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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左翼的过去、现在、未来

2019-9-25 22:10|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88096| 评论: 0|原作者: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来自: 察网

摘要: 为什么现代世界体系的两种主要节奏 ——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霸权周期 —— 不能简单地无限期持续下去。由于其长期趋势,整个系统已经偏离平衡太远,再也不可能恢复平衡。一旦我们陷入结构性危机,体系就会陷入混乱,曲线开始剧烈波动,该体系不再能以传统方式运行,它分岔了。
全球右翼将使用一些全球左翼很难反对的口号,比如人权。但是全球右派将给出这个口号的内容,它结合了许多其他因素,而这些因素延续了强权者和特权者施加于“未开化的他者”( non-civilized others)的“文明教化的使命”( civilizing mission)。全球左派必须仔细剖析这些提议,称之为自由主义中间派的虚张声势。例如,如果反对种族灭绝的国际司法程序是可取的,那么它必须适用于所有人,而不仅仅是弱势地区。如果核军备或生物战是危险的,甚至是野蛮的,那么就不存在任何安全的武器拥有方。

沃勒斯坦:全球左翼的过去、现在、未来

【原编者按:著名社会学家和世界体系理论的开创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于今年8月31日逝世。在这本首次用英语出版的具开创性的晚期作品中,沃勒斯坦描绘了西方左派在过去和未来的轮廓。在此过程中,他提出关于左翼与国际主义关系的基本问题,并提出了左翼如何在21世纪规划新的前进道路的问题。】

沃勒斯坦:全球左翼的过去、现在、未来

《全球左翼:昨天、今天、明天》法文版

本文最初在2017年由人类科学研究所以法文形式版出版成书,书名为《全球左翼:昨天、今天、明天》(La gauche globale: Hier, aujourd'hui, demain),近日被译作英文,由Verso出版。本文不只系统地勾勒出了全球左翼的历史脉络、现实困境与未来的可能性,也呈现出沃勒斯坦晚期的思想图景。

左翼社会运动和中左翼政党几乎总是宣称其价值观和政策是国际主义的。众所周知,他们的做法绝非空谈。我们将在三章的内容中尝试探讨在三个时期的左派实践,即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希望证明,今天已经出现了“全球左派”,但他们不仅受到全球右派的质疑,而且还受到自称左派或至少是中间偏左的党派的质疑。

一、资本主义与反体制运动:1789-1968

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少数群体剥削其他群体的制度。而被剥削者们总是尽其所能进行反击。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形式出现在“长十六世纪”(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将1450-1640年称之为“长16世纪”,译者注)的现代世界体系,在攫取大多数人的剩余价值方面表现得极为有效。它通过利用等级制度的标准体制和两极分化的新特征来达到其目的。

结果是剥削程度不断增加。这种两极分化目前表现为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现在1%的人和其他人之间的差距令人愤慨。在现代世界体系中,99%的多数人的反抗最初主要有两种形式:要么自发起义,要么逃到1%的少数无法行使权力的地区。然而,正如我们所知,企业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日益机械化和集中化,令城市化程度日益提高,于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城市化反过来为工人阶级挑战权力的剥削模式开辟了新的途径。

沃勒斯坦:全球左翼的过去、现在、未来

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标志法国大革命的开始

法国大革命通过传播两个新概念进一步改变了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一个是关于变革的概念。当然,一切都在不断变化。以前,变革被认为是不正常的和例外的,一切变动注定要回归传统规范。“革命”一词说明了这一点,它最初的意思是旋转了360度的轮子,结束于它开始之处。今天,这个词的语义完全相反——革命在社会和政治术语中用来描述与过去的决裂,而不是回到过去。我们可以把这种用法视作对“变化的常态”的信念。

第二个与主权概念有关。这里有两个问题:什么是主权?谁是君主?直到16世纪左右,我们才开始谈论国家的主权——从国家的外部来说,主权的意思是一个国家对法律或决定的控制不受其他国家的控制;在国家的内部,其核心法律和决策不受任何内部团体的否决。这一双重含义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争议,尽管应该指出,直到国家成为了国际系统中的司法结构时,这一双重概念才正式成立。

更困难的问题是关于谁行使国家主权的争论。历史学家通常把在某些国家(如英国、法国、西班牙)出现了所谓的专制君主(absolute monarchs)的世纪称作“长十六世纪”。专制君主声称他们是元首。专制一词的意思是说,无论内部还是外部,元首的权力都免受任何人的审查。当然,这是一种重要的主张,而不是现实。

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君主的专制主义经常受到贵族或权贵的挑战。他们倾向于声称,专制君主应该放弃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将权力让渡给一个由君主和贵族共同行使主权的议会机构。法国革命者对这两种观念都提出了挑战,他们坚持主权属于“人民”,而不是统治者或贵族。

这两个概念——“变革的常态”和“人民的主权”——是一些新事物的基础,比如地缘文化(geoculture)。这种地缘文化遍及整个历史体系,并使“人民”对体系的彻底“变革”合法化。正是为了回应这种对支配性的权力的威胁,三种现代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应运而生。

每种意识形态都代表了一种政治行动纲领。保守主义是最先出现的也是最直接的回应,尤其是在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和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的著作中。保守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否认重大变革的审慎性甚至可能性。保守派重申了当地传统精英的决策的是最重要的,他们往往得到了宗教机构的支持。

自由主义作为遏制危险的另一种方式出现了。自由主义者认为反动的保守主义不可避免地涉及权力的镇压,总是弄巧成拙的,会迫使被压迫者公开反抗。相反,自由主义者表示,精英阶层应该接受某些变革的不可避免性,名义上要服从人民的主权,但是,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社会转型是一个复杂而危险的过程,只有专家才能谨慎地做好,其他人都应该允许专家做出关键的决定。因此,自由主义者设想了一个缓慢而有限的社会转型过程。

激进主义是最后出现的意识形态。它最初是自由主义的一个附属品。激进分子认为依靠专家的社会转型只是换汤不换药。他们主张,下层社会应该在民主精神和平等主义理想的指导下,尽快进行制度转型。

沃勒斯坦:全球左翼的过去、现在、未来

1848年的世界革命标志着三种意识形态——右翼保守主义、中间派自由主义和左翼激进主义——关系的转折点。它始于2月份巴黎的一次社会起义,激进左派似乎夺取了国家权力,哪怕只是暂时的。这场起义对大多数人来说出乎意料——对工人阶级来说是巨大的惊喜,对精英来说是一个致命的威胁。这让保守派和自由派都很害怕,以至于他们悬置了此前一直存在的巨大分歧,并组成了政治联盟来镇压社会革命。法国的镇压过程基本上持续了三年,最终的结果是建立了拿破仑三世统治下的第二帝国。

当时泛欧世界发生的不仅仅是社会革命。同年,1848年,欧洲大部分地区纷纷爆发了民族起义——尤其是匈牙利、波兰、意大利和德国。历史学家称这些起义为“民族之春”(Spring of Nations)。就像巴黎的社会革命一样,这些不同的民族主义起义在几年内被镇压了。

这两类发生在1848年的事件——法国的社会革命和许多国家的民族主义革命——迫使这三种意识形态的信徒重新考虑其基本战略。保守者注意到,1848年只有英国没有发生动乱。从表面上看,英国没有起义似乎很奇怪,因为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的激进势力最广泛、最活跃、最有组织性。然而,在1848年的泛欧世界风暴中,它是唯一一个风平浪静的大国。

保守党后来意识到,历史学家后来也证实,英国保守党发现了一种遏制激进主义的方式,这种方式远比强力镇压有效。至少二十年来,英国保守党一直在对社会和制度变革的要求做出让步。这些让步实际上相对较小,但它们的反复妥协似乎让激进者相信了变革正在发生。1848年后,英国的例子说服了其他地方的保守派,特别是欧洲大陆的保守派,去效仿英国的例子修正他们的策略。这一修正使得保守派更接近自由主义中间派的立场。主要的修辞差异在于,保守主义版本,在“开明保守主义”的标签下,积极地在地方机构而非国家机构中扮演主要角色。

与此同时,激进者对所发生的事情同样感到不安。1848年以前,激进分子采用的主要策略要么是自发起义,要么是乌托邦式的撤退。1848年,激进分子观察到他们自发的起义很容易被平息,乌托邦式的逃避也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他们得到的教训是,必须用“有组织的”革命来取代自发性——一个需要时间、耐心并创立官僚结构的纲领。这种策略的转变使激进分子更接近中间派自由派的立场。最大的不同在于,在激进主义的版本中,扮演着指导变革的专家角色的人只能是激进的官员。

最后,自由派也从1848年的世界革命中吸取了重要的教训。他们开始强调自己的中间派立场,而不是以前对抗保守派时的角色。他们开始意识到战术的必要性,这种战术会将保守派和激进分子拉进他们的轨道,把他们变成中间派自由主义的变体。凭借努力,他们在很长时间内——直到后来的1968年世界革命——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正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我们看到了反体制运动的组织出现。有两种主要类型——社会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以及不那么强势的运动,如妇女运动和族裔/种族/宗教运动。从某种简单的意义上来说,这些运动都是反体制的:他们与现存的权力结构进行斗争,试图建立一个比现存的更民主、更平等的历史体系。

然而,这些运动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深刻分歧,例如,如何界定最受压迫的群体,应该优先考虑哪些运动的目标等等。这些各种运动之间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

第一个根本性的争论是,在建立新的历史体系时,国家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有人认为,国家是由体制内的精英建立的结构,精英阶层通过这种体制可以控制其他人。因此,国家是一个在此变革中需要回避的敌人,各运动必须不断与之斗争。因此,主要的策略必须是教育和改变那些被压迫者的心理,使他们成为永久的反抗者,实现民主、平等世界的价值观,并将其传递给他人。

反对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国家是统治精英的工具,在社会运动的政治战略中不能忽视其作用。他们认为,如果这些运动不能夺取国家权力,统治阶级将利用他们的力量——军事和警察力量、经济力量和文化力量——来粉碎所有的反体制运动。获得对国家机器的控制是他们改变历史制度的政治战略中最关键的因素。因此,这些运动的首要任务必须是控制国家。只有到那时,他们才能着手改变世界。我们把这称为“两步走”战略。

第二个争论是在社会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之间。前者坚持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体系,因此基本斗争是每个国家内部资本所有者(“资产阶级”)和只有自己的劳动力可供出售者(“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民主和平等在这两个群体之间的鸿沟是巨大的,而且还在不断恶化。由此可见,变革的真正“历史行动者”是无产阶级。

民族主义运动对世界有着不同的评价。他们看到了这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个国家要么被内部占主导地位的种族群体控制,要么被外部势力控制。他们认为,最受压迫的人是被剥夺了自治和民主权利的“人民”,因此生活在日益不平等的历史体系中。由此可见,真正的“历史角色”是被压迫的民族。只有当这些被压迫的民族在自己的国家掌权时,人们才能期望一个更加民主、更加平等的历史体系。

这两种分裂——放弃国家权力还是首先夺取国家权力的分裂;认为无产阶级是真正历史角色与认为被压迫民族才是真正行动者之间的分裂——并不是唯一的问题。社会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都坚持“垂直(vertical)”结构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他们都坚持认为获得国家权力的成功之路在于反体制的结构(这是社会运动的现有状态,也是民族主义运动设想的虚拟状态)。他们说,除非所有其他类型的反体制运动都服从于“最首要的”运动,否则反体制运动的目标无法实现。

例如,以妇女或女权运动为例。这些运动在历史上,特别是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坚持男女之间存在不平等和不民主的关系。他们认为,反对所谓的“父权制”的斗争至少和任何其他斗争一样重要,是她们最首要的最关心的运动。与这种观点相反,社会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都认为,主张女权运动的独立作用削弱了他们自身的目标,因此女权主义“客观上”是反革命的运动。

“垂直”运动承认,社会或民族主义运动中可能有女权运动的同情者。然而,他们同时认为,女权主义期望的变革,只能是“主要”历史行动者(无产阶级或被压迫民族)要求实现的结果。实际上,垂直运动的建议是将女权运动的斗争推迟到后革命的时代。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其他类型的运动,如工会运动或社会定义的所谓“少数群体”运动(无论是按种族、族裔、宗教或语言)。所有这些“其他”运动必须服从于主要运动并推迟实现他们的要求。他们只能是主要运动的附属品,否则就会被认为是反革命的。

十九世纪,社会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都发展缓慢。它们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才开始在政治上引发关注。那时的运动有两个特点:第一,它们或许引人注目,但在组织和政治上仍然相当薄弱。“运动可以实现国家权力”的想法,充其量只是一个信念问题,但凡对现代世界体系中各方力量有清醒的评估,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想法。

第二,他们的组织都是以建立国家为目的的。他们自称在精神和实践上是“国际主义者”。但现实是,他们的领导人和成员都在寻求在特定国家内可以实现的目标,并且总是优先考虑国家导向的利益。

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在社会主义国际会议上,各党派都谴责民族主义,并重申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要求拒绝一国资产阶级对另一国资产阶级发动战争的可能。几天后,战争爆发了,尽管如此,各个议会的社会主义成员还是以民族主义爱国者的身份投票支持战争。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是反对这一民族主义承诺的著名人士。直到后来在一个国家掌权,其民族主义才显现了出来。

尽管反体制运动的政治力量从那以后继续缓慢增长,但直到1945年,它们似乎仍然相对较弱。因此,在1945-1970年期间,垂直的反体制运动确实实现了两个步骤中的第一个,这多少有些令人吃惊。几乎在所有地方,他们都获得了国家权力。现代世界体系政治舞台的这种突然转变需要详尽的解释。

沃勒斯坦:全球左翼的过去、现在、未来

康德拉季耶夫长波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标志着现代世界体系历史上两次重要的周期性转变的开始。它标志着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f)A阶段(康德拉季耶夫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存在约50-60年为一循环的经济周期现象,A阶段为上升,B阶段为下降)的开始和美国在世界体系中无可争议的霸权时刻。不把反体制运动放在这个背景下,就无法理解它在全球范围内突然取得的政治成功。最能揭示问题的是美国霸权,它可以被视为地缘政治力量的准垄断(quasi-monopoly)。霸权周期的时间非常长,但最高点——真正的霸权——实际上相当短暂。事实上,现代世界体系历史上只有三个这样的高点——十七世纪中叶的荷兰共和国、十九世纪中叶的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和二十世纪中叶的美国。每一次最多持续50年左右。

在实现全面霸权之前的阶段,每次都是陆上大国和海/空大国之间的斗争。发生在十七世纪的那场战争被历史学家称为“三十年战争”。主要的竞争在荷兰(海权)和西班牙(陆权)之间。这是一场单独的战争而非持续的战争。它涉及当时所有的主要力量。没有简单的意识形态界线将双方分开,因此联盟经常发生变化。它对人、财产和基础设施都有很大的破坏性。最后荷兰是明显的胜利者。

类似地,从1792年到1815年,英国(海权)和法国(陆权)之间爆发了一场“三十年战争”。最近的“三十年战争”是1914-1945年间美国(海/空力量)和德国(陆地力量)之间的战争,众所周知,这场战争以德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霸权建立在巨大经济优势的基础上,并结合了政治、文化和军事力量。截至1945年,美国能够将所有这一切整合到自己的优势中。1945年,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未遭受工业工厂和主要农业场所破坏的重要工业国。事实上,恰恰相反,战时生产使他们的生产企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扩张和高效。此时,美国的生产效率如此之高,即便加上运输成本,它也可以在其他国家以比当地更低的价格销售其主导产品。这些设在美国的准垄断企业得到了国家在保护和增强其专属特权方面的积极保障。

其结果是,在现代世界体系500年的历史中,全世界的剩余价值生产出现了迄今为止最大的扩张。虽然美国是主要受益者——它的国家、它的企业、它的居民——但世界范围内产量的增加给大多数国家都带来了一些好处,尽管程度远低于美国。

主要产品的准垄断的问题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自我清算。这有几个原因。第一,这些主导产业中的准垄断企业所享有的高资本积累率,使它们成为寻求进入这些产品的世界市场的其他生产商的诱人目标。这些生产商窃取或购买必要的技术知识来生产有竞争力的产品。他们利用在其他政府中的影响力来对抗准垄断的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

此外,很明显,如果没有顾客,就没有必要销售效率最高的产品。事实上尤其是在美国影响范围内的国家,顾客太少,因此,美国政府积极援助西欧和日本的经济重建,以便为美国制造业提供客户,并保证这些“卫星政权”的政治忠诚。

此外,只要准垄断企业有效运作,龙头企业最担心的就是任何形式的停产,因为停产涉及无法挽回的损失。因此,向工人做出工资让步而不是冒险罢工在短期内更有经济意义。实际工资缓慢上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会提高生产成本,削弱准垄断相对于潜在竞争对手的优势。

到20世纪60年代,西欧和日本经济地位的改善可以从一个关键的主导产业——汽车——的戏剧性逆转中看出。大约在1950年,美国汽车制造商可以在西欧和日本的国内市场以低于竞争对手的价格销售汽车。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情况正好相反。西欧和日本汽车制造商开始渗透美国国内市场了。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非美国企业确实成功地打入了世界市场。结果是世界市场竞争加剧。正如许多经济理论家一直认为的那样,这无疑让许多消费者受益。然而,与此同时,它降低了过去准垄断企业的盈利水平。因此,美国生产商必须考虑如何将因资本积累速度下降而遭受的损失降至最低。

随着美国资本家对生产的准垄断正在消失,美国对地缘政治力量的准垄断也在消失,开始其不可避免的衰落,这对于美国资本家来说是毫无益处的。为了理解这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必须先看看它是如何在1945年左右建立起来的。我们已经提到了生产效率方面的优势,以及这一优势是其政治和文化优势的基础。然而,确保全面霸权还有最后一个因素,那就是军事领域。在1939年之前,美国没有在军事技术和人力方面进行大量投资,这是使他们能够取得生产优势的关键因素之一。在1939年之前,美国反而将其集体资源主要投资于提高其工业效率。它没有把太多的资源用于改进军事机械。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集体资源的分配。突然间,美国成为一个主要的军事强国。美国赢得了与德国发展原子武器的竞赛。事实上,美国通过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显示了其高于德国的军事研发生产实力。

当日本投降时,美国面临一个新问题。美国国内的情绪非常赞成缩减军队规模。战争结束了,应该让被征召的士兵退伍回家。美国面临的问题是,一个霸权国家不能放弃军事。1945年,另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是苏联。与美国不同,它没有急于解散军队的迹象。很明显,如果美国要保持霸权地位,它必须与苏联达成一些协议。

他们确实做了这样一笔交易,我们把它委婉地称为“雅尔塔”。“雅尔塔”实际上并不是指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的实际决定,当时的三巨头是美国、英国和苏联。“雅尔塔”是美国和苏联共同承诺的一套未签署的默契协定,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发挥着作用。

事实上,有三种这样的默认安排从未被公开承认,甚至经常被否认。第一,因为划分美苏的影响和控制区,世界将会出现分裂。这条线或多或少会在两军于1945年结束的地方划定,如德国中部从北向南的分界线——奥得-内斯河线(Oder-Neisse line),朝鲜的三八线。实际上,这些界线意味着美国将在全球约三分之二的地区占据主导地位,苏联将在另外三分之一的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协议是双方都不会试图通过使用武力来改变这些边界。

交易的第二部分与经济重建有关。正如我们所指出的,美国生产商需要客户。马歇尔计划加上与日本的类似安排可以为这些客户提供经济援助。美苏之间的默契是,美国将向其所在地区的国家提供这种经济援助,但不向苏联所在地区的任何国家提供这种援助,在那里,苏联可以自由安排其认为合适的事务。苏联随后建立了经互会(COMECON),这是一项对苏联极为有利的经济安排,却以牺牲其卫星国为代价。

最后,交易的第三部分是所谓的冷战。冷战指的是双方相互谴责,每一方都宣称自己的优点和不可避免的长期意识形态胜利,以及对方的邪恶阴谋。协议是相互谴责决不意味着取消协议的第一部分,事实上是要无限期冻结边境。冷战言论的实际目的不是改变对方,而是保持双方卫星国的忠诚。

尽管协议的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在苏联解体前基本上占了上风,第二部分至少持续到了20世纪70年代,但这种舒适的安排开始受到几个因素的侵蚀。雅尔塔所代表的事实上的国际现状一点也不为当时我们称之为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所喜欢。第一个主要持不同政见者是中国共产党,它直接拒绝了斯大林提出的与国民党达成权力分享协议的建议,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之后,受到中国的启发,越南人坚持要控制整个越南,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坚持要获得完全独立,古巴人坚持要武装自己,反对美国的入侵。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是第三世界的力量迫使苏联出手,而不是相反。另一方面,苏联和美国成功地确保任何人都不使用核武器,因为这违反了相互克制的承诺。

美国积极投入军队的越南战争在几个方面削弱了美国的霸权。美国为这场战争付出了高昂的经济代价。它迫使美国放弃金本位制,从而降低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杠杆。但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本质上是政治性的。美国武装部队当时正在使用征兵制度来获得所需的士兵。这意味着中产阶级青年,尤其是大学生,被征召服兵役——并经历大量的死亡或重伤。反叛的人数越来越多,迫使公众讨论美国参战的好处。这场辩论最终使美国公众舆论反对参与其中。事实上,它使美国公众舆论开始反对任何类似的军事介入——所谓的越南综合症。美国不得不放弃义务兵役制度,代之以自愿入伍。但这只是改变了政治问题的焦点,正如后来的政府所发现的那样。

最糟糕的是,从美国作为霸权国家的角度来看,美国输掉了这场战争。美军最终被迫不光彩地撤出所有军队,其对手越南独立同盟会占领了整个国家,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单一政权。这次失败后,共产主义政权在老挝和柬埔寨也获得了有效的权力。全世界都目睹了美国霸权的失败。这次失败强化了世界其他国家的观点,即美国的军事力量没有看起来那么有效。大家都开始相信毛泽东的“纸老虎”概念了。因此,可以合理地说,从这一点来看,美国不再是一个无可争议的霸权国家,而是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其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减缓世界体系中自身力量的衰落。

1968年的世界革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这是一场简单意义上的世界革命,它发生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发生在当时三个独立“世界”的每一个地方。这是一场世界革命,它的两个主题以不同的地方语言存在于世界各地。

第一个主题是革命者拒绝美国霸权(“帝国主义”),但有一个重要的转折。这些革命者同样谴责苏联与美帝国主义的“勾结”,这就是他们对隐性雅尔塔协定的解释。实际上,他们拒绝了冷战的意识形态主题,也尽可能地拒绝承认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差异。第二个主题是谴责老左派,理由是这些运动实际上并不反体制,而是与体制勾结。

他们指出了历史性的两步走战略,并说老左派运动实际上已经实现了第一步——夺取国家权力,但并没有以任何严肃的方式改变世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经济不平等仍然是巨大的而且在不断加剧。各国家并不更加民主,甚至可能更不民主。阶级差别并没有消失,只是被重新命名了,资产阶级变成了高级官僚。因此,革命者拒绝了老左派的运动,并将其视为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案。

诚然,革命者无法长期保持真正的政治力量,但他们的努力确实造成了重大的影响。1968年的世界革命改变了地缘文化。中间派自由主义对其他两种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结束了。中间派自由主义没有消失;它被简单地简化为三个中的一个。激进的左翼和保守的右翼重新成为世界舞台上完全自主的角色。

紧随这些运动之后发生的事情很大程度上是康德拉季耶夫所谓的的衰退阶段导致全球经济停滞的结果。面对突然成为人们生活中心的经济困难,几乎在所有地方,创建全球左派新运动的尝试——所谓的新左派绿色运动、新起义运动——都得到了短暂的支持。

与此同时,美国正在进行重大战略转变,以减缓其霸权衰落的速度。为此,美国启动了三重项目。第一个与它与过去的主要卫星国西欧和日本的关系有关。它为现在经济上更加强大、政治上更加动荡的政权提供了一种新的安排。美国主动提出重新定义他们的角色,把他们变成地缘政治舞台上的“伙伴”。为实现这一新关系,建立了各种机构,如三边委员会、七国集团和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实际上,美国提出,它理解合作伙伴可能参与美国不赞成的地缘政治行动——例如,西德的东方政策,苏联和西欧之间的石油管道建设,对古巴的不同政策。美国接受了这一政策独立性,前提是它的独立性是有限的。

第二个方向是放弃将发展主义作为一项政策的主张。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每个人(西方、苏联集团和第三世界)似乎都赞同国家“发展”的概念,这意味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受过教育阶层的增长、新兴产业的保护以及国家机构和官僚机构的建设。突然间,美国及其所谓伙伴的全球语境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现在支持被叫做“发展中国家”的地方实施完全相反的实践,出口生产将取代对新兴产业的保护。国有企业将被私有化。国家在教育和卫生方面的支出将大幅削减。最重要的是,允许资本自由跨境流动。这一处方被命名为华盛顿共识,撒切尔夫人对此发表了著名的声明:“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 or TINA)。这项任务主要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除非各国同意遵守这些新规则,否则IMF拒绝提供它们因经济衰退而急需的贷款,。

新战略的第三部分是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结束所谓的核扩散。本质上,美国必须接受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拥有核武器的现实,但他们希望名单到此为止。它向所有其他国家提出了这一提议。一项条约将规定,五个核大国将寻求削减其核武器,并向其他签署国提供援助,令其获和平目的的核能,前提是其他国家放弃获取核武器。众所周知,四个国家拒绝签署该条约,并继续试验核武器。这四个国家是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和南非,但还是有许多处于发展核武器不同阶段的其他国家加入了这一秩序并终止了他们的核计划。

事实上,从尼克松到克林顿的所有美国总统基本上都遵循了这种对美国三重战略的重新定义。它确实减缓了美国的下跌,但没有完全停止。新生的保守党右翼,现在被称为新自由主义者,发现这个新的地缘政治框架非常有利于他们运动的快速发展。世界话语稳步向右移动。大多数不适应这种新话语的政权都下台了。最终,被象征性地定义为成功的旧左翼政治的象征,并被(无论是共产党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认为是不会改变之物——苏联,从内部崩溃了。

这场崩溃在西方世界被誉为冷战的胜利。这种解释忘记了这一事实,即冷战的意义不是“赢”,而是维持它作为世界体系的支柱。事实证明,苏联的崩溃不仅会加速美国霸权的衰落,还会削弱新自由主义右翼的运动。

关键的地缘政治事件是第一次海湾战争(1990-1991年),始于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伊拉克一直反对英国将科威特建成一个独立的国家。然而,它位卑言轻。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执政期间,伊拉克政权得到苏联的支持;它在20世纪80年代也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当时美国鼓励它与伊朗进行徒劳无益的战争。

截至1990年,从伊拉克的角度来看,局势令人沮丧。他们为毁灭性的两伊战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现在欠债权人相当多的钱,其中最大的债权人是科威特。此外,他们认为科威特正在通过倾斜钻井侵占伊拉克的石油。但最重要的是,当时正在解体的苏联无法控制伊拉克的局势。这似乎是清算伊拉克债务和消除长期以来科威特对伊拉克的威胁的有利时机。

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美国在最初犹豫之后,调动了必要的部队将伊拉克人赶出科威特。然而,这一行动从两个方面暴露了美国的地缘政治弱点。首先,美国无力承担自己的参战成本,得到了其他四个国家90%的补贴——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德国和日本。其次,美国总统乔治·布什面临胜利的美军是否会驻军巴格达的问题。他谨慎地认为这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不明智的。此后,美国在伊拉克的行动仅限于实施各种制裁。萨达姆·侯赛因仍然掌权。

与此同时,苏联的解体及其所有前卫星国追求独立政策的可能性,导致所有前卫星国迅速采纳新自由主义政策。然而,在几年内,这些新自由主义政策对下层人民生活水平的负面影响引发了一系列的反响,昔日的共产党(在改名之后)重新掌权,推行温和的社会民主计划。与此同时,右翼民族主义政党也开始壮大。由于难以实现“西方的”政府模式与“西方式的”经济提升,其中许多政府变得相当不稳定。

从那时起,反体制运动开始复苏。对苏联解体的最初反应是情绪上的震惊,这导致了各地左翼运动的沮丧,甚至包括长期以来对苏联不满的运动。然而,在这种悲观的观点持续了几年后,全球左派的地平线上出现了新的曙光。一些运动拒绝承认现在的全球右翼必胜的种种话语,全球左翼的话语可能会重新兴起。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在讨论康德拉季耶夫B阶段所涉及的全球停滞对反体制运动的影响。然而,还有另一个因素,这不是世界经济周期性变化的结果,而是长期趋势的结果。在历史系统的持续生命周期中,每次周期性衰退都不会回到以前的最低点,而是总会回到稍高的一点。从长期来看,长期趋势必然达到难以推进的程度。在这一点上,系统已经远离了平衡。我们可以称这一点为历史体系结构性危机的开始。

这一切将我们带到了今天,也解释了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的终结的危机。这将是下一个章节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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