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是怎样的一个“共产党员”？
李锐走了，但是关于他的思考并未结束。
据百度，李锐于“1934年至1937年，在国立武汉大学任武汉秘密学联负责人，从事学生运动工作。1937年至1940年，到北平接党的关系。”至于他的具体入党时间，词条显然做了模糊化处理，或者说是李锐自己根本就说不清楚。但是既然接上了党的关系，就得承认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而党龄，则至少要从1940年算起。由此，我们还得认定他是一个资深的共产党员。
然而，他又是怎样的一个共产党员呢？
他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从根本上就错了”，“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知识分子阶层和资本家阶层，是不能消灭的，无论怎样被妖魔化，最终都会被人类认同。”“从苏联到中国的社会主义”，都是“专制社会主义”、“暴力社会主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被他加上了另一个恶谥——“权贵社会主义”。
他反对人民民主专政，断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一场灾难，“暴力引来仍暴政，改革方能去梦魔。”他呼吁“取消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列宁主义意义上的‘专政’，不论是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党专政。”他的政治理想就是西方的所谓宪政民主。他说：上世纪80年代末，“普世规律失效，我的忧虑是何时宪政大开张？”他对西方“宪政”痴迷之深，以至于成为死不瞑目的追求：“何时宪政实行了，让我灵魂有笑容。”
他反对中国共产党，不止一次地对党旗上的镰刀、斧头表示厌恶。他扬言“中共是封建的传统，要得到清算”。为达到清算中国共产党的目的，他用深文周纳、无中生有、移花接木等等手法编造谣言，恶毒攻击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抹黑党领导人民奋斗的历史，其语言之下流简直不堪入目。
他反对马克思主义，断言“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真理”。“马克思搞的这个理想的共产主义……这个就不对了。”而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两大支柱之一的剩余价值学说，“也不完全对”。他主张从宪法中剔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说什么怎能“依靠这些东西？西方宪法没有主义的，不管这个玩意的。”
他反对改革开放，主张经济改革私有化，政治改革普世价值化。他否定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诬蔑“中国的所谓改革开放根本不是市场经济，还是条子经济，还是领导人说了算”。
以上所列，仅仅是李锐荒谬言论的“沧海一粟”，但是却足以表明，他是一个反党的“共产党员”，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混进党内的反党分子。
李锐现象产生的社会思想根源
李锐的反党言论，因其没有任何理论、文化的含量，粗俗不堪类同泼妇骂街，根本不值一驳。我们要思考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内，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奇葩”？
记得大概是2012年，我曾向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请教：怎么说李锐也算是一个老革命，为什么会堕落成反党分子呢？老同志答道：“他属于世界观始终没有改造好的人。”我又问：那他当初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呢？老同志淡淡地说：“革命的同路人。”
老同志的话一语中的！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李锐于1917年出生在一个大地主大官僚家庭。据他在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时所述，他的父亲曾经在20世纪初留学日本时参加同盟会，1912年当选众议员，后来追随孙中山到广州参加“非常国会”，可以认定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政治人物。一个人在学龄前所接受的启蒙教育，主要来自家庭。应当说，封建地主阶级的等级思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都会给少年李锐打上思想的烙印，但是烙印更深的恐怕还是来自其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然而，人一旦进入学校和社会，家庭的影响尽管还在，但主要是接受来自学校和社会的影响。李锐说，“我母亲就跟我说过，父亲认为，将来天下是共产党的，所以我从小就左倾。”这个话的可信度不大。其父于1922年去世，也就是说，其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年以后就有了这样英明的预言，这对于一个早期国民党人来说，有多大的可能性呢？但是青年李锐接受过左翼影响却是极有可能的。据他自己说，“我那时参加共产党……就是因为日本侵略，就是要救亡。”他又说，那时“主要对蒋介石不满，日本侵略蒋介石不抵抗，而且搞独裁，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我就认为中国要民主，要强盛，希望在中国共产党。”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在青年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出于救亡的动机、实现资产阶级民主的动机。至于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最高纲领，他是不懂或者根本不顾的。也就是说，他是带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世界观参加中国共产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