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帝国主义发生质变了吗

三、帝国主义理论是否已经过时

哈维认为,资本时空修复过程中引发的价值流动散乱化和霸权竞争,使陈旧的帝国主义理论失去解释力。史密斯认为,哈维否认北方帝国主义国家剥削南方非帝国主义国家的历史进程,也就是否认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帕特里克·邦德(Patrick Bond)认为,不能将列宁关于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划分,直接嫁接到今天,引入“次帝国主义”概念可以部分解决哈维和史密斯的争论,更加细致地刻画全球化时代散乱的价值流动,以及复杂的国家间权力结构关系。

(一)哈维: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已过时

哈维认为,全球化时代价值流动散乱化和霸权竞争及转移,是当代帝国主义的核心特征,史密斯所固守的列宁帝国主义论是一种滞固的僵化理论,难以解释当前复杂的政治经济现实。当前全球范围内生产过程十分复杂,既有跨空间、跨领土的生产,也有特定场所的特殊化生产,对于产品价值的实现和分配也是如此,我们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现实,修正已经过时的理论。经济现实包括不同地理区域间不平衡发展、劳动分工不断广化和细化、全球商品价值链、空间修复以及区域性生产;同时还包括特定时间段内形成的特定价值体系下,区域经济结构的形成与消解。除非剥夺造成的贬值和过度积累形成的强大破坏性力量发挥重大作用,否则上述特定时间段内的经济现实一般不会发生质变。哈维强调,帝国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应该是纷繁复杂的经济现实,而不是将概念强加于现实。虽然帝国主义概念曾经十分有价值,但100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已发生巨变,价值的再分配形式正在不断演进变化,并且与地理环境息息相关,这个过程十分复杂,不是一个简单的帝国主义概念所能概括的。

哈维进一步提出,需要通过考察资本、劳动和货币在不同地理空间内的流动,形成涵盖上述经济现实的理论框架,进而分析生产资本与金融资本等不同资本之间,以及资本与劳动之间力量均衡态势的演变,同时探究食利者阶层的崛起和霸权的竞争与转移。资本以货币、商品和生产资料三种形态存在,其中货币形态最具流动性,可以毫无限制地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了限制劳动力和消除贸易壁垒,金融资本从多重束缚中被解放出来,改变了整体资本积累的空间动态。金融资本作为一种全新推动力,会加深国家地缘政治性与货币流动性之间的矛盾,使后者对国家政策拥有更强大的制约力。在全球舞台上,强大国家或国家集团通常利用政治权力,通过高流动性金融资本实现其政治目标。美国拥有至高无上的美元霸权,得以主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但这种权力同时也面临其他国家的竞争,这种竞争关系根植于地缘政治性与货币流动性之间的矛盾。概括来说,资本时空修复过程中的价值流动散乱化及其引发的霸权竞争与转移,使得陈旧的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已失去解释力。哈维认为,此认识与乔万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的观点相似,在放弃严格的帝国主义概念和僵化的中心—外围模型后,倾向于从一种更具流动性的视角,理解全球体系内价值流动和霸权竞争,以一种去中心的视角和基调来考察当代帝国主义。

(二)史密斯等学者:帝国主义本质没有改变

史密斯认为,当哈维表示“财富由东方国家向西方国家流动的历史事实在过去30年里发生逆转”,并且认为“帝国主义是陈旧的范畴”时,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他指的是帝国主义的决定性特征已经不复存在,即欧洲和北美帝国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活劳动的剥削与自然资源的掠夺已不复存在,这是对帝国主义本质赤裸裸的否定。史密斯进一步写道,“如果没有英国产业革命胜利使资本主义发展臻于成熟,马克思不可能写出《资本论》。同理,在帝国主义刚产生之时,期待列宁的研究得以揭示帝国主义在当代的表现形式也不合情理”。哈维对帝国主义概念已经僵化过时的批判虽有一定合理性,但这不是否定当代帝国主义本质特征的理由。史密斯认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本质是垄断资本全球性统治和金融资本全球性掠夺的判断依旧有效,只不过剥削形式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已经发生了改变,随着全球化生产转移到剥削率较高的南方地区,南方兴起的产业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北方资本的剥削对象。哈维的理论未将北方国家资本获利归结为对南方活劳动的剥削,否认了帝国主义本质特征,他对《资本论》和帝国主义的诠释,仍未逃脱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格局。

史密斯强调,帝国主义理论必要的起点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未及展开的工作,全球劳工或工资套利是连接北方资本与南方劳动力的关键环节。工资套利驱动的全球化生产,不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因为延长劳动时间不是外包的主要魅力;也不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因为外包正是投资于新科技的替代选择。史密斯认为,这种外包型生产方式与“压低工资至劳动力价值以下”的第三种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相符,可将其概括为“超级剥削”。尽管超级剥削概念早在马克思时代就已提出,但直到全球化时代,超级剥削才迅速膨胀并将制造业囊括在内,推动了更大范围内更深层次的全球化进程。资本通过降低工资,可以降低劳动力成本,获得更多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形式由鲁伊·玛乌罗·马里尼(Ruy Mauro Marini)首次提出,为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拓展。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价值和剩余价值由全球南方流向帝国主义中心的规模不断膨胀,其背后是北方资本对南方活劳动剥削的不断加剧。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质是北方资本对南方活劳动的剥削,任何脱离劳资关系和劳动价值论来解剖当代帝国主义的分析都是不彻底的。

其他一些学者也认为,列宁揭示的帝国主义本质特征并未改变。帕特奈克提出,殖民主义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通过征收殖民地税,剥夺南方国家财富,新帝国主义时期则主要通过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实现其控制和剥削的目的,剥夺外衣的改变丝毫没有改变剥夺本质。苏南达·森(Sunanda Sen)等认为,二战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殖民主义的终结,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划分被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二分法取代,但帝国主义国家对非帝国主义国家的剥削关系从未改变,改变的只是剥削的具体表现形式。旧帝国主义时代的政治顺从,已经转变为新帝国主义时代霸权意识形态驱动下的市场化进程,但两个时代的帝国主义剥削本质并无差别。阿蒂略·博龙(Atilio Boron)提出,尽管帝国主义表象可能已经改变,但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中关于帝国主义的主要决定因素,依旧是当代帝国主义的核心要素。萨姆·金(Sam King)强调,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资本对欠发达经济体的剥削,这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依旧如此。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仍然是理解资本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最佳框架,也是理解经济全球化的最佳起点。

(三)解决哈维与史密斯争论的可能路径:“次帝国主义”论

邦德认为,不能将列宁关于压迫和被压迫民族的划分直接嫁接到今天,需要引入“次帝国主义”概念,更加细致地刻画全球化时代散乱的价值流动和复杂的国家间权力结构关系。尽管帝国主义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价值汲取并未改变,全球价值流动的起点和终点也未改变,但具体实现形式和中间价值流动过程已变得更为隐蔽和复杂。哈维时空修复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刻画了这种复杂性,但忽视了帝国主义中心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剥削本质。史密斯对全球化生产的分析揭露了帝国主义剥削本质,但对全球价值流动的中间过程分析不足。沃尔·特多姆(Walter Daum)认为,“次帝国主义”论基于帝国主义剥削本质,对外围国家财富流向中心国家的过程进行了细化,为当代帝国主义分析提供了一种新视域。

最早提出“次帝国主义”概念的马里尼认为,应该用“次帝国主义”概念,刻画位于中间层次的帝国主义国家,即身兼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双重身份的民族国家。他在对巴西经济进行分析时提出,“很多‘次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与帝国主义国家合作,充当其在某些区域的代理人,像巴西这样处于依附状态的经济体,试图通过建立它与更为落后和更为边缘化国家的剥削关系,从帝国主义中心汲取剩余过程中得到部分补偿。”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同马里尼观点相似。他认为,从根本上来说,全球经济和政治权力的等级制度是帝国主义固有的不平衡和联合发展的结果,这种等级制度并没有走向终结,而是随着资本主义新积累中心的出现变得更为复杂。这种新的积累中心被他称为“次帝国主义”,主要包括越南、希腊、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和南非等。

希金博特姆认为,“次帝国主义”国家并不独立于西方国家,与西方国家资本的关系属于同盟性质,它们在全球国家等级体系中处于特殊的中间位置,受到帝国主义中心国家的压制,同时它们也有能力对邻国输出强制力。这意味着,国际剥削形成的剩余会首先转化为“次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同时这些资本又快速地流出“次帝国主义”国家,流向作为当代帝国主义中心的北方国家。克劳迪奥·卡茨(Claudio Katz)进一步分析说,简单的中心—外围结构已不足以理解全球化时代的复杂现实,全球生产价值链增强了半外围国家的相对权重。具体来说,跨国公司会将其投资等级化,一部分用来攫取某些地区基于地质、气候等条件的自然资源,一部分用来霸占某些地区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跨国公司这种等级化的投资,也明确了不同经济体在全球秩序中的不同位置。即使那些自己想建立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如印度、巴西和韩国等,也无法改变自己在全球化生产中的位置,因为它们进入的领域早已被中心帝国主义国家所垄断。“次帝国主义”理论者认同列宁对于帝国主义本质的判断,认为价值流向依旧聚集到帝国主义中心国家,只不过在分析价值流动过程中,融入了不同国家之间更为复杂和微妙的关系,可以看作是帝国主义理论的一种深化和发展。

四、评论与结论

自列宁经典帝国主义理论提出以来,对帝国主义及其变化和发展的探讨,实际上一直在进行。列宁在殖民主义时代把民族“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并指出这是“帝国主义的本质所在”。他还强调,“帝国主义就是少数最富强的民族对附属民族的千百万人的剥削”,“为数无几的最富裕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大多数人实行殖民奴役和金融奴役”,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著名论断。

对于列宁来说,垄断是理解帝国主义的关键,也是实现其压迫本质的基础。他认为,“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世界资本主义现在(约从20世纪初开始)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或金融资本时代,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这时资本家的垄断同盟——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已具有决定的意义,大量积聚的银行资本已和工业资本融合起来,资本向外国的输出已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一些最富裕的国家已把全世界的领土瓜分完毕,国际托拉斯已开始从经济上瓜分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战争,即争夺世界霸权、争夺银行资本的市场和扼杀弱小民族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1914—1917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正是这样的战争。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垄断资本主义代替了自由竞争;银行及资本家的同盟准备了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过程实行社会调节的机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发展引起了物价的高涨和辛迪加对工人阶级压迫的加重,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遭到巨大困难;帝国主义战争造成惨祸、灾难、破产和粗野——这一切就使目前所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但是,“帝国主义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彻底改造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矛盾复杂化和尖锐化,使垄断和自由竞争‘搅在一起’,但它消除不了交换、市场、竞争、危机等等。帝国主义是衰朽的但还没有完全衰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但还没有死亡的资本主义。不是纯粹的垄断,而是垄断和交换、市场、竞争、危机并存,——这就是帝国主义的最本质的特征。”列宁深刻揭示了资本国际化的本质。“交换的发展,大生产的发展,这是几百年来世界范围内处处可见的基本趋势。在交换发展的一定阶段,在大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即大致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所达到的阶段,交换造成了经济关系的国际化和资本的国际化,大生产达到了十分庞大的规模,以致自由竞争开始被垄断所取代。典型的已经不是‘自由地’进行竞争(在国内和在国际关系中)的企业,而是企业家垄断同盟,托拉斯。典型的世界‘主宰’已经是金融资本。金融资本特别机动灵活,在国内和国际上都特别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它特别没有个性而且脱离直接生产,特别容易集中而且已经特别高度地集中,因此整个世界的命运简直就掌握在几百万个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的手中。”

列宁分析了从生产集中到垄断资本与金融寡头形成之间的本质联系,克服了希法亭只从流通领域分析金融资本的局限。帝国主义阶段与产业资本相融合的金融资本,在国内实行垄断资本统治的同时,也把垄断统治拓展到国外,在国际范围内争夺基于原料来源、投资场所和商品销售市场的势力范围,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实行剥削和控制。列宁强调,资本输出为帝国主义带来了巨额利润,“输出资本的国家几乎总有可能获得一定的‘利益’,这种利益的性质也就说明了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的时代的特性”。列宁还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必须同“掩饰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和帝国主义产生革命危机的必然性”的错误思潮作坚决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在政治形式上实现了独立。但是,这些民族主义国家并没有彻底摆脱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控制,依旧深陷不发达经济发展的漩涡中。国际左翼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尽管不同学者的分析视角存在差异,但他们一致认为,二战后南北矛盾的实质依然是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关系。巴兰指出,二战以后发达国家资本之所以流向落后国家,“主要是为了从落后国家攫取利润”,并且这种资本输出严重制约了落后国家发展。其代表作《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以“经济剩余”为核心,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整体层面对发达与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弗兰克认为,美国和欧洲与拉美等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宗主—卫星”国结构,宗主国剥削卫星国,后者的发展乃不发达的发展。多斯桑托斯用“依附”概念描述二战后的帝国主义关系,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与扩张,依附状态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的总格局。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理论,刻画帝国主义国家剥削外围国家的具体机制。他区分广义不平等交换和狭义不平等交换。前者指工资相等而有机构成不等条件下,由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引起的不平等交换。后者指工资和有机构成都不等条件下的不平等交换。他认为,“在所有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工资的不平等是引起不平等交换的唯一原因”。阿明在阐释伊曼纽尔不平等交换形式的过程中,通过对价值转移的实际计算证明了这一理论的结论。可以看出,不发达政治经济学认为,二战以后尽管帝国主义国家依旧压迫非帝国主义国家,但其表现形式已经由直接的殖民掠夺转变为间接的不平等交换。而且,南北矛盾不能仅从国际贸易的单维度视角考察,包括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在内的资本输出的作用更为重要。

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从生产和金融两个层面开启了新一轮有着明显阶段性特征的全球化进程,世界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相应地,当代帝国主义是否因此发生了质变,这些变化是压迫本质的变化还是具体表现形式的变化?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一直是21世纪以来西方左翼理论的研究热点。帕特奈克和哈维关于南北依赖关系的争论,聚焦于二者之间初级农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之间的交换关系,反映了发达国家在科技和工业品方面的垄断地位。帕特奈克在对南北之间初级农产品贸易的分析中,坚持中心国家压迫非中心国家的帝国主义本质,加入了金融稳定和帝国主义控制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当代帝国主义经济控制的具体机制。但他忽视了全球生产网络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及其主导的产业链分解,没有抓住当代帝国主义的核心特征。帝国主义不仅包括农业国与工业国之间的关系,还包括工业国与工业国之间的关系,单纯聚焦于南北贸易关系有失于偏颇。

与之相对,史密斯对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的研究发现,北方资本通过跨国公司以劳动套利方式,对南方活劳动进行超级剥削。这是从全球化生产解剖当代帝国主义的有效视角,是对伊曼纽尔和阿明不平等交换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但史密斯的分析更多是对全球化生产网络的描述性分析,对全球生产网络具体价值链条的分解不足,也没有将金融化纳入帝国主义分析框架,其理论还需要进一步拓展深化。哈维时空修复理论为生产全球化提供了一种更为动态化的分析视角,但更多停留在资本流通领域,未深入资本主义全球生产网络的剩余价值生产层面,以至于得出了东方国家正在剥削西方国家的错误结论。尽管哈维的分析存在局限,但他对全球价值流动具体实现形式和中间过程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帝国主义国家对外围国家价值汲取的隐蔽性和复杂性。“次帝国主义”理论更加细致地刻画全球化时代散乱的价值流动和复杂的国家间权力结构关系,是对美国霸权衰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地位迅速上升之多极化时代的意识形态反映,但对处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世界体系结构中的“半外围”地区冠以“次帝国主义”的骂名,与毛泽东基于“两个中间地带”进一步提出的著名“三个世界”论大相径庭,极不利于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发展。

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最新争论,为把握当代帝国主义本质及其主要特征贡献了思路。我们认为,当代帝国主义本质依旧是压迫与被压迫的阶级对立问题,垄断资本依旧是理解当代帝国主义的关键要素。当代跨国公司是比列宁时代的卡特尔和托拉斯更为高级的资本主义垄断形式,资本主义垄断因而得以强化而非弱化,使得更大程度上的帝国主义控制成为可能。跨国公司代表的全球垄断资本各类财团或复合体,与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之间存在着灵活和复杂的合作关系。帝国主义国家政府通过对大学和科研机构等的资助发展高新技术,为全球垄断资本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提供技术垄断支持,同时还通过其他政治(如“长臂管辖”)和军事手段,侵犯政治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主权,为全球垄断资本的扩张扫清障碍。帝国主义国家依靠全球垄断公司,可以通过生产和金融等手段对非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压迫和剥削,掠夺财富,巩固一百多年来从未改变的垄断地位。阿明强调,北方国家霸权依赖于一直存在的五种垄断:(1)技术垄断;(2)对全球市场的金融控制;(3)对自然资源的垄断获取;(4)媒体和传播垄断;(5)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垄断。这些垄断因素主要由跨国公司主导,并在不断深化和加剧。福斯特也认为,当代帝国主义是“以全球化高级阶段的垄断资本主义为特征的时代”。目前,少数公司(不到10家)主宰了世界范围内大多数现代资本主义关键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供给,从汽车、啤酒、手机等到金属、煤、粮食及至金融领域,都被列强的大公司所控制。

在全球化生产层面,跨国公司可以凭借对高科技和高素质人才的垄断地位,将全球化商品的价值链进行拆解,分割成模块化生产,借助全球生产网络外包低附加值的生产过程,通过劳动套利方式,不断攫取南方国家创造的剩余劳动。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垄断模式有两类:一类是在使用价值生产上具有垄断优势,另一类是在价值实现上具有垄断优势。前者指跨国公司凭借技术专利的垄断和关键生产环节的控制,控制关键核心技术,占据生产网络中的制高点,并将非关键生产环节和流通过程外包,从而占有大量附加值。后者指跨国公司凭借对品牌营销和流通渠道的垄断,控制最终产品的价值实现。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垄断地位,构成了帝国主义控制世界最稳定的物质再生产基础。苏万迪等从劳动价值商品链的角度,对南北方之间的不平等交换进行经验分析,测算全球南北方国家之间工资差异和单位劳动力成本差异,揭示了南方国家较高的剥削率以及南北方国家之间的价值转移。托克里·劳森(Torkil  Lauesen)和查克·科普(Zak Cope)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测算出一条与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形状正好相反的附加值劳动曲线,占居附加值生产主体地位的是居于生产链中端的南方劳动力,而不是居于开端和末端的北方资本附加值。北方帝国主义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得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世界市场的边界不断延拓,催生出南方国家大量产业后备军,卷入了全球化生产浪潮。全球产业后备军规模的不断膨胀,是全球垄断资本大规模积累的丰沃土壤,同时也是帝国主义国家攫取南方国家剩余的坚实基础。

在金融全球化过程中,那些有资格获得金融资源的精英将获得经济权力,帝国主义国家可以通过金融市场来控制世界资源,转移和掠夺其他国家和地区创造的价值。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和主要流通手段,美国通过美元霸权对全球施加影响力,带来丰厚的铸币税收入,降低美国公司因汇率不稳定带来的风险和交易成本,对他国实施经济制裁。美国资本凭借强大实力和霸凌手段,在金融市场上通过并购等一系列方式,控制掠夺其他公司。美国是世界最大的金融服务出口国,美国公司通过提供金融服务(包括收取交易收入、费用和佣金等),从世界经济中不断攫取剩余价值。综合全球化生产、资本流通和金融化三个方面的分析发现,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外围国家非对等的金融化是一种依附式金融化,会不断加剧自身的依附地位。北方帝国主义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扩张世界市场的同时,造成北方国家脱实向虚,2018年国际金融危机就是北方国家高度金融化和非生产性的金融资产自我循环积累的产物。在全球贫富分化、市场相对饱和加剧的前提下,跨国公司源源不断攫取的超额利润,进一步支撑、推动和强化了北方国家金融化。垄断金融资本力量不断增长,成为全球产业后备军规模扩大和剥削程度提高的杠杆,又是世界无宁日、动乱不断的祸源。

总之,当代帝国主义本质上仍然是少数发达国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压迫,核心是保证垄断资本世界积累的顺利进行。自20世纪初期以来,帝国主义凭借其垄断资本地位,通过各种手段压迫和剥削非帝国主义国家,巩固发展其垄断地位,使得全球范围内国家之间的贫富两级分化愈演愈烈。正如皮凯蒂所言,从金融财富和资产集中度的角度来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许多方面变得比以往更加集中和等级化。萨姆·金也认为,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来,帝国主义国家似乎能够维持他们的垄断,技术革命并没有像之前一样带来霸权的更替,当代帝国主义国家垄断地位的固化程度,与一百年前大致相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其基本矛盾推动的演进,使处于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仍然是指导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基本原理。正如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证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基本思想的正确性,帝国主义发展也证明了列宁帝国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性。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一书是列宁在1916年上半年写的。他在这本通俗小册子的序言中郑重说明:“本书的主要任务,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是根据无可争辩的资产阶级统计的综合材料和各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自白,来说明20世纪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前夜,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国际相互关系上的总的情况”。列宁为此作了长期准备,力求发现国际关系总情况混沌表象背后的帝国主义发展规律。列宁在1895—1913年期间就写论著揭示和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个别特征,他尤其注意论述资本主义的最新书籍的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自1915年起在伯尔尼集中力量研究有关帝国主义的问题。“他从148本书籍(德文书106本,法文书23本,英文书17本和俄文译本两本)和刊登在49种不同的期刊(德文34种,法文7种,英文8种)上的232篇文章(德文206篇,法文13篇,英文13篇)中作了共约50个印张的摘录、提要、笔记等等(这些资料于1939年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的书名在苏联首次出版,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列宁没有也不可能主要通过演绎推理揭示帝国主义时代的本质特征,而是首先研究、检验和科学地分析了浩瀚的实际资料。尽管随着上述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最新争论的展开,经验研究的重要性凸显,但远未达到对列宁之后新情况及其统计材料进行系统研究的程度,尤其缺少对各国资产阶级学者自白的批判性研究。对帝国主义问题研究愈深入,现有争论的局限性暴露得愈充分。一个好的研究者一定要从方法论上把握矛盾共性与个性的辩证法。毛泽东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福斯特强调,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在全面捕捉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之广度和深度的同时,充分地具体把握当前全球化体系历史特殊性的新特点。关于当代帝国主义的争论远未结束,距离精确把握当代帝国主义新特征及其发展规律还有相当距离。

（作者：谢富胜、李英东。来源：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3期P51—P68。责任编辑：黄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