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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会战是1937年8月13日起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攻上海的战役，又称作“八·一三淞沪战役”，这场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第一场重要战役，也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之一，前后共历时3个月。据有关史料，日军投入30万余兵力，伤亡4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70余万兵力，伤亡25万人。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
关于此战，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国共将领都有评价。以当时主要指挥者之一的陈诚的评价为例，他在1946年的《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一书中谈到了该战役的所得所失，认为此战有五个所得，主要有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转移了很多工业资产为抗日持久战作了物资准备和开始实现了全国性的抗战等等。这些作为事后的总结来看，无疑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到该战役尚在进行时的史料上，或许对这场战役有更加深刻和更加全面的认识。
1937年11月14日上海战时生活社编辑兼发行的《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辑录了当时发表在报章上的陈诚和一些社会各界著名人士对淞沪会战战局和战局发展的看法。另有一部署名刘孤帆的《持久战与国民生活》的专著，于1937年12月20日在汉口出版，也有一些关于淞沪会战期间的战况。这些几乎与战局进展同时面世的出版物中的史料，对于后人全面认识这场战役是极具参考价值的。这比起该战结束以后发表的、特别是该战结束后数十年才发表的回忆性质的史料，包括亲历者口述和文章、日记等等，应该更有可资参考的价值，因此可以说更能够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
当时大部分国人对战况的乐观显得有些盲目
《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是一本以报刊文章为主的汇编本，主要文章都涉及到淞沪会战，而且是在淞沪会战结束后第三天出版发行的。其中有署名陈诚的三篇文章，分别是《持久战应有的认识》、《持久抗战的几个重要点》和《持久抗战的战局谈》，注明是录自《救亡日报》。书中的其它文章包括郭沫若的《持久抗战的必要条件》，洛甫（即张闻天）的《抗日民族战争的持久性》（原载《解放》周刊1937年9月18日），史良的《持久抗战的目的---最后胜利》、一篇译自美国民族周刊史德华的文章《持久抗战为中国胜利的关键》和《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另附有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工作纲领》。
陈诚的三篇文章都是围绕淞沪会战的。下面就来看看他在战斗期间是怎样看待这场大战的。
《持久抗战应有的认识》的前言称：
【（淞沪会战）“经过两个月苦斗，敌人固于疲于奔命，处处暴露了懦怯的丑态与难堪的破绽...其在国际地位更陷于孤立。”“所以目前的战局和国际形势，在客观上都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着。”】
按时间推算，此文发表日期是10月中旬。战役后来是怎么继续发展的，下面将有叙述。该文接下来有四点内容，要点如下：
1、“不能不可存依赖心理而限制战斗”：说的是“作战不受地形限制”“同仇敌忾随时随地均可聚歼敌人”。
2、“精神战胜一切”：“因此无论敌人如何猛烈轰炸，冲锋射击，我们只要保持坚毅沉着的精神，镇静防护，敌来即杀，终究是能够杀敌致果的。我们从敌军官兵的日记上，知道过去两月的淞沪战争中，敌人所受损失的惨重，即可证明此点。”“一切物质的困难和缺陷，无疑都是可以克服和补救的。”
3、“务存必胜之决心”：如果没有“胜利的决心”“将必然招致全军的溃败。”
4、“我们再三说过，此次对倭寇作战纯为赌国运之存亡。我们国家民族的兴衰生死完全视乎这一战。要不惜任何牺牲。要求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唯一的秘诀是不怕牺牲”。
该文最后的结论是，“将来战争延长半年以上，谁能说敌人国内，不发生政治经济的崩溃，引起内部的叛乱，和国际的干涉呢？”
《持久抗战的几个重要点》是陈诚参战初期，即参战最初半个月的数次讲话要点，他特地归纳总结印发给部属。除了与《持久抗战应有的认识》大部分内容相似，特别重复了：
【“此次对倭寇作战，纯为赌国运之存亡。我们国家与民族的兴衰生死，都视乎这一战。”】
另外还指出日本在经济上将会“总崩溃”。陈诚反复强调“赌国运”，至少可以看出当时的国军高层在战略问题上的严重误区。
《持久抗战的战局谈》则是发表在十月下旬。此时国军开始节节后退，但文中仍然乐观：
【“总括起来说，自对倭作战开始以至今日，军事方面，当奋勇冲击，予敌重创之后，一时在旅进旅退中，但经济上精神上以及国际舆论上的胜利，很显然已属于我。目前虽以战略关系，对于一二阵地略有移动，但就全局而言，并不得认为失败。”】
该书还有其它几篇文章也同样持乐观态度。如郭沫若在1937年10月下旬的《持久抗战的必要条件》写道：
【“大场失守（十月二十六日---笔者注），闸北，江湾各阵地因战略上的撤退，淞沪战局又呈现一个新的局面。”“抗战了两个月有半，才仅仅退却了几公里，怎么便值得惊慌起来呢？”】
那位美国的史华德先生也是乐观者，他在文中写道：
【“……实在是打得很好。在淞沪一带，八万日本军队------约有‘一.二八’时的两倍-----并不能怎样得手，而且受着非常严重的损失。”】
该书最后一篇文章出自于当时的大律师史良。她开篇即写道：
【“我军自撤至第二道防线后，两星期来，局势非常稳固……”】
等等。
总之，通过上述几位所反映出来的情绪，都是对后面战局的发展持乐观态度的。
但是实际战局的发展并非如此。且借用《李宗仁回忆录》的描述如下：
【“十月中旬，我军已不能支持……大场遂为敌所陷。”
“淞沪会战至此，我军已成强弩之末，亟应后撤。然委员长意气用事，严申命令，有敢擅自撤退的，军法从事。前线指挥官都知道委座脾气，谁也不敢以真情实况报告，偶承以电话垂询，多诳报士气旺盛，倘直陈实际情形，即遭申斥。”
“白崇禧因常在前线视察，深知敌我战斗力的悬殊，乃于十一月初建议委员长下令后撤，蒋先生坚持不允，前线官兵又苦撑两三日，实在疲惫不堪，白崇禧再度献言撤退，蒋仍不允。全线又勉强支持一二日，时我军阵容已乱，白氏知事急，乃向委员长报告说，前线指挥官已无法掌握部队，委员长不叫撤退也不行了，因为事实上前线已‘溃了’！统帅部下令撤退，面子上似好看点罢了。委员长才于十一月九日下令分两路，一向杭州，一向南京，全线撤退。然前方此时已溃不成军，各军仓皇后撤，加以敌机日夜轰炸，人马践踏，秩序大乱。大军数十万竟越过钢筋水泥所建的苏嘉国防线阵地而不能停足。阵地上虽有坚固的堡垒，退兵因一时找不到钥匙，不得其门而入，竟一一放弃，溃退之惨，一言难尽。”】
不管这种事后的回忆是否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但史家都承认国军的这个撤退是一场大溃退，其损失甚至超过了战斗期间的损失。
非常有意思的是，陈诚在《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中，在谈到“失”的问题时，差不多把他在《持久抗战应有的认识》等三篇文章中的观点全推翻了。这就可以看出当时国军高层在战略战术指导上的某种不确定或者是混乱。下面是陈诚总结的四条“失”的要点。
一、“精神虽说胜过物质，可是血肉筑成的长城，事实上是抵御不了无情的炮弹的。所以我军虽多，终不免于败北。”
二、“淞沪会战之初，我军士气的旺盛可谓达于极点，但因伤亡惨重，人海究竟不是火海的敌手，所以到了苏州河撤守的时候，士气一落千丈，几至无法维持。南京在崩溃的士气之下，也便轻易地失陷了。”
这两条基本否定了他先前的“领袖常常教训我们，精神战胜物质”，“精神战胜一切”，“一切物质的困难和缺陷，无疑都是可以克服和补救的”“要求战争的最后胜利。唯一的秘诀是不怕牺牲”等等。
三、“大兵团在一个狭小的地区作阵地战……。”
这一条是对他的“作战不受地形限制”，“同仇敌忾随时随地均可聚歼敌人”的一种否定。
第四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顿然醒悟的总结，也解释了为什么自此战役开始后的正面战场上败仗很多而胜仗很少的主要原因：
【“我们抗战的决策是持久战、消耗战，胜败的关键原不在一时一地之得失。此种道理，早经宣告中外，人所共知。然淞沪一役，寸地必争，牺牲惨重，适与我们所标榜的抗战决策背道而驰。这现象显示我们似有决策，似无决策，足以引起人心的猜疑。”】
张闻天的不同看法
洛甫即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张闻天，他的《抗日民族的革命战争的持久性》最先是发表在1937年9月18日延安的《解放》周刊上。
张闻天在文章中肯定了国军将士在淞沪会战顽强战斗的精神，他指出：
【“今天抗战的国民革命军在前线上表示了他们坚决勇敢与自我牺牲的精神，这是值得全中国人民赞扬的。”】
但是他在文中又明确指出：
【“因为中国今日的抗战还只是全国性抗战的开始，还只是单面的政府抗战，所以在抗战的最初一时期内，中国方面可能遭受部分的甚至严重的挫折。”“单面的政府抗战，是十分危险的。它在抗战过程中可能取得局部的军事上的胜利，然而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张闻天谈到淞沪会战时指出：上海抗战中的“困难”情况证明了单面的政府抗战所产生的危险。
【“前线上的不利情况，抗战中的各种困难与障碍，就是这一基本原因产生的。”】
因此，
【“这样的军队，还不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张闻天认为国民党军队存在两个严重的缺点，一个是“军阀主义没有消灭。官兵还没能够同甘苦。士兵的生活还十分恶劣。抗战的积极性，还没有提升到最高度。”“特别严重的，是军队与人民间的关系还是非常恶劣”。
至于当时还十分弱小的中共武装力量，张闻天坦陈是“占全国军队总数中的最少数，而且处处受到各方面的限制”，因此只能起到“模范作用，而不能起决定作用。”但他满怀信心地“坚信自己的主张是唯一正确的，只有共产党今天所提出的十大纲领成为全民族的行动纲领时，中国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紧接在该文后面的是《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此纲领是中共1937年8月在洛川会议上，在毛泽东提议下通过的。
国民党军队的两个固有缺点
淞沪会战得到了全国人民，特别是上海地区人民的热烈支持。因为一扫多年来当政者的“始终是不抵抗，始终是委曲求全，始终是和平妥协与投降屈辱”（张闻天文中语）的晦气。由于当时一般民众对参战的国军将士的热烈期盼，留下来的涉及到国军缺点的同期史料并不多，但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性质决定了他们固有的缺点，即无法搞好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因此还可以从同期史料中有所发现。
当时上海地区人民踊跃捐钱捐物。针对民政团体的对金钱的“径行解送”，陈诚在文中警告这样将会造成“士兵得不到实惠，多入官佐私囊，尤其助长骄奢。”从这字数不多的叙述，完全可以窥见当时国军在官兵关系方面的这个固有缺点。
关于军民关系，刘孤帆的《持久战与国民生活》中特别提到了军民关系的重要性。他引用国军师长宋希濂将军在淞沪会战时的话：
【“我们军队开到之后，能帮助我们的老百姓都逃走了，留下的都是汉奸。”“汉奸他们不光是破坏我们的交通，放信号，还把我们的军情报告给敌人，作敌人的向导，替敌人拉夫。汉奸之多如蚁，每天杀也杀不完。”】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国军与民众的关系是处在一个怎样的水平。
有意思的是，美国的史华德的文章虽然没有任何关于国军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的内容，却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两种关系对一个武装力量的极其重要性。史德华在文中写道：
【“日本的战线愈延长，游击战术愈足以摧毁他们的力量。近年最善用游击战术的，恐怕要算是中国的共产党。”“中国苏维埃不仅比最初增强，而且取得中国一大部分农民对他们主张的信仰。假使中国红军要全靠人数，那么在许多年前就已经消灭了。但共产党却老早就发展一种组织后方农民的技术，那种策略证明着有无限的助力。农民们不仅帮助着运输以及其他正规军担任的任务，并且还时常在对手的后方出现，破坏其交通和隔断其军需供给。他们组成便衣队，参与正式作战，以扰乱对方”。】
这种对照或许就揭示了抗战中共产党武装越战越强而国民党武装越战越弱的根本原因。
【胡新民，察网专栏学者，独立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