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革命家小传（下）

而在1920年底内战基本结束时，托洛茨基又在党内挑起了一场持续数月之久的“工会问题”大辩论，此次辩论使他在党内和苏维埃中的威望下降，并一度造成了他与列宁的激烈冲突【注：托洛茨基后来回忆时也说：争论使他与列宁“针锋相对达两个月之久”，“一度损害了我俩的关系”】。根据列宁在1921年1月写成的《党内危机》一书，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分为以下七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期间（1920年11月2日-6日），争论双方是托洛茨基和哈伊尔·托姆斯基（莫斯科工会理事会主席、全俄工会理事会主席团主席）。托洛茨基在此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对工会进行“整刷”的主张，托姆斯基表示了激烈反对，其他参会的中央委员则多数持静观态度。

第二个阶段始于1920年11月9日召开的俄共（布）中央全会，争论参与者开始扩大化。会上，托洛茨基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提纲《工会及其今后的作用》，引起列宁反对，托姆斯基在列宁的支持下与托洛茨基继续辩论。这一阶段的争论一直持续到12月初。

第三个阶段是围绕1920年12月间水运工人与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冲突而进行的。主要争论双方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

第四个阶段以托洛茨基发表《工会的作用和任务》（1920年12月25日）一书为标志开始的。列宁认为此书从头到尾都贯穿着“整刷”精神，并指出该书“从对革命是否适宜的观点来看，这就更加扩大了错误，这就是根据错误的纲领建立派别组织。”

第五个阶段在12月底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全面展开。中央委员正式就工会问题分成了两派：列宁、季诺维也夫等人为一派，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为另一派。

第六个阶段发生在1921年1月上旬，争论由党内高层扩大到基层组织。彼得格勒党组织发表“告全党书”宣言，反对托洛茨基的纲领；莫斯科委员会则在《真理报》上发表反宣言，为托洛茨基辩护。

第七个阶段是1921年1月中旬，工会委员会结束工作，发表对工会问题的决议案，为工会问题定论。列宁、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托姆斯基、加里宁、加米涅夫等九名中央委员署名了该决议案，而托洛茨基、布哈林也随之抛出“托洛茨基-布哈林纲领”，并获得了八名中央委员的署名。

这次时间逐渐拉长、范围逐渐扩大的争论反映了托洛茨基在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与列宁等人的深刻冲突，并在后期发展出了派别活动。总的来说，俄共（布）中央认为，在内战结束后，苏俄国内已转入和平建设时期，工会工作也应相应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强制性军事方法，而要过渡到广泛的民主制：逐渐以选举制来代替工会领导机构的委派制，定期召开工会全体会员大会，扩大工人民主，发挥工会会员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但托洛茨基主张沿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劳动军事化管理，提出“把螺丝拧紧”和“整刷工会”的口号，反对在工会推广民主制。他认为，“在从被毁掉和被破坏的劳动市场向有计划的普遍劳动义务制过渡的时候，即在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条件下，劳动军事化是不可避免的办法。”他进而主张推广他过去在领导铁路和水运工人联合会时使用的那套行政命令主义的做法。然而，这种劳动军事化的办法是不能在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有效调动工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的。

实际上，托洛茨基在内战结束后“整刷工会”的主张是与他一贯的“不断革命论”思想不无关系的。根据“不断革命论”，一国（特别是生产力落后的一国）范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难以巩固的，一国（特别是生产力落后的一国）范围的社会主义更不可能建成；一国革命胜利后，包围着它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可能与它建立经济上的联系，并愿意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这样，只有当欧洲其他工业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获得成功后，来自先进国家的援助才能为俄国的社会主义前景提供保证。因此，此时的俄国虽然内战威胁已经解除，但国内外资本主义的压力（国内主要是来自农民的资本主义势力）仍然巨大，苏维埃政权仍然有相当大的可能被扼杀掉。于是，俄国只能“把螺丝拧紧”，靠提高劳动强度和军事化管理来发展生产、增加积累，靠大量人力来弥补技术设备上的落后，顽强支撑到欧洲工业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爆发。

在“整刷工会”论的同时，托洛茨基还提出了“生产民主”和“工会国家化”的观点，在此不做赘述。对工会问题的争论中除了托洛茨基的派别活动外，还出现了以施略普尼柯夫等人为代表的“工人反对派”（1920年底产生，主张将工会作为国家权力的最高组织形式，否定党的领导地位）和以萨普龙诺夫等人为代表的“民主集中派”（否认党在工会中的领导作用，否认工业中实行一长制和集中制的必要性，要求承认在党内进行派别活动的自由），这两派也在争论中发展出了自己的派别组织。

由于1921年1月的决议案没能结束党内各派对工会问题的争论，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十大”）于1921年3月召开，对工会问题做出了专门的和最终的决议。大会决议指出：无论“整刷工会”还是“工会国家化”都是错误的做法，不但不能改善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状况，反而会妨碍工会起到“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工会工作的主要方法不应是强制命令，而是说服教育；“必须广泛实行工会运动的一切机关的选举制，取消委任制。工会组织应当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此外，十大还特别声明了对党内派别活动的批评，大会责令不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新派别均应立即解散，以求党的组织统一。大会还通过了在特殊情况下对党的高级干部进行处分的规定：“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在遇到违反纪律、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的情况时，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出党；而对中央委员就把他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采取极端措施，把他开除出党。【注：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这一规定无疑为托洛茨基等人敲起了警钟。至此，从1920年11月到1921年3月，持续了整整四个月的工会问题讨论终于落下帷幕。列宁在《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一书中指出，工会问题的争论暴露了党内“在对待群众、掌握群众、联系群众的方法上存在着分歧。”

四年世界大战和三内国内战争使俄国的经济遭到巨大破坏，“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继续推行引起农民日益强烈的不满，使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紧张到十分危急的境地。到了1921年春季，废除“战时共产主义”，巩固工农联盟已势在必行。就在定性工会问题的俄共“十大”上，列宁做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的报告，标志着“新经济政策”时期开始了。

托洛茨基对新经济政策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前后变化。在政策推行的最初阶段，他也能表示认可和支持，但随着政策推进的深化，他开始日益尖锐地批评新经济政策。这一矛盾的背后，反映的是他对新经济政策必要性的特殊理解。托洛茨基始终认为，俄国革命的前途取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至少是在一些先进国家范围内）的爆发和胜利，对农民占据人口多数的落后俄国来说，国内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通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才能获得解决【注：托曾说：“只有在生产力发达和繁荣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才是可以想象的。同资产阶级国家进行的贸易谈判、租让、热那亚会议等等，都是不可能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孤立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极其鲜明的证据...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在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因此，他将1921年初开始的新经济政策视作是困难情况下迫不得已的让步，是形势所迫，是为了等待世界革命到来而做的解燃眉之急的临时措施、权宜之计。他说：“倘若无产阶级革命立刻扩大到各个先进国家，从战时共产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本来是无需作很大的退却就能实现的”，“（新经济政策）是生存在资本主义包围中，肯定指望欧洲的革命发展的工人国家使用的一种策略。”可见，在战时共产主义尚得推行的时候，托洛茨基希望靠“拧紧螺丝”来撑到欧洲革命；而在战时共产主义明显推行不下去的时候，他又同意换一种等待方式，通过适度的缓和矛盾来盼到欧洲革命。于是，当他发现这一临时性“策略”正在不断地长期化和稳定化，以至于成为俄国通往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桥梁时，他的态度就必然由褒转贬，开始对政策进行越来越升级的批评。

托洛茨基是从“左”的方面对新经济政策向农民让步的措施进行抨击的。他认为，俄国农村的二千五百万小农户是国内资本主义势力的根源，新政策在农村中催生的富农阶层正在重演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无产阶级与农民的矛盾正在加剧。他说：“（新经济政策）没有受到坚决的阶级政策的制约和修正”，“在实际上助长了农村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长此下去，国内的阶级关系可能发生不利于无产阶级的逆转，农村和军队里的党组织“有被富农渗透的危险”，“这是反革命可能胜利的征兆”，以至于“现在有工人阶级专政被推翻的危险”。进一步，他评估了由新经济政策通往社会主义的难度：“我没有任何的理论的或政治的根据来设想我们和农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要比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更加容易些。”这就意味着，与其为了遥不可及的“一国社会主义”去忍受党被资本主义（主要是农民）日渐侵蚀的后果，倒不如冒一把险、与欧洲无产阶级一起推动世界革命。新经济政策的实践意义已被完全否定。在此基础上，托洛茨基提出以迅速实现农业集体化、限制个体农民经济、大量剥夺农民和私人工商业收益的措施来提早消灭俄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遏制“资本主义复辟”的同时为工业化积累资金。举例来说，在1927年他提交给党的“十五大”的提纲中，他主张将对私人工商业征收的税额由原有的五千万卢布提高到一亿五千万到二亿卢布，并对农村中人口10%的富裕农民一次性征借一亿五千万至二亿普特粮食，剥夺幅度大的惊人。

不过，托洛茨基对农民的看法是十分片面的，他只看到农民作为小私有者落后的一面，却没有看到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可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因而低估了农民群众的革命性，以至于做出脱离实际的判断。当时的俄共中央认为，工农联盟是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群众基础，在当时的国内危机下，只有满足农民的要求，才能巩固工农联盟、稳定政治局势，进而为开展社会主义建设铺平道路。列宁曾说：“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对农民要求的让步虽然减缓了社会主义的前进速度，却能使全国群众更能团结在党的周围，“整个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运动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所梦想不到的速度。”此外，新经济政策虽然在农村发展了一些富农经济，但苏俄农村的基本发展趋向仍是中农化，“国家运用财政、税收、信贷等各种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帮助农村贫农和中农阶层”，“贫农有了减少，其中一部分无产阶级化，大部分上升为中农；富农经济也确实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始终是处于苏维埃政权的监督和限制之下的【注：引自李显荣《托洛茨基评传》】。”可见，托洛茨基对新经济政策过于倾斜于富农的担忧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在新经济政策推行的第五个年头即1925年，俄国的谷物播种面积已比1921年增加了两千一百一十万公顷（即增长24%），俄国的粮食年产量比1920年增加了十七亿普特（即增长60%），农村经济得到巨大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