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三、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动态演变

从资本主义诞生到20世纪70年代末，占主导地位的资本积累过程始终追求着操作效率。操作效率是指单个劳动力或机器在给定时间内，加工的材料数量（对连续流程行业）或生产出的产品及零部件的数量（对批量离散制造行业），它是建立在对使用价值规模化生产的基础上的。实现资本积累所要求的操作效率必须控制雇佣劳动，但雇佣工人的抗争迫使资本家不断地深化劳动过程内部分工、不断地用机器来替代劳动，劳动过程中的控制形式相应地发生改变。

第一阶段，工场手工业时期。手工工场内部的分工提高了劳动的操作效率，但这种分工使工人只会从事某一局部的片面的操作，再也不能独立地制造一种产品了。劳动对资本的隶属由形式隶属开始向实际隶属转变，但劳动过程仍然建立在手工劳动的基础上，工作的速度和强度仍然由熟练工人自我控制着。权力的实际行使都集中在资本家手里，即资本家亲自进行监督控制。

第二阶段，机器工厂时期。工场手工业时期延长工作日激发起熟练工人的反抗，同时手工劳动对扩大产品供给上的成本和速度限制，使资本家引进机器来替代工人，机器生产大大提高了操作效率，改变了社会劳动的组织和劳动协作的性质，使原来局部的工人协作劳动变成了适应机器本身技术性质要求的协作劳动，机器成了统治劳动者的手段，雇佣劳动实际隶属于资本。马克思在当年纺织业的发展中看到了这种形式，但这种形式直至20世纪初尚未成为普遍现象。早期的机器笨拙，在多种生产中仍需熟练工人操纵机器加工原材料③。生产规模的扩大，资本家行使所有指挥生产的权力已经不再成为可能，不得不将行使某些权力的权利委托给所雇佣的熟练工人即工头。雇佣工人技能上的非均衡发展导致工人出现分化。在初步的技术控制基础上出现了等级控制，在等级控制下，工头都像以前的企业老板那样行使完全的权力，工头通过行使资本家的权力尤其是惩罚或解雇工人的权力来取得工人的服从。

第三阶段，福特主义大规模生产时期。熟练的技能工人控制着机器工厂内的工作速度和节奏，阻碍了操作效率的进一步提高，难以降低劳动成本。资本家力图把任务的概念与执行任务的概念区分开来，以便保持并加强他们对工作过程的速度控制。泰勒的科学管理分析了使用工具的熟练工人的操作情况，以便能轻而易举地对新型工作进行科学计时。福特采用的装配流水线侵蚀了对技能的需要，使得劳动大军变为更加同质的、无技能和半技能的机器操作工，把整个生产中的劳动力引向由生产技术确定的共同的工作节奏和工作模式之中，资本的代理机构——管理部门完全支配着实际的生产过程。技术控制下的操作效率极大地提高，多种使用价值的生产集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巨型企业。一方面导致管理部门急剧膨胀，降低管理成本促使了管理活动的再分工，出现了以办公室工作为基础的纵向科层分工体系。另一方面，大规模生产导致的资本集中把相对同质的雇佣劳动大军都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有利于建立工会，有利于罢工的举行。在多次劳资流血冲突的过程中，以雇佣劳动方放弃劳动过程内的权力为基石，劳资双方建立起集体谈判制度，出现了官僚控制。这种控制最根本的特征是将劳动过程内部等级权力的行使制度化，资本通过建立规则和程序的权力来维持对企业运作的全面控制。在官僚控制下，规则和程序成了一种非个人的控制技术，管理者不能任性地监管、解雇工人，工人拥有申诉的权利；同时采取正面激励的方式来塑造工人的行为。“所有这些驱使工人在一条窄小的路上以个人的形式去追逐他们个体的利益，抑制了以集体的形式为这些利益去斗争的冲动”。[12]在官僚控制下，尽管劳资之间的利益矛盾依然存在，但其导致的主要是个人的而非集体的抗争，这种抗争不会严重地挑战资本及其代理人的控制。

第四阶段，后福特主义大规模弹性生产时期。20世纪60年代末，雇佣劳动对机械性、重复性工作心怀不满的不满情绪在许多国家爆发了出来，大企业出现的旷工、人员流动、未经工会同意的罢工、怠工、次品率等现象导致操作效率下降；大规模标准化的消费品市场饱和使大规模生产难以为继；劳资定期谈判提高工资加剧了产品的生产成本。这三个基本因素导致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滞涨”危机。资本主义开始了20年的调整过程④，结合信息技术的发展，占主导地位的劳动过程从追求操作效率转为追求过程效率⑤，最终形成了弹性的劳动过程:企业“内部分工”向“合工”演变，通过各种方法⑥使工人在局部范围内提高技能和持久的快速创新能力，工人被组织成团队并获得了生产中独立决策的权力。为了实现弹性生产模式的大规模化和低成本化，利用信息技术发展下的供应链方法，核心企业控制着进行新福特主义生产模式的边缘企业，最终形成后福特主义大规模弹性生产时期。[13] [14] 对核心层的雇佣劳动给予长期就业安全、高报酬的同时，也形成了“监督无处不在，但又不知道监督者是谁”的最新的结构化劳动控制模式：[15] 工人的持久快速创新能力和外围低成本、低技能的标准化劳动过程被集成到资本积累过程之中，雇佣工人在相联系的劳动过程中被进一步分化，单个工人不得不适应这种转变以求生存。

四、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与积累体系的演变

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是指资本循环（将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料以及劳动力、生产过程、最终商品的销售）以及与资本循环相伴而来的辅助经济活动（如金融领域）。这种经济活动是以一组特定的经济关系即积累体系为基础的。积累体系的存在，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内进行经济再生产（生产—分配—消费）和雇佣劳动再生产的先决条件，经济再生产离开了社会再生产就难以保持和促进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经济关系是同生产过程和交换、分配过程结合在一起的 。积累体系支撑着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和实现，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又迫使各个资本家进行着社会资本循环，从而制约着资本的积累过程和经济的发展过程。

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提供一个框架的积累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关系 :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资本和资本的关系、国家和资本的关系。在资本循环各个环节中，作为生产与价值增殖的统一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处于中心地位。这并不仅仅因为劳动过程包含了显著而持续不断的劳资双方对控制权力的争夺，也不仅仅因为劳动过程包含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是因为劳动过程根本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运作逻辑的承载领域——是剥削和剩余价值的创造。[16]因此，在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特定的劳动过程决定着特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表现为资本家互相受到的一种强制和资本家给予劳动者的一种强制——因此它事实上表现为跟资本家与劳动者双方对立的资本规律。[6]以特定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为基础的劳资关系作为资本主义的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决定了作为资本主义强制性规律的资本积累。

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处于基础环节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本身又创造着跟它本身趋势相对立的经济障碍，使得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当原有的积累体系的延续无法使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不断下降的利润水平得到回升，积累的发展使得原来支持前一阶段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遭到削弱甚至破坏，现有的经济技术因素不再发挥作用时，就出现了积累体系的危机。占主导地位劳动过程的创新，使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在消除导致危机的一切法律和超经济障碍的同时，也改变了劳资之间经济关系的具体形式，相应地通过经济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重构资本之间、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关系，逐渐形成新的积累体系。与上述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演变相适应，资本主义积累体系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外延型积累体系，大致存在于资本主义产生之初到19世纪末。（1）以手工劳动或机器体系的简单协作劳动为基础，劳动生产率比较低下，资本形成和资本增殖所需要的时间较短。资本家的管理主要采用人身监督和初步的等级控制。（2）资本在与劳动的关系中处于进攻的地位，不容忍妥协。工人的工资低下，基本上取决于劳动市场的供求状况。工人的再生产主要是在非资本主义的小农经济中实现的，在19世纪70年代后开始社会化。（3）资本生产规模比较小，资本之间的竞争激烈。消费品的数量和结构取决于生产，商品价值的实现主要依靠资本主义市场范围的扩张。（4）国家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只发挥有限的作用。

第二阶段是福特主义积累体系，大致存在于20 世纪初至20世纪70年代末。（1）以泰罗制和流水线来组织生产，管理部门取得了对劳动过程的设计、进度和时间安排上的绝对控制权，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由于技术趋于复杂，从投资到资本形成和资本增殖所需要的时间长达数年。资本家的管理建立在官僚控制的基础上。（2）工人阶级队伍急剧扩大，雇佣身份终身化。大部分雇佣工人的工资增加通过集体谈判得到保证，劳动力市场分为受工会保护的一级劳动市场和随市场供求决定的二级劳动市场。工人的再生产完全社会化导致了大规模消费市场的形成。（3）资本生产规模急剧扩大，垄断资本之间竞争比较缓和，市场需求可以进行长期计划。大规模生产与大规模消费形成良性循环，商品价值的实现开始依靠现有市场种类的扩张。（4）国家开始对经济进行积极干预，建立了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政策和最低工资立法，调节经济波动。

第三阶段是后福特主义积累体系形成时期，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1）结合信息技术，按照功能弹性和数量弹性相结合的原则[14]来组织生产以应对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具备功能弹性的劳动力获得了局部范围生产的控制权，过程效率提高。由于技术设计模块化、通用化，具备功能弹性的工人的创新能力和具备数量弹性的工人的低成本相结合，资本形成和价值增殖时间缩短。资本家的管理建立在结构化的团队合作的控制基础上。（2）工人阶级队伍急剧分化，工会力量得到极大的削弱。具备功能弹性的工人获得了就业安全、高工资、高福利的再生产条件，具备数量弹性的工人处于临时就业、低工资和不断恶化的劳动条件下，其再生产受制于不受管制的劳动力市场。（3）资本生产规模缩小，但通过信息技术网络支配能力空前增加。资本之间处于既合作又竞争的动态垄断竞争形式下，市场需求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消费也通过信息技术被纳入生产过程，商品价值的实现取决于持续性的创新过程。（4）国家逐渐放松对经济的管制，积极为资本的全球流动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