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四看五四，再从五四看六四

一：六四

在我成長的經歷裡面，我最早接觸的現代中國重大事件，是八九年的那場運動。那時候雖然年輕，但已漸對社會感到不滿。有意識想要改變社會，渴望能實現公平正義。帶著這些簡單樸素的理念，在左翼思想缺席、泛民社運佔據了輿論場的當時，要為思想尋得出路，很容易就被泛民社運的宣傳和意識形態所吸引和影響了。

我曾經很直觀而簡單地將八九事變理解為一場青年學生反獨裁爭民主的運動。在親帝黨派壟斷八九運動的詮釋權的情況下，我曾經全盤接受了他們的史觀：共產暴政血腥屠殺和平爭取民主自由的學生和民眾，而據說死難者是為了五四運動尚未實現的民主與科學理想而犧牲的。

泛民關於八九運動的宣傳之中，有時會提及大量民眾響應的「反官倒」。但他們只會以此判定官僚政權及其對經濟的介入不合理，必須以萬物私有的自由市場經濟取而代之。對於泛民來說，八九運動最重大的宣傳意義，就是將當年聲量最大的那些右傾學生和知識分子的訴求，也就是與泛民一致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說成是曾經參加那場運動的所有民眾、乃至中國全體人民的訴求。

總言之，推翻中共政權及其國有經濟基礎，建立臣服帝國主義的、公權力為資本私產私利服務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就是「建設民主中國」。與此相應的「科學」（以哈維爾、方勵之等人為典型的），就是為帝國主義壟斷資本辯護的普世價值政治神話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

在泛民「建設民主中國」的戰略宣傳之中，像西方在當年蘇聯東歐一樣，他們賦予「自由工運」一個獨特而重要的地位。他們特別提及北京工自聯在1989年6月3日晚後呼籲推翻共產黨，以及其領導者流亡香港後與美國贊助的「自主工運」組織，一起策動大陸工人建立地下反共工運的事蹟。

他們較少提及的，是北京工自聯在其成立的章程中，並不是公然的反共組織：它提倡工人階級應該實現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的領導地位，要有組織起來保障自己的經濟和社會權益的權利、也要有監督共產黨政府的權力。這種訴求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主辦者的主觀願望的反映，同時也可以視為人民共和國號稱社會主義的合法性以及這種思想之深入人心，一直迫使非社會主義的政治勢力在大陸以社會主義者的口吻進行活動。西方贊助的自由勞工NGO所統領的學生社工群體，在官僚政權數年前鎮壓相關組織和驅逐外國幹部出境後，搖身一變以「馬列毛主義」的名義活動、與官方爭奪正統，也可視為這種特殊現象的例子之一。

二：香港「民運」

對於我這一輩的香港青年來說，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和市場化改革，大概只是媒體上流通的背景雜音，並沒有特殊的意義。對於沒有在大陸生活過的我們來說，關於改革開放最常見的說法就是：那是香港人北上發財的機遇。對改革開放之前的大陸的狀況也沒有體驗和認知的我們，通常也接受了最常見的那種說法：改開前的大陸是因為搞共產主義而一貧如洗。對於官方所稱：「中國還走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這所謂何事？我這一輩人大多數都是茫然無知的。本文不是詳細討論大陸經濟改革的來龍去脈的地方，在這裏我只想說，香港一般人的有關認知，絕大多數都是沒有太多事實根據的庸俗新自由主義的宣傳。

我不是說只有身歷其境的人們，才有可能了解改革開放和八九運動。我是說如果只是從香港的角度去看中國大陸，得到的只能是非常片面的東西。無論在教育、文藝、新聞、生活、甚至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方面，都是這樣。這是我個人在近幾年裡面一個相當大的體會。對於許多的香港人來說，不僅是改革開放和八九運動，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和現實，從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長年馴養的目光看來，都只是一場不斷背離普世價值、傷天害理的惡夢。

世界資本主義大衰退爆發以來的十年，世界各地的政治版圖和經濟狀況都發生著重大的變化。美國企圖將軍事上的「重返亞太」、擴大為「印太聯盟」，更實行以遏制中國科技發展為目標的貿易戰。香港在冷戰時代曾經「享有」的經濟紅利，隨著大陸經濟的高速發展和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大衰退而全面消去。不無弔詭的是，恰好因為「一國兩制」，親西方的黨派得以利用香港的局部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將極端資本主義橫行的香港，宣揚為中國唯一自由的地方。

另一方面，中共與香港大資產階級的「愛國統一戰線」，堵住了解決香港資本主義造成的嚴重社會問題的出路，為親帝勢力不斷提供新血。就這樣，香港在可見的將來，都會是帝國主義與中國鬥爭的前沿陣地。五年前的佔領中環運動，除了美國在關鍵時刻喊停之外，一如八九年以來的各種顏色革命的翻版。十年以來，傳統「民主派」政治反攻大陸的夢想破滅，意圖依靠西方「自決」的土獨勢力抬頭，香港政治有趨向「台灣化」的死局。

西方帝國主義成功推翻蘇聯和東歐各國的官僚政權的歷史性勝利，促使英國改變對華政策：他們趁六四事件掀起的反共恐中風潮，通過急速擴大直選範圍、扶植香港的親西方勢力成為政壇主流，企圖迫使中共政權在1997年接納一個由親西方黨派主導的（也因而必須捍衛西方金融資本利益的）香港政治結構——這就是香港「民主運動」的直接根源。換言之，我們這一代青年多數信奉的「民主」，脫去了反共派現在還佔選民多數的形式之外，與真正的民主——佔人口多數的勞動人民掌握政權、決定經濟發展方向等等——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我認為，要真正理解香港的處境，就必須理解中國革命的歷史和現實，要理解中國革命的歷史和現實，就必須理解國際共運與世界資本主義從1917年以來的鬥爭軌跡。換言之，必須從國際全局的角度，才可以對於本地的政治生態，有比較準確的了解。

三：五四的左右分裂

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週年。新文化運動孕育了五四運動，五四運動又壯大和提高了新文化運動，猛烈地衝擊著封建道德禮教，乃至發展出中國應當走非資本主義道路的綱領。

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完敗，徹底地暴露了帝國主義列強的虛偽，也揭穿了所謂民國實為列強傀儡和封建餘緒的真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戰後世界革命浪潮的衝擊下，中國的先進份子深刻地認識了資產階級民主制及其國際秩序的本質，走上了通過聯合工農推翻舊制度，建立非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權去實現民族解放、勞動解放和新的國際秩序的道路。

五四運動的左翼，後來創建了中國共產黨，組織工農群眾發動「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國民革命。

五四運動的右翼，繼續擁護西方帝國主義，先後支持屠殺共產黨和革命群眾的北洋軍閥政權和國民黨政權。

今天企圖通過抹去五四的反帝性質，宣稱五四運動所提倡的「民主與科學」就是資本主義制度及其意識形態的那些人，就是五四運動的右翼的傳人。

四：「左翼」和右派的上帝美國所實踐的「民主與科學」

從中共領導工農推翻大資本大地主的國民黨政權開始，美國帝國主義一直努力重奪對中國大陸的控制權。美帝在1970年代因不能同時對抗中蘇，誘使中共反蘇而不得不終止對中國的經濟封鎖；在1980年代，美國大力策反大陸知識份子和高級官僚，為1989年的事變作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到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美國對中國的軍事挑釁一度有升級之勢，但因其侵佔阿富汗、伊拉克而擱置；到2008年世界資本主義大衰退爆發後，遏制中國再次正式成為美國國家戰略，特朗普競選總統的承諾之一，是要比奧巴馬更進取地全方面壓制中國。

曼寧、斯諾登和阿桑奇的揭發讓我們知道，美國不只是全世界最殘暴的軍事霸權，還在監控互聯網和全世界人民的電訊紀錄，連它的盟國的政要都在監控範圍之內。維基解密公佈的希拉里電郵更告訴世人，美國政府縱容沙特阿拉伯、卡塔爾等反動政權，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炮製了所謂伊斯蘭國；希拉里更吹噓自己擊殺卡扎菲、毀滅利比亞國家的「功績」⋯⋯

今天，美國在中國周邊部署了400多個軍事基地，加緊對伊朗的經濟制裁，威脅侵略古巴和委內瑞拉，支持以色列軍隊對巴勒斯坦人民的無差別屠殺⋯⋯

對於以上種種，廁身泛民之中的「左翼」，說中、美都是帝國主義國家，但中國對香港威脅更大，因此要將批評的主要火力射向中共。不像他們那樣的都是五毛。

香港這類「左翼」效法的，以《雅各賓》為代表的民主黨「左翼」，則指中國的廉價勞工搶去了美國工人的飯碗，中國發展所造成的污染正在毀滅美國和西方的生存空間，中國是沒有民主的最變態的資本主義帝國，美國「左翼」要全力支持港台大陸民運云云。他們力挺的桑德斯（如同美國工運領導層一樣）支持特朗普嚴打中國貨、要嚴格限制外勞入境、絕對維護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等等，他們認為只要注意修辭，最好加上「這都是為了美國勞動人民的福祉」的字句，都是很好的；至於他們的最大明星AOC，支持民主黨領導層推翻委內瑞拉馬杜羅政府的立場，他們則緘默處之。

近日，《雅各賓》評論五四運動的文章指出：由包括美國聯邦政府在內的西方列強資助的「獨立工運」團體所指揮的自稱「毛派」（注意：這些人強調中美之間一旦爆發戰爭，他們要讓中國失敗），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才是真正的五四精神的傳人。

就這樣，五四運動在一百年前反對的帝國主義及其僕從，在今天不只要壟斷五四的解釋權，簡直就要據為己有。

五：李大釗、王凡西、陳映真

王凡西在其《雙山回憶錄》中，敘述了他在1925年五卅運動期間，看破了他曾經認同的五四右翼胡適和梁啟超等人提倡的為學問而學問、實則意圖防止進步青年參與反帝群眾運動的面具，走向了李大釗、陳獨秀的陣營。在談論李大釗遇害時，王凡西提及了這些細節：日本帝國主義者獲得了駐京列強的一致同意，讓張作霖的軍警武裝進入使館區、強闖蘇聯大使館抓捕李大釗等人。據說，張作霖面對輿論壓力，曾一度不知該如何處置李大釗等共產黨領袖。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這時候發出密電、力促殺害，張作霖才下定決心。

蔣介石在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開始反共大屠殺，李大釗等共產黨北方領袖在4月28日被張作霖殺害。

1950年代，蔣介石逃往台灣後，在美國的支持下，進行了徹底剷除中共勢力的白色恐怖。所有關於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的書籍，關於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左翼思想、包括魯迅的著作，都被打入地下。陳映真在當年陰森的、唯美國是從的「現代文化」荒漠中，通過這些著作找到了自己的政治指針和創作目的。他後來尖銳地指出，冷戰和內戰的雙戰結構，窒礙了台灣社會的真正民主和進步。

五四運動的右翼，當年是支持反共大屠殺的。現在他們的傳人企圖獨佔五四的解釋權，可以看作是思想上的「剿共」，企圖在人們的思維中徹底抹殺當年的死難革命者和社會主義的理想和實踐、宣揚除資本主義制度外別無選擇的歷史終結論。

六：個人思想的回顧

泛民與土獨勢力擁有共同的反共反中思想基礎，在行動上最終亦殊途同歸。在香港特區體制下，泛民從來沒有可能成為執政黨，加上十年來美國霸權衰落、促使中共倒台的「建設民主中國」方案日益渺茫，泛民不斷趨向土獨的「自決」主張，讓其受眾以為，只有不斷挑戰甚至否定「一國」，才能「保住」「兩制」，即國際金融資本和香港壟斷資本得以興旺的「自由」和「民主」。

在我服膺激進自由派的社運思想時，我曾經認同關於港台兩地的「自由民主」正在「不斷被中共蠶食」的說法。在今天，我認為這種「被害者」的「自衛性」的說法的背後，是港台親西方勢力對於中國發展的充滿攻擊性的恐懼與仇恨。

他們不能面對、無法解釋，世界、美國和港台資本主義儘管有「自由民主」，但仍然陷入低迷常態的真實原因。為了給自己解套，他們構造了中國因為「犯規」、完全沒有自由民主，通過所謂「低人權優勢」，促成了自己的高速發展和「自由世界」的經濟蕭條。

在這個童話之中，他們完全沒有提及西方及其附庸經濟的金融化、投機化，就是在金融資本控制的「民主制度」之下發生的；他們也完全沒有提及由西方直接或間接控制的、有「自由民主」體制但勞動條件比中國大陸還差很多（即「低人權優勢」更大，而政治體制「更優」）的那些地方，為什麼還沒有發生比中國更全面、更快速的脫貧和發展。在「捍衛自由民主」、乃至「捍衛工人/弱勢權益」的旗幟之下，港台兩地的所謂民主派，正在讚賞甚至慫恿美國推動旨在打翻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攻勢。總言之，港台親西方勢力是在借批判大陸官僚政權的獨裁專制，去販賣比官僚政權更專橫更殘暴、但因在「自由民主」的包裝之下更加牢固的臣服美國的新殖民體制。

下面的幾件事情，對我的思想轉變有重要的意義：

1）泛民「左翼」為顧及他們的主流泛民「戰友」的選情，高調支持外傭（通過他們的法律界「戰友」）為爭取居港權而打官司、但不主張外傭應有居港權。在外傭敗訴後，「左翼」自己沒有推動修法、也沒有推動（公開堅決反對外傭居港權的）主流泛民修法，而是讓這件事在遺忘中爛掉。從此，我明白了他們的所謂「國際主義」的極限，是親美泛民政客的飯票。當然，這不妨礙「左翼」理直氣壯地將同樣反對外傭居港權的建制派扣上法西斯的帽子，和批判大陸戶籍制度對人民自由流動權利的損害——哪怕「左翼」同時也鼓吹「重奪」大陸進港移民的「審批權」，嚴厲批判特區政府利用大陸新移民製造廉價勞工、惡化本土港人的生活環境等等。

2）我意識到，資本主義普選制度的資本利益集團輪莊、瓜分公職，並不是真正的民主自由；

3）通過了解歷史，我意識到了「港台受中國欺壓」的說法是一種政治上的譫妄。香港和台灣，是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首先侵佔的土地。在殖民統治期間，除了極少數的「高等華人」外，兩地人民都被英、日帝國主義統治者排除出政權機關（港英末期實行議會直選，但從沒有改動總督獨裁制），兩地都是種族主義橫行的地方，沒有任何自由民主。港台在清末以來作為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和掠奪中國大陸的橋頭堡，加上冷戰期間處於西方陣營的反共最前線，在百多年間曾遠比中國大陸繁榮。這使兩地民眾普遍產生了被外國人殖民統治，使自己脫離了中國的窮髒亂、進入了「文明」的真實感受。這種感受之強烈和真實，進一步創造了港台兩地因殖民主義而享有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的神話。過去十年來，國際經濟力量的對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長年只把中國大陸當作是血汗工廠和廉價樂園的港台親帝人士，開始將中國大陸的脫貧致富，看作是對自己的權勢的威脅。

口頭上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人們，將在全世界施暴的帝國主義列強視為自己的真正祖國，並在自由民主的名義下延續列強對於中國大陸的蔑視和仇恨。這種可鄙復可悲的思想，我是不能再接受的了。

4）我曾經對中共政權成立以來的所有政治運動都抱持鄙視否定的態度，沒有嘗試了解他們的來龍去脈，只將他們視為中共獨特的變態的證據。在了解相關歷史，和西方列強在相應的歷史階段更加血淋淋的情況之後，我不能再堅持以往的毫不自知的雙重標準。

5）我見識了一個自稱無政府主義的社運大佬，收取美國資助的反共政黨的資金，招募運動者做走路工，而且還給予理論解釋的事情。我從此思考所謂社運在社會上的實際作用，我意識到他們多數與反對資本主義無關，而實際上是親帝（即最強最惡的資本主義列強）勢力的僕從。這種「以運動為職業」，實際上就是當權貴的奴隸，與勞苦大眾絕緣。

總言之，我脫離了「從香港看香港，從香港看中國，從香港看世界」的視角（實際上就是港英殖民精英設定的框架），開始從世界歷史的角度，特別是各地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爭取獨立自由和勞動者的解放的角度，認識包括香港和台灣在內的中國近現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