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世界体系治理

2.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中华民族没有经历印度那样完全被殖民化的历史，因此，中国人认识论还更多地保留着传统的经世致用的特点，这种方法的哲学概括就是“实事求是”。重经验、轻先验，“未知生，焉知死”[24]，“子不语怪、力、乱、神”[25]，“是”存在于现实的“实事”之中，一切从实践出发，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西方文化战中成功的前提是将当地国人民的唯物史观偷偷移植为唯心史观。在中国，中国人顽强的现实主义生活态度让西方很难推行他们的文化战略。这是我们长期能保留下来并仍在强劲发展的精神原因。

毛泽东这一代共产党人的认识武器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同学们恐怕体会不太深，为什么？除了这些年教育忽视外，最重要的还是大家经的事、尤其是经的难事少。家贫思贤妻，国难思良将。什么时候能够对辩证唯物主义有深刻的认识呢？在你困难的时候，困难是真理诞生的地方，也是认识真理的好学校，你没有困难，就没有问题，当然也找不到真理。“实事”，就是问题，“求是”，就是找真理。在“实事”中“求是”，而不在天国中求是，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中国人思维中的认识传统。

世上最大的问题莫过于生死，生死使世界瞬间真假分明。举例来说，咱们现在都搞学问，没有生死存亡时，大家治学靠的是逻辑，比如大家吃饱饭后来讨论粮食安全，谈一天也谈不出个所以然，各有各的逻辑，不同的逻辑推出不同的道理，但如果饿三天再来谈，会议中间再放一个馒头，大家没有那么多定义了，也没有那么多逻辑和斯文了，眼睛发绿，直盯馒头，随时准备动粗。吃饱时，你问他什么叫粮食安全？他说有广义粮食、狭义粮食，还给你造出些模型和数据，一套一套的，饿三天还有那些吗？谁说广义的呢？让他去吃广义“粮食”。那个时候的人越“笨”就越接近真理，因为笨人知道活着才能谈其他。饿三天以后，不用教就明白什么叫粮食安全。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不到难时，特别是不到生死关头，就不容易理解。那么，逻辑是干什么的呢？用于组织材料，而组织材料的起点和材料组织后的最宿，则是生死，即阶级斗争。毛泽东曾教育他的后人说：

【“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26]】

空话亡国，空话毁家。所谓空话就是没有生死感的话。现在咱们写形势分析文章常说有三种可能性，机遇挑战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处理不好还有意外可能。这些貌似有理的话，细一想基本是废话呀。什么事不是三种可能性、机遇与挑战并存呢？周易说研究问题要“远及诸物，近及诸身”[27]，意思是说认识远处的事物的结论先要就近放在自己身上试试。比如今天媳妇给你打电话，说老公，孩子找不着了。你能给媳妇说“不要紧，有三种可能性：机遇挑战并存、困难希望同在、处理不好有意外的可能”这样的话吗？当然不能。若这么说，你今天就回不去了。

学问一定要“近及诸身”即涉我，尤其要跟你的生存有关，没有生存，何谈学问？姑娘家，之所以能成为母亲，不是因为年龄，而是因为经历。年龄是经历而非时间的纪录。没有事情的时间，是没有意义的。孩子是母亲和姑娘之间的界碑。孩子一哭，姑娘就不是姑娘而是母亲了。如果没有孩子的话，50岁的女人还是姑娘，还喜欢接受那999朵玫瑰，接受噗通半跪在女生面前那暖男式的浪漫。但当你作了母亲就不一样，孩子一哭，你就要为孩子找粮食，进厨房，拿菜刀而不是拿玫瑰。为什么拿刀？孩子哭了，得吃饭；如果没孩子，那就另说了：找外卖，打电话。

长期以来，我们已失去了战争年代那种生死感了，这可从目前那些美女谍片和美女抗战片中感受到：在日寇实行“三光”政策的地方，我们的地下工作者还在热恋和相互请客，爱情高于组织任务，这显然是想当然且不尊重历史的作品。当然也有不错的作品，比如说电视剧《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等，我还看过《惊沙》和最近热播的《三八线》，都是有生死感的作品。但这样的作品还不是主流。为什么，人没有遇到生死问题。人一到生死，马上就不一样。饿肚子时，这面放一把玫瑰，那面放一把枪，中间放一个馒头，你看他摸什么，上去肯定摸枪，因为枪能解决吃饭问题。如吃饱时，他一定摸玫瑰，摸玫瑰不解决问题，但能博得好名声。

中国共产党人是天然的唯物主义者。这是因为她成长之初面对的环境最残酷，不容浪漫。困难和生死就像甩干机一样迅速将党内那些不靠谱的唯心认识淘汰出局。家里洗衣机甩干速度越快，水分抛出去的越多，留下的就越是干货。认识论中的“干货”就是唯物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中诞生毛泽东思想是必然的。我们党诞生在1921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打完不久，当时满世界喊的都是浪漫主义口号，什么要面包，不要大炮；要拖拉机，不要坦克等，和平的高调喊得震天响。这些口号很迷人，我们党就诞生在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北京大学出了陈独秀，他领导第一届党中央，那时候的政治学不讲斗争，讲妥协，不讲物质利益，讲文化，净搞些西式学问，形式大于内容。在这个时候，我们党成长最慢，一天到晚和国民党谈判。陈独秀今天和俄国人谈一谈，明天往国民党那跑跑，玩虚的。陈独秀不知道枪是要杀人的，为讨好国民党，他还把工人的枪缴了。毛泽东当时很生气，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为什么说那么多“那样”，毛泽东生气啊。

毛泽东思想是从中国土地里长出的。中国二十四史告诉我们的历史不是陈独秀认识的那样。陈独秀是从苏联带来的思想，还掺和着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少有中国本土的思想，玩的都是洋派，现在叫“范儿”，结果蒋介石用屠刀告诉他什么叫“范儿”：1927年“咔嚓”一下，将共产党杀了个血流成河。为什么蒋介石知道枪杆子的道理呢？国民党也是被清王朝杀出来了，六次反清起义失败，最后把孙中山杀清醒了，办黄埔军校，那时候共产党还没有这种清醒。

1941年冬，毛泽东为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28]；1942年3月8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29]这两幅题词，在今天也应作为我们办教育的座右铭。

学问要接地气，贴靠大地的学问才有生命力。在这方面，今天的北大人一定要学习毛泽东，同学们更要从青年毛泽东汲取力量。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毛泽东当时告诉陈独秀，陈独秀听不进去，没办法，只有让蒋先生用刀把子来告诉这位书生什么是真理。“四一二”后，共产党一年学了几十年才能理解的真理，脱西服，穿草鞋，进山接地气。就这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思想扎到中国的土地里，感谢谁，感谢反面教员蒋先生。

稍微好一点，唯心主义又来了。当时根据地稍微好一点，环境也好一点，人又犯晕。这一次不是北大的陈独秀而是从莫斯科来的年轻人王明。王明直接从莫斯科带来共产国际的思想，又是外来思想。你拿逻辑还说不过他，人家说起来一套一套的，还带来个军事“权威”奥托·布劳恩，化名李德，人家要正规化[30]，说毛泽东太土气，不正规。说起来也是，即使按照现在的干部标准，毛泽东也难达标：不是博导，没有课题费，没有名牌大学学位，也没出国留洋经历，哪一条都不够。人家王明是莫斯科大学的，又受斯大林赏识，不说在当时，即使在今天的干部评价标准中也是很唬人的。

李德把欧洲平原作战的战法搬到中国西南大山里。欧洲作战方式基于他们的平原地形。大家看这个图。这是欧洲大平原，俄罗斯就是在这个地方，基本也是平原作战。人家王明、李德两位老兄从苏联来中国苏区，也把欧洲平原的战术搬到西南山地。

欧洲多是平原，而中国西南多是山地

大家看这个地图，这里是西南山地，在这个地方怎能用欧洲平原的方式作战，从欧洲来的李德老兄，就是要在山里找平地拉开决战架势。山体本是自然掩体，他不用，要红军人为建堡垒，筑掩体，跟蒋介石对垒战[31]。蒋介石才不怕他这一套，他手下的将军多学的欧洲的打法，他们与李德那真是师出同门，半斤八两。在平原上决战是欧洲的打法，谁人多就能打赢，打的就是阵地战。但在山地，群山就是很好的掩体和碉堡，你还人为修什么碉堡？你说傻不傻。大部队进了山，群山就像簇簇刀锋把进入其中的整体战斗力削成碎片，这使山地成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32]的游击战的天堂，山地战士受到大山的天然保护。李德不要这些，要在山地找平地，找到平地然后决战，这不败才怪。你说他，他还不听，为什么？人家是“博导”，人家有“课题费”，人家还是“副教授”，你弄不过他。人家王明见过斯大林，还是单独召见[33]。而张国焘更厉害，他见过列宁[34]，而且是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中唯一见过列宁的人[35]。这些人牌子都很硬，但一打仗就不行。长征路上打得赢就是硬道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湘江之战，我们出门的时候是八万多人，中央红军，回来剩下三万多人，也就是说近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掉脑袋。这个时候你信谁？你还能让王明干吗？当然不能，再干就全完了。

中国西南山地

这次大家在生死之地找到了毛泽东，遵义会议把毛泽东推出来。有的同志说那个时候我们找到毛泽东思想，这不够准确。毛泽东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不一样，毛泽东的思想是个人的，是少数人认识到毛泽东，不是大多数。所以大家还需要比较和观察。红军四渡赤水，毛泽东把大家带过了大渡河，避免了石达开的悲剧命运。大家认识到了毛泽东的能力，知道了毛泽东的思想符合中国国情，大家在比较中也认识到王明路线的错误。

王明、李德不了解中国国情，照搬外国经验带来的问题，差点亡党亡军。那个时候军事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当时朱德、毛泽东两个人没有思想框框，朱德是从山里打出来，毛泽东是从中国土地长出来，要文凭没文凭，但将红军带过了大渡河。这时大家才充分认识到了王明、李德的错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红军不久又遇到张国焘错误路线更大的干扰。

张国焘当时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还见过列宁，当时他在川陕一带根据地搞得不错，从短期实践角度看，他对红军的发展还是有贡献的，有许多干部因此对他还有迷信。但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在红军前进方向上与毛泽东发生争论。张国焘要向南进入川康，毛泽东要北进陕北。孰是孰非，还得实践检验。结果跟着张国焘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而跟毛泽东到陕北的部队则从胜利走向胜利。

长征路上，毛泽东为什么比王明、张国焘正确呢？因为毛泽东比他们更了解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张国焘的知识多是书本上的知识，又有许多骄人的头衔和光环，个人极度膨胀，这样就不容易做到实事求是。1935年6月毛泽东告诉张国焘的南下方案会使红军“成为瓮中之鳖”[36]；而张国焘则反唇相讥说“决不会做瓮中之鳖”[37]。毛泽东讲的是经验，张国焘说的是逻辑。显然张国焘对中国四川的地缘政治的无知达到极点。但张国焘有兵有权，那怎么办呢？只有与湘江之后的经历一样，再让实践检验。1965年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的路上告诉身边的同志：

【“战争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38]】

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早在1926年毛泽东就注意对中国地缘政治研究。他在第六届农民讲习所曾主讲过地理课[39]，他讲述学习地理与革命工作的关系。要求学员除对全国性的地理概况有所了解，对本省的山川形势、人情风俗习惯，以及地理上给予政治的影响等，也都要了解[40]。1970年12月，此时，毛泽东注意到林彪“篡党夺权活动”的企图，调任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他问李德生：

【“你看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吗？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要找来看看，先读有关华北部分。你知道北京为什么叫燕京，北京最早的居民点在哪里？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41]】

关于四川这个地方，我跟大家说一说，大家看地图，四川这个地方是一个口袋，有一个

好处，属盆地地貌。我在《中国地缘政治论》那本书里就谈过这个问题，盆地内部相对平坦，人生活比较好，发展比较好，但是重庆是一个封口，汉中是一个封口，汉中北面又是东西走向的秦岭。如将汉中、重庆两个口子封住，谁也进不了中原。这就是毛泽东说的“瓮中捉鳖”的意思。所以刘备入川后先拿汉中。不幸的是，拿下汉中后又失了荆州并由此错失了由荆州北上与汉中东出部队会合的战略时机。刘备死的时候在白帝城，为什么在白帝城？他通过夷陵战败知道蜀都不可立于成都，应该立在重庆。白帝城位于瞿塘峡口的长江北岸，今属重庆奉节县。刘备在夷陵失败后明白重庆的重要性。当时他已占领了汉中，如再卡住重庆，那就巩固了对出川进入中原的第一要地荆州的控制。明白了这些，就明白了为什么重庆是直辖市，为什么汉中归陕西，这都是国家治理所需要的地缘政治知识。毛泽东明白这一点，也了解历史上蒙古大军数度入川后的死生艰难，但张国焘不明白这些，个人又很膨胀，根本听不进去毛泽东的忠告。先要南返，后又勉强北上后与中央分道西折新疆。结果张国焘西进部队几乎全军覆灭，而跟着毛泽东进入陕北的红军，在“西安事变”后日益壮大。

长征路上毛泽东与王明和张国焘的路线斗争以及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将党从溃败绝境地带向与国民党联手进入全国抗日的生死经验，使全党很快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可以依赖的引领全党走向全国胜利的思想，这个思想在党的七大上便被全党公认并命名为“毛泽东思想”。

我党找到成功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很不容易：前面是蒋军堵截，后面是军阀围追，一路尽是枪林弹雨。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42]血的著作，也是在血泊中找到的真理。最残酷的革命实践让中国共产党以最快速度接近并找到真理。我们现在也有人走长征路，手中举的是红旗，心里想得是旅游，没生死危险，就体会不出什么是长征，什么是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的特点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理论结合实际，它深深地扎根在唯物论和辩证法之中，这两点又可归结为实事求是。实事，是具体事物，这是唯物论，求是，是具体事物中的真理，这就是辩证法。真理总是具体的，王明和张国焘与毛泽东争得不是真理是什么，而是哪里的真理。毛泽东说的是中国的真理，王明说的是苏联的真理，而张国焘说的则是个人的真理。这就是差别。1958年4月2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会见外国友人时说：

【“一个国家总有它的特点，不适合这个特点的东西就行不通。”[43]】

理论结合实际，用咱传统的话说就是“经世致用”。人在灾难的时候，思想就与实际结合的密切；反之，人的思想就“饱暖思淫欲”，要胡思乱想。

在历史上凡是脱离实际，国家必有灾难。东汉后期，整个儒学都垮了，为什么垮？空谈名节，不解决问题。这时的儒学是被歪曲了的儒学。其实上升时的儒学是很好的，孔子本人的思想是带刀子的，西汉董仲舒把孔子弄成长袖大褂、阿弥陀佛状，这不是孔子的原型。孔子有两个学生，一个是子路，一个是颜回，子路是干嘛的呢？子路是舞枪弄棒的，这是枪杆子，颜回是笔杆子。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靠这两杆子。孔子也知道这个道理。孔子当宰相第七天就杀了少正卯。少正卯这个人类似今天的“公知”，处士横议，没有建设性，尽是负能量。知识分子有很多优点，但脱离实际的缺点也很突出，孔子反对的就是这个。毛泽东看得明白，他在读史时写下批语：“儒非徒柔也，尤为伪者骗也。”[44]“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韩[45]。”[46]我们现在宣传的那个“孔子”有许多内容是董仲舒“修正”后的，也是毛泽东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判的。1973年毛泽东告诫郭沫若：“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47]

汉朝以来的“孔子”是被歪曲的孔子，它误导了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三国里面的杨修即是一例。杨修生于东汉末年，小聪明，但没有建设性。曹操在门里写个“活”字，他能看出是“阔”，也就这本事。将他与曹操麾下的郭嘉一比，就有了泥云之分。郭嘉在曹操统一北方的事业中出了不少经世好主意，他有些像在统一六国中起了大作用的秦朝李斯。曹操有些像朱元璋，看到东汉为文人空论所毁，对脱离实际的酸腐文人很厌恶。他需要有经世致用精神的知识分子。杨修属于后者，罗贯中对他惺惺相惜，贬低曹操，原因是罗贯中也是杨修式的人。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书称他“有志图王”。1356年他入农民起义军张士诚麾下，主张不纳便离张而去。1366年到杭州后埋首创作《三国演义》。这本书中最动人，也是最害人的章节是“刘玄德三顾茅庐”[48]那部分。为什么？罗贯中从政欲望不减，但又不想自己找上门，希望皇帝——可能就是朱元璋——来请他，请一次都不成，还得找三次。结果他至死也没有等到这一天。与孔子的命运相似，本想当政治家的他不想却当了著名的小说家。《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形象被写的比刘备还高大上、是刘备离不开的智囊人物。为什么这样写呢？罗贯中在自比，暗示自己对新皇帝的重要性。古今知识分子有点本事就膨胀的弱点在此展露无遗。

既然是自比，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人物形象就大有处士横议、脱离实际的毛病。比较刘备，刘备说要进取中原，人便死在往东的路上。诸葛亮满嘴东进，脚往西跑，最后死在不东不西的定军山上。“堪笑书生轻性命，每逢险处更徘徊”[49]，用陆游这句自嘲的话评价诸葛亮也是合适的。书生常说“头掉大不了碗大一块疤”，不在乎，但若扣他一个月工资他就会跳起来，几天都生闷气；退休不混个局级也要抑郁得癌症。为什么刘备死在白帝城，夷陵失败后他知道了失掉荆州的原因是国都应放在重庆而不是成都。没有荆州的话，占领汉中就没有意义了，他就进不了中原了。事实上，自从刘备夺荆州失败并因此去世后，诸葛亮的北伐，尽管有《出师表》那样的慷慨悲歌，始终没有走出汉中。刘备率军东取荆州是关乎蜀国生死的大战略，诸葛亮名士作派，在皇帝打败后还在成都摇扇子，耍小聪明，不主动前去勤王接驾，这不是不靠谱吗？《三国志》上说“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也就是说，诸葛亮是从成都被召到白帝城的。若不召他过去，他还在成都拥兵等皇帝到城下叫门，这不是政治不坚定吗？所以刘备见诸葛亮时先讲权力交接事，是在考验诸葛亮，对他不放心。“惟工书，名过其实”[50]，这是陈寿对诸葛亮之子的诸葛瞻的评价，有其父必有其子，这个评价用在诸葛亮身上也不为过。

所以说，同学们在读书时不要学杨休、诸葛亮式的“名士”范，要学习毛泽东去伪存真，学以致用的学风，不然就学歪了。周勃是西汉开国大将，战功卓著，刘邦死前吕后问宰相人选，刘邦说：“安刘氏天下者必勃也”[51]，毛泽东赞扬周勃“厚重少文”[52]，今天我们同学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要培养“厚重少文”的精神，无此则不能在未来承担建设国家的重任。

搞唯心，要亡国。战国时齐国搞“稷下学宫”，这相当于今天的研究生院。齐国为什么搞文化搞得那么有声势，有钱，卖盐。因为那个时候谁有盐谁就有钱，就和今天卖石油的中东国家差不多。盐是稀缺产品。管子说：“国无盐则肿，守圉之国，用盐独甚。”[53]守圉之国，就是不能产盐的内陆邦国，它们对盐的需求特别大，据说黄帝和炎帝在阪泉的冲突就是为了争夺盐池[54]。所以战国时齐国卖盐发大财，有了钱干什么呢，搞“文化大国”。秦国则不同，它搞经世致用的学问。秦国把“薛蛮子”“秦火火”之类不着调的人都赶走了，赶到哪去了，多到齐国去了，齐国都接纳。秦国用了谁？商鞅、李斯。韩非子人被杀了，但他的学问用上了，这些都是厚重少文、经世致用的学问，秦国由此崛起。秦国是“立庸君以弱晋，得城池而强秦”[55]，把寄留在秦国的各国的君主的孩子们教成戈尔巴乔夫式的脑残人物，将他们都送回本国，扶上王座，很像大英帝国时在世界其他地方比如在印度、南非、香港等殖民地区的做法。当时秦国干嘛呢？给齐国送黄金，鼓励齐国搞“课题”，送“课题费”，就像今天美国人给我们一些人课题费一样。秦国鼓励齐国研究“白马非马”之类的不靠谱学问。“白马非马”研究对训练人的思辨能力是有意义的，但是对于治国理政的实践却意义不大。战士打仗骑马，你说“白马非马”，这怎么打。说是敌人又不是敌人，这又怎么打仗。

前一阵，国际关系学中流行所谓“建构主义”，对重大的国家利益认知不从生产关系和生产资料的占有去考察，而是从“国际社会中经过国家间长期互动固化的认同符号和共同观念”[56]中去考察，说苏联解体“其原因不主要是苏联自身实力的衰落，而关键在于苏联的政治认同与国际身份定位有了很大的变化”[57]，这不是开玩笑的吗？靠想象建构对象，说你是敌人，我一建构你就不是敌人了，那是没有饿肚子，是小资的矫情。我上课给同学说，不要说建构敌人，你先给我建构一个男朋友试试？

刀子并不是用来炫耀的“符号”，而是用来争“馒头”的工具，“馒头”对国家就是资源，对阶级就是生产资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58]。欧洲上古史的罗马与希腊的命运，类似于中国同时段的秦国和齐国。黑格尔说：“束缚就是罗马人的宗教；相反的，希腊人把自由的幻想的欢欣当作宗教。”[59]这里的“束缚”如译为“纪律”就比较贴切。战国时的秦国力行铁血统一，齐国则玩“百花齐放”，结果当秦国大军抵至齐国城下时，齐竟不战自降。那才真是：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60]

齐国之亡，与苏联亡国很像。脑残了，搞唯心论。学问研究不好会把脑子搞坏的，所以毛泽东说：“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