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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在他的《人话》一文中，曾讲过一个段子：
“大热天的正午，一个农妇做事做得正苦，忽而叹道：‘皇后娘娘真不知道多么快活。这时还不是在床上睡午觉，醒过来的时候，就叫道：太监，拿个柿饼来！’”
先生讲这样的段子，当然不是要嘲笑贫苦农妇，而是为了讨论文学阶级性问题。确实，皇后有皇后的“文学”，农妇有农妇的“文学”。“贫穷限制想象力”，社会地位、精神境界也限制人的想象力。对一位农妇来说，她所能想象的最好生活，也无非就是可以不受限制地吃柿饼。
前两天，有网友让我谈谈电影《钱学森》(2012年上映)，我又想起了这个故事。简单点说，这也是一部“皇后天天吃柿饼”的电影——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主创人员的精神境界距钱学森太远了，他们既无法理解也无法想象钱学森的精神境界，自然也就谈不上在银幕上“生动再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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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八十年代以降，在主流文化精英心目中，西方，尤其是美国，被默认为是一种浪漫乌托邦一样的理想世界。由此出发，一个知识分子如果能够“放弃西方优渥的生活，回来报效祖国”，就被认为是人生至境，不可能有比这更大的付出了。
电影《钱学森》正是从钱学森离美返华展开叙事的，由于一开始就是“高潮”，所以此后的情节就只能平铺直述，味同嚼蜡。影片给人的印象是，在美国的生活（尽管也表现了钱学森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是美好、温馨的，回国后的生活则是肃杀、清冷的。奉献固然可贵，但代价未免过高。钱学森的选择，似乎不是一种令人向往的幸福与激情，而是某种令人惋惜的牺牲与放弃，他是值得尊敬的，但并不是好的人生楷模。
主创人员(我之所以不使用“导演”，是因为一部影片最后是什么样并不是导演一个人可以决定的，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自己的“发现”津津乐道，到了最后，还要让耄耋之年的钱学森和夫人蒋英讨论当初回国是不是遗憾的问题，这就把钱学森想象得太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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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钱学森而言，真实情况当然不是这样。在他看来，在美国求学和任教，只是人生的序幕和准备阶段，回国才是精彩人生的开始。钱学森从出国的第一天就准备回国，只是民国的腐败和颟顸不能为他提供报国的机会罢了。现在，新中国成立了，百年以来终于有机会开始大规模和平建设了，此时不归，更待何时?
回国是幸运的，留在海外袖手旁观才是令人沮丧的，回国不仅是为了奉献，也是为了追求幸福和充满激情的生活——这才是五十年代包括钱学森在内大批知识分子从海外归来的真实原因。
由于主创人员不能理解“新中国是一种巨大幸福”这一事实，所以钱学森的回国动机也变得含混不清了。
在《钱学森》中有这样一段情节：1947年，钱学森回上海迎娶蒋英。此时的中国，由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而正在遭受巨大痛苦，但影片居然没有一个镜头对蒋管区的黑暗有哪怕惊鸿一瞥的表现，观众看到的是一个高雅、温馨、繁荣的“民国”——既然如此，民国为什么会失败呢？钱学森为什么又会抛弃民国，拥抱新中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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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把钱学森定位为一个“爱国科学家”，这当然不能算错误，但远不是钱学森精神境界的全貌。
八十年代之后，逐渐摆脱了具体科研工作的钱学森，开始思考一些更为深刻、宏大的问题，事实上，他已经成长为一位有着深厚科学素养的、今天仍然被低估的思想巨人。
九十年代初，钱学森在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黄楠森、张光武、王东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钱学敏的谈话中，就非常忧虑地指出：“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
针对当时甚嚣尘上的“接轨”、“转轨”声音，钱学森非常有针对性地说：“不能按照他们的路数来。他们的路数是要让资本主义永远兴盛下去，而我们要走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一定要战胜资本主义。我们有这个信心，因为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发展主义极为强势，认为只要有了钱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的背景下，钱学森从系统论的角度多次提出了政治文明建设的问题。
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钱学森怀着深厚的历史责任感给中央写信，提出不要只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还要提政治文明建设，即变“两个文明建设”为“三个文明建设”。
1988年，钱学森等在当年九月号的《求是》杂志上发表题为《建立社会意识形态的科学体系》的文章，指出：“文明有三个方面：经济的社会形态表现为物质文明，政治的社会形态表现为政治文明（又称民主与法制），意识的社会形态表现为精神文明。”
一年以后，钱学森再次发表文章，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要抓住本质、核心的东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 是人民当家作主, 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享有管理国家和企事业的权力。现阶段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 必须着眼于实效, 着眼于调动基层和群众的积极性, 要从办得到的事情做起, 致力于基本制度的完善。”
钱学森的这段论述，与毛主席1960年提出的“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29页)显然一脉相承，并受到后者的深刻影响。
钱学森当年关于政治文明的论述与呼吁，可谓空谷足音，只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但今天来看，则极富前瞻性。在西方民主制度渐失光环，世界亟需“中国方案”的背景下，如果中国从八十年代就重视政治文明建设，则今天在世界上将处于何等主动的地位啊!
要求一部传记电影巨细靡遗地反映主人公一生的全部事迹，当然是不现实的，但影片对钱学森晚年如此重要的思想与贡献只字不提，也只能说是一种巨大的缺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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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顺便说一下演员的表演。
扮演钱学森的陈坤是一个优秀演员，但气质过于高冷。钱学森的形象，一望而知就是充满智慧，但和气、文雅、内敛，双目含笑，而陈坤的眼睛里却有他标志性的桀骜、戾气与凉薄，难以让观众感受到钱学森的亲切。
另外，让以扮演“皇阿玛”著称的张铁林扮演毛主席，也破坏了影片的厚重与严肃性，“皇阿玛”一出场，影院里就会发出笑声。中国电影在事关共和国荣誉的领袖形象塑造上，看来走上了一条越来越随意的道路，这真不是一个好现象。
影片真正感人的是最后一小段真实影像：钱学森遗体告别仪式上，蒋英被搀扶到钱老的遗体前，轻轻地呼唤他，把脸贴到他脸上，这是无限伤感的最后诀别，看到这一幕，我直接就掉下了眼泪。
(本文参考了巩献田教授对钱学森的研究成果，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