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奇迹的真相
即使在30年后，智利仍然被自由市场狂热分子视为弗里德曼理论有效的证明。皮诺切特2006年12月死时（比弗里德曼晚一个月），《纽约时报》赞誉他“把一个破产的经济转变成拉丁美洲最繁荣的经济”，《华盛顿邮报》社论则说，他“引进的自由市场政策创造了智利经济奇迹”。“智利奇迹”背后的事实，至今仍众说纷纭。
皮诺切特掌权17年，在那段期间，他数度改变政策方向。被视为成功奇迹证明的那段稳定成长期，要到80年代中期才开始——也就是芝加哥男孩执行休克疗法之后足足十年，而且是在皮诺切特被迫大幅度调整方向后很久。在1982年，虽然智利严格遵守芝加哥教条，经济仍无法幸免于崩溃：债务激增，恶性通货膨胀复发，失业率飙高到30%——是阿连德时代的十倍。主要原因是食人鱼——芝加哥男孩解除所有管制所释放出来的安然（Enron）式金融机构——以借贷的钱买光智利的资产，累积高达140亿美元的庞大债务。
情势动荡到皮诺切特被迫采取完全与阿连德一样的措施：他把许多家这种公司收归国有。面对市场崩溃，几乎所有芝加哥男孩都丧失掌控大权的政府职务，包括卡斯特罗。几个在食人鱼金融公司位居高位的芝加哥毕业生遭到诈欺调查，他们以科学中立掩饰的真面目被揭穿，而科学中立曾是如此重要的芝加哥男孩表征。
唯一保护智利经济在80年代初免于完全崩溃的是，皮诺切特从未把被阿连德收归国有的铜矿公司私有化。这家公司创造85%的智利出口收入，这表示当金融泡沫破灭时，国家仍有稳定收入来源。
很清楚的是，智利从来不是歌颂它的人宣称的“纯”自由市场实验室。相反的，这个国家有一小群精英在极短时间从有钱跃升为超级富有，凭借的是一套以举债和用公帑大量补贴（和纾困）赚取暴利的公式。当奇迹背后的狂热与推销术被揭穿后，大家看到皮诺切特和芝加哥男孩统治下的智利，并不是一个以自由市场为特质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政商财团主义（corporatism）国家。Corporatism（统合主义）这个字眼原本指的是墨索里尼的警察国家模式，由社会上的三种主要势力——政府、企业和工会——结盟而成，它们互相合作以确保以国家民族为名的秩序。智利在皮诺切特统治下，实验的是一种新形态的统合主义：一个警察国家和大企业互相支持的结盟，连手对第三个势力——劳工——发动全面战争，借以大幅增加联盟占有国家财富的比率。
这场战争——许多智利人理所当然视为富人对穷人和中产阶级的战争——才是智利经济“奇迹”的真相。到1988年，当经济已稳定且快速成长时，45%的人口落在贫穷线下。不过，最富裕的10%智利人，所得却增加83%。即使在2007年，智利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联合国调查不平等的123个国家中，智利排名第116，也就是排名第八不平等的国家。
如果这种记录对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算得上奇迹，也许休克治疗的作用从来就不是为了让经济恢复健康。也许它原本就是为了它实际做到的事——把财富吸聚到顶层，并把大部分中产阶级休克到无以为生。
这正是阿连德的前国防部长勒特里尔的看法。在皮诺切特的监狱待了一年后，勒特里尔设法逃离智利，这要感谢国际间积极的游说奔走。流亡海外并眼看他的祖国迅速凋敝，勒特里尔1976年写道：
【“过去三年有数十亿美元从工资所得者的口袋被拿走，放进资本主义者和地主的口袋……财富集中并非偶然，而已成为法则；这并非艰困环境下极端的例子——就像军政府希望全世界相信的——而是一套社会计划的基础；这不是经济的缺陷，而是暂时的政治成功。”】
勒特里尔当时无法得知的是，芝加哥学派统治下的智利提供了未来全球经济的一瞥。这个模式将一再重复，从俄罗斯到南非到阿根廷：狂热投机的泡沫和可疑的会计操作，助长了暴利和疯狂的消费主义，由空荡如鬼城的工厂和昔日发展所遗留的破旧基础建设所围绕；约半数人口被排除在经济之外；失控的贪渎和亲信政治；国营中小企业灭绝；大量公共财富流入私人手中，紧接着是大量民间债务转由政府承担。在智利，如果你不在财富泡沫中，奇迹看起来就像大萧条，但在这个密闭的泡沫里，获利流动如此顺畅和快速，让这些休克治疗式“改革”带来的暴利，变成像此后金融市场施打成瘾的高纯度古柯碱。这就是为什么金融界对智利实验明显的矛盾视而不见，不但未重新评估放任主义的基本假设，反而还作出毒瘾者的反应：下一针在哪里？
革命散播，人民消失
在智利，皮诺切特可以不受节制地使用经济政策压缩中产阶级，凭借的是他赖以掌权的休克和恐怖手段。虽然他的战斗机和行刑队在散播恐惧时极有效率，但它们却带来公关灾难。媒体报道皮诺切特的屠杀引发全球的谴责，欧洲和北美行动主义者积极向他们的政府游说断绝与智利的贸易——对一个宣称必须靠开放外资来维系国家生存的政权来说，这绝对是不利的结果。
近日解密的巴西文件显示，阿根廷的将军们筹划1976年的政变时，希望“避免类似反对智利的国际运动”。为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的是较不耸人听闻的镇压技巧——较低调的手段，能散播恐怖，但能躲过众目睽睽的国际媒体。在智利，皮诺切特很快诉诸失踪的手段。士兵不再公然杀戮或追捕猎物，而是绑架他们，带他们到隐秘的集中营，折磨并动辄杀害他们，然后宣称毫不知情。尸体被丢进集体坟场。据智利1990年5月成立的真相委员会，秘密警察处理部分受害者的方法是，从直升机上把尸体丢进海中，但“先以刀子切开他们的胃，以避免尸体浮上海面”。除了比较低调外，失踪还是一种比公开屠杀更能有效散播恐怖的手段。想到国家机器可以用来让人凭空消失，就会让社会惶惶不安。
从智利国家体育馆被释放的囚犯说，强力照明灯一天24小时开着，供应食物的时间似乎刻意不按次序。士兵强迫许多囚犯在头上覆盖毯子，让他们无法清楚地看和听，这些做法都让人感到不解，因为所有囚犯都知道他们在体育馆里。囚犯报告说，如此操纵的结果让他们丧失日夜的感觉，进而大为强化政变与随后的逮捕带来的震撼和惊慌。就好像体育馆变成一座巨大的实验室，他们则是一些怪异的感官操纵实验的对象。
较忠实模仿中情局实验的版本，可以在智利的格雷莫迪（Villa Grimaldi）监狱看到——木制的隔离室小到囚犯无法跪下或躺下。乌拉圭自由城（Libertad）监狱的囚犯则被送到“小岛”：狭小、没有窗户的囚房，随时有一个灯泡亮着。重要的囚犯被完全隔离超过十年。“我们开始以为自己已经死了，我们的囚房不是囚房，而是坟墓，外面的世界并不存在，太阳只是一个神话。”其中一名囚犯罗森考夫（Mauricio Rosencof）回忆说。他在11年半期间总共看到太阳八个小时。他的知觉在这段期间被剥夺到他“忘记颜色——当时没有任何颜色”。*
【*自由城的监狱管理当局与行为心理学家密切合作，设计专为个人心理特质定作的刑讯技术——这种方法现在被用在关塔那摩湾。】
清洗石板 恐怖的效用
1976年，勒特里尔重回华盛顿特区，不再是大使的身份，而是进步主义智库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的行动主义者。数千名同僚和朋友仍被关在军政府的集中营面对酷刑，让勒特里尔魂牵梦系，他利用重获的自由致力于揭发皮诺切特的罪行，并对抗中情局的宣传机器，为阿连德的事迹辩护。
他的倡议与奔走证明有效，皮诺切特面对了举世谴责他的人权记录。但让同时兼具经济学家身份的勒特里尔灰心的是，尽管全世界对监狱里的处决和电击大为震惊，大多数人对经济休克疗法保持缄默；或者就国际银行给军政府巨额贷款来说，仍显得视若无睹，迷惑于皮诺切特拥抱“自由市场基本原则”。勒特里尔驳斥经常被引述的说法，说军政府有两套截然划分的计划——一套是在经济转型上的大胆实验，另一套则是残暴酷刑与恐怖的邪恶体制。这位前驻美大使坚称只有一套计划，而在这套计划中，恐怖是自由市场转型的核心工具。
“侵犯人权、体制化的残暴、严密控制和镇压任何有影响力的异议分子，这些现象向来被认为，与军政府实施的正统放任式‘自由市场’只有间接关联，甚至完全没有关联。”勒特里尔在《国家》（The Nation）杂志上发表一篇强烈控诉的文章。他指出：“这种特别方便的社会制度观念，认为‘经济自由’与政治恐怖可以共存而互不干涉，使得这些财政发言人能够一方面支持他们的‘自由’观念，另一方面又夸夸其谈为人权辩护。”
勒特里尔甚至写道，弗里德曼身为“现在管理智利经济的经济学家团队的思想建构者和非正式顾问”，应该为皮诺切特的罪行负部分责任。他驳斥弗里德曼为自己辩解的说辞，自称鼓吹休克治疗只是提供“技术”建议。勒特里尔说，“以弗里德曼的方式建立的自由‘民间经济’和控制通货膨胀”，不可能和平达成。“这种经济计划必须执行，而在智利的情况下，只有靠杀害成千上万人、在全国遍设集中营、三年内监禁超过10万人才能达成……大多数人的退化，以及少数特权阶级的‘经济自由’，在智利是一体的两面。”他写道，“自由市场”与无尽的恐怖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和谐”。
勒特里尔引发争议的文章在1976年8月刊出。不到一个月后的9月21日，这位44岁的经济学家在华盛顿特区开车经过大使区中心时，一颗安置在驾驶座下的遥控炸弹爆炸，把汽车炸飞并炸断他两条腿。勒特里尔被炸断的脚留在人行道上，人被紧急送往乔治-华盛顿医院；抵达医院时他已回天乏术。这位前大使与一位25岁的美国同事莫菲特（Ronni Moffit）共乘汽车，她也在攻击中丧生。这是皮诺切特政变以来最令人发指和最具挑衅意味的罪行。
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发现，炸弹由皮诺切特的资深秘密警察汤莱（Michael Townley）制作，他后来被联邦法院定罪。杀手持假护照进入美国，且中情局知情。
皮诺切特2006年12月去世，高龄91岁，当时他面临各界尝试让他为在位期间的罪行接受审判，这些罪行包括谋杀、绑架、酷刑、贪渎、逃税等。勒特里尔的家人数十年来尝试让皮诺切特为华府的炸弹攻击受审，并要求美国开放该事件的档案。但这位独裁者寿终正寝，逃过所有审判，并发表一封死后公开信，为政变和使用“最大力量”防止“无产阶级专制统治”辩护。皮诺切特写道：“我多么希望根本不需要1973年9月11日的军事行动！我多么希望马克思—列宁意识形态未侵入我们的祖国！”
文化清洗
在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军政府进行大规模的意识形态清洗行动，焚烧弗洛伊德、马克思和聂鲁达的书，关闭数百家报社和杂志社，占领大学，禁止罢工和政治集会。
一些最恶毒的攻击，则保留给芝加哥男孩在政变前无法打败的“粉红”经济学家。芝加哥男孩大本营天主教大学的死对头是智利大学，那里有数百名教授因为“怠忽道德职责”而被开除（包括法兰克这位曾气愤地写信回芝加哥母校给前教授的异议分子）。在政变期间，法兰克报告说：“六名学生在经济学系大门口被当场射杀，以对其他人起杀鸡儆猴作用。”
在圣地亚哥，传奇民歌手哈拉被带到智利体育馆，他受到的待遇充分展现那股想让文化噤声的狂暴决心。据智利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调查，士兵先打碎他的双手，让他无法再弹吉他，然后射击他44次。为了确定他无法在坟墓里激励人心，军政权下令销毁他伟大的录音作品。阿根廷音乐家索沙被迫流亡外国，革命戏剧家波拉在饱受酷刑后逃离巴西，贾利安诺从乌拉圭出走，而华尔士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遭谋杀。一个文化就此被蓄意灭绝。
在同一时候，另一个消过毒、清洗过的文化取而代之。在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独裁统治之初，唯一被准许的公众集会是阅兵典礼和足球比赛。在智利，女性穿着宽松的长裤就可能被逮捕，男性留长发也一样。“全国上下正进行彻底的清洗。”阿根廷一家军政府控制的报纸在社论中宣称，并呼吁大规模刷洗左派分子的涂鸦，“很快所有外表将焕然一新，借肥皂和清水就能解除梦魇”。
在智利，皮诺切特决心打破人民走上街头的习惯。连小规模的集会都被以高压水枪——皮诺切特最爱的群众控制武器——驱散。军政府拥有数百辆水枪车，小到可以开上人行道，对成群散发宣传单的学童喷水；甚至送葬行列如果太喧闹也遭到残暴压制。这些无所不在的水枪车被称作原驼（guanaco），取其像一种习惯吐口水的美洲驼，它们把群众当垃圾般清除，让街头闪闪发亮，清洁而空虚。政变之后不久，智利军政府发出一道命令，要求公民借报告外国的“极端主义者”和“狂热信仰的智利人”，“对清洗国土作出贡献”。
谁被杀害，以及为什么
在突击中被扫荡的人大多数不是军政府宣称的“恐怖分子”，而是被视为对经济计划造成最大障碍的人。有些人是真正的反政府人士，但许多人只是被认为不符合革命的价值观。
清洗运动呈现的体制性，从人权与真相委员会报告记录的失踪日期和时间就可明确验证。
在智利，当所有人都注视被包围的总统府时，其他部队也被派往“人称‘工业带’的许多工厂，展开突击和逮捕”。在接着数天，智利的真相与和解报告指出，又有数家工厂被突击，“并大规模逮捕人，部分人遭杀害或失踪”。在1976年，80%的智利政治犯是工人和农民。
企业资助酷刑
对工会领袖的攻击往往在工厂业主的密切合作下进行，而近几年向法庭提出的报告提供了明确的文件证据，显示外国跨国企业在当地的子公司也直接参与。
皮诺切特的芝加哥男孩经济部长卡斯特罗负责执行休克治疗，他说，如果没有皮诺切特的铁腕支持，他不可能办到。“舆论强烈反对（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强人来维系政策。我们很幸运皮诺切特总统了解而且拥有能抵挡批评的个性。”他也认为，“独裁政府”最适合保卫经济自由，因为可以“不掺杂个人情感”地使用权力。
和大多数国家恐怖一样，设定目标的杀戮有双重目的。第一，杀戮去除了计划的实质障碍——那些最可能反击的人。第二，让所有人目睹“麻烦制造者”失踪，发出不容误解的警告给可能想抗拒的人，因而去除了未来的障碍。
而这些手段确实有效。“我们既困惑又苦恼，乖乖等着接受命令……许多人开始退化；他们变得更依赖和害怕。”智利精神医生帕拉（Marco Antoniodela Parra）说。换句话说，他们处在休克之中。因此当经济休克造成物价飙涨和工资下跌时，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的街上依旧干净和平静。没有抢粮暴动，没有大罢工。家庭借着默默节衣缩食度日，喂他们的婴儿喝可以抑制饥饿感的传统饮料马黛茶（mate），在日出前起床以便走路几个小时上班，省下公交车费；因为营养不良或伤寒死亡的人则被悄悄埋葬。
十年前，南锥国家的工业还突飞猛进，中产阶级迅速崛起，医疗与教育体系十分健全，俨然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希望。现在，富人与穷人被抛进截然不同的经济世界，富人可以在佛罗里达取得荣誉市民身份，其他人则被推回落后国家的火坑，而且两者的鸿沟将随着后独裁时代的新自由主义“再造”不断加深。这些国家不再是激励人心的楷模，而是对梦想从第三世界升起的贫穷国家的恐怖警告。这种转变可以与经历军政府酷刑营的囚犯相提并论：光是说还不够——他们被迫放弃最珍视的信念，背叛他们的爱人和孩子。那些屈服的人被称作“破碎者”。南锥也一样：这个区域不只被打败，它被打成碎片。
酷刑“治疗”
许多施酷刑者采取医生的姿态。好比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使用痛苦但必要的休克治疗，这些审讯者想象他们施加的电击和其他折磨具有疗效——他们只是给囚犯某种医疗，而囚犯在集中营则被称为脏病者（apestosos），被视为肮脏或染病的人。他们将为囚犯治疗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思想的疾病。*他们的“治疗”当然会带来痛苦，甚至可能致命，但这是为患者着想。“如果你的手臂有坏疽，你必须截肢，对不对？”皮诺切特在响应外界对他人权记录的批评时，不耐烦地反问。
【*电击治疗因此绕了一圈，回到最早出现时被当作一种驱魔技术。最早的医疗电刑始于18世纪的一位瑞士医生，他相信精神疾病是由魔鬼造成，于是让一名患者抓住一条以静电机供电的电线，对每一个魔鬼施以电击一次。这名患者当时被宣告治愈。】
施酷刑者也知道团结的重要，而且决心借休克来消灭囚犯内在的社会联结冲动。当然，所有审讯都为了取得有价值的信息，因此必须强迫囚犯背叛，但许多囚犯报告折磨他们的人对信息兴趣不高，因为他们通常已掌控信息，反而他们热衷的是达成背叛。这种做法目的在于对囚犯内在造成无可修复的伤害，这部分的内在原本把协助他人摆在第一位，也是他们参与社会运动的原因，但在伤害之后留下的是羞愧和屈辱。
有时候背叛完全不是囚犯所能控制。例如，阿根廷囚犯韦兰尼（Mario Villani）被绑架时身上带着行事历，里面记录与一个朋友约好会面；士兵突击会面地点，让失踪在恐怖机器的运动分子又增加一名。韦兰尼的酷刑手用这件事折磨他，他说：“他们抓到霍基是因为他准时赴约。他们知道告诉我这件事，对我的折磨会远超过220伏特。那种懊悔几乎令我无法承受。”
在这种环境下，终极的反抗是囚犯之间表现的小悲悯，例如照料彼此的伤口，或分享稀少的食物。如果这类关爱的举动被发现，他们会遭到严厉惩罚。囚犯会被刺激成尽可能自私自利，不断有人提供他们浮士德式的交易，例如选择自己承受更多折磨，或让其他囚犯受更多酷刑。在一些案例中，囚犯被彻底瓦解，以致同意拿刺牛棒对付其他狱友，或上电视公开放弃他们以前的信念。这些囚犯代表折磨者的终极胜利：囚犯不仅放弃团结，而且为了生存而屈服于放任资本主义核心的割喉特质——借用ITT主管的话：“追求自利。”
在南锥工作的两类“医生”——将军与经济学家——都以几乎完全相同的比喻形容他们的工作。弗里德曼描述他在智利的角色像医生，提供“医疗技术建议给智利政府，以协助终结一场医疗瘟疫”——“通货膨胀的瘟疫”。芝加哥大学拉丁美洲计划主持人哈伯格的比喻更直接，他在独裁统治结束很久后，对一群阿根廷年轻经济学家发表的演说中说，好经济学家本身就是治疗——他们扮演着“对抗反经济的思想与政策的抗体”。阿根廷军政府的外交部长顾塞提说：“当国家的社会身体染上会侵蚀内脏的疾病时，它会产生抗体。这些抗体不能被当作病菌。当政府控制并摧毁游击队，抗体的活动才会消失，就像已经发生的情况。那只是生病身体的自然反应。”
这种语言当然与纳粹当年的思想架构没有两样，纳粹辩驳他们是借由杀害社会“生病”的分子，以治愈“国家身体”。就像纳粹医生克莱恩（Fritz Klein）宣称的：“我想挽救生命。而出于对人命的尊敬，我会从一个生病的身体移除坏疽的盲肠。犹太人是人类身体的坏疽盲肠。”赤棉使用相同的语言辩解在高棉的杀戮：“受感染的部分必须切除。”
【察网摘编自娜奥米·克莱恩《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第2、3、4章，关系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