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革命家小传（下）

新的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俄国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国内，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俄国造成了数百万人的伤亡，国民经济遭遇重创，广大人民挨饿受冻，士兵厌战情绪非常普遍。国外，既有交战国德国强敌虎视，又有昔日盟友英法敌视憎恶。在这种情况下，由列宁起草并颁布的《和平法令》意义重大，它呼吁一切交战国立即进行谈判，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从而结束战争。而托洛茨基所主持的外交部门就成了对外落实《和平法令》主张的主要平台。

但是，协约国各国反对苏俄的停战主张，并拒绝承认苏维埃政权。1917年11月10日，英、法、日、意等国向俄国发出照会，威胁“如果俄国退出战争，它将遭到最严重的后果”，英国当局还公开布告“不打算承认列宁的政府”。而同盟国则表示愿意接受苏俄提议，它们希望以此摆脱两线作战的困境，集中兵力打击西线的英法军队。于是，苏维埃俄国开始同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进行谈判。12月2日，俄国首先同德、奥、土、保四国订立了为期二十八天的停战协议，双方在协议签订后开始对下一阶段的实质性合约进行协商。第一轮谈判的苏俄代表团团长是托洛茨基的助手阿·越飞，代表团依照《和平法令》的精神向同盟国提出缔结“不割地、不赔款”合约的主张，遭到对方拒绝。德国提出了要求苏俄放弃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把白俄罗斯的一部分转让给德国的苛刻条件。苏俄面临或终止和谈、继续战争，或继续和谈、达成条约的两难选择。但在当时，第一种选择显然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无力承担的，继续对德作战可能使苏维埃政权有遭受毁灭的危险。为此，苏俄以托洛茨基为代表团团长，同同盟国开始了第二轮谈判。

在这种危机之下，党的领导人之间就是否订立和约问题发生了分歧。列宁、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等人主张不惜任何代价签订和约，结束战争；布哈林、乌里茨基、拉狄克等“左派共产主义者”则坚决反对签订和约，主张继续进行“革命战争”；托洛茨基等人则提出“既不进行战争，也不签订和约”，实行“不战不和”的拖延战术【注：托的理由是，进行战争则苏俄可能不保，签订和约则割地赔款损己利人，所以既不能进行战争，也不能签订和约；而在苏俄“不战不和”拖延时间的过程中，德国可能会爆发工人阶级反对本国政府的革命，从而结束资产阶级德国对苏俄的军事威胁，进而使苏俄不必接受割地赔款的条约也能获得和平。实际上，把苏俄获得和平的可能性建立在德国能迅速爆发革命的估计上无疑是充满幻想的。列宁也说，德国大概在什么时候爆发革命从而把政府推翻掉是“根本无法估计”的。】（有没有联想起他在一战爆发后提出的“不胜不败”论？）。在党外，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其他反动势力则打出“爱国主义”旗号，指责苏俄同德国议和是“卖国”行为，鼓吹继续作战。可见，在为争取和平喘息机会进而巩固革命成果所进行的斗争中，列宁等人面对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在1918年1月8日的会议上，支持列宁主张的仅有十五票，支持布哈林主张的有三十二票，而支持托洛茨基主张的有十六票。“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意见和“不战不和”论暂时占据了上风。列宁对两种观点都进行了批判，向全党证明“我们缔结单独和约，就能在目前可能的最大程度上摆脱两个彼此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利用它们相互之间的敌视和战争...取得一定时期的行动自由，来继续进行和巩固社会主义革命。”为此，列宁提出，只要德国人没有下最后通牒，苏俄就可以拖延谈判以争取时间；但是一旦德国人下达了最后通牒，苏俄就必须立即同意条件、签订条约，来避免德方的军事打击。

然而，托洛茨基口头上接受了列宁的提议，实际上仍然坚持自己的“不战不和”论。1918年2月9日，德国下发通牒，要求苏俄代表做最后抉择。列宁迅速拍电报给托洛茨基，要求他立即同德国人签订和约。次日，托洛茨基违背了列宁的指示，率领代表团发表拒绝签订和约的声明：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政府以人民委员会名义，兹通知同我国交战的同盟国和中立国政府和人民，俄国拒绝在割地条约上签字，并单方面宣布结束同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战争状态。同时向全线的俄国部队发出全面复员的命令。”

声明发表后，托洛茨基还对局势的危险性认识不足，盲目乐观，认为德军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十”，将列宁的警告抛诸脑后。2月18日，德军果然恢复了军事行动，大批军队向俄国开进，很快威胁到首都彼得格勒。

当晚，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对列宁关于立即同德国签订和约的提案进行表决。结果是七票赞成（列宁、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斯米尔加、索柯里尼柯夫、托洛茨基），五票反对（布哈林、越飞、克列斯廷斯基、洛莫夫、乌里茨基），一票弃权（斯塔索娃）。托洛茨基因自己先前预言的失败而被迫同意了列宁的提案。2月19日，苏俄向德国发出求和电报。2月23日，德国向苏俄发出答复，同意和谈，但条件比2月9日时更加苛刻：俄国不但要放弃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还要从芬兰和乌克兰撤军，并向德国赔款六十亿马克。当天，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对德国的条件进行了再次表决。列宁严厉声明：“如果你们不签订，那你们就等于签署过三个星期就执行的对苏维埃政权的死刑判决...我不想要革命空谈。德国革命尚未成熟。这还需要好几个月。必须接受这些条件。”最终，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斯塔索娃、季诺维也夫、索柯里尼柯夫、斯米尔加六人投赞成票，布哈林、乌里茨基、布勃诺夫、洛莫夫四人投反对票，托洛茨基、越飞、克列斯廷斯基、捷尔任斯基表示弃权。于是，在四票弃权的情况下，列宁提案以七票对四票的优势获得通过。24日，苏俄通电德国同意和约。3月3日，俄国与同盟四国在布列斯特签订条约（史称“布列斯特和约”），俄国以比几星期前更加苛刻的条件换取了和平。托洛茨基在外交上的冒险主义显然要对这个惨重代价负有责任。

为了对条约进行抗议，布哈林等“左派共产主义者”们提出要辞去他们在党内外的职务，托洛茨基也声明辞去外交人民委员。

在条约签订后，尽管苏维埃俄国获得了一定的和平喘息时间，但来自于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的威胁依然存在。为此，苏俄必须尽快建立社会主义的正规武装，并加强自己的防卫力量【注：十月革命后苏俄的军事组织主要是沙皇的旧军队和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中组建的工人赤卫队。前者受沙俄旧将军把持，不完全听命于新政权；后者装备很差，缺乏训练，且数量有限。这两部分组织都无法为苏俄提供抵抗外国侵略的军事保障】。1918年3月4日，就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的第二天，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建立“最高军事委员会”的法令，并委任已经辞去外交人民委员职务的托洛茨基担任主席。根据人民委员会制定的决议，最高军事委员会制订了一个建立一支包括红军（陆军）、红海军和特种部队（边防军和内务部队）三种力量的约一百五十万人的正规军队的计划，并决定以义务兵役制代替志愿兵役制。3月底，新的军区体制确立，将全国领土划分为若干军区，并规定“军区的一切权力归军区军事委员会”。到了4月底5月初，新式的空军编队也陆续组建，苏维埃武装实现了陆海空三军全覆盖。4月间，在红军中开始普遍建立“政治委员制”，通过在军队中委派政治委员来贯彻党的政策并加强对士兵的思想教育。4月22日，全俄中央颁布指令，要求在军队中实行委任制度，规定师以上军官须由最高军事委员会直接任命（过去是选举制），这样便加强了最高军事委员会对红军的领导。

1918年夏季，协约国集团开始公开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一支一万人的英法军队进入苏俄北部，日本也从远东侵入。同时，国内的一些旧军队在英法的支持下叛乱，一些城镇陆续被占领。1918年8月7日，托洛茨基离开莫斯科，乘坐专列亲赴伏尔加河前线指挥平叛。8月30日，列宁在莫斯科一个工厂演讲时遇刺，凶手的子弹上涂满毒药，列宁伤情很重，托洛茨基被从前线战场上紧急召回。在这种危急时刻，全俄中央将俄国宣布为“统一的军营”，并号召以红色恐怖打击白色恐怖，对一切暗杀破坏和阴谋叛乱的敌对分子严厉惩处。原有的最高军事委员会撤销，建立了权力更大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协调特殊时期一切与战争相关的事务，托洛茨基仍任主席。经过将近三年的艰苦作战，到1920年底，国外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的叛乱基本被消灭，苏俄渡过了生死存亡的一关。

客观来讲，托洛茨基在组建红军和指挥作战上具有相当卓越的功劳，国内战争的胜利是与他的作用分不开的。特别是在1918年4月实行委任制后，军内所有师以上军官的任用都必须经过托洛茨基主持的最高军事委员会的过问，这使他一下子拥有了对红军各高级指挥官的调动权，对战场变化有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一些托派人士据此将托洛茨基称为“红军的缔造者”是言过其实的。在对德议和后开始组织红军是全俄中央的指令，而负责这项工作的最高军事委员会也是由人民委员会颁令建立的。托洛茨基不过是在就任委员会主席职务后，遵照全俄中央的指示，主持了委员会的建军工作而已。这依然是组织行为，而非个人行为。何况在战争期间，苏维埃政府不仅建立了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而且也建立了以列宁为首的工农国防委员会（1918年11月建立，斯大林在内），同样对战争的胜利起了巨大的领导作用。此外，由于托洛茨基在指挥中表现出的官僚式粗暴作风、命令主义、忽视军事民主、不注重其他指挥官的看法、滥用刑罚、忽视军队政治工作和政治委员重要性、过分听从旧军事专家意见等不良习惯，他在战争期间陆续受到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索淩、萨发罗夫等一批军事领导人的批评和质疑（斯大林以外的几人还在当时组成一个“军事反对派”，专门反对托洛茨基的领导）。于是，在1919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八大”）上，托洛茨基在选举中央委员时罕见地收到了五十张反对票，这对当时仍处于显赫地位的他来说是一次不小的打击。后来，由于出现一系列指挥失误，托洛茨基所重用的旧军事专家瓦采其斯被解除红军司令职务，由加米涅夫替代；东线战场司令员改由伏龙芝担任；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被派到南线战场做负责工作（这些人都不认同托洛茨基的指挥思路）。在战争后期，虽然托洛茨基名义上仍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但他的权力已受到相当程度的分割，不再具有号令各军区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