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锐现象的反思

历史地来看，这并不是什么应当受到指责的错误。当时投奔革命的，参加共产党的，有不少都是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想的。例如和李锐一样先后去延安的丁玲、欧阳山等。但是丁玲、欧阳山等在革命实践的洗礼中，在与工农兵的结合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实现了思想升华和世界观的转变，成为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而李锐则不然，他在革命队伍中非但未能实现世界观的转变，反而出现了思想的滑波。为什么会形成如此巨大的反差呢？

其实，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当中，也是可以再划分不同的类别的：一类是资产阶级民主理想主义者，一类是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者。例如秋瑾、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就是资产阶级民主理想主义者。他们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理想，可以将个人利益以至生死置之度外，演出推动历史进步的极为壮烈的一幕，因而赢得中华民族的永恒敬仰。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实现思想再进步的概率很大，早期的丁玲、欧阳山等就是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而李锐，则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者。什么叫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呢？就是把追求资产阶级民主作为实现个人私利的一种手段，也就是从利己主义出发而认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日本侵略者妨碍了我的个人利益，我就反对日本侵略者；蒋介石封建独裁政权妨碍了我的个人利益，我就反对蒋介石封建独裁政权。至于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前途，对比他的个人私利来说，则是相当次要的。

那么，好了。共产党不是反对日本侵略、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吗？我们正好一路，于是他可以参加中国共产党。但是，当共产党要消灭剥削和特权，实现最广大劳动群众的民主权利及其他一切利益的时候，当共产党要求共产党员为了这样的崇高目标而牺牲个人利益以至生命的时候，李锐就不舒服了，就颓唐了，就开始分道扬镀了。特别是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包括局部的和全国的）以后，他看到这里非但不是他所憧憬的对他优渥有加的资产阶级理想王国，而且还曾在几次运动中受到过冲击，于是那种失望、愤恨、仇视的情绪便呈几何级数地迅速增长。

不过，由于种种客观因素的限制，他还必须混迹于共产党内，因此他的这种反党情绪在相当时间内、多数情况下是隐忍的。非但隐忍，而且往往还要作出拥护党、爱戴领袖的姿态。例如在1977年，他为了寻求尽快“解放”，在写给两位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信中，既“诚恳”地检讨了1937年变节的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问题，又着意强调说：“现为表白自己在秦城八年对党、对主席仍是一片丹心，特附上当时作的若干首很平庸的诗词，请您过目。”“关于歌颂主席的诗有许多首，为了便于记忆语录，还作了二三百句《语录歌》(五言一韵到底)。”

然而，“世事茫茫难自料”。当历史的车轮推进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共产主义大失败的叫嚣，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神话，世界历史已经终结的判言，一时间黑压压铺天盖地，大有吞噬日月、翻覆乾坤之势。在我们国内，一股反对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也应运而生，而且愈演愈烈。这些东西反映到我们党内，就是思想混乱、组织涣散、治党不严的问题日益突出，以至于先后有两个总书记因为纵容、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栽了跟头。

阶级的偏见有时候真的很可怕。李锐作为剥削阶级的一分子，总是要高估反动力量而低估进步力量，总是摸不到客观规律而以为历史会按照他们的愿望发展，于是他认定共产党失败的大局已定，而且似无再变的可能，于是他撕掉伪装，并且以其一贯的“风头欲”迅速地冲到潮头之上，靠信口雌黄、撒泼耍赖成为名噪一时的反党急先锋。

大家都知道，1959年在庐山上受到处分的人当中，李锐的地位最低，但处分最重。被撤销职务并开除党籍的，只有他一个。为什么呢？吴冷西在《庐山会议的前前后后》一文中隐约透露了消息：1959年10月17日，毛主席找胡乔木、田家英、陈伯达、吴冷西谈话，说你们四人在庐山上的问题属于基本正确、但有些右倾观点，或者是有正确观点也有右倾思想这两类。谈到李锐，毛主席说：他跟你们不同，是另一种人。至于是什么人，吴冷西可能考虑到公开发表的缘故，有意隐去未说。2017年，一位老同志为我解开了这个谜底。他说：吴冷西曾当面告诉他，毛主席说李锐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可见早在60年前，毛主席就以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锐利眼光，从蛛丝马迹中看透了李锐的反动本质。

俄国有个诗人，叫叶赛宁，也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者。他由反对旧俄的宗法制度而拥护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曾经在诗中热情赞美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但是当他看到革命的结果并不如他浪漫的想象，便陷入苦闷，终至自杀。对于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者，我们一方面惋惜他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选择，一方面又不能不对他的人格表示尊重。相比之下，我们的李锐是没有这样的尊严和勇气的。他为了个人私利，可以不择手段，可以翻云覆雨，可以朝秦暮楚，可以出卖组织和同志，可以蔑视一切道德底线，可以由日本侵略的反对者变成日本侵略的辩护者……可见在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者当中，他也是个不入流的货色，换句学术性的话说，是一个极其粗鄙的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者。当年，周小舟曾指斥他是中国共产党内的赵高或周佛海。其实，这色毫无廉耻的人等，不单对党和人民，而且对所有阶级和政治集团都是潜在的祸害，因为他除了个人私利外，不会忠诚于任何东西。西方敌对势力垂青他、收买他、利用他、抬高他，足见其品位之低与无人可用的末路光景。

李锐现象的教训

李锐现象的出现，玷污了我们党的形象，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气焰，干扰了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其中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一是必须发扬斗争精神。所谓李锐现象，就是 “老党员”反党的现象。我们在这里谈论李锐，只是在解剖一只麻雀。在这只麻雀的旁边，还有一堆麻雀。他们外靠西方敌对势力，有恃无恐；内联“第五纵队”，彼此呼应，叽喳鼓噪，搅得意识形态领域很不安宁。

我国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在这样一片红色热土上，李锐之流居然能够折腾成气候，岂非咄咄怪事？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某些领导干部丧失了斗争精神。我们党的斗争历史告诉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某些领导干部却怕当战士如污秽、躲避斗争如瘟疫。他们过分爱惜自己的羽毛，老想在国内外树立开明绅士的形象，因而总是以一种乡愿的作风来对待意识形态领域及其他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斗争，两边讨好、四面结缘、八面玲珑，其结果是姑息养奸、自毁长城。“乡愿，德之贼也”，这是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对于乡愿的深刻批判，在历史经过两千多年进步以后，作为共产党人的这些领导干部，仍然以充当乡愿为聪明、为谋身之道，这难道不是一种极大的倒退吗？须知，对于错误的反动的东西的仁慈，就是对党和人民的犯罪！

正是针对党内出现的这种消极倾向，习近平同志最近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振聋发聩地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战士”，“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顽强奋斗”。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应当把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作为一面镜子，看看自己有无懦夫心态和庸人习气；都应当把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作为号角，勇敢起来，向着一切腐朽、反动的东西进行刺刀见红的战斗，而不能再唱招招落空的《三岔口》。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只要我们的相关领导干部硬起来，就能激发、鼓舞广大人民群众捍卫党、捍卫党的历史、捍卫党的事业的热情，从而陷李锐之流的歪理邪说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