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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身份认同政治和历史遗留问题

2019-9-11 07:08|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17079| 评论: 0|原作者: “新华门的卡夫卡”|来自: 新潮沉思录

摘要: 港台的选战主旋律,不是社会政策,而是身份认同。着力表现的是“我们”和内地人不同,因为“我们”比他们高级;所以不可以和内地一样。只有爱香港(台湾)才是香港(台湾)人,不爱就不是香港(台湾)人;反过来,如果是香港(台湾)人,那犯了什么错误也都是可以原谅的。

对情况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内地和香港的矛盾与纠葛一直是存在的,而且双方的认同也并不稳定,关系紧密的时候,是有区别的一家人,关系疏远的时候就是有纽带的陌生人,总之,从来都不是真正的一家人。过去看老港片的时候,就能深刻的感受到这一点,90年代初的港片,动辄用回归之后,97了,97后等,来开玩笑,这反映了那个时代对回归这件事情,所抱有的深刻怀疑和担忧。


不过在当时看来,这些疑虑仅仅是几丝不和谐的音符,为什么在22年后的今天,会发酵成如今一发不可收拾的样子,甚至让悲观者觉得一国两制已经完全失败了?许多各持看法的人会觉得1992年克林顿在选举中讽刺老布什的那句话非常正确,“笨蛋是经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错,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毫无疑问是对的,根本是经济问题。可是,经济问题作为本质矛盾,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情况,而为什么尖锐的经济矛盾,以如今这样一种,让多数国人没办法接受的形式最终表现出来呢?



这里恐怕就要从历史背景和政治渊源上去分析了。事实上,经济矛盾是问题的基础,但这里还伴随着后殖民地时代的身份认同,变化社会的政治失序和衰朽,以及对单一制国家的政制误读。这些问题不解决,经济问题恐怕也很难解决,这颗原本璀璨的东方明珠,就会被重重障碍所区隔,难以再投射出夺目的光彩。



认同政治制造的精神错乱


我们知道,在一个拥有成熟政治生活的社会里,自身的身份与所做出选取的政治选择并不是绑定的。比如说,即便在很多声音指称川普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是种族主义者的时候,总统大选时各族裔选民也不是对川普全然支持或者反对。这说明,起码在美国政治中身份的认同,与政治上的立场建构和政治选择并没有全然直接的关系。相似的案例还有英国脱欧,支持脱欧的既有工党的支持者,也有保守党的支持者。反对欧盟的人和支持留在欧盟的人,并没有因此而构建出非此即彼的两种政治立场为基本关系展开选举策略。


现在,我们把视线放回到我们的身边,香港和台湾。在港台不完善的选举政治中,主导结构是身份认同政治,即你是不是港(台湾)人。这种对自身的身份认同,其心理来源因素非常的微妙和复杂,既有过去高等华人对于其他华人的轻蔑,也有之前经济优势存在时建立的心理优势,还有莫名其妙的所谓民选制度的加持,或者开放世界的优势。


总之,港台的选战主旋律,不是社会政策,也不是大政府与小政府之争,而是身份认同。某些主张所着力表现的是“我们”和内地人不同,因为“我们”比他们高级;“我们”比内地人高级,所以不可以和内地一样。选战攻讦的是,是不是爱香港(台湾),因为只有爱香港(台湾)才是香港(台湾)人,不爱就不是香港(台湾)人;反过来,如果是香港(台湾)人,那犯了什么错误也都是可以原谅的。


如此无聊的、绑定了身份认同的政治逻辑就使得其他的政策主张无从展开,只要我支持我的身份认同,那么代表我的身份的党派,我必须和他站在一起,即便他有很多行为并不符合我的想法。本轮运动中,当地反对派反复强调“不割席”,要用“大统一战线”模式团结一切反对GOSAR的力量。


同时,身份认同政治,会不断巩固和扩大族群之间的差别,毒化选举结构,制造社会不稳定。这是因为,认同政治的身份是非此即彼的,不可能既是亚裔又是拉美裔,或者既是本省人又是外省人,又或者既是香港人又是内地人。认同政治所构造出来的独一无二的族群认同,使得主导者非常有效的给自己营造了坚固的选举选票基本盘。这就是港台的政治生活里,出现很多令内地老百姓感到荒诞不经的、甚至冲击内地老百姓常识的行为的重要原因。


在其他政治体系中,右翼可以支持一些不那么自由主义的政策,左翼也有可能支持开放私人经济的经济政策,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也可以有计划。总之,一个开放社会,其两党政策主张会逐步向中间靠拢、逐步趋同。然而在身份认同政治中,由于身份的强区分性,政党政治光谱的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这些年欧美社会也出现了相当的身份政治趋势,我们之前已多有论述)


这种身份认同和认知上的谬误,如果不对帝国主义者的殖民流毒进行充分清算,“打扫干净屋子”,恐怕一时半会是很难消除的,它充斥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和各个边边角角。



普力夺社会:缔造混乱邪恶的秩序


如果仅仅是意识上的精神错乱,那或许还有得救。但是比意识错乱更可怕的情况是如今的普力夺社会现状。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历任香港总督,均由英国政府决定,并不会经过任何的民主程序,并且港督拥有决定性的权力,行政局与立法局均由港督组织,人员由其决定,据此,港督的权力基本上是不受任何限制的。


香港的治理过程中,长期以来华人居于次要地位,以英人为主导,占据所有重要职位,譬如,一直到1989年,李君夏担任警务处长开始,作为政权暴力机器的香港警务处,才第一次由当地人出任首长(至于李君夏本人的港警政治部背景,按下不表)。这样的一种权力结构,很难说得上民主或者说是具有高公共参与。上个世纪香港的经济起飞,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是东亚模式的典范。从典型的解释东亚经济模式的发展型国家理论来看,政治权威和秩序是香港得以有序现代化的起点。



港地所谓的民主化进程,是曾任保守党主席的末任港督彭定康到任之后,面临向中国政府移交权力之时,匆匆发动的。作为来自于英国本土的专业政治家,彭定康的改革方案包藏祸心。有人或许会觉得民主权利开放总归是一件好事,其实并不简单。任何的社会变革都需要一整套的包括文化、习惯、法律和等规制与之配合。假若政治参与度也就是民主化程度跑到了制度化建设的前面,那么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政治激情无法约束,四处碰撞,所有群体采用一切手段参与政治。这样的社会,亨廷顿称之为“普力夺社会”


普力夺社会的要义并不是政治参与度或者政治制度化的高低,而是政治参与度有没有超出制度化的水平。一个社会,或许政治制度化建设水平比较高,但如果其政治参与度更高,高出了制度的约束,这个社会也必然不会具有稳定的政治秩序。2012年以来,媒体一直说“将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其实就是在于,没有制度约束的公共权力,是不稳定的制造者。这样的社会秩序,公共部门没办法实现有效治理,所有政治参与群体的手段毫无约束,混乱而一发不可收拾。



一国两制不是联邦制


我们要提到的第三点,则是GOSAR和市民,共同的对一国两制制度的自觉和不自觉的误读。97回归前后所确定的香港的治理方针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许多人简单地将一国两制这一方针理解为类似于联邦制的表征,这是错误甚至荒唐的。


我国具有省际经济联邦主义的特征,但仍然是一个牢固的单一制国家,即便香港也不例外。在设计语言里,香港只是一个拥有另一种经济制度的地方,仍然是单一制国家中国的一部分,这在基本法的设置上就有体现。基本法可以解读为,香港方面只是在经济上享有更大的独立自主权,而所有的最终决定权都在中央。


举例:根据基本法规定,对基本法的修改要经过复杂的动议程序后报全国人大,由人大依法履职,进行修法事宜;另外,所有的特区政府主要官员,经选举或提名后由中央政府任命。


从结构上来说,特首与港督具有高度相似性,权力稳定性的来源是更上一级政府的信任,而选举过程只是消极权力的表征,是试图解决行政过程的合法性问题而已。但与港督不同的是,日不落帝国权势逐步消解后,对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兴趣缺缺,影响力也鞭长莫及,对港督更多的采用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充分授权;而现时的中央政府,距离要近得多,因此给与特首的,只有行政权。如此一来,特首与普通的一省之长实际区别并不大,只是中央的默示权力更少些罢了。


所以,任何自觉或不自觉的把香港理解为联邦的行为,都是站在宪法和基本法的对立面,对国家宪制的冲击。从单一制的政治逻辑而言,唯有中央更信任,授权才会更多,自主性才会更充分,如果不能突破自己的“联邦制”片面想象,动辄以受害者、弱者自居,那么作为一类特殊的央地关系的中港关系,是没办法好转的。因此,根本不存在“一国两制”退步这个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发言人和讲话稿近年来反复强调“一国两制,一国是前提”的原因。



泛民的政治主张能解决问题吗?


最后,我想就泛民屡次呼号的“真普选”稍稍谈谈看法。


设置议程的权力和决定的权力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这是一条基本的政治学原理。当年那位老人接受华莱士采访时说,我在委员会开会时也只有普通的一票,但绝口不提的是,根据党的原则,委员会的议程是由书记同志设置的,也即会议讨论什么事情,这个事情有哪几个选项,是由书记来决定的,至于在这几个选项里选择哪一种,才是委员会要进行表决的。


如果拿选举制来分析,美国总统选举中,设置选项的权力在政党手中,而民众拥有的是从选项中决定的权力;而议会制国家的选举就更简单了,民众将自身信任委托给自己信任的代议制议员和政党,至于选择政治首脑的选项设置和决定的权力,全部都在政党手中。当代政治学理论一般认为,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所必不可少的,就是因为其提供了设置议程的一般路径,而这也是政党组织和活动的目的所在。



从这个角度来看,之所以泛民反对派呼号“真普选”,无外乎是希望攫取更多的权力,增加自己的社会能见度。那么,结合上文所阐述的“普力夺社会”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政治开放应当逐步进行,与社会制度发展相匹配。在这样本身已经很混乱,陷入高度不稳定的社会,再贸然释放政治权力给社会,将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冲击。因此,在特区秩序重构之前,所谓的普选,恐怕会遥遥无期。


精神错乱,政治秩序动荡的导向,是社会秩序的沦陷。如果没有更高一级的政治权威介入,充分清算,重构社会规则,进而稳定秩序,那么最终走向就是如第三世界国家一般的“政治衰朽”,东方明珠的经济风光必定是“雨打风吹去”,反过来是经济压力下更为深重的危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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