劳动就具有对象的存在。个人把自己当作所有者，当作自身现实性的条件的主人。个人看待其他个人也是这样……在这两种形式中，各个个人都不是把自己当作劳动者，而是把自己当作所有者和同时也进行劳动的共同体成员。这种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价值，——虽然他们也可能造成剩余劳动……相反，他们劳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各个所有者及其家庭以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个人变为上述一无所有的工人，这本身是历史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65-466页。】

资本绝不是历史一开始就有的。把资本认定为货币的始源的发展规定，破除了把资本变成只考察其纯粹物质方面规定的自然实体的资产阶级教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任意制造“资本是什么”的解释游戏，玩弄起史无前例的实证主义工作命题。

“如果说经济学家在单纯从劳动过程的观点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把资本只是说成物，原料，工具等等；那么他然后就会忽然想起，生产过程毕竟也是价值增殖过程，而且就价值增殖过程来看，这些物只能作为价值来考察。”“他把抽象的社会形式称为‘主观的’，而把他自己的主观抽象称为‘社会’”，如此等等。“资本掌握了劳动过程，从而工人不是为自己本身工作，而是为资本家工作，但是，劳动过程并不改变自己的一般性质。因为货币在转化为资本时转化为劳动过程的各因素，从而也必然采取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的形式，但是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并非天生地成为资本，正如金银并不因为货币例如表现在金银上而天生地成为货币一样。”于是进一步，有了这样的企图：“当货币主义对于‘什么是货币？’这个问题回答说：‘金银就是货币’的时候，现代经济学家们嘲笑这种货币主义的幼稚；可是这些现代经济学家却敢于对‘什么是资本？’这个问题回答说：‘资本就是棉花’……如果其他人补充说，‘资本就是肉和面包’，那么这是理所当然的……把表现在物中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当做这些物本身的物质自然属性，这是我们在打开随便一本优秀的经济学手册时一眼就可以看到的一种颠倒……经济学家的这种幻想——把资本对劳动过程的占有这件事同劳动过程本身混淆起来，从而把单纯劳动过程的物的要素转化为资本，因为资本在其中也转化为物的要素——是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性质本身中产生出来的……这种幻想是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性或证明资本是人类生产本身不朽的自然要素的非常方便的方法……证明：资本的存在是人类生产的永恒自然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75-480页。】

通过越来越把货币的生活原则强加于内部过程，资本建立了全面抽象性的生产秩序：从抽象劳动体发展出抽象的社会的生产联合，从而，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的增长就意味着非劳动的货币因素增长，而与之对照，劳动的货币因素增长变得萎缩。理性的吊诡即在于，使我们能够观察到：“交换不会只限于在形式上设定交换价值，它必然会进一步使生产本身从属于交换价值。”“如果说资本是‘作为手段并被用于新劳动（生产）的那种积累的（已实现的）劳动（确切地说，对象化劳动）’，那就是只看到了资本的物质，而忽视了使资本成为资本的形式规定。”它迫使我们进而认可：“这无非是说，资本就是生产工具……按照这种说法，资本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成了某种完全非历史的东西。按照这种说法，人体的四肢也是资本……臂，尤其是手，都是资本。资本也就只是一个同人类一样古老的事物的新名称了 ，因为任何一种劳动，甚至最不发达的劳动，如狩猎、捕鱼等等，都要有一个前提，就是把过去劳动的产品用作直接的活劳动的手段。上述定义中所包含的进一步的规定是：产品的物质材料完全被抽掉了，过去的劳动本身被看作是产品的唯一内容（材料）；同样，这个产品现在应再作为手段来实现的那种一定的、特殊的目的，也被抽掉了，相反，作为目的的，只是生产一般。所有这一切似乎只是抽象的产物，而这种抽象据说对一切社会状态都同样是真实的，并且和往常的做法比起来，只会使分析更彻底，使表述更抽象（更一般）。”然而，“如果这样抽掉资本的一定形式，只强调内容，而资本作为这种内容是一切劳动的一种必要要素，那么，要证明资本是一切人类生产的必要条件，自然就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抽掉了使资本成为人类生产某一特殊发展的历史阶段的要素的那些特殊规定，恰好就得出这一证明。”“另一方面，如果说资本是一个用来生产价值的价值额，那么这就是说：资本是自己再生产自己的交换价值。但是从形式上看，交换价值在简单流通中也会再生产自己。这种说法固然抓住了使交换价值成为出发点的形式，但是忽略了同内容的关系（这种关系对资本来说并不像对简单的交换价值那样是无关紧要的）。”即“要害在于……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13-215页。】

（四）

资本主义的货币增殖最终还是实现在生产过程中，因为流通实际是为了生产。马克思最初预言《商品和货币》中，“在这两章里从根本上打击了目前在法国流行的蒲鲁东社会主义。它要保存私人的生产，但是私人产品的交换要加以组织，它要商品，但是不要货币。共产主义必须首先摆脱这个‘假兄弟’。”“但是，撇开一切论战的目标不谈”，要知道，“分析简单的货币形式是最困难的，因为它是政治经济学的最抽象的部分。”由此引出了马克思那一句标志性的台词：“我希望为我们的党取得科学上的胜利。”【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第143页。】

出于对特殊共同体规定的货币的限定，价值形式被提炼为“不断成长的分配关系”。而首先是“不断成长的交换关系”：一方面，其不过就是生产关系，是对物质存在施行的社会规定，即物质的社会存在；另一方面，又是对于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物质关系施行的社会规定，因此，它使生产定格为同时蕴涵生产行动和分配行动的社会生产行为，即实现分配关系的具体化的社会生长。这样，“价值将通过平均劳动而定义，通过社会必要劳动而定义，就在此意义上货币被定义。‘决定价值的，不是体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而是现在必要的劳动时间。’……必要劳动的定义是一种已经社会化的定义。所以，‘商品的市场价值总是不同于商品的这个平均价值，总是或者高于或者低于它’。‘作为价值，一切商品在质上等同而只在量上不同。’”【注：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49-50页。】

从而，彻底否决了社会改良主义的工作主张。因为“在这里，任何资本都是‘完成的价值’。货币是‘最完善的价值’，是完善到顶的价值。可见，这就是说：（1）产品由于成为价值而成为资本。换句话说，资本不外是简单的价值。它们之间不存在任何区别……（2）因为货币表现为简单流通中出现的价值的完成形式，所以货币也是真正的‘完成的价值’。”【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22页。】

可是，我们看到：

【李嘉图自己根本不理解这一点，因为：（1）他始终只谈现成数量的分配，而不谈[利润和工资之间的]这种差别的最初起源；（2）理解这一点就会迫使他看到，资本与劳动之间产生的关系是同交换的关系完全不同的，并且李嘉图无法认识到，资产阶级的等价交换制度转变为不支付等价而占有，并且以这种占有为基础；（3）李嘉图关于相对利润和相对工资的原理只不过是说，如果一定的总价值分为两部分，如果任何一个量分为两部分，那么，这两部分的量必然成反比。后来李嘉图学派也就不无根据地把问题归结为这种废话了。】

由此看出，李嘉图的理论客观上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对立形式的反映，在实践上如此，在认识上也如此。而李嘉图本人的确没有意识到，并试图打破这一点。总括起来说：

【要揭示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无须描述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但是，把这些生产关系作为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关系来正确地加以考察和推断，总是会得出这样一些原始的方程式，——就像例如自然科学中的经验数据一样，——这些方程式将说明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这样，这些启示连同对现代的正确理解，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这也是我们希望做的一项独立的工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53、599页。]】

（五）

《资本论》从破除商品及资本物象开始。《资本论》头两篇的历史叙述使商品生产成为“历史活体”，揭示资本总公式的矛盾其实在于取得时间上的，而并非物象规定上的发展规定。事实上，G—W—G′是直接在流通领域内表现出来的资本的总公式。说明资本本质上是一种历史化的运动过程。资本是运动，不是静止物，是无休无止的运动过程；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是在不断更新的这个运动中才有价值增殖。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我们来看存留于《大纲》中的那些工作提示：

【（1）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从经济条件的角度来考察社会时所采取的那种方式，是再错误不过的了。

（2）蒲鲁东恰恰是把社会的东西称为主观的东西，而把主观的抽象称为社会。产品和资本之间的区别恰恰在于：产品作为资本表示着属于某个历史的社会形式的一定关系。所谓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只不过是把那些恰恰表示着社会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区别忽略掉。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

（3）人们先是在一定的基础上——起先是自然形成的基础，然后是历史的前提——从事劳动的。可是到后来，这个基础或前提本身就被扬弃，或者说成为对于不断前进的人群的发展来说过于狭隘的、正在消灭的前提。

（4）蒲鲁东先生称之为财产——他所理解的财产正是指土地财产——的非经济起源的那种东西，就是个人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首先是对劳动的自然客观条件的资产阶级以前的关系……这种条件……是预先存在的。

（5）好样的蒲鲁东不但能够，而且一定会同样振振有词地给作为财产形式的资本和雇佣劳动扣上非经济起源的罪名。因为，劳动的客观条件在工人方面作为跟他相分离的东西、作为资本出现，和工人在资本家方面作为无财产者、作为抽象工人出现，——价值同活劳动之间发生的交换，是以一个历史过程为前提的（虽然资本和雇佣劳动这两者本身再生产着这种关系，并且在其客观的广度上以及深度上都发展着这种关系），这种历史过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起源史。换句话说：财产的非经济起源，无非就是资产阶级经济的历史起源，即在政治经济学各种范畴中得到理论或观念表现的那些生产形式的历史起源。

（6）军队是古代共同体中最先采用这种发薪饷方法的形式之一。普通士兵的薪饷也被压低到最低限度，只由他的再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费用决定。但是，他用自己的服务交换来的是国家的收入，而不是资本……在资本作为统治力量的前提下，所有这些关系当然或多或少会被玷污……由此可见，构成资本，从而构成雇佣劳动的，不单纯是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这两种劳动从这一角度来看是两种不同的规定，即两种不同形式的使用价值，一种劳动是客观形式上的规定，另一种劳动是主观形式上的规定——之间的交换，而是作为价值，作为自身保持的价值的对象化劳动同作为这种对象化劳动的使用价值（不是供某种特定的享用或消费的使用价值，而是用来创造价值的使用价值）的活劳动之间的交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21、461-462、480-481、490页。]】

（六）

一种是食殖（物质产品或使用价值本身的工艺学意义的增殖），一种是货殖（价值或货币的增殖）；货殖是区别于食殖的特定存在，资本的界限就设定于自身的运动规定中。“循环的性质中包含着这样的情况：每一点同时表现为起点和终点，并且只有在它表现为终点的时候，它才表现为起点。因此，G-W-W-G这一形式规定也和另一个表现为最初的形式规定的W-G-G-W同样正确。”不过对货殖而言，“这一点应以关于交换价值本身那一章中的论述为前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54-155页。】这些当然不是蒲鲁东理解得了的东西，因为社会绝不是主观抽象，相反，“社会的东西”仅意味着抽象的规定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的，是考察社会的经济关系。

【亚里士多德拿经济同货殖作对比。他从经济出发。经济作为一种谋生术，只限于取得生活所必要的并且对家庭或国家有用的物品。“真正的财富就是由这样的使用价值构成的；因为满足优裕生活所必需的这类财产的量不是无限的。但是还有另一种谋生术，把它叫做货殖是很适当、很贴切的。由于货殖，财富和财产的界限看来就不存在了。商品交易（字面意义是零售贸易，亚里士多德采用这个形式，是因为在这里，交换只限于他们自己使用价值）按其性质来说不属于货殖范围，因为在这里，交换只限于他们自己（买者和卖者）需要的物品。”他又说，因此，商品交易的最初形式也是物物交换，但是随着它的扩大，必然产生货币。随着货币的发明，物物交换必然发展成为商品交易，而后者一反它的最初的宗旨，成了货殖，成了赚钱术。货殖与经济的区别是：“对货殖来说，流通是财富的源泉。货殖似乎是围绕着货币转，因为货币是这种交换的起点和终点。因此，货殖所追求的财富也是无限的。一种技术，只要它的目的不是充当手段，而是充当最终目的，它的要求就是无限的，因为它总想更加接近这个目的；而那种只是追求达到目的的手段的技术，就不是无限的，因为目的本身已给这种技术规定了界限。货殖则和前一种技术一样，它的目的也是没有止境的，它的目的就是绝对的富有。有界限的是经济而不是货殖……前者的目的是与货币本身不同的东西，后者的目的是增加货币……由于把这两种难以分清的形式混为一谈，有人就以为，无限地保存和增加货币是经济的最终目的。”[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178页。]】

蒲鲁东关于财产起源问题的糊涂看法，被剩余价值的真实发生史——资本主义生产的正在进行史——资本构成的形成和稳定的剩余价值率剥削制度确立的同步史的过程所勘破。资本规定就此被刻画为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资本带来剩余价值与资本重新由剩余价值资本化产生相互推动的历史生产运动形式，即完竣了的剩余价值（形式）。《资本的生产过程》主要立足实体域中观看资本运动，这实际是资本主义的发生史和纯净形态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成长。从而，资本的经济形式也是实体的直接运动形式。它通向了《原始积累》。马克思说，理由很简单：

【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因此，这一章叙述了使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从而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现代意义上的无产者）而把生产资料占有者变成资本家的历史运动。在这一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尤其是那些剥夺大量人手中的传统的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并把他们突然抛向劳动市场的变革。但是，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的其它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等等。在那一章末尾，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趋势被归结成这样：“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由于自然变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在这个地方我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理由很简单，这个论断本身只不过是概括地总结了我过去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那几章里所作的详细阐明。”[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40-341页。]】

一定的预先积累是严格意义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结合和技术工艺的整体的起点。但是，单个企业实际进行的原始积累在阐明资本发生过程时并不需要讲明，在存在者的发生规定上，它已并入在转化史的分析中了。“单个商品生产者手中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前提。因此，在从手工业到资本主义生产的过渡中，我们必须假定已经有这种积累。这种积累可以叫做原始积累，因为它不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的历史结果，而是这种生产的历史基础。这种积累本身是怎样发生的，我们还用不着在这里研究。只要知道它是起点就行了。”【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720页。】

有了这个前提，第一卷就工作性质而言，就在于整体阐明资本生产的历史发生，马克思的工作任务集中在为之提供历史上最为详尽的一次批判性分析。

【注：鉴于此，法文版将第一卷直接命名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个工作命名的依据是资本的形成史已经提供了其进一步赖以形成和发展的社会运动史的生理学说明。这是三部历史的彼此连贯和推进：第一部是完整的商品生产史，第二部是完整的货币生产史，第三部是完整的资本生产史；正像第二部历史含于第一部历史中，第三部历史同样含于第二部历史中。马克思将资本的前史分成两步完成，分别作为转化史I、转化史II予以系统阐述，从而，积累——人类文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步骤——就从中脱颖而出，一步步地发展壮大、自立起来。】

所以，它很快导入了对这个社会能够“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运动的内在性说明（这里当然已经包括了对资产阶级社会越出国界的那些规定的说明）。反过来，对原始积累予以整体分析，解明了它在发展上的非可逆性，从而进一步指示资本的历史界限性。

所以，能够通过实践过程导向“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的解体”的分析，而在那时，“在资本之后可以考察土地所有制”，“然后考察雇佣劳动”，“以所有这三者为前提，价格运动，现在是作为在流通的内在整体性上被规定的流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21页。】

对于资本发展的历史界限性而言，整体考察带来了如下规定：资本的特点就在于积累，在历史中完成积累既是资本的基本事项，也是核心发展内容上的特征。这孕育于三部历史中，商品变货币（实质是产品中变出商品）、货币变资本（实质是价值实体中变出货币实体），以及从原始积累直到资本积累本身，以至于它们能够作为“一部整史”看待。

【注：资产阶级思想家总是缺乏整体历史发展观，总把本质和形式搅和在一起，以至于不能搞清楚事实真相。与此同时，从事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工作者也没有可能真正达到这一高度。其弄不明白为什么马克思一会这样说价值，一会那样说货币，时而是实体关系描述，时而是特定的社会经济形式。致使存有疑问：“马克思删去了第四个‘自相矛盾’的价值形式（我们可以在第一版中找到），并且用‘货币形式’来取代它，这和‘价值的一般形式’相比，在形式上没有差别。唯一的差别是由商品本身的社会活动引起的。货币形式的提出不仅意味着要抛弃精确的‘结构发展’途径，而且也使第一章（商品形式的分析）和第二章（商品本身的社会活动的分析）中描述的不同程度的差异变得模糊起来。其结果是在许多讨论中，这两章的地位和目的仍然非常不明确。在第一章中货币已经被认为是价值形式分析的结果，为什么第二章还要把货币作为一个结果来描述呢？”（海里希：《重建还是建构？关于价值和资本的方法论争论，以及来自考证版的新见解》，载贝洛菲尔等主编《重读马克思——历史考证版之后的新视野》，徐素华译，东方出版社，2010，第109页）以及说，“从价值被简单认为是劳动出现的社会形式这种观点中，我将继续论证价值是一个人为的形式，像吸血鬼一样依附在劳动上并榨取其血汗。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不可能从劳动开始证明商品是劳动所采用的一个形式，因为这个形式是外部强加于劳动的，人们必须从商品的高级形式——流通形式开始。通过交换，劳动被抽象化，从人类劳动中抽象出来，因为是交换形式在被消耗的劳动与商品等值之前首先建立了所需要的社会合成。但是马克思没有看到这里暗示了一种诠释方法，首先论证价值形式，接着提出依据，把问题的焦点集中到产品上，而不是从生产（即‘价值’）开始，接下来让人困惑地把非价值因素放到商品形式的范畴中。从辩证法的角度看，马克思的开头很武断。他以被交换的物品是劳动产品为前提，这个观点从对生产方式兴趣广泛的历史唯物主义得到表面上的证实，但是要想沿袭黑格尔辩证法的模式就需要一个没有任何强加条件的绝对的开头。只有在论证了流通形式之后才能够为系统地拣选那些重要的商品，即劳动产品，提供依据。综上所述，交换引出了没有任何预设内涵的自成一格的形式，因为所有的使用价值都缺失了，不仅是所有确定的实用性，而且价值范畴本身。这个形式在交换中被设为假设前提，在交换后被实现，但却不在交换过程中出现。”（亚瑟：《价值的虚幻本体论》，载《批判实在论与马克思主义》，陈静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317-318页）】

毫无疑问，这是真正工作批评的开始，是否定的开始，意味着把掌握资本主义实践的理论锁钥，作为“武器”交给善于运用它的那个阶级。并且正如资产阶级社会是生产和交换方式多次变革的产物，当代的社会主义实践运动也是这一长期发展过程的一个伴生物，它本身也是生产和分配方式多次变革的产物。而且，这已经展示一种前景：“只有当劳动条件和实际生活条件，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明白而合理的关系时，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物质生产和它所包含的关系是社会生活的基础，这种社会生活只有当它一旦表现为自由结合、自觉活动并且控制自己的社会运动的人们的产物时，它才会把神秘的纱幕揭掉。”【注：《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59-60页。】

【本章附识】所谓“现代殖民理论”，是时间上永续的政治经济殖民的概念。盖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高度经济性的属人方式，造成资本积累的特别时空条件——全球化和国际化。而这“两化”的核心内容是最大时空的夺取剩余价值。设若一旦“殖民条件”丧失，无产阶级力量将空前强大，那么，由此引发的经济冲突和阶级矛盾将瞬间使资本主义社会转化成“新社会”。可见，资本主义的殖民地的扩张（我们应在广义的规定上使用“殖民地”这一术语），本质上乃是“时间规定”，而非单纯的空间规定。“资本的空间性的秘密也就是空间性自身的秘密，即分离。”（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语）一言以蔽之，“现代殖民”深化了资本原始积累的“非国别”的成长规定性（所谓的一国而至世界史的积累属性要求）。这里，国家与国家的界限变成了资本竞争与垄断的界限，从而凸现世界市场的“政治经济学的图像”。归根结底，“现代殖民”并非空间化的解决路径或策略，它由于承担着资本主义世界范围的时间修复的职能，也就必然使自身定格为全球化再生产与资本自我实现的国际性“时间存在条件”。这种条件将会使阶级斗争的格局日趋复杂化。要之，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填补黑格尔辩证法的内容空白，目的就是把“哲学态的时间规定”还原为历史生活的实践批判（即对“历史批判”的规定予以客观呈现），以及相应地，同样把“哲学态的空间规定”予以现实还原，定格为有关于社会生活实践的“总体批判”。中国人称两者为“道”和“德”，实则是本质规定，这显然是实施现象学批判和认识批判的根据和理论地基。以下接续的“系统发生学”“现象发生学”“认识发生学”三章内容，围绕“时间和空间的运轴”展开，实现了“辩证法之思”：宏大叙事与具体细审的统一。据此，应该更多重视詹姆逊的警示：“我们的分析似乎更严峻地受到马克思主义内部对辩证法的批判的危害，这些人企图把《资本论》改写成一本完全不同的书。”尽管如此，仍然不能将《资本论》限制为历史事件本身或局限于解释学的“显现”。因为在当代我们更加需要的不是“回到马克思”，而是还原马克思的“工作本相”，求取“今日的文本”与“马克思的文本”的精神实质的一致性。资产阶级试图强化“空间”，社会主义运动的生命力则始终在于“时间”，然则，“现代殖民”的时间规定恰恰显露出社会主义批判的现实重要性。当下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思维创新，所突破者“纯要素”和“纯空间”的经济扩张也。此种产业链延伸、价值链管理的梯度国家（地区）发展观，体现了“战略性共同富裕”的中国思维和中国构想；于是，从国内“新常态”到国际“新生态”，“中国智慧”（中国学）将逐渐走出一条知行合一的工作路线，并远播“修己安人、内圣外王”的世界和平交往主张。这是在开放中结构升级的“优势巩固”。因而，“中国方法”突出体现的是制度张力上的“创新”：一种新型意义和样态的时空结合观——中国道路与世界方向的“合流”。

【本章判语·宝玉词】千年道论，乘骐骥兮以驰骋。一路经行，茕茕独立！欧亚分流，柔情佳期。凡鸟偏向末世来，昼夜毋停。抟扶摇，重霄九！似水如梦，不与君逢。春萧瑟，秋浓郁，恁彳亍！归似曾，莓苔履痕。建兮太一，主兮忽无，妙处观恒。来吾道夫先路，不可逆兮直人评！娉婷眼波，逝者如斯被人猜。忽喇喇宝玉，胡虏人前，似大厦倾；昏惨惨海市，犹灯将尽。一盏风雨，好一似骨肉家园，齐抛摈。曲折颠簸多环迴！到头来，终灭泯。疏影横斜，亘亘文明心。水流清浅，壮士暮年志。

*首版此章附有副标题“资本的时间与存在·客观逻辑之一”。在学科方法上，此即“实践地批判”。

【作者：许光伟，江西财经大学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和博士后、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等。本文系《保卫资本论》第十三章，修订版2017，第322-3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