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参加了知青文化促进会在滦州三中召开的学习讨论会。10日上午，在滦州三中领导的陪同下，与会全体同志到河北乐亭县参观了李大钊同志故居和纪念馆。现谈几点感受：
第一，李大钊对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就是影响和培养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领袖和英雄毛泽东同志。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并在中国努力传播和践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主办杂志，撰写著作和论文，讴歌十月革命胜利和阐述其历史意义，积极推动和领导五四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和创始人之一。整个展览较为全面展示了李大钊的上述思想、事迹和贡献。但在观看过程中，总感觉整个展览有些缺陷，那就是李大钊对毛泽东的影响作用介绍得很不够。笔者在展览馆结尾处读到毛泽东对李大钊同志的一段评价，他说：“我第一次到北京，到现在整整30年了，那时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那就是李大钊同志。可惜呀！李大钊同志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老师呀！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我觉得这段话讲到点子上了。李大钊同志对中国革命最大贡献就是影响和培养出我们党和民族最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领袖和民族英雄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1918年到1919年两次到过北京。第一次是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第二次是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当时北京大学是新文化、新思想孕育、传播的中心，也是新旧文化、新旧思想激烈交锋的场所。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正以震聋发聩的时代强音，向人们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吸引了许许多多胸怀救国志向的热血青年，包括青年毛泽东。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原想去法国留学，受李大钊影响，就改变主意准备去俄国留学。他在北京大学这段期间，准备学习更多的革命和理论知识，汲取思想营养。但他首先要解决生计问题。他后来说，“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师杨昌济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李大钊让我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我每月可以领到一大笔钱——八块大洋。”
这一工作不仅解决了生计问题，也创造了与李大钊经常接触、学习、讨论问题的机会。毛泽东这一期间读了李大钊当时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和《新纪元》等脍炙人口的文章，收获非常之大。毛泽东曾经这样说：“没有中国共产党以前就有马克思主义了，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怎么会有共产党呢？事实上，那时候李大钊他们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那时候的报纸、刊物、书籍都在。……实实在在，有书为证。”
同时毛泽东还得以在校内自由旁听和参加李大钊组织的其它各种学术研究活动。他曾说：“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他听取过李大钊等多人的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讲演，尤以李大钊的思想、观点，对他发生了直接的影响作用，使他“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正如他后来所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毛泽东在北大期间，传入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为数较少，中文译本更为罕见。而李大钊指导下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把“搜集此项书籍”作为了“研究上重要的先务”，在他们的发起“启事”中有记载说：“各书现已陆续寄到，并且马上就要找定一个事务所，可以供藏书、阅览、开会、讨论之用。”说明他们已经收藏了一定数量的马克思列宁的著作。这也就是说，在当时只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才有可能提供这类书籍阅读的便利条件。毛泽东当时虽然没有参加研究会的发起，但因为与李大钊的密切关系，完全可以得到阅读的便利。因而可以说，毛泽东在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阅读了当时能够见到的关于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的文献，从而使他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此他后来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译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中的一次有重大意义的飞跃。而这一飞跃的完成，正是与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旁听与工作，尤其是李大钊为他提供了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条件，受到李大钊的影响和教育，以及后来与李大钊保持的密切联系有直接的关系。
1919年，李大钊（左六）和毛泽东（左四）在北京陶然亭与友人合影
1920年4月毛泽东离开了北大，他在长沙筹备创办文化书社的过程中也得到李大钊大力支持。毛泽东大革命时期非常重视农民问题，也受到李大钊的影响。1926年9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曾把李大钊依据马列主义观点，阐明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问题的《土地与农民》的论文收入他所主编的“农民问题丛刊”，当作学员学习的材料。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充分肯定李大钊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重要作用。1945年4月，在他谈到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历史时，明确指出：“五四运动中有左翼、右翼，陈独秀、李大钊是代表左翼的。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共产党，但已经有少数人有共产主义思想。”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
1949年年3月，党中央领导机关自西柏坡迁入北平后，毛泽东自然感慨万分，心中又泛起了对30年前往事的回忆，所有才有纪念馆结尾时展出的他的那一段重要谈话。
李大钊和毛泽东都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但追本溯源，影响、引导毛泽东等一代人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导师，是李大钊。对毛泽东一生发生重要影响的他的老师有许多，如杨昌济、谢觉哉等。但真正使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决定作用的是李大钊同志。所以笔者认为，李大钊同志对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最伟大最杰出的贡献就是影响和培养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共产主义理论家实践者、领袖和民族英雄。这一客观事实，给当代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来说有两点重要启示：一是我们也要向李大钊同志学习，努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当代青年人创造更多的环境和条件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二是向毛泽东同志学习，最大限度汲取有利于我们自身成长和发展为共产主义者的外部积极因素，以利于我们自身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为更加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并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