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改革中国必先改革中国共产党

其实，一个兴旺发达、繁荣昌盛、实行典型资本主义制度、法制独立的香港，在一个中共的改革家眼里，它是中国改革开放可借鉴的参照系；而在一个中共“左”倾顽症者看来，它就当然是一个“反共基地”了。不错，在你心目中，“首先是一国，其次才是两制”[1]。可在他港人心目中，则首先是两制，然后才谈得上回归，尤其是人心的回归。可见，由邓小平视为是中国共产党人首创出来的一个新生事物的这个“一国两制”[2]，这本可在“一国”框架下良性互动、相得益彰的“两制”，现在却越来越成恶性互动之势了。这究竟是谁之过？谁将自食苦果呢？更何况，退后一步自然宽。毛、邓时代，任由香港这“反共基地”天天骂共产党，天不也没塌吗？

现在不是又提出要搞深圳“先行示范区”么？这还真有点错把杭州当汴州的味道了：搞了这么多年“一国两制”居然还完全没找到感觉，即完全不明白香港之制“特”在何处？竟然以为你倾举国体制，你就可以再造出一个可与香港争锋的“全球标杆城市”来。这里我可撂下一句重话：你越是倾举国之力搞这“先行示范区”，你就离你的“全球标杆城市”目标越远：即使你建起了超过世界任何城市的摩天大楼，即使你将全国的高精尖科技都堆砌到深圳，即使深圳有了当今全球最摩登城市的全部外观和全部硬件，但只要缺一样，司法独立，那就不过还是你树起来一尊泥足巨人，不过还是你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玩而已。

不过，一水之隔，两相竞争，我倒是乐观其成。竞争之花总比强扭的瓜要好。故放手让香港自治，它干得好，供你借鉴，干得不好，它活该倒霉。届时，两相比较，或者，你就能悟出你那“举国体制”之弊差在何方，或者，深圳超过香港，一国一制岂不水到渠成？因此，今天哪有必要霸王硬上弓，搞得自己如此被动，在全世界面前灰头土脸的呢？

近来，香港频传人道灾难事件：海面浮尸、高楼坠亡、警署酷刑、狱中轮奸、……，一桩桩、一件件，充斥媒体，无日无之。这些大量过去在香港极为罕见，极其反常的人间惨剧，又怎可能让港人“心向祖国”呢？

三、宣布接受“三零”即刻止损，为中美全方位准冷战釜底抽薪

目前，老美的贸易战与香港的抗争这原本毫不相干的两件事，却要合流成同一个准冷战了。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昨天还在热乎乎地喊在口中的“中美战略伙伴关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今天却蓦然就成中美新冷战的敌手了。究其原因，什么“老大、老二的矛盾”？什么“中国崛起已成美帝噩梦”？过得了“三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关，与人家在同一经济平台上竞争，才有资格称老二，上得了同一历史发展文明阶段，才有资格争老大。因此，这一场中美准冷战的开启，还是先反求诸己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为好。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共产党在其后三十年中一直走不出年年加码的维稳困境，当局的执政危机感一年甚似一年。国家的财富在翻番，执政者的危机感也在翻番。至于目前还深陷僵局的香港危机，不过是这种执政危机感的惯性运作又越过深圳河而已。之所以如此，我看是成也邓小平，败也邓小平。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前三十年，乃至夺权的二十八年，是成也毛泽东的农民革命，败也毛泽东的农民革命的话，那么，其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则是成也邓小平的实用主义，败也邓小平的实用主义。

正因为是实用主义挂帅，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自始至终就缺少一个深具前瞻力、且能最大限度地凝聚全体国民的核心价值理论；正因为是实用主义挂帅，所以中国共产党至今仍走不出那被苏共宗教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禁锢，从而无以对“十月革命”以降的整个东方革命所走过的历史大弯路，包括中共自己的七十年执政史，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反省和总结；还因为是实用主义挂帅，中国的改革开放理论才一忽儿从自由主义处找依据，一忽儿又从孔孟之道寻灵感。而无论青睐哪一种，又还都得挂一个连自己都未必弄通、也未必信的“马”和“社”的羊头幡；仍因为是实用主义挂帅，这“摸石头过河”就摸着摸着便找不到北，以至于让那位三朝意识形态御用化妆师，给忽悠出些什么“代表”、什么“观”、什么“梦”、什么“新时代”的玩意儿，以掩饰那万变不离其宗的“中体西用”，掩饰权力与市场嫁接而产生的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性腐败。

在邓小平实用主义路线指导下的中国改革开放，自1989年后实施的那种越演越烈的高强度、高频度、高消耗的高压维稳，它对于一个国家的稳定究竟是祸还是福？如此官民尖锐对立的治理模式，是否可让一个政权长治久安？是否可让中国大国崛起？究竟何为共产党人的初心，何为共产党人的使命？为何如今中国上上下下均无不是一片盛世景观、末世心态，越维稳却处处都不稳，尤其是党心军心民心的不稳？为何如今墙越筑越高，心越干越散，四面树敌，孤家寡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处处动乱风潮，遍地维稳大军？总之，越想“守住家业”越呈溃坝之势。你将所有这一切都推给“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推给“境外敌对势力”，将一切批评声音查禁封堵，这究竟是一种执政的自信还是骨子深处的不自信？

请看看你的“敌对势力”、竞争对手吧：在美国，国旗随便烧，总统随便骂，你中国的五星红旗随便舞，你中国的任何节日随便庆，可谁也没大惊失色感到不稳定，反倒还派出警察帮你站岗维持秩序。就更别提人家从来不知“封网”为何物，从来不知“维稳”为何物了。什么叫自信，那才叫真正的自信。正是这种浸入全体国民骨髓深处的自信，胜过你一万个挂在嘴边的“自信”。所以，人家无需维稳，国家却固若金汤，而你天天维稳，政权却危若累卵。两相比较，才知人家创新力、竞争力所深植其中的制度定力和软实力何在了。

中华民族向来以吃苦耐劳、坚忍不拔、自强不息而著称于世。但是，她的这种优秀的民族性却被深深地窒息、压抑和扭曲在中国几千年的宗法皇权文明中了，且至今亦然。为何中国企业无法生产出自主领先的产品，中国的科技界无法展示高精尖科技创新力，中国高校出不了一流人才，……？所有这一切，其深层原因何在？人文原因何在？制度原因何在？由此可见，中美当前这场准冷战，这场因贸易争端、知识产权而起的准冷战，就绝非所谓“东西方文明的较量”，绝非所谓“儒家文明与基督文明的较量”，而是、也仅是：苟延残喘而活在当代的中世纪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的较量，是前现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较量。用马克思主义的标准语言来说就是：人类文明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之必然性中，那落后的历史低级阶段文明与先进的历史高级阶段文明的较量。这种较量是全方位的，它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基础方面，更表现在上层建筑方面，尤其还表现在人文人权人性人伦方面；它不仅仅是硬件的较量，尤其是软件的较量，是政治制度、文化价值观的较量。

当年，戴高乐领导的法国也常和美国老大闹别扭，有时双方吵架还挺激烈，以致法国竟一怒退出了北约。法国在60年代就开西方大国先河率先与中国建交，就是法国与美国别苗头的结果。可人家法国与美国的那种较量和竞争，才真正是国家利益之争、民族利益之争和文化传统之争，而不是制度之争，文明之争和价值观体系之争。因为人家双双都同属民主宪政国家，都同属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现代文明期。同样，如今的美国与欧盟、日本、加拿大、韩国等国之贸易摩擦再怎么激烈，也不会闹出一个冷战来，也是情同此理，也作如是观。

所以，我看如今这场中美准冷战还是别打了！你打不赢的！你是输在起跑线上，输在中国还处于当代文明的史前期这个软实力上。硬要扛下去，硬要打下去，中国共产党命运堪忧，中国的国运堪忧。狂热的民族主义救不了你，反而会给你挖坑埋葬你。趁这场冷战还处于萌芽状态就尽快熄灭掉它吧，反躬自省找找原因吧！良药苦口，听不听由你。为此，在这场中美新冷战似打非打之际，我给你开出一剂即刻止损、立马熄火的药方：

不要跟特朗普斗气。要充分意识到特朗普是多年来唯一的一位并不热衷于价值观至上的美国总统。别再纠缠战术、技术细节，应听进黄奇帆建言，主动宣布一步到位按“三零”原则重做经济布局，用此战略性让步，去换取美方不再纠缠历史旧账，让贸易脱钩化险为夷。仅此一条，即实际向美国人充分展示你面对全面结构性改革的自信，仅此一条，就会胜过你来我往地纠缠旧账的超150页的繁琐谈判条文。尤其是，这“三零”会倒逼中国作全面改革，从而轻装上阵，与美国展开各有所长的真正大国竞争。

我相信，中国政府只要宣布全面接受“三零”，眼下这场正蓄势待发的中美全方位准冷战便将戛然而止，中美关系也定将柳暗花明，翻开新篇章。

然而，能否走出这步棋，中国共产党可得严肃认真地权衡又权衡：千万别在此战略棋局上玩缓兵之计，玩暗盘动作，那将是饮鸩止渴。当年毛、邓尽管在国内政局中不乏叶公好龙，但在国际事务中则从来信守承诺，尤其是周恩来把关时期。在国际上搞坏中国政府名声的言而无信、屡屡失信，是从江、朱技术官僚治国开始的。有鉴于此，若美方提出要定期核查“结构性改革”进度，理当坦然接受。

毫无疑问，“三零”会让中国的改革开放上一个大大的台阶，正如黄奇帆所言，这相当于中国的第二次入市[3]。只要静心想想第一次入世带给中国翻天覆地的红利，就知道第二次入世将带给中国什么了。

不过，中国共产党得先有充分心理准备：这“三零”真要实施起来，将定会带给中国共产党以痛彻心扉的刮骨疗毒之痛。因为它将倒逼中共作全面结构性改革，即得将那早已划归“另册”而属“坚决不改”的如法制不独立等体制弊端，给重新倒腾出来提上改革议程。

不要惧怕“三零”。如果说过去是用中国巨大的市场前景而打入了西方先进工业国的贸易体系，那么今天，则是用“三零”这超常规的战略性让步，去避免中国与先进工业国的贸易脱钩，这是从今天几乎得而复失危机中的失而复得。“三零”将倒逼中国阵痛般地不仅在经济基础，而且在上层建筑方面做出一系列全方位调整，相当于对全国上上下下的利益板块洗牌重组。应当感谢这个特朗普，没有他的这个战略倒逼，中国共产党下不了“刮骨疗毒”的决心，中国也上不了大国竞争的台阶，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三零”将逼迫靠政府补贴喂养的国企，从安享垄断而走向市场，在竞争中去锻炼求生存求发展。从而让中国广大人民享受到平价汽油、平价电费、平价网费、以及平价进口汽车、平价进口药品、平价猪肉等一系列实惠。“三零”还会让中国一步到位地淘汰掉那些传统劣势、得不偿失、既拼能耗又拼环境的夕阳产业，从而轻装上阵地集中于那些如今全球都处于同一起跑点的新兴产业，这才叫后发优势。中国的后发优势不应仅仅停留在城市的基建外观的美轮美奂，而应把握机遇在新兴产业之高起点上起飞，更尤其应吸取资本主义文明几百年来的经验教训，去粗取精、汇集各国精华而在高起点的制度转型上有所作为，并能创造性地后来居上。可见，没有了传统产业的拖累羁绊，甩掉了那些坛坛罐罐，却又还能留在高精尖的科技产业贸易圈内，那么，充分利用好这其实是双面刃的“三零”机制，借助于中国目前全球最全的制造业存量优势，加上全面配套的结构性改革即体制转型升级，那么，一个全方位改革后的中国，岂不更易轻装起飞、岂不更能大国崛起？

如果说，当年若没有“被开除球籍”的落后压力，中国不会启动改革开放新国策的话，那么，今天若没有中美贸易脱钩的新冷战压力，这早就被赋予“改革死了，改革万岁”而踯躅多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就难以迈出新步伐跃上新台阶了。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她又站在了这么一个十字路口前：

要么，接过特朗普打过来的“三零”双面刃王牌，因势利导地让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科技、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全面地升级到与先进国家处于同一历史发展阶段文明的竞争平台，如此倒逼出来的中国，就不仅仅是什么“中国制造2025、2035”，而是“中国制度2025、2035” ，乃至“中国文明2025、2035”。如此倒逼出来的大国竞争力，即以其软实力作灵魂的硬实力，才是货真价实的大国竞争力。

要么，则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狂呼民族主义的口号，“御敌于国门之外”[4]，替代已垮台的前苏联而重新当头，去迎击“美帝国主义”和“西方敌对势力”的挑战，打一场“新时代”的新冷战，乃至局部热战，从此中国将再次向西方关起大门，仅与还处于前现代文明期的非洲弟兄们去抱团取暖，去享受自己的“举国体制”优越性。

何去何从，中国共产党当然可自主作出抉择。

四、改革中国必先改革中国共产党（理论篇 上）

毋庸讳言，在今天要改革中国，首当其冲就必须改革中国共产党，首先拿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痼疾顽症毒瘤来开刀。

在中国已连续执政七十年的中国共产党，今天，必须正视自身的改革，或叫自我革命。积七十年执政的沉疴弊端包袱，这改革中国共产党自身，或许便是中共可避免因制度腐败而遭革命推翻和清算，可避免中华民族重蹈动荡覆辙的唯一途径了。如果说，釜底抽薪即刻止损地让冷战熄火，是治标，那么这改革中国共产党自身，就是治本了。

要改革中国共产党，就必须将中国共产党从苏版宗教化的“马克思主义”禁锢中解放出来。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非宗教。将马克思主义宗教化，这是斯大林时代的产物。所谓“马列主义”，不过就是斯大林主义的别名或学名而已。这被宗教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之最大特征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质的规定性，即那作为马克思主义之理论基础的历史唯物论，将原本植根于这个理论基础之上，且由它派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应用理论及其术语、词藻，作出了全然脱离开此基础理论的、超越时空的抽象价值符号化的阐释，如将“公有制”、“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解释为超时空的“善”；而将“私有制”、“资本主义”、“人性博爱”、“资产阶级专政”……阐释为超时空的“恶”之类。

这种被抽象道义符号化的马列主义教，一经传入中国，便与中国早已延绵数千年，且贯穿于从《礼记.礼运》[5]到“五斗米教”[6]，再到“天朝田亩制”[7]那种小农空想社会主义传统一拍即合了。在如此历史传统中诞生、生存和发展的中国共产党，便有意无意地、也似乎理所当然地要假“社会主义”之名，假“消灭私有制”之名，和假“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之名，而顽固地抗拒着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抗拒着更高历史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文明了。在中国，毛泽东奋斗了三十年也割不掉那野火烧不尽的“资本主义尾巴”；邓小平和他的继任者们使出浑身解数，四十年来至今也反不掉那前仆后继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所有这一切，中国共产党人固然算是在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但却也是在抗拒着历史必然性，且是如堂.吉诃德战风车那样地抗拒着历史必然性。而眼下正在全球火爆上演着的这堂‧吉诃德战风车最新连续剧目，其片名就叫《巷战香港》。

中国共产党将这一切均说成是“抗拒资本主义复辟”。可它却万万没意识到，它这七十年来的“反复辟”本身却是一种大大的复辟，即在辛辛苦苦地复辟着中国的宗法专制皇权文明。中国共产党人满心以为自己是站在明天，站在更高的先进历史文明，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和历史的进步而批判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可他们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恰恰是站在昨天，站在更低的落后历史文明，代表着历史的倒退和历史的反动而声讨着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

这真可谓：本想走进这一房间，结果却进了另一房间。又曰：通往地狱的路往往是由通往天堂的愿望铺就的。这或许就是中共执政七十年来，便不知不觉地消弭掉自己早年那可贵的反剥削反压迫的空想社会主义情操，不知不觉地将自己当年那追自由求平等的赤诚革命初心，均化为了早被《共产党宣言》所严厉批判过的反动的“封建的社会主义”[8]，化为了如今种种逆历史潮流而动之反动行为的原因吧。

如果说，在十九世纪中叶，封建社会主义在欧洲还只是一种被马克思主义所辛辣嘲讽过的反动社会思潮，那么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它就靠着将马克思主义宗教化而在东方后发国家的革命实践中，演化为一种以抗拒资本主义文明为宗旨的封建社会主义制度了。这种封建社会主义制度，是对当年新民主主义之新型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动和倒退，是腐朽的宗法专制皇权文明在“革资产阶级的命”口号下的大复辟。同时，这种反动的当代封建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有着自身特点的、与以往任何一种剥削压迫制度不同的、也极为残酷的新型剥削压迫制度。在一定意义上，它甚至比纳粹还纳粹，比法西斯还法西斯。

中国共产党如今还深陷在那个中国两千多年来“农民造反-皇权复辟”的历史周期律怪圈中，左冲右突找不到出路。究其原因，现在回过头去看，无论是毛泽东当年提出新民主主义，还是邓小平后来实行改革开放，均在在地显示出，他们当年分别对马列主义教的叛逆，以及其对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的把握，还都仅仅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也正是因为没能将这种或那种对马列主义教的批判，提高到理性认识即历史唯物论的高度，所以，苏东阵营中的任何一位共产党改革家，从吉拉斯[9]到纳吉[10]，从赫鲁晓夫[11]到戈尔巴乔夫[12]，乃至从邓小平到胡耀邦，到赵紫阳，就都没能从资本主义文明历史必然性不可抗拒、不可跨越、不可绕过、也不可省略这样的理论高度来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

这固然确实表明了人类历史上任何理论突破、任何真理获得的难度，但也尤其表明实践的广狭深浅制约着认识的广狭深浅。可见，没有“十月革命”后东方国家的革命在其实践与认识上的反反复复，没有在这实践与认识中人们所付出的沉重、甚至惨痛代价，人类是不会轻易地摘取到金苹果的。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才一直反复地强调说，从列宁到毛泽东，到波尔布特，到邓小平，从而整整一代布尔什维克、老一辈共产党人，他们所走过的那深一脚、浅一脚密密麻麻的脚印，对于我辈后来者，又是多么地来之不易和弥足珍贵啊！

现在，历史已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应提出“东方共产党人领导新型资本主义制度”理论来的时候了。其实，这个理论不过是当年马克思提出过的落后国家共产党人参与资产阶级革命论[13]，列宁提出过的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革命论[14]，和毛泽东提出过的新民主主义论[15] 的继续和发展。可是，这个由此及彼的马克思主义结论，即东方后发国家共产党人不仅要领导资产阶级革命，还要领导整整一个时代的资本主义制度文明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个国际无产阶级，整个国际共运，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却花了整整一百多年才得以获得，且还至今为不少左派、乃至整个“毛派”或“马列毛派”所难以接受和难以承受。

毫无疑问，这个理论当然是对列宁和毛泽东“两个革命衔接论”的扬弃，是对“东方落后国家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日，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时”这一理论[16]的扬弃，因而，它就绝非是对新民主主义论的简单复归，或毋宁可将其视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升级版。乍一看去，这好像又回到了原点：怎么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后又再回头去搞新民主主义？但实际上，这种看似的历史回复，不过是历史在经过一个螺旋后于一个更高历史阶段上的否定之否定。因此，它绝非是新民主主义的补课或资本主义的补课，而是在一个全新历史高度，全新历史视野上对资本主义文明历史必然性的重新认识，是中国共产党在历经七十年执政的曲曲折折、风风雨雨之后，对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和对科学社会主义，在认识上的一个大飞跃。

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共产党人在特定的时空干资产阶级革命、干资本主义制度，实乃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相反，历史已经证明并还将继续证明，那种不分任何时空地“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资产阶级”，不分任何时空地干“公有制”，干“社会主义”，干“兴无灭资”和“斗私批修”，却恰是将那原本在西方思想史上早已上升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又在东方革命的实践中重新沦落为空想。所以，违背人类历史规律、由国家机器而强加于社会的任何“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就不仅谈不上一丝一毫的制度优越性，反而会带给人民深重的灾难和空前的浩劫。

所以，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波尔布特们一再重复干下的那种与国家暴力机器相结合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与圣西门[17]、傅立叶[18]和欧文[19]们早年所干的那种袖珍型空想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由于深陷苏版马列主义教而不自知，由于没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理论批判力，所以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路线，就只能在要么邓小平，要么毛泽东之间摇摆，亦即在邓的改良型封建社会主义，与毛泽东的理想型封建社会主义之间摇摆。这就是多年来我们已熟悉的中国政坛纠毛必推邓；纠邓必返毛的现像。如此一来，中国共产党便根本谈不上顺应历史潮流，因势利导地自觉驾驭那个绕不过去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必然性，既不能融入并驾驭其市场经济，也不能融入并驾驭其宪政民主，更不能融入并驾驭那多元文明了。这样也就当然谈不上登泰山之高，观来去风云，谈不上站在毛、邓那既成功又失败的双肩上，继承毛邓又超越毛邓了。

同样毫无疑问，这个理论的突破，当然不可能发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营垒。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生活在与东方马克思主义者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文明阶段，因而也就自然会面对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课题。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生活于典型资本主义或后资本主义时代，而东方马克思主义者却生活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所以，东方后发国家中的共产党人执政后所面临的实践和理论问题，包括对“十月革命”以降东方革命所走过的历史大弯路的反思，就只能发生在东方马克思主义营垒，或毋宁说它只能是一个东方马克思主义的命题。

诚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之于黑格尔哲学一样。但是……当我们的欧洲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在亚洲逃难，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迖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他们说不定会看见上面写着：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20]

是的，资本主义文明这个历史必然阶段，我中华民族是不可能省略、绕过和跨越的。因此，在东方马克思主义看来，东方后发国家的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即成功地夺得国家政权后，实际上还将面临着一个相当长的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体的历史发展阶段。而这个阶段的历史必然性，绝不可能因为共产党人夺得国家政权而消失。在这个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包括新兴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大众，与不受监督的执政党因国家政权的腐蚀而蜕变成的宗法专制特权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同反动的宗法专制皇权文明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升级版的新民主主义路线与封建社会主义路线之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着共产党彻底蜕化变质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新生剥削阶级和新生压迫阶级的危险性，存在着反动而腐朽的宗法专制皇权文明在“革命”的名义和“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大复辟的危险性。

所以，改革后的中国共产党，就理所当然地要以这升级版的新民主主义为旗帜，中国的改革开放理论，就理所当然地要以这升级版的新民主主义为其基本理论了。这个理论之所以能成为凝聚我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它内在地包含了如今在中华大地上严重撕裂地存在着的左派和右派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它既坚信并坚守资本主义市场、宪政、多元文明之必然性不可抗拒；又绝不否定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的道统和法统；同时，它还凝结了当下中国的左、右派之间可说是少有、甚至是唯一的高度共识：如今中国这种特权与市场沆瀣一气的高压维稳治理模式，已一天也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由此可见，从马列主义教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回到马克思主义，回到历史唯物论和科学社会主义，以（东方）马克思主义为旗帜来改革中国共产党，再造中国共产党，就已势在必行了。

五、改革中国必先改革中国共产党（理论篇 下）

当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必然性高度来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时，自由主义也正从其抽象人性论出发来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在自由主义看来，中国应实行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符合人的本性；中国应实行宪政民主，也因为宪政民主符合人的本性；中国应实行多元社会，还因为多元社会符合人的本性。总之，历史可变，人性永恒。

诚然，自由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所一直奉为圭臬的马列主义教，及其相应的封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相当的批判力度，也有着某种历史正义性和道义制高点。但是，鉴于自由主义那抽象人性论和永恒正义观，故它便很难理解历史由此及彼演变的内在必然性。自由主义不承认任何“好”“坏”“正”“邪”，均无不是在特定的历史必然性中生成、演变和转化的，不承认在特定时空下的“好”，可以转化为另一时空下的“坏”，反之亦然。因此，在自由主义者眼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今天这么“坏”，那是因为它从来就“坏”，一开始就“坏”。他们不厌其烦地反复引用《共产党宣言》中那段脍炙人口的开篇语：“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并还挖出马克思早年的那些借助希腊神话抒情的浪漫诗歌语言中的“魔鬼”、“恶魔”等词藻，来可笑地“雄辩”证明马克思早在学生时代就已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恶魔[21]。

如此一来，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先天地、内在地完全否认共产党自身有其演变可能性的理论，又怎么可能成为变革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国策的理论基础呢？因为“改革”、“改革”，无非就是寓“革”于“改”、寓质变于量变之中。改革的政治学意义，无非就是不改变其法统、道统的变革，或从特定法统、道统中生发出来的变革而已。换言之，共产党改革之不言而喻的含义就是：让共产党新生，让共产党变得更好。可自由主义又恰恰在其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层面，断然否认了这“好”与“坏”有互变的可能性。这就是自由主义与中共改革理论内在地存在着的一个悖论。此其一。

其二，按照自由主义的“理性经济人”和“利益最大化”理论，就只能得出如下结论：古今中外就不可能有一个自己给自己挖坑以埋葬自己为宗旨的改革。如此一来，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性经济人”逻辑，就绝不会是去干那种将会导致自身垮台遭清算的改革。从而，把中国共产党判定为只会拼死抗拒任何改革也才符合自由主义的逻辑了。如此一来，这个先验地将中国共产党内定为不可改革的自由主义，又怎么可能成为中国共产党改革的理论呢？

所以，自由主义无论从何种意义上都无法成为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国策的理论基础。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前十年，赵紫阳智囊库中一大帮文人，总是试图从自由主义视角去解读共产党改革开放，而最终走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