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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未来,选择社会主义

2019-9-26 23:17|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06714| 评论: 0|原作者: 保罗∙考克肖特|来自: proletrans

摘要: 一旦精英阶层的剥削变得不可容忍,一旦一个社会无法维持其人口稳定,就会陷入危机。危机采取的形式各不相同。资本主义的衰落不会重演罗马帝国的衰落,也不会重演14世纪的欧洲大危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的经济问题正在自掘坟墓。

我认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的气候模型仍然有可能是错误的,而且地表温度对温室气体浓度的敏感度比模型假设的要低[5,9,6]。即使我们做出了乐观的假设,即气候对温室气体强迫作用的敏感程度低于上述可怕的情景,石油使用的指数增长和石油峰值的经过对资本主义文明所依赖的几项技术有着严重的影响:

  钢铁。钢铁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基本结构材料,但钢铁生产会排放大量二氧化碳。直到且除非氢直接还原铁矿石在技术上可行,钢的用途将仅限于在电炉熔炼回收废钢。这对所有用钢铁建造的东西的长期价格有很大的影响:车辆、船舶、桥梁、建筑物等。铝可以作为部分替代品使用,但它的价格要贵得多,而且在许多方面都不如钢铁。

  混凝土。从20世纪中期开始的城市化进程依赖于混凝土,但混凝土生产也释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因此它的使用将受到极大的限制。显而易见的替代品是砖,它也需要燃烧煤炭。19世纪资本主义的建筑材料石头是可行的,但是它大大增加了建筑成本。

  航运。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主要引擎是19世纪末的三胀往复式蒸汽机和20世纪中期以来的重型船用柴油机[11]。两者都依赖化石燃料。后化石燃料时代必须要么回到帆船上,要么使用核货船,或许用液氨作为燃气涡轮机的燃料。

  注释:

  1.Barone, Guglielmo and Mocetti, Sauro,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very long run: Florence 1427-2011“, (2016).

  2.Clark, Gregory and Cummins, Neil, “Surnames and social mobility in England, 1170–2012“, Human Nature 25, 4 (2014), pp. 517–537.

  3.Deryng, Delphine and Conway, Declan and Ramankutty, Navin and Price, Jeff and Warren, Rachel, “Global crop yield response to extreme heat stress under multiple climate change futures“,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9, 3 (2014), pp. 034011.

  4.Aln Freeman, “The sixty-year downward trend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industrialised countries of the world.“, Manitoba: Geo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Group (2019).

  5.Harde, Hermann, “Radiation transfer calculations and assessment of global warming by CO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2017 (2017).

  6.Holmes, Robert Ian, “Thermal Enhancement on Planetary Bodies and the Relevance of the Molar Mass Version of the Ideal Gas Law to the Null Hypothesis…“, Earth 7, 3 (2018), pp. 107–123.

  7.Kjellstrom, Tord and Briggs, David and Freyberg, Chris and Lemke, Bruno and Otto, Matthias and Hyatt, Olivia, “Heat, human performance, and occupational health: a key issue for the assessment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impacts“, Annual review of public health 37 (2016), pp. 97–112.

  8.Marquetti, Adalmir and Foley, Duncan, “Extended Penn world tables: economic growth data on 118 countries“, New York, New School University,(h ttp://homepage. newschool. edu/˖͂ foleyd/epwt/) (2002).

  9.Nikolov, Ned and Zeller, Karl, “New insights on the physical nature of the atmospheric greenhouse effect deduced from an empirical planetary temperature model“, Environment Pollution and Climate Change 1, 2 (2017), pp. 112.

  10.Sherwood, Steven C and Huber, Matthew, “An adaptability limit to climate change due to heat stres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7, 21 (2010), pp. 9552–9555.

  11.Smil, Vaclav, Two prime movers of globalization: the history and impact of diesel engines and gas turbines (Mit Press, 2010).

  12.Turchin, Peter and Nefedov, Sergey A, Secular cycl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社会主义

  技术进步与环境规划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认为当环境条件已经不可能使“一切照旧”的时候,资本主义产生技术进步的能力减弱了很多。要向不再使用化石燃料的经济体转变,就需要大规模的资本投资。而目前的证据表明,资本主义经济体无法承担这种投资。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实际生产性资源的净资本投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有所下降,而奢侈消费和非生产投机性金融部门在经济盈余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

  资本主义国家对环境的反应一直是试图利用市场机制和市场激励来实现变革。以法国为例,马克龙总统的政府采取了经典的自由主义措施:对柴油征税,同时废除财产税。据推测,这将刺激人们使用电动汽车,而从税收中解放出来的超级富豪将为必要的投资提供资金。实际上,它是在利用环境保护主义来掩盖财富从穷人到富人的赤裸裸的转移。

  社会主义的方法是为新的内燃机车数量设定实际目标,在两年内逐步淘汰新的柴油机生产。同时,国家将订购电动客车、有轨电车,同时建设铁路货运基础设施,全面淘汰长途货车运输。长途货物将由集装箱列车转移到当地的仓库,在那里可以用短程电动卡车运送。

  但所有这些都与分散的私人公路运输公司体系不相容。

  法国至少有一个不错的核电站基地。但即便如此,如果没有更多的发电站,内陆运输向电力的转变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其他欧洲国家远远落后于法国。30年的电力私有化已经摧毁了英格兰本土设计和建造核电站的能力。英国已经完全依赖法国和中国的国有电力工业来建造自己的核电站。就在前几周,北威尔士一个私人融资的核电站的尝试失败了。但是我们知道,当国家拥有电力系统并带头时,在1956年石油危机后,法国和英国都能够参与到核电发展的紧急计划中。当时核电站还没有建成,他们当时白手起家。到了1970年,他们已经建成了数十个核电站。

  核能、风能、新铁路和电车线路的基础设施需要的投资水平将是巨大的,唯一具有历史可比性的动员是苏联和中国曾经主导的计划经济,或者是美国在1941年后进行的战争生产。这是在国家主导下对美国工业的重新定位。

  整个新的金属制造基础设施将是必需的:如果技术上可行的话,可以大幅度扩大铝的生产,将钢铁生产转化为使用氢而不是焦炭来还原铁矿石。同样,唯一可以参考的例子是苏联钢铁工业在紧急状况下的发展。

  世界航运船队将不得不完全重建。燃油船将不得不被现代设计的帆船或液氨燃气涡轮船所取代。这再次意味着造船业对劳动力和资源的巨大需求。

  在劳动力储备不断减少的社会中,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只有转向一种新的经济关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优先考虑真正的节省劳动力的创新,而不是节省成本。这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资本主义理性的巨大失败在于,它是用金钱来衡量的。所以它无法区分真正的经济进步和残酷的剥削。

  无论是通过减少25% 的劳动力生产一辆卡车来降低成本,或者只是把工厂转移到一个工资低25%的国家,对福特来说都没有区别。他们的目标是将工资成本最小化,而不是将人的负担最小化。

  但是,如果所有的公司都是工人所有,作为互助组织或合作组织经营,那么通过给自己少付工资来降低成本的选择就不会出现。如果一个合作社要改善其业绩,它只能通过在利用人力资源方面的真正创新,或通过节约能源和原材料来做到这一点。

  将整个经济转变为合作社制度,是从货币经济转变为以合理使用劳动力为基础的经济的第一步。

  社会主义政府的第一个立法行为应该是取缔剥削,并颁布法令,规定公司的所有附加值都是公司雇员的集体财产,公司的领导人必须由公司雇员选举产生。

  这种方法与传统的一直将企业纳入公有制的社会民主主义相比有很大的优势:

  由于该法宣布剥削为非法行为,前所有者得到补偿的问题是不存在的。从那时起,挪用利润就成了犯罪行为,人们不会赔偿罪犯。

  它完整地保留了现有的和正常运作的组织结构。这些公司继续进行交易,但交易活动的受益者发生了变化。

  在这个阶段,人们仍将拥有市场经济,尽管是一个没有剥削的市场经济。要走向完全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经历两个相互关联的阶段:

  建立民主计划,用劳动时间核算代替货币。

  只要还存在集体交易,他们之间就仍然有货币关系。只有当集体的工作是为了直接的社会目的而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时,你才能用时间来代替金钱作为计算单位。

  在静态经济中,这种转变可能难以实现,但在为应对环境挑战而进行大规模结构调整的情况下,则是另一回事。工人拥有的企业将不得不重组他们的生产流程,以尽量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并普遍减少环境足迹(译者注:环境足迹,又称生态足迹,是人类对地球生态系统需求的一种衡量指标):社会的而不是私人的需要。这样,额外的投资将必须从一般税收中支付。如果政府向新厂房和设备提供补贴,(工厂)就有义务为公共利益使用这种间接劳动。一步一步,或许通过工人辛迪加,工业体系将被纳入一个全面的计划。与20世纪的依赖于官僚计算的社会主义相比,现代计算机和通信技术将使这一过程更加准确、响应性更强。

  平等 / 无阶级

  随着直接社会生产的实施,钱这样的东西可以逐步淘汰。纸币和硬币将消失,所有私人货币转账也将消失。智能卡和读卡器的基础设施将重新调整用途,重新用于劳动时间的计算。随着第一步废除剥削,非劳动收入消失。当金钱支付被劳动时间所取代,另一个重要的不平等根源——对男女劳动时间的价值差异也将消失。在一周结束的时候,人们会得到工作时间而不是金钱的奖励。货物和服务也将以劳动时间支付。你会花两个小时自己的劳动时间购买一件花两个小时来制作的衣服。

  消除阶级不仅仅是消除财产性收入。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阶级存在了数个世纪。获得财富、人脉和教育意味着一些家庭的顶层地位可以一代又一代地流传。消除财产收入就向平等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但那个社会仍然存在根深蒂固的偏见,人们仍然会认为某些工作比其他工作“更有价值”,认为拥有专业资格的人应该得到更多。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这也是阶级差异存在的基础。摆脱金钱的束缚会对此有所帮助。

  一个基于时间-价格的经济体将建立起人类平等的民主假设。

  如果事情是用时间而不是金钱来表达的,那么要证明毕业生得到的薪水比一个有工作经验得到的薪水要多的正当性就难得多了。金钱的不平等是自证合理性的。医生的报酬比清洁工高这一事实暗示着TA是值得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神秘感被剥离了。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一名清洁工工作一个小时和一名医生工作一个小时是一样,都是从她的生命中扣除出来的。如果医生花在培训上的时间是由社会以学生助学金和免费教育承担的,那么培训付出的时间就不再是给医生提高工资的理由。

  但要消除“医生的女儿成为医生,清洁工的女儿成为清洁工”的跨代影响,你需要做的更多。

  除了免费教育之外,有必要让每个学生都坚信,所有的途径都是开放的,教育不再存在阶级障碍。精英院校从精英中招生的大学录取制度必须废除。为了打破像牛津这样的名校的精英传承,需要一个覆盖所有大学的普通高考,随机地将通过高考的学生分配到不同的大学。

  人口

  如果国家预算是以时间而不是金钱来制定的,那么就有可能立即确保充分就业。并且这样能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人数和我们的时间才是能够做什么的真正制约因素。公共卫生和保护生命成为社会的核心关注点。像古巴、越南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预期寿命增长。(图11)

  

  图11:印度、中国、俄罗斯和越南的预期寿命。使用世界银行(World Bank)数据库的数据绘制。

  与此同时,美国正步俄罗斯的后尘,预期寿命下降,生育率下降。我在上面提到过,鸦片和酒精成瘾已经成为美国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图5)。非货币计划经济的巨大力量在于它从两个方向打击这些绝望疾病:充分就业和有保障的收入消除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没有货币,毒品黑市就消失了。与此相反,前苏联走向可自由兑换通货的第一个影响是非法毒品贸易的兴起。

  即使在稳定发展中的国家,人们仍然普遍担心人口过剩问题。对于像20世纪70年代的红色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这是很有根据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可耕地已经用尽,预期寿命急剧上升,那么为了避免饥饿,它确实需要计划其人口。但对于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来说,情况恰恰相反。他们的出生率如此之低,以至于在接下来的几代人中,他们面临着缺少人口的威胁。

  在社会主义制度中,财富会流向那些创造财富的人,如果他们确定要把新一代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话,社会将允许父母双方缩短工作时间。资本主义世界惩罚年轻的单身母亲,让她们成为替罪羊,让她们过上穷困潦倒的生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消除了这种耻辱,提供财政支持、住房和免费托儿服务。人们只需要比较一下20世纪后期西德和东德的出生率就能看出效果。

  

  图12德国每名妇女生育孩子总数。使用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绘制。

  21世纪的社会主义将在这一经验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注释:

  1.Barone, Guglielmo and Mocetti, Sauro,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very long run: Florence 1427-2011“, (2016).

  2.Clark, Gregory and Cummins, Neil, “Surnames and social mobility in England, 1170–2012“, Human Nature 25, 4 (2014), pp. 517–537.

  3.Deryng, Delphine and Conway, Declan and Ramankutty, Navin and Price, Jeff and Warren, Rachel, “Global crop yield response to extreme heat stress under multiple climate change futures“,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9, 3 (2014), pp. 034011.

  4.Aln Freeman, “The sixty-year downward trend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industrialised countries of the world.“, Manitoba: Geo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Group (2019).

  5.Harde, Hermann, “Radiation transfer calculations and assessment of global warming by CO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2017 (2017).

  6.Holmes, Robert Ian, “Thermal Enhancement on Planetary Bodies and the Relevance of the Molar Mass Version of the Ideal Gas Law to the Null Hypothesis…“, Earth 7, 3 (2018), pp. 107–123.

  7.Kjellstrom, Tord and Briggs, David and Freyberg, Chris and Lemke, Bruno and Otto, Matthias and Hyatt, Olivia, “Heat, human performance, and occupational health: a key issue for the assessment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impacts“, Annual review of public health 37 (2016), pp. 97–112.

  8.Marquetti, Adalmir and Foley, Duncan, “Extended Penn world tables: economic growth data on 118 countries“, New York, New School University,(h ttp://homepage. newschool. edu/˖͂ foleyd/epwt/) (2002).

  9.Nikolov, Ned and Zeller, Karl, “New insights on the physical nature of the atmospheric greenhouse effect deduced from an empirical planetary temperature model“, Environment Pollution and Climate Change 1, 2 (2017), pp. 112.

  10.Sherwood, Steven C and Huber, Matthew, “An adaptability limit to climate change due to heat stres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7, 21 (2010), pp. 9552–9555.

  11.Smil, Vaclav, Two prime movers of globalization: the history and impact of diesel engines and gas turbines (Mit Press, 2010).

  12.Turchin, Peter and Nefedov, Sergey A, Secular cycl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译者:扫地工

  来源:PAUL COCKSHOTT'S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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