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起知道自己怀孕的那天，刘怡然至今心情复杂。
那是2017年5月21日上午，北京阳光灿烂，没有风。在北京妇产医院，医生告诉她怀孕了，她像一头迷路的鹿，慌乱无措。
对于34岁的她来说，怀孕不在计划之内。结婚六年，她一直纠结于丁克还是生孩子，直到意外降临。
那时，她是北京一家小型创业公司的市场总监，所在部门几乎承担着公司最重要的业务，事业发展向好。
当她将怀孕的消息告诉领导后，一切都不一样了——工作岗位被替代，被移出工作群，清退办公桌，停发工资……生活骤然跌入谷底。
一场关于怀孕歧视的漫长拉锯，伴随着腹中新生命，悄无声息地向她席卷。她像电影《秋菊打官司》中的女主人公一样，固执地“想要一个说法、一个道歉、一个公平公正的处理”，但她发现，“维权的难度超乎想象”。她数度迷茫，这样的坚持，值不值得？
“要不要？”
34岁之前，刘怡然的人生一路顺遂。她1983年出生在哈尔滨，大学毕业后，跟随邻校同龄的男友北漂，进入北京一家创业型互联网公司，之后又辗转三四家互联网公司，做网站运营、新媒体工作。
2015年，工作的第十年，她厌倦了朝九晚五的固定生活，想往移动互联网方向发展，于是重找工作。
第一份面试邀约来自北京一家刚成立不到半年的创业公司。面试时，32岁的她被问到了生孩子的问题。她说，目前想做丁克。
这个想法源于她11岁时父母分开，从此跟随母亲生活，“我想要孩子，但是害怕会给他带来伤害，所以宁愿做丁克。”
最初，考虑到这家公司要上六天班，只有10来人，一人得身兼数职，刘怡然婉拒了。CEO发来消息，介绍了公司的优势、未来发展前景。她被那种创业的目标感吸引，2015年3月12日入职该公司，负责新媒体运营，月薪一万五千元。三个月后，转为企划部主管。
当年11月，她被改签合同到其控股子公司A公司，担任公关总监。第二年转为市场总监，负责品牌等方面的工作，月薪慢慢涨到2万。
工作时间朝九晚七，但她经常加班到晚上九、十点，甚至凌晨，周六也很少休息。每隔一两个月，产品上线之际，那一周几乎每天工作到凌晨四五点。累了，把瑜伽垫铺地上眯一会儿，醒来继续工作。
刘怡然被同事们唤“刘大人”，多用“工作努力”、“负责”、“女强人”等词评价她。
公司氛围也有些压抑，有其他部门同事将雨后彩虹照片发到工作群，就被领导叫到办公室骂了。曾在这家公司工作过半年的程欣语记得，刚入职那阵，APP新版本正要上线，一到下班时间，公司领导有时会坐在门口，“谁也不敢走，正点下班会受到白眼。”
刘怡然自己后来整理工作邮箱时发现，工作两年多，超出工作时间之外的邮件就有500多封，大多是凌晨时发的，有时是周末凌晨。
与忙碌相伴的，是经常性的胃疼和整夜的失眠，有时睁眼到早上五六点还睡不着，“很多个瞬间，会觉得很累，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2017年4月，公司召开季度大会，这一年的重要业务几乎都安排到她所在的部门。她还协助领导分担公司管理事宜，这让她感觉“整个人的价值是被肯定的状态”，充满干劲。
直到5月21日周末，医生告诉她，她怀孕了。
此前，她从未想过会怀孕。检查前一天，还和朋友去喝过酒。
担心影响工作，那天上午九点多，刚从医院出来，刘怡然就在和CEO、副总裁三人组成的微信群里说，“有一个坏消息，我怀孕了。”
发现怀孕后，刘怡然很快告诉领导。本文图片均为 受访者 供图
两位女领导和她年龄相仿，关系很好，经常一起吃饭，生活中有什么事也会互相帮忙。
但这次，她俩的反应出乎她的意料，一个说“恭喜恭喜”，另一个说“这是好事情啊，要不要？”她说还在纠结，要跟丈夫商量下。
刘怡然的丈夫很开心，希望生下孩子。她则隐隐有些不安。
“那我干什么?”
查出怀孕的第二天是周一。早会后，CEO告诉刘怡然，派她到深圳和上海出差四天。
入职以来，刘怡然只出差过两次，一次当天返回，另一次第二天返回，都是提前通知，有同事一起。这次只有她一个人，又是刚怀孕一个来月，她有些担心身体状况，领导让她“克服下”。
出差第二天，她开始发烧，硬撑到最后一天。回京后吃药治疗，身体才好转。
5月31日，出差回来后第一天上班，她发现公司在招聘网站上新增了一个岗位，职位和工作内容和自己的一样。
部门面试也不再通过她，而是直接由副总裁接手。副总裁还越过她，直接找她的下属去开会。以前一去办公室，各种工作任务压过来，但那天，除了之前的工作，没新任务了。
她心里难受，想不明白，中午没吃饭，趴在办公桌上哭。副总裁看到后，把她叫到办公室，说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需要找人分担她的工作。在她出差期间，她们已经面试成功了一个人，对方7月15日入职。在这之前，由副总裁完成她的那部分工作。
刘怡然问，“那我干什么?”副总裁说：“你能干嘛就干点什么。之后可以去做一些助理类工作。”她忍不住一直哭。
等到6月26日，她肚子疼得厉害，去医院后，医生说是先兆性流产，建议在家静养。她按流程给公司人力和副总裁发邮件，请求休半个月病假，在家办公。副总裁回复邮件表示同意。
那半个月，她没被安排新的工作任务，销售、商务方面的工作交由其他人做，自己继续做之前的工作，撰写品牌稿件等。
半个月后，身体仍未好转，她又休了半个月病假。
7月19日，公司群发会议通知，对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她所在部门变更为品牌营销中心，负责人变成了新入职的那位员工。
刘怡然办公桌被清退，工作由新同事接替。
第二天，CEO助理在微信上告诉她，公司调整部门和座位，她的办公用品被拿到了助理处。四天后，又告诉她，公司品牌宣传等工作转由新的品牌总监负责。
她私下询问以前的合作伙伴，得知新品牌总监已和他们联系，“说是你那边身体原因，主要对内了，她负责对外。”
高龄怀孕，加之身体透支严重，她身体状况不太好。医生告诉她，这个孩子不要的话，以后再要孩子会很难，建议她卧床保胎。
7月30日，她申请再休一个月病假。副总裁同意了，让她去公司办理工作交接。她记得那天走进办公室后，同事们看她一眼，便不再言语，没人跟她打招呼。
“把我开除了吗？”
8月3日，刘怡然收到人力主管发来的邮件，说请病假需提供北京市三甲医院证明，包括诊断证明书、休假建议条、病历、医药费收据等原件；病假结束销假时提供病历册、检查单据等。
刘怡然收到人力主管发来的邮件，让补办病假手续。
她当时已经看完病，没有留存这些资料。“有的材料，比如休假建议条，医院说没有这个，没办法提供。”刘怡然很无奈，之前休病假副总裁都同意了，人力主管也没有提到交病假材料的事。
刘怡然收到停发工资邮件通知。
5天后，她收到邮件，说如果不能按要求办理请假手续，她7月份工资暂停发放。
刘怡然觉得不公，8月11日，她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想要回工资和入职以来的加班费。
这之后，她在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平台上发表“公司不发工资，逼怀孕员工辞职”之类的言论。公司发来律师函，指责她造谣损害公司信誉。
刘怡然被移除微信群。
没多久，她的工作邮箱被关闭，陆续被从工作微信群、QQ群中移除。她给人力主管发消息“把我开除了吗？”，对方没有回她。
刘怡然询问人力主管，自己是否被开除。
前同事得知她的情况后联系她，说自己之前的工资也有问题。她便在朋友圈发布了这一消息。公司认为她泄露员工工资，以泄露商业机密为由起诉她。
她转而向媒体求助，一家自媒体平台发布了她自述被拖欠工资的报道，公司又以侵犯名誉权为由起诉她。
两起诉讼去年已经开庭，不过至今没出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