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革命家小传（中）

1914年6月塞尔维亚爱国青年刺杀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的“萨拉热窝事件”发生，7月同盟国和协约国分别对对方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宁主义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或垄断阶段）后发展不平衡的产物，它是各帝国主义国家为重新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谋取霸权而进行的战争（所谓“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因此，一战的性质上是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战争，局部战场（塞尔维亚反对奥匈帝国侵略的东南欧）上的正义性并不足以改变整个战争的非正义性。战争爆发后，各参战国都不约而同地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欺骗人民，都说本国的侵略扩张是为了“保卫祖国”、“捍卫民族的荣誉”而进行的，并把战争的责任都推卸给对方，以此煽动民族仇恨。

尽管在战前第二国际就已经发表多个宣言谴责战争、揭露各国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怂恿工人阶级入伍当炮灰的行径，但大战的到来还是给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带来了巨大考验。一些国家的社民党领袖在局势的压力下迅速暴露出自己的机会主义面目，沦为为本国军国主义罪行辩护的“爱国者”，口头上还是社会主义，行动上已经是沙文主义【注：其中不少人还在大战期间出任了政府要员，为资产阶级战争出谋划策。如：比利时工党领袖王德威尔担任了政府的司法部长；英国工党领袖韩德逊出任了政府的教育大臣，并亲自参加了征兵运动；法国社会党领袖茹尔·盖得加入了本国“国防政府”，亲自为加强国防出力】。不久后，法、德等国的社民党议员纷纷在议会中投票赞成政府的军事预算，德国社民党的机关报《前进报》甚至向军事当局保证，（战争期间）不再提“阶级斗争”的口号；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也使劲鼓吹起“保卫祖国”的滥调，支持杜马中的孟什维克议员投票赞成沙皇政府的军事预算——随着主要的加盟党先后与资产阶级政府合流，第二国际实际上已经解体了【注：与上述社会民主党人的叛变行径不同，各国社民党左派在大战爆发后依然坚持革命路线，从各国工人阶级利益出发，拒绝与资产阶级政府合作，继续进行揭露帝国主义战争罪行的宣传，并在本国议会中投反对票抵制军事预算。左派社民党的代表人物有弗·列宁、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女性）、克拉拉·蔡特金（女性）等人，他们虽然在第二国际中居于少数，却是真正的革命者。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还提出了“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号召俄国的无产阶级不但要拒绝参加对外战争当炮灰，还应当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推翻反动政府的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再在新的社会制度下重新实现和平】。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态度，托洛茨基与右派社民党人及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是不同的：他承认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并申明对这一战争的反对态度。但是，托洛茨基不能正确地分析大战发生的原因，他将这一战争的根源归结为生产的“世界性”和占有的“民族性”之间的矛盾，即旧式“民族国家”对社会化大生产的阻碍。他说：“资本主义所发展的生产力，已经突破民族和国家的界限”，“旧式的民族国家，已经衰老，它现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不可容忍的障碍。当前的战争，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对于民族和国家这种政治形式的一种反抗【注：见托洛茨基《战争与国际》1914年10月】。”这种分析不但没有说明问题的实质，客观上反而会掩盖这次帝国主义大战的掠夺性质，让大战的色彩由“黑”转“灰”，不甚明了了【注：这种理论还潜藏着“资本主义已经具备了废除民族国家的条件和可能性（从而永久实现和平）”及“以一个统一的‘世界政府’代替各个资本主义民族政府”这样的结论。在第一条中隐约可以看到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影子，而第二条中的“世界政府”同样也是考茨基首倡的，这一设想不久后便由托洛茨基自己以“欧洲联邦共和国”的形式提了出来】。

尽管托洛茨基在口头上也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谈“国际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但他同战前一样，打着“非派别性”的旗号主张同俄国及国际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右派社民党人进行调和妥协。在战争的初期和中期，他一直站在中派立场上附和考茨基等人的观点，为机会主义作辩护【注：托于1914年再次应聘《基辅思想报》军事记者并来到法国。在法国期间，他除了给《基辅思想报》撰稿外，还与马尔托夫共同领导了《我们的言论报》的出版工作，成为孟什维克的喉舌。1915年9月，各国社会党在伯尔尼附近的齐美尔瓦尔德村召开会议，史称“齐美尔瓦尔德会议”，托洛茨基作为《我们的言论报》代表出席。会上，他追随占多数的考茨基主义者，反对列宁提出的同第二国际断绝关系并建立新国际的主张】。同时，他坚决反对列宁提出的“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口号，认为战争的失败虽然会使统治集团陷入混乱，但也会使工人阶级陷入混乱；而本国的失败就意味着敌国的胜利，这又将加强敌国统治集团的力量——因此，使本国战败是不值得的。进而，他提出了“不胜不败论”作为自己对待战争的策略，以与列宁的“使本国失败”抗衡【注：逻辑就是，胜了会加强本国的统治集团，而败了会加强敌国的统治集团，所以既不能胜，也不能败，不胜不败对各国的无产阶级最有利】。列宁认为，“不胜不败”完全是一种简单的形式逻辑的推理，根本不是用辩证法看问题；“不胜不败”的口号虽然表面上与普列汉诺夫等人的“保卫祖国”有所区别，但它在客观上起到的效果就是默认乃至支持本国资产阶级的对外战争，与社会沙文主义者是相通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期以后，国际形势出现了由战转和的迹象。交战双方在继续军事进攻的同时，也展开了“和平”攻势。英、法、德、俄等国的官员和外交使节频繁地出现在交战国的政府和宫廷里，希望能在一定条件下与对方达成议和。这种迹象自然被托洛茨基捕捉到了，他随之提出“为和平而斗争”、“停止战争”的口号，高谈争取和平的意义。托的这一举动显然是和国际上考茨基等人的和平主义相呼应的【注：1915年6月，考茨基伙同伯恩施坦等人联名发表了一份题为《当务之急》的宣言，呼吁各国政府看到人民群众和平渴望的日益高涨，鼓吹在自由协定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和持久的和平”】，他不但不同考茨基思想划清界限，而且公开宣称“（考茨基）是我们在德国最亲密的同志和政治上的同盟者”。托洛茨基还发扬了考茨基关于建立“欧洲联邦”（进而扩展为“整个文明世界的联邦”）的设想，提出将“欧洲联邦”作为防止军备竞赛、制止战争以及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他说：“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创立一个远为强大的、更能抵御强敌的祖国——欧洲共和联邦，以作为世界联邦的基础”，“欧洲联邦是我们已经进入的革命时代的口号”。列宁对“欧洲联邦”论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一设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是无法实现的，便是反动的”；他在1915年曾将托洛茨基列为危害最大的“考茨基分子”之一，因为“他们通过各种不同形式都主张同机会主义者合作，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粉饰机会主义，利用（采取不同方式）折衷主义来代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注：见列宁《给亚·米·柯伦泰》】”

1916年9月，《我们的言论》报被法国当局查封，托洛茨基不得已离开法国前往西班牙。但他刚一入境就引起了西班牙政府的重视，指控他是一个“危险的无政府主义者”，并将他关押起来。同年12月，他被西班牙政府强行遣送出境，从巴塞罗那港乘船逃往美国。1917年1月，托洛茨基来到纽约（时年38岁）【注：这段经历被他当作一种荣誉看待，他在后来回忆时说：“我是作为革命的国际主义者被逐出法国的。我是作为革命的国际主义者被逐出西班牙的”，显然充满了自豪】。

尽管一年之内就被驱逐了两次，但这位以谈论革命为荣的政治人物并不愿意在新流亡地保持低调。到达纽约的第二天，他就在《新世界报》上发表声明，其中称：“我离开了血淋淋的欧洲，但我深信革命即将来临”【注：《新世界报》原为一份有孟什维克倾向的报纸，由旅美俄国人创办。1916年尼古拉·布哈林来到美国，开始参与该报的编辑工作。托洛茨基到达纽约后与布哈林结识，并在后者的介绍下加入《新世界报》编辑部】。

1917年，俄国国内的革命形势再次高涨；1月9日，彼得堡工人为纪念1905年“流血星期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2月25日，彼得堡工人举行总罢工，参加者超过二十万人；2月26日，布尔什维克发出号召，指示将总罢工转变为起义；2月27日，首都六万名士兵也站到了起义工人方面来；2月28日，起义的工人和士兵控制了彼得-保罗要塞并占领冬宫，沙皇政府被推翻了（史称“二月革命”）！二月革命期间，全国各地工人、士兵组建的苏维埃成为了领导起义的机关和临时的革命政权。3月2日，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成立，俄国开始了工兵苏维埃和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临时政府为了表明自己与沙皇政府的区别，宣布了一些民主改革的措施，给予俄国人民一定的政治自由。在这种条件下，布尔什维克取得了更大的合法活动空间，被沙皇取缔的《真理报》也正式复刊（仍由斯大林主持），开始进行公开的宣传鼓动。

3月27日，托洛茨基手持美国领事馆颁发的护照坐上前往俄国的轮船，但因中途遭到英国军警的扣押，他在5月份才回到彼得格勒【注：沙皇俄国首都原名圣彼得堡（也简称“彼得堡”），一战期间改名为彼得格勒，列宁去世后又改称列宁格勒，苏联解体后改回圣彼得堡原名】，结束了在国外的漫长流亡生涯。由于曾在1905年革命时期担任过彼得堡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借助自己在彼得格勒工人群众中的威望再次进入苏维埃，并当选执行委员会委员。二月革命的形势使托洛茨基的思想发生了一定转变，虽然仍同彼得格勒的孟什维克旧友有联系，但他在对待革命的一些看法上逐渐同孟什维克划清界限，并向布尔什维克靠拢。

就在1917年5月回到彼得格勒后，托洛茨基加入了当地一个中派组织区联派，很快便成为该组织内很有影响力的人物【注：区联派成立于1913年，全名“统一社会民主主义者区际组织”，主张“既放弃布尔什维主义也放弃孟什维主义的旧的界限标记”，将分裂的布、孟两派统一起来（当时很多不理解两派为什么分裂的党员都加入了区联派）。一战爆发后，区联派站在中派立场上，既同布尔什维克联系，又与孟什维克来往，但多数区联派成员能认识到机会主义的错误，因此在大部分行动上能与布尔什维克保持一致。到了1917年，随着革命形势的到来，整个区联派迅速左转，与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日益趋近。二月革命后，区联派声明“赞同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并表示愿意与布尔什维克进行联合。至1917年夏，区联派共有成员约四千人，在彼得格勒有着不小的影响力】。托洛茨基和区联派在二月革命前后的左转势头使长期关注区联派去向的列宁非常重视，他认为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与区联派开展联合。在为彼得格勒党组织代表会议（1917年4月14-22日）所写的一份决议上，列宁写到：“个别的地方工人团体，虽然同孟什维克等等接近，但是愿意坚持国际主义立场，反对‘革命护国主义’，反对公债，对于这些团体，我们党的政策应该是支持它们，同它们接近，在它们彻底放弃背叛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基础上同它们联合”。

不久，区联派召开代表会议，通过了在布尔什维克路线的基础上统一党内力量的决议。托洛茨基此时也表示完全拥护列宁提出的《四月提纲》，称：“没有什么东西能使我和他的四月提纲以及他回国后党所采取的全部方针分开”。1917年7月26日到8月3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六大”）在彼得格勒召开，会上通过了吸收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区联派成员整体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决议，托洛茨基正式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并被大会选举为中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