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以来沿海私企工人的生存与集体抗争

2012-6-3 20:19| 发布者: 玉表| 查看: 6032| 评论: 1|原作者: 秦岭|来自: 秦岭

摘要: 沿海私企工人阶级（以下简称沿海工人）的形成，它的生存与反抗，与不同时期的经济形势、工业发展、政府政策密切相关。几代工人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遭受了怎样的待遇，又有着怎样的反抗实践？如何与他们更好地结合起来，共同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而奋斗？

3.3 经济危机期间的一次罢工案例

一个台资变压器厂的罢工情况简介

背景介绍

该厂生产各类电机的小型低频变压器，位于深圳。产品大部分外销，少部分内销。老板工友三个厂，其余两个在江苏和台湾。三个厂一共有五、六千员工，我们的受访者——该厂的一位拉长，此次罢工的带头人（简称J）——所在的厂有工人1500人左右。工人为女工；主要是80后、90后年轻工人，一个车间的三、四十岁工人少于十分之一。

2009年1月初，该厂发生了一次大转折。1、经常调休，加班费减少。2、管理收紧，处罚更多了。3、许多福利被取消。因为经济形势不好，工人敢怒不敢言。

据J听来的小道消息，说是金融风暴之后，当地台资厂老板开会商定，各厂统一取消福利。很多工人采取了消极抗议——离职。在2009年1月之前，公司的流动性不大；大转折之后，流动性很大。

罢工

有一天，经理协理巡视车间，发现一名女工未戴防护用品，就拿过女工厂牌，责令J记过处理。J不同意处罚，与协理大吵，协理不停骂J。最后J忍无可忍了，关掉几条拉，吆喝着罢工了。一直以来累积了诸多不满的工人，积极响应了J的号召，罢工开始了。J又鼓动其他楼层的工人罢工，工人们陆续走出车间，来到厂内操场。

聚集在操场上的罢工工人，包括基层管理人员（班长、助拉等）、生产工、甚至包括车间里的清洁工。他们都很高兴，有的在议论，有的在玩手机，还有的在唱歌，大家都把这次突发罢工当作难得的休息。

罢工不久后，协理弄来一个高音喇叭，让大家提意见，不提意见就回去上班。工人都没有动。

罢工40分钟后，平时很少出现的老板开车赶来了，在办公楼里与高管们谈了半小时。然后，人事主管跑出来，要求所有基层管理和工人推选代表，到办公楼协商解决问题。

选代表、谈判

工人们完全没有准备，选不出代表。J和一些老员工被指定为“代表”。老板问代表有什么要求，代表们面面相觑，即兴说了一些次要诉求：“宿舍有臭虫”、“住宿条件改善！”、 “吃饭加餐！”等，老板满口答应。

这些要求都得到同意后，工人仍不复工。当时是生产旺季，工人们既提不出要求，又不复工，让老板十分焦虑。此时J提了一些关于工资待遇的要求：

①加班按劳动法，不能搞调休；

②补发高温补贴

③公司保证提供防护用品

④不能胡乱罚款，只有员工自愿认可、签名之后才能罚款。

老板同意要求，并打印公告，贴在厂里。

引发邻厂罢工

J所在厂罢工之后，邻厂也罢工了。邻厂是一家约500多员工的港资企业，生产高频变压器。该厂生产楼与J所在厂的生产楼隔得很近，而且两边都是文职人员与生产部管理人员，不仅可以隔空对话，甚至可以递东西。

罢工发生当天，该厂老板二话不说，很快把500多名员工都带进了工厂食堂，叫来一大车“红牛”饮料，人手一罐。老板主动提出提高加班费，罢工结束。

3.4 这一阶段工人集体抗争的特点

上面这个例子，可能在经济危机期间比较典型，具有以下特点：

1）防御性和经济性：经济危机期间，老板组织共同商讨应对危机办法。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将危机损失尽可能转嫁给工人。工人处于被动状态，只有面临种种工作压力，减薪压力时，才被迫反应。

2）而工人要求方面，也主要是反对导致减薪的不合理制度（如罚款，调休）；要求支付欠薪、加班费。而对于工厂倒闭、老板逃逸的，则主要是通过堵路、拦厂门等方式，要求当地政府支付欠薪、加班费。

3）老板群体的利益自觉与团结性明显增强：他们的协调组织程度向前迈了一大步。另外，老板对工人的态度也更带伪善性。冲突期间，老板表演爱护工人，批评直接引发矛盾的管理人员（例如制定工资制度的经理），对工人提的要求满口答应，这种伪善会让工人放松警惕，容易被老板牵着鼻子走，掩盖了劳资对立的本质。

4）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使得工友有更多途经公开表达自己的诉求。这一阶段，工人开始更加迷信媒体的报导，部分出于对媒体“正义性”、“中立性”的认可；部分由于媒体报道过的罢工，多半得到较利于工人的结果。近年来在笔者接触过的大部分罢工案例中，工人都有在罢工期间联系媒体。

4. 2010年至今

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09年“工业生产逐季回升，实现利润由大幅下降转为增长”[1]。10年之初，沿海各大城市主流媒体再次炒作“用工荒”，加之投资基建的若干万亿资金，提供了一定的就业岗位，工人普遍对工资待遇有较高的期望。但现实是，工人待遇迟迟没有提升，这引起了5、6月的全国罢工小高潮，最为瞩目的莫过于5月17日－6月1日的南海本田大罢工，以及此后汽车业要求加薪的一波工潮。

广州市花都区总工会的一篇调查报告^{^[2]}披露，在10年2月底到3月中旬，广州花都汽车城园区，就有数起因要求加薪而发动的罢工：2月27日万宝井罢工；3月11日，阿尔法、河西、西川、泰李等企业员工也效仿万宝井做法开始停工；3月12日，马勒、力知茂、南条全兴等企业也相继罢工。该报告揭示了这一波罢工的根本原因：“企业的效益和规模连年增长，为之做出巨大贡献的企业员工，其工资几乎八年没有增加，加之本地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不断攀升，部分工人的实际收入甚至有所下降”。另外，超时加班、不按规定支付加班费也是罢工的重要原因。

罢工不仅发生在珠三角，也发生在其他工业区。“从2005年到2009年，大连开发区的工人工资，每年涨幅为5.7%，也就是每年增长45元左右。”这也引发了5月末到8月末，大连开发区70多个工厂7万工人大罢工^{^[3]}，罢工后，工人工资平均上涨300元。

在此之前，10年1月份苏州联建科技，因传言公司取消年终奖，发生了两千人的大罢工。罢工的背后，是“员工长期超负荷工作但薪酬明显偏低。奖金、福利也时常遭到克扣。”，另外，09年出现的正己烷中毒风波亦是罢工重要原因。2月东莞台升家俱数千员工罢工；3月东莞大邦鞋业，珠海佳能罢工……我们无法统计到底有多少工厂、工人投入到10年上半年的罢工中。

下面简单分析这一阶段罢工的特点：

1) 更强的进取性。以前的罢工，往往以防御为主，在被欠薪，降薪等情况下发生；这次罢工浪潮，有着更为积极的要求，首要一条是提高基本工资。

2) 本田罢工历时半个月，过程曲折艰难，工人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团结和坚持；工人提出重组工会需求，是一大进步。罢工工人成功加薪，激励和引发了各地同业工厂的罢工，包括丰富汽配、佛山变速器厂、小榄本田、武汉艾帕克、南沙电装、天津丰田、阿雷斯提、日正弹簧、阿兹米特欧姆龙等。因汽车行业利润高，资方作出有限让步，因此这一波罢工全部获得加薪。

3) 在本田罢工中，官方态度总体强硬，31日还发生了“工会人员”殴打工人的丑剧。后来的南沙电装罢工中，当地工会标榜“代表工人”，口头反对使用警力对付罢工者，还发出谈判要约，6天后平息了罢工。南沙工会的角色有这样的转变，是因为吸取了本田罢工的教训（5月22日资方强硬解雇罢工代表，激起工人怒火，罢工扩大到全厂；5月31日“工会人员”殴打工人，使本已复工的大部分工人，再一次愤怒离岗——对工会来说，这都是前车之鉴）。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工会需要确立自己在工人中的权威，从而更好地控制工人，为此他们开始努力尝试扮演红脸的角色。

4) 资方的态度。以南沙电装罢工为例，工人早在春节就提出了多项要求，但资方并无积极回应。南沙区总工会某干部说：“工会收集了工人的四大意见，并提交给了公司，包括：1、提高工资100元；2、宿舍安排暖气；3、晚上加班费加倍。意见提出后，公司没有积极面对，只对晚上加班的晚餐免费供应。”6月21日开始的罢工，员工并没有事先提出诉求。这位干部接着说：“公司老板很积极，老板表态说：‘如果马上复工，不追究责任，马上安装空调，并每月增加450多元工资。’……并说10分钟内完成表决，否则实行强硬措施。”据这位干部后来还说，老板态度强硬，说如果十分钟内工人不同意，就出警力。老板的压力并没奏效，工会干部担心老板一味强硬会激化矛盾，促使工人更坚决地罢工，于是从中斡旋，设法找出罢工带头人。刚以“调停人”面目摆平了本田罢工的广汽公司老总曾庆洪，也前来助力。或许出于阶级本能，老板更倾向于扮演黑脸角色；或许老板照旧以为只要一威吓，工人就泄气了；或许老板跟有产国家有着不言自明的默契：一个扮红脸，一个扮黑脸。无论如何，这一次罢工显示的斗争性、坚持和团结，令老板始料未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