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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怎样研制“外交核弹”的?

2019-9-22 22:44|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3229| 评论: 0|原作者: 胡新民|来自: 察网

摘要: 中法建交堪称“外交核弹”。这枚“外交核弹”的爆炸,成功地达到了毛泽东的战略目的。1964年1月27日,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连锁反应。
中法建交堪称“外交核弹”。这枚“外交核弹”的爆炸,成功地达到了毛泽东的战略目的。1964年1月27日,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法同时发布联合公报,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商定在3个月内任命大使。”短短的两句话,却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连锁反应。这除了在打破西方封锁、捍卫了国家主权方面意义重大外,还对改变当时美苏主宰世界局势,实现国际格局新的战略平衡、维护世界和平产生了重要的历史性影响。

【本文为作者胡新民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毛泽东是怎样研制“外交核弹”的?

在隆重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几乎所有的媒体都集中发表大量反映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辉煌成就的文章。官方媒体更是起到了主渠道的作用。

9月20日,《参考消息》用一个版面刊登了《新中国70年的世界印记(5)》,其内容是三篇关于中法建交的文章。其中最长的一篇是《中法建交公报堪称“外交核弹”》。

这三篇文章使人想起了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 (1949--1978)下册》中关于中法建交的论述:

【“毛泽东果断决定,抓住这一时机,与法国达成建交。”“中法建交震动了整个世界。”(见该书663页)。】

毛泽东是怎样研制这枚“外交核弹”的呢?

在1954年7月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新中国外交及有关工作,提出了十一条意见,其中包括:“争取与法国改善关系,建立邦交。”“增强外交工作阵营。为保护建设和工业化,没有外交阵营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后来国际舆论称中法建交是一枚“外交核弹”。

毛泽东于1957年5月和1963年9月,两次会见了担任过两次法国总理的富尔先生。第一次可以说这枚“外交核弹”开始进入“研制”阶段,第二次发展到了“倒计时”阶段。

富尔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他对中国友好,主张承认新中国,支持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57年5月,周恩来批示中国外交学会出面邀请富尔访华。在从深圳到广州的火车上,他看到是尽管贫穷,但广袤田园呈现出勃勃生机。此时的富尔迫切着能见到毛泽东。5月22日到达北京后不久,富尔得到了一本俄文版的《毛泽东诗词》,更是令他爱不释手。富尔后来是这样回忆毛泽东5月30日和他的会见:

【“下午5时左右,我们回到旅馆,得到主席将在当晚接待我们的正式消息,我的同伴都为此欢欣雀跃......我们在晚上9时50分准时出发。”
“毛主席走上前来迎接我们。我发现自己突然之间和他挨得很近,不禁感到有些惊讶。”“他的举止极为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当富尔向毛泽东夸赞中国取得的进步时,毛泽东真诚地向客人强调,新中国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比较起来成绩还很小,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毛泽东说:“你们亲眼看到我国的情形。看到我们是多么落后。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毛泽东无时无刻不在关心中国广大农民的生存状况,他特地请富尔介绍了法国的农业情况,作为借鉴。

中法关系是当然的中心的话题。毛泽东没有直接说出这个话题,而是讲了中国民间流传已久的《鹬蚌相争 渔翁得利》的寓言,以此来拨点中、美、法三国之间的利害关系。毛泽东的把这个寓言讲得恰到好处,使富尔得到了一个关键性的启示。

富尔有意地提到1956年发生在匈牙利的事件,以此把话题扯到当时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问题上。他还有意无意地提到敏感词“共产集团”。

毛泽东对此作出极具寓意的回答:

【“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绝不依靠苏联。如果我们曾向苏联要求专家和机器,那是因为我们有这种需要,我们不能没有这一切。但是专家工作完毕后,还是要回去的,而且我们所取得的东西,全部是要付出代价的。”】

需要提一下的是,毛泽东一直对与法国进行经济合作寄予热望。195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会见杜洛克率领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时候,就问杜洛克:“你看法国政府能否摆脱美国干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贸易上能把成套设备卖给我们,很久还是不很久,你如何估计?”毛泽东进一步说明,我们想要与法国进行的交易不是指一般的做生意,是说替中国设计工厂、供应装备、安装装备并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杜洛克回答:“我们在这方面可以做一些工作。”

富尔回国后,根据毛泽东向他分析的中国法国和美国之间的利害关系,出版了主张改善中法关系的《蛇山与龟山》一书。书名体现了富尔的匠心:来自毛泽东的一句诗词,“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当时在野的戴高乐看过这本书后,写了一封长信称,他完全赞同书中的观点。1958年年末,戴高乐当选总统。68岁的他开始正式考虑缓和与东方、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而这也正是毛泽东所期待的。5年后,戴高乐仍然对《蛇山与龟山》一书记忆犹新。他在考虑与中国建交的具体步骤问题。

1963年8月富尔在准备启程再次访华前,专程去见戴高乐。戴高乐对他说:“您要作为我的代表前往中国。”戴高乐还将一封亲笔的、实际带有授权性质的信件交给富尔,委托他同中国领导人商谈法中建交问题。

毛泽东认为,中法建交的时机已经成熟,只要戴高乐不搞“两个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愿意接受中国立场,中国就应该抓住时机。因此,自从富尔10月21日抵达北京后,毛泽东就高度关注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与富尔的谈判进程。

11月2日,毛泽东认为这枚“外交核弹”已经到进入“倒数期”,于是在下午5时,在周恩来、陈毅的陪同下,在上海会见了富尔。

毛泽东风趣地对富尔说:

【“我们做个朋友吧,做个好朋友。你们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是你们的党。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还是可以合作。”】

毛泽东还直言不讳地说:

【“你们两位(即富尔和一名随行的工作人员---笔者注)来得正是时候......要把两国关系建立起来......(要告诉戴高乐)你们要派就派个大使来,不要学英国那一套,搞了几十年,还是个代办,不要钻美国的圈套。这一点不搞清楚,我们不接纳你们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们那里去。”】

这枚“外交核弹”的爆炸,成功地达到了毛泽东的战略目的。1964年1月27日,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法同时发布联合公报,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商定在3个月内任命大使。”短短的两句话,却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连锁反应。这除了在打破西方封锁、捍卫了国家主权方面意义重大外,还对改变当时美苏主宰世界局势,实现国际格局新的战略平衡、维护世界和平产生了重要的历史性影响。

时任总统戴高乐一直有个愿望,就是要亲自踏上中国的土地,并“会一会已成为神话的毛泽东”。他在卸任总统后准备1971年访华,但1970年11月猝然辞世。毛泽东的唁电称“戴高乐是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斗士”。

戴高乐的遗愿由其继任者蓬皮杜总统所实现。1973年9月,蓬皮杜总统对中国展开国事访问,成为西欧国家第一位访华的在任国家元首。毛泽东在中南海亲切会见了他。对毛泽东景仰已久的蓬皮杜向毛泽东表达了自己的仰慕之情,还将一幅艺术壁毯赠与毛泽东。周恩来全程陪同。

访问结束时发表《中法公报》,表达了两国政府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的共同愿望。双方商定,将研究发展经济关系的现实可能性,以及在技术、工业等方面加强交流的问题。双方决定签订海运协定,并加强航空运输方面的合作。双方还谈妥了辽阳化工项目,合同总金额达12亿法郎。这是多年来中法之间最大的一宗合同。毛泽东的“增强外交工作阵营。为保护建设和工业化”的战略目标正在脚踏实地地进行。

1975年5月12至18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法国。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正式访问西方国家。访问期间,两国决定成立经济贸易混合委员会,商定两国外长不定期地就重大国际问题进行磋商。

1978年1月19至24日,法国总理雷蒙·巴尔访问中国。中法签订了科技合作协定。这是中国同西方国家签定的第一个科技合作协定。这也预示着中国将会以更快的步伐扩大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

最后还想提一下,《参考消息》的有关文章对中法建交的意义概括得相当准确:

【“建交55年来,中法关系一直引领着中欧关系和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发展。”】

这也使我们能够更深刻地领会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那句话:

【“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胡新民,察网专栏学者,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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