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必须重提改造世界观的口号。李锐们在世界观上出了问题，从主观上说，就是放弃或拒绝改造的结果。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曾经用通俗的语言讲过一个深刻的哲理：“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正是基于这样的理性自觉，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总是在不断地改造主观世界，总是把“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立身格言贯彻始终。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能永葆朝气蓬勃的生命力、牢不可破的凝聚力和无往不胜的战斗力。然而，“改造世界观”这一正确的命题后来却被极左倾向所利用，成为某些人压制、打击不同意见的借口。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后，事情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由反对极左倾向而连同“改造世界观”的命题一起否定，以至于有的领导干部公开主张我们党要放党员一马，不要对党员的精神境界提出那么高的要求。这种把婴孩和污水一起泼掉的做法是非常愚蠢、非常有害的。危害之一，就是让李锐之流放弃或拒绝改造世界观的人如鱼得水，使得他们那些昔日被压抑的腐朽思想迅速发酵，最终导致他们在思想政治上的结构性腐败。
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面临更多的风险与挑战。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分化组合，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积极力量与消极力量的激烈较量，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攻势更加凶猛，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锋更加频繁。而在我们国内，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凸显。我们党正面临思想文化多元多变的严峻考验。过不了这一关，我们党就势必会由思想上的涣散走向组织上的涣散。社会上可以存在思想多元化，但我们党内绝不能搞思想多元化。全党的思想必须统一，必须统一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来。因此，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改造世界观的任务同样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迫切而重要；因此，必须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落到实处，必须让每个党员干部在灵魂深处不断地进行自我革命。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提出问题，李锐们之后还会成批量地出现张锐、王锐、赵锐，不断地从内部给我们党制造麻烦。
三是必须严肃党的政治纪律。李锐是一个典型的拥有特殊资格的“党员”。他不知天高地厚，像数落小孩子一样妄议中央；他无视组织劝说，与西方敌对势力频通款曲，变着法地接受境外敌对媒体采访，并通过女儿把谣言散布到海外；他践踏党格国格，把1000多万字涉及党和国家机密的资料偷运出国，为西方敌对势力提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炮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其无法无天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李锐曾誓言死后拒绝覆盖共产党党党旗，拒绝进入八宝山革命公墓。其对共产党决绝如此，按照常人准则，就应当学习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榜样，退出共产党，放弃共产党给予的一切待遇。但是他偏不，他要别出心裁，搞一个“东食西宿”的升级版。“东食西宿”中的那个女孩，无非是“聪明”一点，想来个两个婆家兼嫁：东家富有我在东家吃，西家小伙漂亮我就在西家住，但是她毕竟未曾想去毁了谁家。而李锐则不然，他是既吃共产党的饭，也砸共产党的锅；又靠砸共产党的锅，去吃西方敌对势力的饭——撑腰、喝彩及其他或明或暗的实惠。对于这些卑劣行径，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我这个人运气很好。一个老伴照顾生活，一个女儿让我历史留名（引者注：指在他与境外敌对媒体之间穿针引线）。”这是多么得意、多么张狂！在这意色扬扬的背后，则是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极大藐视和玩弄。他简直是在拿我们党的厚道当猴儿耍！这不能不说是欺人太甚！
俗话说教育不是万能的。对于李锐这类“党员”，我们的党组织不是没有教育过，但是毫无效果，因为在他看来，他至少要比我们党高明100倍。对于这类执意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党员”，必须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必须清除出党。如果纵容这些特殊资格的“党员”胡作非为，就会产生难以估量的“比照效应”。什么叫“比照效应”？就是他这样干挺好，我也可以这样干。如此一来，又怎能在全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须知思想政治上的腐败，有时比经济生活上的腐败具有更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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