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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六四到佳士 —— 社会学者潘毅的斗争

2019-9-1 09:45|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11251| 评论: 1|原作者: 梁凯澄|来自: 立场新闻

摘要: 潘毅在內地研究的这些年,常见到工人家里掛着毛主席像,他們批评现今贪官污吏的时候,言谈间又流露出对社会主义年代的怀缅。以前,我是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去理解历史,好少站在农民、工人的立场去理解历史。

【專訪】從六四到佳士 社會學者潘毅的鬥爭

2019/4/30 — 7:58

潘毅

潘毅

凌晨四時,一聲驚叫刺進了深宵的黑暗,與往常沒有兩樣。阿英又做了同一個噩夢,並且驚叫起來。我給那鬼魅似的叫聲驚醒了,然後,夜又沉入了深深的寧靜之中。

《開創一種抗爭的次文體:工廠裡一位女工的尖叫、夢魘和叛離》

這是潘毅獲獎博士論文的開首。

90年代,潘毅正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她為了研究中國女工,跑到深圳一家電子廠當了半年全職工人,和女工一起工作、吃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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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毅將這些觀察和分析寫成了《中國製造﹕全球化工廠下的女工》(又稱《中國女工》)一書,其後更憑著作贏得 2006年美國社會研究大獎 C Wright Mills 獎,成為首位獲得該項殊榮的亞洲學者。

那獎牌,現時被她隨意地放在港大辦公室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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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女工》令我在學術圈裡面站住腳,大部分認識我,都是靠那本書,」潘毅說,「但我現在的狀態,或者學術歷程,其實已經同《中國女工》 — 有些距離。」

*                 *                 *

潘毅現時是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多年來主要研究中國勞工、移民、性別等範疇,著作有《大工地上:中國農民工之歌》、《我在富士康》、《蘋果背後的生與死:生產線上的富士康工人》等,在學術圈地位舉足輕重。

不少社會學系學生必讀的《中國女工》,今天卻被原作者批判得甚為徹底。潘毅形容在那個年代,批判馬克思主義幾乎是所有學術領域的起點,她也不例外。

「博士論文嘛,一定會受到當時理論界的風氣影響,」潘毅笑道,「我當時真的,無論修讀哪一科,都必『插』咗馬克思先。」

「但我關心的議題,的確是工人議題、農民工議題。用後現代理論,或者比較『時髦』的理論去分析,其實有少少... 格格不入。」

《中國女工》寫的是女工的身份認同、她們如何適應全球化環境等後結構議題。C Wright Mills 獎的評審委員會表揚作品分析角度創新、對女工問題作出嶄新角度探討。但潘毅對自己的寫作並不滿意。

「我不是說後現代理論無用,但西方社會已經由一個工業化社會,進入一個後工業化、消費主義社會,勞動者本身已經不重要,消費者更重要。」

潘毅解釋,學術圈在二十世紀末轉向後結構主義分析,與歐美社會本身的發展有莫大關係,理論未必適用於剛進入工業化的中國社會。

「我們第三世界、亞洲國家,一旦去到國際學術領域,其實會被牽著走。」

逾20年來,由到工廠打工,接觸矽肺病工人,到直接介入為富士康工人、被欠薪建築工人爭取賠償,以至最近的佳士工潮,中國勞工問題一直是潘毅的關懷所在。去年11月,潘毅與多名學者聯合出版新書《農民工與新工人:當大中國階級問題研究》,她在前言明言,即使中國社會不運用階級話語,但是「今天的中國已無法掩蓋社會上切實的階級對立和衝突。」潘毅主張,要準確地理解中國勞工狀況,階級分析必須被帶回核心。

重返馬克思主義分析,最明顯見於她2011年出版、書寫北京奧運場館建築工人的《大工地》。轉向的原因只有一個:「落地」。

潘毅說,建築工人面對的問題很實際:大部分人都沒有合同,沒有保險,在包工制度下一年才出一次工資,還隨時可能被剋扣,工人只能每月到處去借生活費。玩弄花巧的理論,不比硬邦邦的政治經濟分析有意義。

「我和學生去完工地、接觸工人之後,就會同《資本論》入面講的資本原始累積、工作時間、工作過程去對讀,開始將階級分析帶返去理解中國當下的工人。」

潘毅還記得,當年拿著自己的博士論文,無法與內地學者對話。

「當時的國內學者,還在處理政治經濟、結構性問題,研究中國社會如何由一個社會主義社會,走向一個市場社會,我就講『尖叫』【註1】,」潘毅假裝側目的神情,笑起來,「人哋覺得 — 依個學生你搞咩啊?」

今天大概沒人會質疑潘毅「離地」。她主張學術不為學術本身,而為理解社會、改變社會。她也切切實實地實踐,發布大量調研報告,通過媒體向政府、資方施壓,成立支援機構,為工人提供服務、培訓。

「一去到做NGO的時候,問題就是,政府咩角色?工會、婦聯咩態度?場地點揾?什麼力量會支持、什麼力量會反對?女工需要乜?全部是結構性元素。」

潘毅自嘲,回歸政治經濟分析的最大壞處,是她再寫不出得獎文章,但她不介意。

「學術 — 不應只是一本書,擺在書架上面。我們希望本書有啲力量,可以揼人、揼富士康。」

訪問中,潘毅從書架拿下《大工地》、《農民工與新工人》,讓記者參考。那本得獎的《中國女工》卻不見踪影。

「其實我已經完全唔睇本《中國女工》。」她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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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書架上的當眼位置,擱著《毛澤東選集》的第五卷。

潘毅在內地研究的這些年,常見到工人家裡仍掛着毛像,他們批評現今貪官污吏的時候,言談間又流露出對社會主義年代的懷緬:以前條村好熱鬧架,有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做建築,個個月都出糧,哪像現在一年才出糧一次......

「以前,我是站在知識分子的立場去理解歷史,好少站在農民、工人的立場去理解歷史。」

潘毅說,雖然作為學者,她都會疑問:是否因為今天社會太壞,工人才幻想過去的美好?但她相信,民間有民間的智慧,美好許諾再美好,也不可能欺騙老百姓幾十年。「我真係唔識喎!我憑咩覺得他們虛構緊一個美好社會呢?」

這些親身理解,對潘毅影響很大,「我覺得,認識歷史都應該從下面去認識... 所以我先會花時間,重新去梳理過去幾十年的社會主義歷史。」

潘毅從不掩飾自己是社會主義者。

在不少港人眼中,社會主義是專制、落後的同義詞。說起中國社會主義,就聯想到土改、文革、飢荒。歷史是否已否證了馬克思主義,成為社科學生爭論不休的問題。

潘毅認為,還沒有。

「第一波社會主義實踐 — 應該叫『實驗』更加準確,係失敗。但你只是用30年去實踐、實驗一個社會主義制度,其實好少,完全不夠 —— 你想像,佢要犯幾多錯誤?係一個BB嚟㗎!【註2】

社會主義追求一個超越資本主義制度,人人平等,由出生保障到年老的的全新社會制度。潘毅指,建立這樣的新社會,有太多權力、資源分配、公平的問題要處理。「30年時間真的太短,無可能唔失敗,無可能實踐成功。」

第一波社會主義建設失敗的原因,潘毅用四字簡單總結,「內外受敵」 — 外有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包圍,內有精英分子和群眾之間未處理的階級矛盾,最終分裂演變成文化大革命。

1976年,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倒台,鄧小平上場後追隨亞洲四小龍推行「改革開放」。潘毅批評,改革開放沒有解決現存的階級矛盾,反製造了一個新問題:中國重新成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日後要再推倒既得利益階層,重新分配資源及權力,非常困難。

「好似香港,你要社會平等,第一要解決地產商問題。他和你是對立的,你講道理,他也講道理;你請律師,他請更多律師、測量師,甚至揾學者講,應該保留高爾夫球場。這就是階級力量。 」

「我成日都講,係階級啊。」她重複了一遍。

潘毅認為,社會主義建設出現專制、官僚化、造神問題,就應對症下藥,而非將社會主義全盤摒棄。民主,正是社會主義不可或缺元素,「無民主,社會主義一定冧,因為你處理不到官僚化問題。」

「《巴黎公社》原則好清楚,所有人都是平均工資。你做官,同做平民百姓人工一樣高。如果你肯去做官,就要犧牲自己。」

雖然深受資本主義之害,但在香港自我界定為左翼、甚至社會主義者的絕非主流。「香港學生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係無咁徹底。」

「我哋仲覺得,個市場公平少少,政府介入多少少、多啲福利,有民間社會、工會,政府最好一人一票選出黎,就係我們的理想社會。」但潘毅說,內地進步左翼學生已不吃這一套,「美國幾自由?英國幾自由?但個社會咁唔平等,有能力的人都係上唔到。」

潘毅眼見,近年多少北大、清華畢業的學生,如果家裡沒有後台,就算月賺一萬元,都不可能負擔北京、上海的房價。資本主義的不平等,來得如此赤裸。

「資本主義社會,就係有錢的人有自由,無錢的人就無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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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階級幽靈正在大地上徘徊,它一次次地飄蕩,一次次地歸來,頑強地對抗被這個社會抑制和遺棄的命運,呼喚這階級主體一次重生的機會。

《關於中國新工人階級形成的一點思考》

去年五月,深圳佳士科技公司員工因不滿多年來被逼極長時間加班、資方漏繳住房公積金,及以高壓手段管理等種種問題,要求根據《工會法》籌組工會,結果遭到開除打壓及被警察毆打拘捕。

工潮之後獲得一群到坪山暑期實習的大學生聲援,學生和工人連結,聲勢壯大,觸動了官方神經。行動最終在 8月24日凌晨遭到警察暴力清場,50餘人被抓捕。官媒《新華社》當天發布報道,將佳士工潮定性為「尋釁滋事」,工人是受到「境外勢力」煽動和組織。

潘毅一直有關注事件,並發起公開信,徵集全球學者聯署支持工潮。期間她多次在報章撰文積極為工潮發聲,講述工潮出現的來龍去脈,並明言佳士工潮是左翼傳統的真正復活,變革社會的力量不容小覷。

工潮其中一個惹人注目的地方,是聲援團中不乏高舉毛澤東畫像、《毛選》、高唱國際歌,公開信亦多次引用毛語錄,而學生的行動,也得到了40多位共產黨員及退休幹部到場支持,觸動部分傳統志願機構的神經,甚至有聲音質疑毛派綁架了運動。

「好多香港學生唔明白,點解(內地)學生咁『毛』呢?其實係來自工人的,」在港人的常識中,毛澤東就是權威、邪惡的同義詞。但對國內自小接受《毛選》教育、經歷過社會主義年代,再親受市場經濟剝削的年邁工人,毛語就是切實、有反抗力量的理論資源。

跟隨潘毅到工地做調研、實習的學生累積了工運經驗,都會透過不同院校的馬克思主義學會把經驗累積、傳承。平日沒有如富士康、佳士般較大型事件發生時,學生都集中精力處理校園的保安、清潔工人權益等貼身議題。

學生年代的潘毅,跟現在的內地學生有點分別。

1989年,潘毅正在香港中文大學就讀歷史系二年級,活躍於校內國是學會,曾經親身到北京支持民運。潘毅很少公開講述自己在民運的經歷,但不少當年赴京的香港學生見證中,常常提及潘毅擔任物資統籌、籌辦天安門民主大學等崗位。

屠城粉碎了不少人的民主夢,但潘毅當年沒有即時回港,反到了內地不同基層勞工群體考察,一直留到七月底。回港後,她和劉健芝、陳清僑等人創辦了報紙《民間抗爭》,嘗試將民主討論拉回貧窮、勞工、婦女等民間議題,從而進行連結。

「我們那個年代,講的是抽象的民主、抽象的自由。我們覺得中國社會主義社會是不民主的社會,想盡快融入國際社會。」

「八十年代,所有中國人都認為美國就是我們的未來。但依家睇住Trump,你唔通會覺得美國係出路咩?民主走到尾,就出現了 Trump,但階級矛盾還是好嚴重,社會好唔平等。」

潘毅認為,經過四十年改革開放,今天內地左翼青年已明白要真正改變社會,就必須超越資本主義,並要避免重蹈舊日覆轍。他們提出的社會理想,比八九當年更具顛覆性,更直接回應社會問題。

她形容,如果說她是六四年代的學生,現在的國內學生,更像五四一代:「我們六四一代,追求的東西好大、漂浮在空中。但聲援佳士的學生,已經走進了工人階層,更加貼近社會現實。」

資料圖片:佳士工人聲援團

資料圖片:佳士工人聲援團

那麼香港的大學生呢?

潘毅過去大部分時間在內地進行調研,近年較多時間在港,眼見對比起基層、勞工議題,香港學生更關注身份政治。香港政治氣氛近年雖漸惡化,總體上仍較內地自由、開放,但學生對宏觀社會變革,似乎欠缺想像。

「我們(香港)的學生覺得 — 一人一票都搞唔掂啦,仲有咩好傾呢?但我覺得這種想像太過狹窄。」

本土、獨立思潮近年在年輕一輩之間冒起,本土優先、港獨與否,成為大專學生會選舉的一道必答題,早幾年亦有不少打着掃除「左膠、老鬼」旗號的「本土莊」成功當選。現時的大專學界氣氛,和潘毅年輕時「認祖關社」,已截然不同。

其實潘毅也理解年輕人的困局:熱錢流入,房價暴升,內地精英「搶飯碗」,中國政治力量步步進逼......  今天的中國就如地獄鬼國,最好和它撇清關係,「它是一隻壓到你透不過氣的大笨象,將年輕人的生存空間縮到好小。我們年輕時,不會感覺生存空間小。」

但潘毅認為,「中國資本」問題,不等如「中國」問題,「資本就是資本,資本不會因為是港資、中資、美資,就會好一些。」

「在一個全球的經濟制度,你不可能說,中國是中國的事,唔關我事。香港的事,正正就是中國事;中國事,正正就是全球、整個新自由主義、整個資本壟斷的問題。你唔一齊處理,點可能?」

潘毅說,中國農民、農民工、學生,同樣受到中國資本力量欺壓,「作為反抗運動,你一定要連結可以連結的人,而非孤立自己。」

記者問,教授這套論調,與主流香港學生還有對話空間嗎?

潘毅聽罷,大笑,「可能我旗幟太鮮明,肯來跟我讀書的,已經自我選擇咗。唔肯來的(會覺得) —— 都唔知你搞乜膠!」

她自嘲,十幾二十年前剛執教時,有不少大學的學生會、學生報會邀請自己去做分享、帶討論,近年已經越來越少,「你的理論唔啱佢哋用嘛,所以佢哋唔會理你。」

*                 *                 *

內地當局近年打壓公民社會的力度有增無減,2017年推出《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境外NGO法」),逼使民間團體依賴政府資助以加強控制,維權律師、行動者被抓捕定罪,連大學校內的馬克思主義學會亦遭到封殺。

今年3月,求學時曾跟隨潘毅走訪塵肺病工人的危志立,連同楊鄭君、柯成兵三位內地自媒體《新生代》編輯,因協助湖南塵肺病工人被內地警方拘捕,至今未獲釋。潘毅早前在報章撰文,引述五四運動發起學生鄧中夏的詩詞,嘆問一句,「問今為何世?」

佳士工潮在當局強力反撲下暫告一段落,潘毅在評論中形容,事件是中國近40年歷史發展和社會危機導致的必然結果,當局卻無視工人成立工會的要求,白白葬送了一次改革契機,令人扼腕。

「其實大部分工人,對(廠方)工會已經無信任,但現在連爭取在系統內成立工會,都被打壓,那只會逼使工人走地下路線。」

政權無疑對行動者是不友善的,提出問題者,往往比問題更早被解決。在這樣的大環境裡,我們應對社會變革感樂觀還是悲觀?潘毅說,畢竟她還是個社會學者,「其實真係唔存在悲觀同樂觀。」

從90年代初跟進東莞雨衣廠大火、深圳致麗玩具廠大火到今天,潘毅笑言,如果要悲觀的話,她一早悲觀很多年、放棄很多年。

「很多人對中國社會有很多誤解,大家覺得,啊,中國社會的箝制好厲害,什麼都做不到。多年來我做每一件事情,都會聽到好多好苦心婆口的勸誡,『唔好啊潘老師,好危險啊』,但我還是一路做到今天。」潘毅微笑道,「唔會一點空間都沒有 — 無可能的,個社會咁大。」

「再者,一個社會的人是否反抗,不在乎政權打壓有幾厲害,而是在乎社會矛盾有幾深刻。」

潘毅預期,中國未來兩、三年經濟再下滑,首當其衝必然是應屆畢業生,及參與密集工業的工人。若政府不正視問題,階級矛盾爆發出的力量,必然會溢出體制外,一發不可收拾。

如果中國未否證馬克思主義,未來再推動改革,應朝著什麼願景?

「望著過去,克服過去矛盾,想像未來。但也不只是想像、等待,而是思考我們這一刻要做什麼。它沒有一個理論設計 — 咁多不同力量存在,邊個俾你設計?」

「社會主義,其實真係一個歷史實踐,係一個鬥爭。」

 

文/梁凱澄

————

【註1】潘毅在《中國女工》記述,自己1995年在工廠進行田野研究期間,同房的女工阿英不時在半夜夢見自己無法渡河,並會焦慮地發出尖叫,作為一種對其工人、農戶及女性身份三重壓逼的潛意識反抗行為。潘毅在書中寫道:「那驚叫,處於意識與無意識之間,宣示了她的鬥爭的存在。」

【註2】中共在1953年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出包括建立農村集體所有制、單一公有制及計劃經濟體制等。1978年12月18日,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由鄧小平提出的一系列經濟改革開放措施,主張結合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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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去伪存真 2019-9-2 01:46
据此文披露潘毅2011年时处境与信息接收比较封闭;当时无论是网络新左毛左的呐喊声还是网下工人抵制反抗化公为私走姿路线的斗争,都已风起云涌。但尽管如此能够成为一个左翼学者还是值得庆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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