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送对手以唯心主义，给自己则以唯物主义，以普世麻痹对手，以经世以壮大自己，是秦国得以击败六国、统一天下的重要手段。秦国用的是李斯、商鞅这样的知识分子，而把那些不靠谱的“公知”们全赶到对手国家尤其是齐国去。当时齐国搞“百花齐放”，净弄些“公知”回来带“研究生”，所谓“稷下学宫”[36]可谓是当时官私合办的“研究生院”。秦国不时地还给他们送些“课题费”，专资助那些不靠谱的争论。这样的学术并没有造成齐国强大，书载稷下学宫随着齐的灭亡而消失。值得深思的是，当秦军抵至齐国城下时，与苏联解体前的情形一样，竟没有出现象样的抵抗!学问那么多，却不能保家卫国;国破家亡时，“竟无一人是男儿”!后来的宋朝也是这样：学术一派繁荣，而皇帝却寄金人篱下，被虏到北方做苦力。学问既不能保家也不能卫国，那要这样的学问、这样的书生，还有何用呢?
惩，征心是也。为了全面侵占中国，日本早在1923年3月召开的第四十六届国会通过《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12月，日本内阁依据《特别会计法》成立了“对支文化事业调查委员会”，由外相任会长。1925年初策划成立了“日中文化委员会”(次年更名为“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到1936年5月，日本外务省提议将原先由“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规定的300万日元的预算增加到400万日元，主要用于：在中国各大学设立日本语讲座与日本文化讲座;中日民间各团体之经济文化提携;在中国各地新设日本文化图书馆，积极介绍日本文化，展开日本体育运动、戏剧及艺术交流。一年后日本便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由文化侵略转为军事占领。[37]侵华战争期间，日本语言学者平野晃在《大东亚共荣圈中的语言问题及其对策》文章中明确表示：
【“日本在大东亚所应采取的语言政策，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加，一个是减，亦即日本语的普及和欧美语的排斥。”】
他认为：对于香港等第一类地区，决不能认可除日本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对于“满洲国”“支那”、泰国等第二类国家，日语应该作为第一外语、教育、文化用语来使用，应该成为“国家语”;“大东亚语言政策的理想就是把日本语作为大东亚的标准语，而各民族、各地方的语言要置于方言的地位”。[38]据统计，从1937年下半年到1040年，日本在中国内地广大沦陷区开设的日语学校达180多所。[39]1934年，日本陆军省新闻班发行了一本题为《国防的本意和强化的提倡》的小册子，该书较早提出“思想战”的概念，强调“作为战争手段的经济战、政略战、思想战，都具有与武力战相匹配敌的重要作用。”，宣称：
【“对于一种思想，必须用另一种思想来应对，对于一种世界观，必须用另一种世界观来应对，否则，要彻底克服它是不可能的。对于具有普遍性、世界性、有着理性倾向的思想，只以无思想的情绪、民族的本能与之对抗，是消极的防卫，即使很充分，也由于缺乏积极的攻势和必要的理论武装，作为思想战而言毕竟是不彻底的，”[40]】
历史上注重战略能力的国家，都将国民性塑造问题放当作战略问题来看待。不然就不能解释今天为什么有些人要把《色戒》《霸王别姬》等片子引到中国来，为什么带有中性气质的主角张国荣被捧得这么高?还有把国民性格塑造得很自虐，将青涩男藏在一群少妇里准备为日军“献身”影片《金陵十三钗》以及目前出现的“鸟叔”现象，为什么在银幕和舞台上大行其道，道理很简单，这样的作品和形象符合西方强权的需要，在南方国家，这样男人多了，国家就不能打仗了。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学者杉山平助在《论支那人》文章中将日本对华“笔战”的作用概括为：
【“军人用刀剑刺支那人，我们文化人就是要用笔把他们的灵魂挖出来。”[41]】
这话反过来说也可理解为：当日本的文化人不能用笔把中国人的“灵魂挖出来”时，那军人的刺刀就要派上用场。
经世而非普世是中国国民性的主流，包括日本右翼在内的敌对中国的势力明白，要改变这一主流观念是相当困难的，因而将中国人的世界观普世化却是可以间接达到目标的方法。对此我们不能掉一轻心。
世界是斗争的，斗争还在继续，毛泽东说：
【“不斗争就不能进步。”[42]】
[1] 《习近平在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
[2] “三韩”是指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后4世纪左右存在于朝鲜半岛南部三个部落联盟即马韩，辰韩和弁韩，后亦指朝鲜半岛。
[3] 《名人名家抗战诗词选(1932年5月～1945年9月)，《党的文献》2005年 第5期。
[4] 转引自《日本知名学者：谁控制了黄海谁就主导了东北亚》。
[5] 中日战争后，日本将从中国攫取的3.64亿日元的战争赔款中的90%用于扩军备战， 在此基础上，在随后的7年间，日政府还分3次发行外债，得到了总计1.9亿日元的公共事业投资资金。日 俄战争期间，日政府又接连不断地分4次发行了相当于8亿日元的外债用作战争经费。1904年1月5日(俄历)，日本驻伦敦公使拜访并明确告诉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日本“用自己的储备只 够打一年，通过增税和发行纸币可以把战争再支持6个月，到那时候，财源就枯竭了。” “1905年底在与俄国进行和平谈判时，日本财政已处于崩溃的边缘” 。据历史学家罗曼诺夫统计，日 俄战争中，日本的直接战费将近20亿日元，超过1903年最后一次战前预算2.5亿日元的6倍。在这20亿日元中，日本政府于1904～1906年间通过6次认购为数甚微的内债用于战争的，只有6.8亿 日元(这是名义上的，政府实收为6.4亿日元)。一半以上的战争费用来源于向英美借得的5次外债，总数达1.07亿英镑，合计9.27亿日元。日本国债从6亿日元增长到24亿日元。这笔国债每年 须还息1.1亿日元，其中9000万日元用于偿付战时公债的利息。按人口计算的纳税负担的平均数，从1903年的5日元增到1905年的8日元，而到1906年，已超过10日元。参阅张文木：《全球视野 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0～161页。
[6]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1942年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8页。
[7] 欧文·拉铁摩尔，东方学家。生于华盛顿特区，幼年随父前往中国。1915年就学于英国坎伯兰圣·比斯学校，4年后回中国。1920年在上海的报馆工作。1922年起在北平和天津阿诺德公司任职，会汉语、蒙语、俄语。1924年从事对中国的调查和著述工作。1926~1927年在中国东北、内蒙古和新疆等地广泛旅行和考察。后定居北京。1937年到过苏区，同年返美。1938年执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次年任院长。1941年奉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之命出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次年返美后在战时情报局供职，负责太平洋战区工作。1945年被杜鲁门总统 任命为驻日经济代表团团长的特别经济顾问。同年出版《亚洲问题的解决》，主张帮助亚洲国家确立其在世界中应有的地位。1963年至1975年期间任英国利兹大学中国问题教授，1972年任该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麦卡锡主义时期曾受到调查，并被诋毁为“苏联间谍”。著有《通往土耳其斯坦的荒漠道路》《满洲——冲突的摇篮》《现代中国的形成》《中国的历史和革命》等。
[8] [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页。
[9]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重要资料统计集》，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88页。
[10] 张秀章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496页。
[11] 黄仁宇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页。
[12] 2005年7月1日，日本东京基金会 对华政策研究小组(The Study Group on Japan’s Diplomacy for China Sponsored by the Tokyo Foundation Tokyo Foundation)发表的《日本对 华政策的建议》(“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Japan's Diplomacy for China”)，呼吁日本政府“放弃日本应当抛却在历史问题上对中国的负罪感，以现实主义的对华外交方针取代“友 谊第一”的方针，敢于面对同中国的暂时冲突，从而避免一场被推迟发生、但却变本加厉的中日对抗”。在地缘政治上，报告提出了日本的诉求已大大超过“周边事态”的范围，认为“日本 应当充发挥自己作为一个亚洲国家、一个太平洋国家以及一个海洋国家的作用。在战后岁月，日本的利益已经从东北亚扩展到了太平洋和其他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海洋国家，以美日同盟为 基石，日本发展了与西太平洋诸国的密切交往;作为海洋国家，日本形成了一个东起西部日本、穿越中国东海和印度洋、西抵中东的海上交通线，并与沿交通线的印度等国建立了友好关系。 从日本未来的发展考虑，日本应当削减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同时加强美日同盟以及与欧洲的传统联系，通过开展经济合作发展与印度等交通线沿岸国家的关系，以反制来自中国的威胁。” 该 报告得到了包括前国务大臣Kazuo Aichi、前法务大臣Shigeto Nagano、前舰队指挥Kataru Hasegawa等前自卫队将领、Kazuhiro Haraguchi等多名在任国会议员在内的25名有影响人士的支持 。这份报告显然对日本外交政策产生影响，3个月后即10月23日本外相町村信孝表示：长时间以来，因对战时侵华行为缺乏责任感问题，日本一直保持一种对华“软弱”的姿态，“但现在到了 发展一种更为平等的外交关系的时候了”。町村信孝说：“直到现在，我们经常——虽然不总是这样——倾向于认为日本最好是服从中国所说的每一件事，不坚持自己的主张，保持一种低下 的姿态”。“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能够说我们所相信的东西是正确的”。
[13] 当时迷信日本军事理论是一种风气。许多国民党高层人物比如孙中山、蒋介石、戴季陶、汤恩伯等都有在日本学习军事的履历。1931年12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后投奔红军 ，毛泽东要求“对这支队伍，要努力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而这支队伍中的许多人只“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为了更 顺利地接收、管理和改造这支部队，毛泽东特意派有留法背景的何长工去做管理工作，告诉他：“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198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1、364页。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76页。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77页。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0页。
[17] 1938年3月5日，毛泽东为抗大同学会成立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6 月，毛泽东又将这句话略作变动作为抗大学生毕业证题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81页。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页。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6页。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6页。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7页。
[22] 引自2014年4月1日习近平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重要演讲。
[23] 列宁：《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年版，第449页。
[24]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莎士比亚：《哈姆莱特》(1601)。
[25] 1939年4月19日，《新中华报》刊登毛泽东的题词还是“为消灭文盲而斗争”。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页 。
[26] 王向远著：《“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两本均为昆仑出版社2005年出版。
[27] “七七事变之后不久，日本向侵华战场派出了一支由文学家组成的特殊的侵华部队，当时称为‘笔部队’。‘笔部队’成员们以笔为枪，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参见王向远著：《“笔 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
[28] [日]池田德真著：《宣传战史》，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29] 关于这一段事迹，参见梅绍武回忆文章：《傲骨从来耐岁寒——忆父亲坚决拒为敌伪演出的事迹》，载于梅绍武著：《我的父亲梅兰芳》，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77～183页。
[30] 参见《钟爱京剧 毛泽东与梅兰芳结友谊》，登陆时间：2014年7月20日。
[31] 沙少海、徐子宏译注：《老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3页。
[32] 1974年，刘庆棠担任文化部长，他曾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毛主席喜欢不喜欢看香港电影?张玉凤说：喜欢，特别看了李小龙主演的影片，一个人一边看，一边鼓掌：“功夫好!打 得好!”刘庆棠说，一般借香港的电影，毛泽东要看十几天，断断续续地看，每次看几分钟。而李小龙的电影，毛泽东要留下一个月，反复看。正是因为毛泽东喜欢看李小龙主演的电影，中 国在当年(1974年)就引进了李小龙的大片《唐山大兄》、《精武门》、《猛龙过江》。参见覃炜明：《李小龙一个世纪的传奇》，载《羊城晚报》2010年11月20日。
[33] 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0～2011)》，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5页。
[34] 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0～2011)》，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6页。
[35] 公元前651年，晋献公死，晋国内乱，公子夷吾以“割晋之河西八城与秦”为条件，请求秦国协夺取君位。秦穆公决定立庸君而弱晋，得城池而强秦。参见张分田著：《秦始皇传》，人 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
[36] “稷下学宫”，“稷”是齐国国都临淄城(今山东省淄博市)一处城门的名称。“稷下”即齐都临淄城的稷门附近，齐国君主在此设立学宫，故因学宫地处稷门附近而得名。宣王时，稷 下师生数量多达“数百千人”。师生济济一堂，定期举行学术活动。稷下学宫是算是世界上较早的由官私合办的高等学府。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百家争鸣”运动就由此发韧。
[37] 王向远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213页。
[38] 王向远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4页。
[39]王向远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8页。
[40] 转引自王向远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页。
[41] 王向远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
[42] 1975年12月27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她的丈夫戴维，毛泽东说：“不斗争就不能进步，不和平。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 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31页。
【张文木，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作者授权察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