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自由市场的恐怖实验室

反革命血腥的诞生

【伤害应一次为之，因感受痛楚较少，冒犯亦较少。

——马基雅维里（NiccoloMachivelli），《君王论》，1513年

如果采取这种休克手段，我认为应极详细地公开宣布，在极短期内实施。公众知道得更充分，就更愿意采取顺应的行动。

——弗里德曼给皮诺切特将军的一封信，1975年4月21日】

皮诺切特将军和他的支持者，经常提到1973年9月11日的事件，但不说那是军事政变，而是“一场战争”。圣地亚哥看起来确实像战区：坦克边开炮边隆隆开上林荫大道，政府建筑遭到战斗机的空中攻击。但这场战争有一个奇怪之处：它只有一方的军队。

从一开始，皮诺切特就已完全掌控陆军、海军、陆战队和警察。另一方面，阿连德总统拒绝把支持者组织成武装防卫联盟，因此他没有自己的军队。唯一的抵抗来自总统府（LaMoneda）及其屋顶四周，阿连德和他的侍卫在那里奋勇防卫民主政治的象征。这很难称作一场公平决斗，虽然总统府内只有36名阿连德支持者，军方却对里面发射24枚火箭。

这场行动的指挥官是虚荣而喜怒无常的皮诺切特（身材像他坐的坦克车一样）。显然他希望这个事件尽可能戏剧化和造成最大伤害，即使这次政变不是一场战争，其设计者也希望看起来像是——这是一场智利版的震慑。它确实带给智利人从未体验过的震撼。和之前40年经历六任军政府统治的邻国阿根廷不同，智利从未有过这类暴力经验；智利曾享有160年的和平民主统治，而且过去41年民主未曾中断过。

现在总统府陷入火海，总统的尸体被覆盖着用担架出来，他贴身的同僚被以步枪指着，脸朝下趴在街上。*不久前才从华盛顿回国接任国防部长新职的勒特里尔，那天早上从距离总统府几分钟车程的家前往国防部办公室。他才走进前门就遭遇十二名穿着战斗服、埋伏等候的士兵，全都以轻机枪瞄准他。

【*阿连德被发现时，头部已炸得支离破碎，至今仍有人议论他究竟是被射进总统府的子弹打死，或他是自杀身亡，不想留给智利人他们的民选总统向叛军投降的最后印象。后者是较可信的说法。】

在政变之前几年，来自美国（其中许多来自中情局）的教官已激发智利军方的反共产党狂热，让他们相信社会主义者就是准俄国间谍，是一股与智利社会格格不入的势力——一群本土的“内敌”。事实上，真正变成内敌的是军方，他们已准备把枪口转向宣誓保护的人民。

阿连德死后，他的内阁遭逮捕，而且未出现明显的群众抵抗，军政府发动的大规模战争在当天中午已经结束。勒特里尔和其他“贵宾”囚犯，最后被送往南部麦哲伦海峡冰冷的道森岛（Dawson Island），那里等于是皮诺切特的西伯利亚劳改营。不过，杀戮和关闭政府对智利的新军政府还不够，这些将领知道他们要掌控权力必须真正吓坏智利人，就像印度尼西亚人一样。据一份解密的中情局报告，在往后的日子，有约万名公民遭逮捕，以卡车带走并遭到监禁。有5000人最后被关在圣地亚哥的两座大足球体育馆。在国家体育馆中，死亡取代足球成为公众表演。士兵巡视露天座位区，押着戴头套的告密者指认“颠覆分子”；被指名的人遭拖进更衣室，而包厢则被改装成临时酷刑室。数百人被处死。死尸开始出现在主要公路边，或浮尸于污浊的市区运河。

为确保恐怖蔓延到首都以外的地区，皮诺切特派遣他最无情的指挥官斯塔克（Sergio Arellano Stark）将军，搭乘直升机到北方省份一连串囚禁“颠覆分子”的监狱。在每个城镇，斯塔克和他的流动行刑队挑出最知名的囚犯，有时一次多达26人，逐一处以死刑。四天留下的血迹后来被称为“死亡蓬车队”（Caravan of Death）。在很短的时间内，整个国家都接收到这个信息：抵抗将招来死神。

虽然皮诺切特的战争只有一边开战，其影响却与任何内战或外国侵略一样真实。总计有超过3200人失踪或遭处死，至少有8万人被监禁，还有20万人因政治因素逃离智利。

自由市场的恐怖实验室

对芝加哥男孩来说，9月11日是充满期待和肾上腺素激升的一天。卡斯特罗已不眠不休地和海军的联络人合作，逐页取得“砖块”最后章节的认可。在政变当天，几位芝加哥男孩住在右派媒体《水星报》里。当外面街上传来枪响时，他们急忙印制这份文件，赶在军政府接管的第一天完成。《水星报》编辑方丹（Arturo Fontaine）回忆说，印刷机“一刻不停地复印这份长文件”。他们直到最后一刻才印完。“在1973年9月12日星期三中午前，出任政府职位的三军将领办公桌上，都摆了这份计划。”

定稿文件中的提议与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的观点出奇类似：私有化、开放管制和削减社会支出——自由市场的铁三角。受美国训练的智利经济学家曾尝试和平引进这些观念，采取民主政治辩论方式，但他们遭到全面拒绝。现在芝加哥男孩和他们的计划卷土重来，而此时的气氛显然更有利于推动他们激进的观点。在这个新时代，除了几个穿制服的人，他们不必征得任何人同意。最顽固的政治对手现在不是在牢里、已经死亡，就是四处逃命；战斗机和死亡蓬车队的展示已让所有人乖乖就范。

“对我们来说，这是革命。”皮诺切特的经济幕僚拉罗列特（Cristian Larroulet）说。这算是公允的描述。1973年9月11日不只是阿连德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被以暴力终结，也是《经济学人》杂志后来形容的一场“反革命”——芝加哥学派运动夺回发展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成果的第一场胜利。阿连德的局部革命在民主政治拉扯下，处处可见节制与妥协，但现在情势将大为改观，以暴力推行的这场反叛可以一路畅行到底。在往后的许多年，“砖块”拟订的许多政策将在大规模危机掩护下，施行于数十个别的国家。但智利是这场反革命的发源地——恐怖的发源地。

天主教大学经济学系校友、自称芝加哥男孩的皮涅拉（Jose Pinera），政变时正在哈佛写毕业论文。一听到好消息，他立即回国“协助创立一个追求自由的新国家，让它从旧体制的灰烬中升起”。皮涅拉后来出任皮诺切特的劳动与矿业部长，他说，这是“真正的革命……一个激进、全面且持续迈向自由市场的行动”。

在政变前，皮诺切特以几近谄媚的服从闻名，永远逢迎和听从他的文人上司。变身独裁者后，皮诺切特发现他性格的新面向。对权力的贪恋让他丑态毕露，他好摆帝王威风，并宣称“命运”授予他这个职位。不久之后，他策动一场政变中的政变，推翻其他三位他原本同意分享权力的军事将领，并任命自己为国家最高元首（Supreme Chief of the Nation）兼总统。他沉浸在好大喜功和仪式之中，只为了证明他的统治权，从不错过能穿上他的普鲁士军装、戴上军帽的机会。为了巡视圣地亚哥，他添置了一队金色防弹奔驰轿车。

皮诺切特对独裁统治有一套独门功夫，但和苏哈托一样，他对经济学一窍不通。这是个大问题，因为由ITT带头的企业联合抵制运动已经极有效地让经济快速坠落，使皮诺切特很快面临一触即发的危机。从一开始，军政府内部就发生权力斗争，部分人只想恢复阿连德前的旧状态，尽快回到民主政治；芝加哥男孩则想进行需要时间推动的彻底自由市场改造。享受新权力的皮诺切特极厌恶他的命运只是清扫工作的想法——“恢复秩序”，然后出场。“我们不是扫除马克思主义的吸尘器，只为了把权力交还给政客。”他说。芝加哥男孩彻底改造整个国家的想法，才与他刚解放的野心不谋而合，因此就像苏哈托和他的柏克莱帮，皮诺切特立即任命几位芝加哥大学毕业生担任高级经济顾问，包括这个运动的准领导人兼“砖块”主要撰稿人卡斯特罗。他称呼他们为技术官僚，正好投合芝加哥学派自诩整顿经济是一门科学、而非主观的人为抉择。

即使皮诺切特对通货膨胀和利率所知有限，这些技术官僚使用的也是他了解的语言。经济学对他们来说，代表必须尊敬和服从的自然力量，因为就像皮涅拉解释的：“违背自然就是反生产和自欺的行为。”皮诺切特完全同意，他曾写道，人必须服从结构，因为“自然展现出基本秩序，阶级组织是必要的”。双方都宣称接受更高自然法则的秩序，奠定了皮诺切特—芝加哥学派联盟的基础。

在头一年半，皮诺切特忠实地遵循芝加哥法则：他把部分（不是全部）国营公司私有化，包括数家银行；他容许新形式的投机金融；他对外国进口打开边界大门，撤除长期保护智利制造商的障碍；他削减政府支出10%，但军队支出反而大幅增加。他也取消价格管制——对一个数十年来管制面包和烹饪油等民生必需品的国家，这是相当激进的措施。

芝加哥男孩曾自信满满地向皮诺切特保证，如果他一次完全取消政府对这些领域的参与，经济学的“自然”律会重新发现平衡，而被视为经济热病、表示市场出现不健康症状的通货膨胀，将神奇地下降。他们错了。在1974年，智利的通货膨胀高达375%，高居世界之冠，而且是阿连德在位期间最高水平的近两倍。面包等民生必需品的价格直上云霄。在此同时，皮诺切特的“自由贸易”实验使国内充斥廉价进口产品，许多智利人因而失业。本地企业因为无法竞争而关门，失业率创新记录，饥馑四处蔓延。芝加哥学派的第一个实验彻底失败。

卡斯特罗和其他芝加哥男孩辩称（以地道的芝加哥风格），问题并非出在他们的理论，而是执行得不够严格。经济未能自动矫正并恢复和谐的平衡，是因为经过近半世纪的政府干预，仍然残留许多“扭曲”。如果实验要成功，皮诺切特必须去除这些扭曲——削减更多支出、进一步私有化，而且更加速执行。

在那一年半期间，许多智利企业精英吃尽芝加哥男孩的极端资本主义实验的苦头。唯一的受益者是外国公司和一小撮被称为“食人鱼”的金融家，这些人从金融投机中大捞一票。曾坚定支持政变的基层制造商全都破产。当初引介芝加哥男孩参与政变阴谋的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萨恩兹，宣称实验的结果“是我们经济史上最大的失败”。制造商排斥阿连德的社会主义，原本是希望改变成管理式经济。“我们不可能让这种金融混乱继续主导智利，”萨恩兹说，“必须把庞大的金融资源导引到生产性投资，而不能让许多连工作都找不到的人，眼睁睁看着那些资源被用于投机炒作。”

芝加哥男孩和食人鱼（两类人之间有不少重叠）的目标现在面临极大的危险，他们决定该是招来大人物的时候了。1975年3月，弗里德曼和哈伯格应一家大银行之邀，搭机前往圣地亚哥协助拯救实验。

弗里德曼受到军政府控制的媒体像摇滚巨星般的欢迎。他吹嘘的每句话都登上头条，他的学术演讲在全国电视上转播，而且他有一位最重要的听众：皮诺切特安排和他私下会晤。

在停留期间，弗里德曼不断灌输一个主题：军政府已经有好的开始，它必须更放手拥抱自由市场。在演说和访问中，他使用一个以前从未公开用在现实世界经济危机的术语：他要求进行“休克治疗”。他说那是“唯一的药方。绝对是。没有别的良策。再也没有别的长期解决方法”。当智利记者指出，连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也采取控制自由市场的措施时，弗里德曼生气地说：

【“我不赞成那些措施。我相信我们不应该采用它们。我反对政府的经济干预，不管在我自己的国家或在智利都一样。”】

与皮诺切特会面后，弗里德曼作了一些个人笔记，并在数十年后写进他的回忆录，他观察到这位将军“因为认同而被休克治疗的观念吸引，但显然对可能引发的短期失业感到苦恼”。皮诺切特在这时候已因为下令在足球体育馆进行屠杀而恶名传遍全球；这位独裁者对休克治疗造成人力损失（human cost）的“苦恼”，原本应该令弗里德曼就此作罢。相反的，他在后续的一封信中强调他的论点，他赞许将军“极富智慧”的决定，但敦促皮诺切特进一步削减政府支出，“在六个月内削减25%……全面性的”，并同时采用一套支持企业的方案，以迈向“完全自由贸易”。弗里德曼预测，数十万个将被国营部门解雇的人，可以很快在民间企业找到新工作，他们将同声歌颂皮诺切特“竭尽全力铲除阻挡民间市场的许多障碍”。

弗里德曼向将军保证，如果听从这个建议，他将留下创造“经济奇迹”的英名；他“可以在数个月内终结通货膨胀”，失业问题也会同样“短暂——在几个月内解决——而紧接而来的复苏将极其迅速”。皮诺切特必须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弗里德曼不断强调“休克”的重要性，三度提到这个词，并再三凸显“渐进策略行不通”。

皮诺切特已改信弗里德曼。在他的回信中，智利的最高元首表达了“我对你最高和最尊崇的敬意”，并向弗里德曼保证“此时正在完全实施这套计划”。弗里德曼访问后，皮诺切特立即开除他的经济部长，把职位交给卡斯特罗，后来又拔擢为财政部长。卡斯特罗在政府中到处安插他同伙的芝加哥男孩，其中之一还担任中央银行总裁。反对大规模裁员和关厂的萨恩兹，被从制造商协会主席的职位赶下，换上对休克较友善的人。新主席宣布说：

【“如果有工业界人士因此而抱怨，让他们下地狱，我不会为他们说话。”】

铲除反对者后，皮诺切特和卡斯特罗展开拆除福利国、建立纯资本主义乌托邦的工作。1975年，他们一次削除27%的公共支出——而且继续削减直到1980年，使支出只剩阿连德时代的一半。医疗和教育首当其冲，连倡议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人》杂志，也形容那是“自残的胡闹”。卡斯特罗把近500家国营公司和银行私有化，且近乎免费奉送，因为重点是尽快让它们回归到经济秩序的正确位置。他对地方公司毫不留情，继续取消更多贸易障碍；结果是从1973年到1983年，总共丧失万个工业工作。到80年代中期，制造业占经济的比率已经跌到二次大战以来的最低水平。

休克治疗这个词贴切地说明了弗里德曼的药方。皮诺切特刻意把他的国家送进深沉的衰退里，根据的是未经测试的理论，希望以突如其来的萎缩把经济休克到恢复健康。这种逻辑很像1940年代和1950年代开始大量采用的电击休克疗法，当时的精神病医生相信，刻意引发癫痫大发作（grandmalseizure）可以神奇地让患者的大脑重新开机。

经济休克疗法的理论一部分要靠预期心理在推升通胀过程扮演的角色。压抑通胀不只需要改变货币政策，也要改变消费者、雇主和劳工的行为。突然采取不协调的政策转变，目的是快速改变预期心理，向大众传达游戏规则已经大幅转向——价格不会继续上扬，工资也是。根据这套理论，愈快浇熄通胀预期心理，痛苦的衰退和高失业期就愈缩短。然而，特别是在当政者在大众间已丧失信用的国家，只有靠重大而果断的政策休克，才可能“教导”大众这种痛苦的教训。*

【*部分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宣称，第一个休克治疗实验发生在1948年6月20日的西德。当时西德财政部长埃尔哈德（LudwigErhard）取消大部分价格管制，并引进新货币。这些措施既突然又未事先警告，对德国经济造成强大震撼，导致广泛的失业。但模拟也仅止于此：埃尔哈德的改革只限于价格和货币政策，并未伴随削减社会计划或迅速引进自由贸易，而且也采取许多保护大众免于冲击的措施，包括提高薪资。甚至在震撼之后，西德仍完全符合弗里德曼对准社会主义福利国的定义：西德仍提供住房补贴、政府年金、公共医疗和国营教育体系，政府也经营并补贴从电话公司到制铝厂等各类企业。推崇埃尔哈德发明休克疗法是很动听的说法，因为他的实验发生在西德刚从暴政中得到解放。不过，埃尔哈德与今日经济休克疗法的全面变革截然不同——后者的方法由弗里德曼和皮诺切特首创，而且发生在刚失去自由的国家。】

制造衰退或萧条本身就是残酷的想法，因为必须制造大规模的贫穷，而这正是截至当时没有政治领导人愿意测试这套理论的原因。谁愿意背上《商业周刊》形容为“刻意制造萧条的奇爱博士（Dr.Strangelove）”的罪名？

皮诺切特仍然一意孤行。在施行弗里德曼休克疗法的第一年，智利的经济萎缩15%，失业率——在阿连德时代不到3%——攀升到20%，是当时智利闻所未闻的高水平。这个国家确实因为“治疗”而震撼不已，但与弗里德曼乐观的预测相反，失业危机持续了好几年，而非几个月。军政府已着迷于弗里德曼的疾病譬喻，仍然理直气壮解释说：“选择这条道路是因为，这是直指病根的唯一方法。”弗里德曼完全赞同。当记者问到“政策的社会成本是否太高”，他的响应是：“可笑的问题。”他对另一位记者说：“我只关心他们能不能推行得够久、够努力。”

有趣的是，对休克疗法最有力的批评来自弗里德曼以前的学生法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来自德国的法兰克5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时，就已听到许多有关智利的事，他决定亲自到这个他的教授形容为发展主义管理不当造成的反乌托邦（dystopia）。他对自己看到的情况很满意，并留在智利大学任教，然后出任阿连德政府的经济顾问。法兰克因为是叛离自由市场正统思想的芝加哥男孩，所以对智利经济冒险抱持独到的看法。弗里德曼开出大休克的药方一年后，法兰克写了一封难掩激愤的“给哈伯格与弗里德曼的一封公开信”，运用他受过的芝加哥学派教育，“检验智利病人对你们的治疗有什么反应”。

他计算一个智利家庭如何靠皮诺切特宣称的“生活工资”挣扎求生。约74%的所得完全用在购买面包上，迫使家庭不得不节省牛奶和上班搭公交车等“奢侈项目”。比较之下，在阿连德时代，面包、牛奶和公车票只占一般劳工薪水的17%。许多儿童在学校也没有牛奶可喝，因为军政府最早的措施之一就是取消学校牛奶计划。这项措施进一步加深家庭的拮据，愈来愈多学生在课堂上昏倒，许多人干脆停学。法兰克发现，他的学长施行的残暴经济政策与皮诺切特对这个国家施加的暴力间，有着直接关联。这位愤愤不平的芝加哥男孩写道，弗里德曼的处方是如此扭曲，它们无法“不靠它的孪生兄弟来实施或执行：军事力量和政治恐怖”。

皮诺切特的经济团队毫不气馁地继续深入实验之境，引进弗里德曼最前卫的政策：以教育券和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取代公立学校，医疗支出改成即收即付（pay-as-you-go）式，把幼儿园和墓园私有化。最激进的是，智利的社会福利制度也被私有化。拟订这套计划的皮涅拉说，他从阅读《资本主义与自由》激发这个构想。小布什政府经常被推崇最先推动“所有权社会”（the ownership society），事实上，30年前的皮诺切特政府才最早实行“所有权人国家”（an ation of owners）。智利现在已大胆跨入新领域，全世界的自由市场热爱者过去只能在纯学术环境辩论这类政策的优点，现在都密切注意这个国家。“经济学教科书说，世界应该以这种方式运作，但除了这里，还有哪些国家施行它？”美国企业杂志《巴隆周刊》（Barron’s）惊讶地写道。《纽约时报》在一篇《智利，恐怖主义实验场》的文章中说：

【“抱持强烈观点的大经济学家，很难得有机会在病危的经济体测试特定的处方。更难得的是，经济学家的顾客不是自己的国家。”】

许多人特地到现场观察智利实验室，包括哈耶克本人，他前往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数次，并在1981年选择在比尼亚德尔马市（策划政变的城市），举行反革命智囊团朝圣山学会的区域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