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弗里德曼与哈耶克在瑞士朝圣山，与一群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成立朝圣山学会（Mont Pelerin Society），当时政府应该放任企业统治世界的想法还不被多数人接受。1929年市场崩盘及大萧条的记忆犹新——许多人毕生积蓄一夕间化为乌有、自杀、施粥所、处处可见的难民。市场创造的灾难规模之大，导致迫切需要政府大举干预。大萧条并未宣告资本主义死亡，但就像几年前凯恩斯预测的，它宣告了“放任主义的终结”——结束了让市场规范自己的时代。1930年代到1950年代初，是一段政府大举干涉的年代：新政的锐意改革之后是全国积极备战，新的社会计划纷纷推出，以创造迫切需要的就业，避免更多人转向激进的左派。在这个时代，左派与右派的妥协不再是肮脏事，而是许多人眼中的高贵行为，就像凯恩斯1933年写信给小罗斯福总统说的，这是“正统与革命”被摆到一边，任它们“自己去争吵”的时代。在美国传承凯恩斯学说的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描述当时政治人物和经济学家的首要使命，就是“躲过萧条和避免失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对贫穷宣战的急迫感。纳粹主义在德国生根时正值德国处于民生凋敝中，原因是第一次大战后施加的惩罚性战败国赔偿条款，1929年的崩盘更使情势恶化。凯恩斯之前就已警告，如果世界对德国的贫穷采取放任策略，反扑的力量将很猛烈：“我敢预测，复仇将既猛又迅速。”这些话在当时未受重视，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开始重建时，西方强国已纷纷接受，市场经济原则必须保证足够的基本尊严，以避免幻灭的人民再向往迷人的意识形态，不管是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这种务实的态度创造了所有今日我们称为“正派”（decent）资本主义的东西——美国的社会安全计划、加拿大的公共医疗保险、英国的社会福利、法国与德国的劳工保障。
一种类似、但较激进的情绪则在发展中世界崛起，通常冠上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或第三世界民族主义之名。发展主义经济学家宣称，他们的国家只有追求对内导向的工业化策略，最终才能摆脱贫穷的循环，而不能依赖把自然资源出口到欧洲和北美，因为当时资源的价格正不断下跌。他们主张管制，甚至把石油、矿产和其他重要产业国有化，以便把相当比率的收入投入政府推动的发展计划。到1950年代，发展主义和富裕国家的凯恩斯学派与社会民主党人一样，创造出一连串足以夸耀世人的成功故事。发展主义最进步的实验室是人称南锥（Southern Cone）的拉丁美洲南端国家：智利、阿根廷、乌拉圭，以及巴西部分地区。震中是设于智利圣地亚哥的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在1950年到1963年间由经济学家普雷比施（Raul Prebisch）担任主席。普雷比施教导一群经济学家发展主义理论，并派他们担任南美洲各国政府的政策顾问。像阿根廷的庇隆（Juan Peron）这类民族主义政治人物，都热烈推动他们的构想，投入大笔公共资金在基础建设计划，如公路和钢铁厂，给予国内企业大方的补贴以兴建新工厂、生产汽车和洗衣机，并以极高的关税阻挡外国进口产品。
凯恩斯针对放任主义的革命，让企业损失惨重，显然需要一个对抗凯恩斯主义的反革命才能收复失土，需要一种恢复到甚至比大萧条前管制更少的资本主义。这不是华尔街本身可以带领的十字军——至少在当时的气氛下不可能。如果弗里德曼的好友、花旗银行总裁里斯顿（Walter Wriston）挺身而出，主张最低工资和企业税都应废除，势必引来强盗大亨的指控。这就是芝加哥学派上场的时候。当弗里德曼这位聪明的数学家和老练的辩论家提出相同的论述时，两人所展现的质感明显地截然不同。弗里德曼的主张可能被斥为谬误，但它们被灌注了科学的公正客观氛围。让企业观点借由学术或半学术机构渗透带来的庞大利益，不仅使芝加哥学派获得充沛的捐款，而且在很短的时间让右派智库建立起遍布全球的网络，用以安插和供养世界各地的反革命佣兵。
一切都归结到弗里德曼单纯的信息：新政一无是处。这是为什么许多国家，“包括我的母国，误入歧途的原因”。为了导正政府的方向，弗里德曼在他第一本畅销书《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奠立了日后全球自由市场的游戏规则，并在美国被新保守主义运动奉为经济圭臬。
第一，政府必须铲除所有阻碍利润累积的法律和规范。第二，政府应出售拥有的一切资产，由追求获利的企业来经营。第三，政府应大幅缩减社会计划支出。在解除规范、私有化和紧缩支出的三部曲中，弗里德曼一一细述各种做法。如果必须课税，税率应该很低，且富人和穷人应该课以相同税率。企业应能把产品自由出售到世界任何地方，政府不应采取保护地方产业或地方所有权的作为。包括劳动力在内的所有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不应该设定最低工资。对私有化，弗里德曼提议应包括医疗、邮政、教育、退休年金，甚至国家公园。换句话说，他脸不红、气不喘地呼吁推翻新政——一套在大萧条之后由国家、企业与劳工三方暂时达成休战，进而避免了平民暴动的政策。不管劳工争取到哪些保护，不管国家现在提供何种服务以缓冲市场的伤害，芝加哥学派的反革命都希望讨回来。
它要的还不只这些——它要征收劳工和政府在那几十年间积极建设的公共工程。弗里德曼呼吁政府出售的资产，是多年来投资公帑与技术的结果，没有这些投资，就无法创造出这些资产的价值。但弗里德曼关心的是，就原则来说，所有这些共享的财富都应转移到私人手中。
弗里德曼的观点虽然总是假借数学和科学的语言，但它们与跨国企业的利益紧密呼应，而跨国企业生性就渴望广大而不加规范的新市场。在第一阶段的资本主义扩张中，这种肆无忌惮的扩张由殖民主义提供动力——借由“发现”新领土和不必支付代价即攫取土地，然后无需补偿当地住民即从地下开采财富。弗里德曼在对“福利国”和“大政府”的战争中，许诺一种新形式的快速致富——但这一次不是征服新领土，而是国家本身就是新领土，要以远低于价值的价格，变卖国家的公共服务和资产。
向发展主义宣战
在1950年代的美国，私人取得这类财富还得等几十年后才发生。即使是坚贞的共和党人如白宫里的艾森豪威尔，都不可能采取像芝加哥学派主张的激进右倾政策——公共服务和劳工保护仍然大受欢迎，而艾森豪威尔也想寻求连任。虽然他对扭转国内的凯恩斯主义毫无兴趣，但对以迅速而激烈的行动打击海外的发展主义却十分热衷。芝加哥大学日后就在这个运动扮演了关键角色。
最先进自由市场的实验场，带给弗里德曼梦寐以求的东西：一个用来测试他的宝贝理论的国家。原始的计划很单纯：美国政府将付钱让智利学生学习经济学，地点就在当时被视为全世界反“粉红”最狂热的学校——芝加哥大学。舒尔兹和他在大学里的同僚也获得经费前往圣地亚哥，主持智利经济的研究，并以芝加哥学派的基本教义训练学生与教授。
这个计划与当时众多资助拉丁美洲学生的美国训练计划，最大不同之处是它毫不遮掩的意识形态性质。美国国务院选择芝加哥大学训练智利人，这所学校的教授狂热地想不顾一切追求近乎无政府体制，如此等于是在对抗发展主义的战争中发射一枚炮弹，告诉智利人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他们的精英学生应该和不应该学习什么思想。由于美国已如此赤裸地干涉拉丁美洲事务，所以当帕特森找上智利最高学府智利大学的校长，提议出资赞助交换学生计划时，遭到校长一口拒绝。校长表示，学校必须能参与决定由谁在美国训练他的学生，他才愿意参与计划。帕特森转而接洽较不知名的智利天主教大学，一所远为保守且没有经济学系的学校。天主教大学立即接受提议，于是华盛顿和芝加哥大学所谓的“智利计划”就此诞生。
芝加哥大学的舒尔兹解释，为什么这个计划不对所有智利学生开放，而只提供给经过选择的少数人，他说：“我们的目的是竞争，而非合作。”这种好战姿态从一开始就很已明白表达：智利计划的目标是制造意识形态战士，以便赢得对抗拉丁美洲“粉红”经济学家的思想战。
计划在1956年正式执行，有100名智利学生从1957年到1970年间，在芝加哥大学攻读深造学位，由美国纳税人和美国的基金会支付他们的学费和开销。在1965年，这项计划扩充到接受遍及拉丁美洲的学生，参与人数最多的是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扩充计划的经费来自福特基金会的赞助，并且促成芝加哥大学成立拉丁美洲经济研究中心。在这个计划下，随时有40到50位拉丁美洲人攻读研究生层次的经济学——约占该学系学生总数三分之一。在哈佛或麻省理工学院的同类计划中，拉丁美洲学生只有四到五名。这是令人惊讶的成就：在短短十年间，极度保守的芝加哥大学，已变成拉丁美洲人海外攻读经济学的首选地点，而这也决定了该地区未来数十年的历史轨迹。
灌输芝加哥学派正统思想给这批访问学生，变成了学系急迫的事务。主持计划并负责让这些拉丁美洲人宾至如归的人是哈伯格，一位穿着老式狩猎装的经济学家，能说流利的西班牙语，娶了智利人为妻，并形容自己是“极为虔诚的传道士”。当智利学生纷纷抵达，哈伯格特别设立了一个“智利研讨会”，让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们，针对南美国家的问题提出他们充满意识形态的诊断——然后提供如何矫正问题的科学处方。
“突然间，智利和它的经济变成经济学系每天的话题。”1950年代在弗里德曼门下求学、但后来变成世界知名发展主义经济学家的法兰克（Andru Gunder Frank）回忆说。智利的所有政策都被放在显微镜下寻找缺点：它细密的社会福利网、保护国有产业、贸易障碍，以及控制价格等。学生被教导鄙视这些减轻贫穷的做法，其中有许多人的博士论文就是解剖拉丁美洲发展主义的愚昧。法兰克回忆说，哈伯格在50年代和60年代经常造访圣地亚哥，每次回来就会严词抨击智利的医疗和教育体制——全拉丁美洲最完善的——是“寅吃卯粮的荒谬尝试”。
在福特基金会里，有人对资助如此明目张胆的意识形态计划感到不安。部分人指出，被邀请来向芝加哥大学学生演说的拉丁美洲演讲人，都局限于该计划的校友。“虽然这些努力的质量和影响性不容否认，其狭隘的意识形态却是严重的缺憾。”福特基金会的拉丁美洲专家裴易尔（Jeffrey Puryear）在内部评论中写道，“只能接触单一的观点，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种检讨未能阻止福特继续资助该计划。
当第一批智利人从芝加哥返国时，借用圣地亚哥天主教大学经济学家萨菲亚图（Mario Zafiartu）的说法：他们“甚至比弗里德曼还弗里德曼”。*许多人在天主教大学经济学系担任教授，很快将该学系转变成位于圣地亚哥市中心的小芝加哥学派——采用同样的教材、同样的英文教科书、同样死硬地宣称教导的是“纯粹”而“科学”的知识。到1963年，该学院13位全职教授中，有12位是芝加哥大学计划的毕业生，且第一位毕业生卡斯特罗（Sergiode Castro）被聘为系主任。新的智利学生不需要离乡背井跑到美国——数百名学生可以在母国接受芝加哥学派的教育。
【*著名的肯尼迪政府经济学家海勒（Walter Heller），曾嘲笑弗里德曼追随者的狂热教派特质，把他们分类为：有一些是弗里德曼派，一些是弗里德曼化，一些是弗里德曼式，一些是弗里德曼型，还有一些是弗里德曼狂。】
受过这个计划洗礼的学生，不管是在芝加哥或圣地亚哥分店，在南美地区都被称作“芝加哥男孩”。在美国国际发展署加码资助下，智利的芝加哥男孩变成狂热的区域大使，宣扬在拉丁美洲被称为“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的思想，奔走于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等国，并设立更多芝加哥大学的分店——借用一位智利毕业生的话——以便“把这种知识散播到拉丁美洲各地，对抗阻碍自由并助长贫穷与落后的意识形态”。
1990年代的智利外交部长华狄斯（Gabriel Valdes），形容以芝加哥学派的正统信仰训练数百名智利经济学家，是“有组织地从美国移植意识形态，到一个受其直接影响的国家的鲜明例子……这个1950年代制订的计划对智利人施予教育，目的在于影响智利人经济思想的发展”。他指出：“他们引进智利社会的思想是全新的，是‘思想市场’上前所未见的观念。”
以一种思想帝国主义的形式而言，它称得上无耻。不过，有一个问题：它不管用。1957年芝加哥大学在给国务院资助者的报告上说，“该计划的核心目的”是训练一代的学生，“使他们变成智利经济事务的思想领导者”。但那些芝加哥男孩并没有把他们的国家带向光明——事实上，这些国家落在后面。
1970年那次改写智利历史的选举时，这个国家已经向左靠拢到三个主要政党都支持把该国最大的收入来源收归国有：由美国大矿业公司控制的铜矿。换句话说，昂贵的智利计划已彻底失败。在这场意识形态战士向左派敌人发动的思想战争，芝加哥男孩未能达成任务。不但经济辩论继续向左倾，而且芝加哥男孩沦落到十分边缘，甚至在智利的选举完全缺席。
事情可能到此结束，智利计划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历史注脚，但后来发生的事让芝加哥男孩终于出人头地：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尼克松“有一套富于想象力、且大体上有效的外交政策”，弗里德曼热烈推崇他。而他最有想象力的地方莫过于智利。
尼克松给了芝加哥男孩和他们的教授长期以来梦想的东西：一个机会以证明他们的资本主义乌托邦不只是地下室研讨会里的理论——从零开始重新建造一个国家的机会。民主政治在智利对芝加哥男孩并不友善；独裁统治将证明是更好的搭档。
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的人民团结联盟（Poupular Unity）1970年赢得智利的选举，他们在竞选中承诺政府将接管许多由外国和地方企业经营的产业。阿连德是拉丁美洲崛起的新类型革命家：和切·格瓦拉（Che Guevara）一样，他是一位医生，不同的是，他展现的是自由派的学者风格，而非浪漫的游击分子。他可以像卡斯特罗（Fidel Castro）一样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但他是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深信智利的社会主义改革必须透过选票达成，而非枪杆子。当尼克松听说阿连德当选总统，他对中情局局长赫姆斯（Richard Helms）下达一个后来变成名言的命令：“让经济尖叫（make the economy scream）。”智利的选举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引发热烈反响。阿连德胜选时，哈伯格正好在智利。他写了一封信给美国的同僚，描述这件事是“悲剧”，并告诉他们“军事政变的想法在极右派圈子里也偶尔被提起”。
虽然阿连德保证会协商公平的条件，以补偿损失财产与投资的公司，美国跨国公司仍然担心阿连德代表一个席卷拉丁美洲的趋势，而且有许多公司不愿接受损失这个占营运比率日益升高的收入来源。到1968年，美国的对外投资总额有20%在拉丁美洲，美国公司在该地区设有5436家子公司。这些投资带来的利润相当惊人。矿业公司在之前15年间投资智利的铜矿业——这是全球最大的铜矿业——就高达十亿美元，但他们已汇回美国72亿美元。
阿连德一赢得选战，在他还没就职前，美国企业就已向他的政府宣战。活动的核心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智利特别委员会（Ad Hoc Committee on Chile），由投资智利的美国大矿业公司，及幕后领导该委员会的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所组成；ITT持有智利即将被国有化的电话公司70%股权。普瑞纳（Purina）、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和辉瑞化学（Pfizer Chemical）也在不同阶段派出代表。
委员会的唯一目的是“用经济崩溃对抗他”，迫使阿连德取消国有化。他们提出许多让阿连德感受痛楚的构想。根据解密的会议记录，这些公司计划阻拦美国对智利的贷款，并“暗中要求美国民间银行也这么做。建议外国银行也考虑比照办理。未来六个月延迟向智利采购。动用美国的铜库存而不向智利购买。在智利制造美元短缺的情况”。考虑的做法还更多。
阿连德指派他的好友勒特里尔（Orlando Letelier）出任驻华府大使，要他负责和计划联合抵制阿连德政府的公司谈判条件。喜欢热闹、性格外向的勒特里尔留着70年代典型的胡髭，天生有一副好嗓子，在外交圈甚受欢迎。他儿子弗朗西斯柯最喜爱的回忆是，听他父亲在华盛顿家中招待友人时弹吉他，同时豪放地唱民歌。但尽管有勒特里尔的魅力和技巧，谈判从一开始就毫无成功的机会。
1972年3月，勒特里尔正与ITT密集协商时，新闻专栏作家安德森（Jack Anderson）发表了一系列爆炸性的文章，披露这家电话公司在两年前就与中情局和国务院秘密计划阻止阿连德就职。面对这些指控，加上阿连德仍然掌控权力，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展开调查，并发现一项牵连甚广的阴谋，其中ITT提供100万美元贿赂智利反对势力，并“设法促成中情局进行一项秘密操纵智利总统选举结果的计划”。
参议院在1973年6月公布的报告也发现，当该计划失败而阿连德取得政权后，ITT改用一套新策略，以确保他“无法撑过未来六个月”。参议院最感震惊的是ITT的主管与美国政府的关系。证词和文件都清楚显示，ITT直接参与美国对智利政策最高层级的制订。一位ITT高级主管曾写信给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建议“在不告知阿连德总统情况下，所有已经承诺给智利的美国援款都应该列入‘重新检讨’状态”。这些公司也擅自为尼克松政府拟订一套十八点策略，里面明确要求策动军事政变。“联络智利军方的可靠来源，”信中说，“……有计划地搜集他们对阿连德的不满，借以建立他下台的必要性。”当参议院委员会质询ITT副总裁格里蒂（Ned Gerrity），问及他厚颜尝试利用美国政府的力量以颠覆智利宪法程序，只为增进ITT自己的经济利益时，他似乎完全不明白。“照顾自己的利益有什么不对？”他问。委员会在报告中作出的响应是：“不应容许‘自己的利益’在决定美国外交政策中扮演不当角色。”
然而尽管美国使尽各种肮脏伎俩——ITT只是最受瞩目的例子——到1973年阿连德仍然在位。800万美元的秘密支出未能削弱他的影响力。该年的期中国会选举中，阿连德的政党获得的支持甚至超过1970年的初次选举。显然采用不同经济模式的渴望在智利已经生根，而社会主义模式的支持度不断增长。对从阿连德1970年大选胜利后就处心积虑想推翻他的反对者来说，这表示他们的问题无法只靠除掉他就解决——必须有一个能取代他的人出现，必须有一套更激进的计划。
阿连德当选后不久，他在国内的反对者开始以令人毛骨悚然的精确，模仿印度尼西亚的手法。芝加哥男孩的大本营天主教会大学，变成制造中情局所谓“政变气氛”的原爆点。许多学生加入法西斯组织祖国与自由（Patriay Libertad），在街头踢正步游行，公然模仿希特勒青年团。1971年9月，阿连德上任一年后，智利的企业领袖在海滨城市比尼亚德尔马（Vinadel Mar）召开紧急会议，拟订一套共同执行的政权更迭策略。据智利全国制造商协会（中情局提供该协会大笔经费，许多在华盛顿暗中推动同样计划的跨国公司也提供资助）主席萨恩兹（Orlando Senz）说，会议中决定“阿连德的政府与智利的自由和民间企业的存在无法兼容，要避免被牺牲的唯一方法就是推翻政府”。这些企业人士组成一个“战时组织”，其中一个部门将与军方联系；萨恩兹表示，另一部门将“拟订具体的替代方案以取代政府计划，并有系统地移交给陆军”。
萨恩兹延揽数位重要的芝加哥男孩来设计替代计划，并为他们在圣地亚哥的总统府附近设立一个新办公室。这个由芝加哥大学毕业生卡斯特罗（Sergiode Castro）和他在天主教大学的同僚安杜拉加（Sergio Undurraga）领导的团体，开始每周召开秘密会议，拟订如何根据新自由派的主张以激烈改造智利的详细提案。据后来美国参议院的调查，这个“反对派研究组织”的资金，“超过75%”直接来自中情局。
有一阵子，政变规划朝两个不同的方向进行：军方规划消灭阿连德和他的支持者，而经济学教授则规划消灭他们的思想。在暴力解决方案的势力逐渐累积的同时，双方也互通声息，由与中情局资助的报纸《水星报》（El Mercurio）有关的企业人士凯利（Roberto Kelly）扮演中间人。透过凯利，芝加哥男孩把一份五页的经济计划摘要交给控制大局的海军将领。海军点头后，芝加哥男孩更加紧脚步在政变前为他们的计划作准备。
他们500页的圣经——一本从一开始就指导军政府执行的详细经济计划——在智利被称作“砖头”（The Brick）。据后来成立的美国参议院委员会报告，“中情局的共谋者参与准备一套初期的全面经济计划，作为军政府最重要的经济决策基础”。“砖头”的十位主要撰写人中，有八位曾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
虽然推翻阿连德被外界一致描写成军事政变，阿连德派驻华盛顿的大使勒特里尔却认为，军方与经济学家各参与一半。勒特里尔写道：“被智利人称作‘芝加哥男孩’的那些人，说服将领相信他们已准备好填补残暴的不足。军方拥有残暴，而这些知识分子拥有军方缺乏的资产。”
智利的政变终于发生，带来了三种不同的休克，这套模式日后将在邻近的国家复制，并且将在三十年后的伊拉克再度出现。政变本身的休克之后，紧接着是两种不同形式的休克。一种是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休克治疗”，是当时芝加哥大学及其众多分支机构已训练的数百名拉丁美洲经济学家所拥有的技术。另一种则是卡梅伦的电击、药物与知觉剥夺研究汇整成的库巴克手册酷刑技术，透过中情局提供拉丁美洲警察和军方的大规模训练计划，散播到智利。
这三种休克形式汇聚在拉丁美洲人的身体，加诸在该地区的政治，制造出一个无法阻挡、不断交互强化破坏与重建、抹除与创造的飓风。政变的震撼为经济休克疗法铺路；酷刑室的休克吓坏每个阻挡经济休克前进的人。从这个活生生的实验室兴起第一个芝加哥学派国家，制造出它的第一个全球反革命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