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连登 我为毛主席当管家（之二）

吴连登 我为毛主席当管家（之二）

“那个时候五一、十一，在天安门都是有游行的。1964年，毛主席在天安门检阅了以后，中间回到天安门城楼的一个大厅坐下来休息的时候，主席跟护士长讲：‘你把那个咸城人，给我找来。’主席也没跟她说要找我来干什么。后来他们把我找来的时候，护士长见到我说：‘哎——大登，主席叫你去呢！’当时我心里又是一阵紧张，主席为什么在天安门城楼上叫我？当时我实在捉摸不透，到了天安门城楼中间大厅里以后，毛主席正坐在沙发上抽烟。主席一见到我很高兴，就说了：‘我们很熟悉嘛！你坐下来，我有点事跟你说。’主席指的是右边这个沙发，叫我坐在他的右边。因为毛主席好多事都特别讲究，包括照相，右边为大。所以当时我执意不同意，护士长也说：‘坐下吧！’我坐下后，主席一边抽烟，一边跟我讲：‘我今天找你来，是想跟你商量商量。我自己，由于许多事情没人做，家里还有很多事情没人管。今天呢，我想请你给我帮帮忙，——你看行吗？’主席说了这话以后，当时我也没考虑，就说：‘行！’说完了以后我才回过头来想呀：怎么简单地就说行呢？对主席的生活习惯和家庭情况，我并不了解。当时我对主席说：‘主席，我一定好好地干！’主席就说：‘那好，那明天你就过来。’从那以后，我就到主席家了。”

第二天，吴连登就来到了毛主席居住的丰泽园工作。这个当时年仅二十三岁的小伙子成了毛主席身边最重要的工作人员之一。主要负责毛主席的起居和帐目。由于当时江青和毛主席还一同居住在丰泽园的菊香书屋里，因此吴连登事实上管的是两个人的帐目。

“我管什么呀？管毛主席的工资、江青的工资，每个月工资发下来都给我，我得去拿回来。支出的每一分钱，都是从我这出去，而且都是我亲自办。毛主席吃的东西，不能说别人可以送点，别人怎么着，这都不行。主席从来都不用钱，江青用钱也得找我。所以他们家里头，花的每一分钱，都是从我这里出。这个钱不是我的，是毛主席、江青的。我有两本帐：有江青一本帐，有主席一本帐。主席跟江青是AA制，他们的工资收入和支出，各有一本帐，江青不能动主席的钱。所以我们在帐这个问题上，是非常清楚的。主席工资404块8毛，就是这么多。原来工资，毛主席应该是579块钱，为什么后来出了404块8毛呢？我们国家遭受了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关系破裂。抗美援朝的时候，原来苏联说了，你中国出人，我们出武器。后来苏联赫鲁晓夫背信弃义嘛，最后战争他们所有的军火都要钱，要毛主席还。主席就带头勒紧裤腰带，一是要战胜自然灾害，苏联的债也得还。主席把自己的工资降下来了。在中南海怡年堂的时候，那天（主席）突然想起来了。那个时候我还没来呢，那个秘书跟我讲的。主席把他叫过去：‘我拿多少钱？工资是多少级？’‘主席拿的一级工资。’主席说：‘有三级就够了，降到三级工资。’江青原来工资是122块钱，后来文革的时候她不是上去了嘛！她的工资是243块，两人加起来不到700块钱，但是他们两个人还是分开来花的嘛！”

为毛主席和江青管帐12年，吴连登对于两个人的日常开销知道得一清二楚。后来社会上流传着许多关于毛主席和江青生活方面的传闻，尤其是关于江青的，这些传闻有许许多多不实之处，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吴连登一一为我们做了澄清。

“江青的生活，有人就说江青生活很挑剔，用牛奶洗澡，很难伺候。我给主席家买牛奶，一次最多买过两磅牛奶。你说怎么拿牛奶洗澡呀？两磅牛奶能洗澡吗？一个毛巾都沾不湿，不可能的！有人确实传得太过分了！那时候没有人送江青礼。我还没有听说有人送过江青一块钱。江青连一个戒指都没有，一个耳环都没有，没有！珍珠玛瑙？——没有！我跟你讲，江青最高级的东西——她有一把裁纸的象牙刀，那是我亲手给她做的。但那个刀不管多少钱，都从她工资里出。但是作为一个女同志，她穿上面，是比较讲究。但是有一条，她的钱仍然都是花的自己的工资。那个时候没有，别人给她送套衣服，送个化妆品什么她需要的东西，都没有。她也不出来买衣裳，我给她办。那个时候衣服还是比较贵的。我给她做一件衣服，比方说夏天，要做一件白的衬衫。过些日子打电话叫我，把衣服拿回来，给染了，染成灰的；再过些日子，她说染成黑的。我跟北京的染坊特别熟，但是钱呢？人家还是照收。这个衣服呢，领子，口袋，还可以变变样。因为做一件衣服需要的钱，比改花的多得多。这样改（样式的活儿），她还可以自己来。有时跟我说，有时跟护士说，说染的什么颜色。最后的衣服染成黑的——最深的基本上就不穿了。一件衣服要染好几次，挺节俭的！（很多人说）最坏的女人是谁呀？——江青！当然我们抛开政治，说咱们生活上的：像社会上说的江青三假，假头发、假胸、假屁股，我说这些人，都有毛病啊？这不糟贱人嘛！！！”

“江青，她要做一套西服，我就把那师傅请来了。直接到钓鱼台10号楼，给江青量衣服。那个师傅特别高兴，因为能见到江青了！后来师傅把衣服量好以后，就走了。走的时候我跟师傅就说：‘你们快一点，江青同志做件衣服也不容易，最好能让他快点穿上。’他说：‘那好。’他回去四五天，把衣服就做好了。我到王府井，把衣服拿回来，送到江青那里。江青正好在卧室里，一看我给送衣服来了，很高兴。她说：‘这么快呀！’我说：‘江青同志，因为你要的衣服，让人家尽量快一点。’她就在那儿穿到身上试。把上衣刚穿上，扣子还没扣的时候，她想起了问：‘要多少钱？’我说：‘120块钱。’——哎哟！江青马上满脸不高兴：半个月的工资呐！她跟我急了：‘啊？这一套衣服120块钱，太贵了吧？他们是不是敲我竹杠啊？’我说：‘不会的！人家能敲你竹杠？而且人家师傅给你量的，知道这衣服是你的，他不敢跟你敲竹杠啊——绝对不会！’她跟我说：‘你还帮他们说话——你什么意思？这一套衣服这么贵？120块钱、120块钱呢！！！’我就说：‘江青同志，人家还没有完全按照手工费来收你的，还便宜了！’她说：‘这件衣服你说便宜？给你——我不要了！’我说：‘江青同志，我要不起。我的工资，我一个月才33块钱。人家给你定做的，我没法处理。江青同志，那我就找汪东兴主任去。’‘我不管你找谁，反正我不要了。’把那件衣服就给我扔在那儿了。——我是干这个的，最后处理的还是我啊！我拿回来，叠吧叠吧，包里一装，直接就到汪东兴那里去。我说：‘汪主任，我怎么办？这套衣服，江青同志嫌贵不要了，叫我要，咱也要不起啊！’汪东兴觉得也好气也好笑。没办法，问我：‘江青帐上还有没有钱？’我说：‘没有钱。’他说：‘那这样，只能从毛主席稿费里出了。’稿费我不管，但是我们欠条还是可以办的。少量的，一百二百。这120块钱，就从毛主席稿费里支出，汪东兴也签了个字。这衣服汪东兴就放到中央办公厅，没给她。因为这个钱不是江青花的——毛主席说稿费也不是我的，是人民的！所以一直到她进秦城监狱，她也没穿上这套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