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葛叔平，去世12年了，他为国防科研奋力拼搏的身影，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父亲1921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工人家庭，小学毕业后因生活困难，先当学徒，后到天马电影公司管道具。工作中他对电影录音设备发生了兴趣，为了彻底了解录音机的原理，他不仅自学中学课程，而且到大学旁听机电系课程，掌握了电子设备的性能。抗日战争时期帮助新四军修理电台，在送往指定地点时被日本宪兵抓捕，他坚持说，自己只是收了钱送东西。日本鬼子把他关了一周，抓不到把柄就释放了。
抗战胜利后，他按照地下党的指示考入了中国航空公司，担任了电气工程师，负责飞机通信设备的检修。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有些东西需要从香港购买，地下党给他的任务是将金条放置在民航机上的检修孔里，到香港后由专人取走。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企图不给新中国留下任何技术干部，逼迫父亲离开大陆，甚至派特务上门，把手枪掏出来进行威胁。父亲根据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安排，用种种借口进行拖延，坚持不离开大陆，迎接了上海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5月27日，上海刚解放，党组织立即根据父亲的专长将他安排到第23兵工厂工作，后又到华东军区兵工厂。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被调到人民解放军总参通信兵部研究所。国防科委一成立，父亲先被调到国防科委第五研究院，后又调到第十研究院，从事国防尖端科研工作，一直到离休。
一
1949年8月到1950年5月，为了解决部队的海上通讯问题，父亲克服了解放初期器材缺、加工设备少的种种困难，和其他同志一起研制出了第一代我军海上通信设备，为解放舟山群岛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
抗美援朝战争中，随着我军大规模战役的展开，为了解决各部队间的通信联络，在父亲的主持参与下，研制出了我军自己的新一代短波步话机和坦克通信电台。那时我上小学，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经常看到父亲课题组的叔叔、阿姨分成两组，开着吉普车在公路上朝相反的方向行驶，并且在车内不停地呼叫，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在测试电台的通信距离和性能。抗美援朝结束后，他们中间不少人到家里看望父亲，说起自己研制的电台在朝鲜战场的使用情况时，都是眉飞色舞，一脸的兴奋。由于父亲领导的课题组研制的电台，保证了我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通讯，父亲立了三等功。
父亲曾跟我说，在50年代中期，国民党凭借空军优势，经常派飞机对大陆进行侦查和骚扰。由于我们的侦查、监听设备落后，往往是敌机临空了才能发现，非常被动，为此我国请求苏联帮助。可是苏联的设备运来后，他们对我们实行技术封锁，只让我们的技术人员干体力活，根本不让我们操作。鉴于这种情况，总参下决心自己研制，当时在通信兵部研究所工作的父亲作为课题组长接受了这个任务。父亲主持并参与了为沿海边防空军研制的高频及超高频多路通信和侦察电台设备。他们研制的设备技术性能明显优于苏联同类设备，使我国自己有了第一代军事监听设备。父亲为此立了二等功，进而创建了我军第一个侦察干扰研究室，他被任命为我军第一个负责电子对抗、信息战的“通信侦察干扰”研究室主任。
二
父亲去世后，我看到了他过去的助手樊子麟在《峥嵘岁月稠》一书中发表的回忆第一次核试验的文章。从中知道了父亲在第一次核试验的遥控遥测中起的关键作用。
中央决定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后，核试验的遥控遥测任务在1963年夏，下达给了国防科委第十研究院。院长孙俊人将军亲自点名，由父亲作为专门组建的第十二研究室主任，负责以原子弹铁塔为中心，半径几十公里内，不同角度、距离的八个被控制站和主控站及地下装甲防护室，实施可调整、变更程序的自动或手动遥控，并且能够遥测重要参数的整个系统工程。当时世界上美、苏等有核国家对我国进行严密技术封锁，没有任何核试验遥控遥测资料可资参考借鉴。上级要求父亲带领研究室在一年内完成任务。正在北京休假的父亲接到命令，立即返回位于石家庄的研究所。因北京至石家庄的铁路被大水冲垮，军委派直升机将父亲和其他几个同志送回石家庄。研制开始后，父亲亲自组织研讨总体方案。经过反复思考、论证，父亲提出了我国独特的分频制遥控方案，并带领研究室的全体同志日以继夜地在7个月时间内研制出来。该套遥控遥测系统，保证了核试验的成功。文章说，
【“现在从电影上看到主控站一排排彩灯闪亮的控制屏，被控站一个个像礼帽似的接收终端，正是葛主任的构思和他们的设计相结合的杰作。”】
文章这样描述父亲：
【“葛叔平主任是个上了年纪的老一代专家，每天和我们一样加班到深夜。他平易近人，坦诚热情，又严格、认真，一丝不苟，十二室的小伙子们既亲近、尊重他，又有点‘怕’他。他能一眼看出你工作中的疏漏，能拿起镊子把你虚焊的元件拔出来批评得你哭鼻子，又会请你原谅他心急言重，说他年轻时还不如你有出息！引得你发笑。常听到：‘这样子，能过了葛主任那一关吗？’这使大家自觉把好质量关，也培养出了严谨、认真的战斗作风和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确实，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在父亲的带领和培养下，后来都成为了这个领域的骨干、专家，完成了大量国防尖端科研工程。在研制开始时，周总理亲自批准并授权父亲，可以直接申请和使用当时极其紧缺的国家外汇，购买国外的先进仪器和设备，用于研制工作。但是，父亲精打细算，凡是能够用国内产品替代的，一律不用外汇购买外国产品。在60年代国家经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为国家节约了几十万美元。有些人对此颇有微词，说他傻，认为应该借此装备一下研究所。很多年后，我问他当时怎么想的，他说：当时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去，国家用外汇的地方很多，而且国内有些产品完全能用，何必非要买国外产品呢？
从1963年夏到1964年5月，连过春节我们都没有见到父亲。
1964年5月底，父亲突然回到了北京家里。接下来的几天，天天由专车和警卫接送，早出晚归。父亲离休后告诉我们，那是向中央汇报核试验遥控遥测系统的研制情况，并奉命准备带队去“靶场”（父亲习惯把试验基地叫靶场），出发前他向毛主席和周总理立了军令状。
1964年6月4日，父亲带队出发了。走之前只告诉母亲是到新疆去执行任务，什么时间回来不一定，同时告诉了母亲一个新疆乌鲁木齐的信箱。父亲走后我们问母亲，父亲执行什么任务，母亲说她也不知道。父亲到了新疆后，只来过一封报平安的信。
1964年10月16日第一次核试验成功，《人民日报》的号外一刊登，举国沸腾，我和全国人民一样激动不已。此时上高二的我觉得，父亲去新疆执行的任务一定与此事有关。几天后到国防科委二分院（我们家当时住在二分院）的一个同学家玩，他父亲见了我就说：“你们家有喜事了。”
现在从樊子麟的文章中才知道：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后，现场总指挥张爱萍上将曾和基地的“国家核武器试验技术委员会”的委员们商讨，试验后立即要给两家记功，别的回去总结后再说。他建议：一个给飞过蘑菇云的飞行员；另一个他只提条件：“关系全局，成绩突出”。
在由朱光亚、王淦昌、李觉、邓稼先、吴际霖、陈能宽、程开甲等人组成的委员会上，委员们异口同声地说“给遥控！”提议以国防部的名义给父亲记个人一等功，他所领导的第十二研究室记集体一等功。经父亲提名，给他的助手樊子麟记了个人二等功，给彭光华、叶良发、蒋文修记了个人三等功。父亲自己也是该委员会的委员，并且是控制委员会的主任。事后回忆时父亲说，当时他没有想到委员们会那么一致地要求给他记一等功。他说，自己只是觉得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自己的任务，打破了核大国对我们的封锁，为中国人争了气，兑现了自己向毛主席，周总理立的军令状。90年代我回家看望父亲，看到了1987年全国科技大会给父亲颁发的由国防科工委评定的“原子弹和氢弹的突破核武器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证明材料。
1964年底，父亲从试验基地回到北京。春节期间，和他一起去基地参加核试验的助手们集体到我们家里来拜年。从他们兴高采烈的谈论中，我了解到了一些父亲在核试验基地的工作、生活的片断。他们说：葛主任身体真好，在戈壁那么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到各被控站检查工作，吉普车在大沙漠上一跑大半天，我们年轻人都被颠得受不了，下车都头晕，可葛主任没事，下车就开始工作。现在我才知道，当时在基地中一共设置了1个总控站，9个被控站，而这9个被控站分布在方圆几十公里的无人区内。父亲作为遥控系统技术总指导，在总控站负责全面工作。父亲多次说：
【“周总理要求‘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所以我必须要到所有被控站检查，了解设备安装和调试情况，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试验时整个系统万无一失。”】
这也完全符合父亲一贯严谨、科学的工作作风。父亲晚年时告诉我们说，总控站是整个核试验的心脏，你们在电影上看到的在试验开始插入总控制台的钥匙，平时一直由他亲自保管，怕别人乱动，造成设备损坏。当时，周总理出于对他们主要研制人员的保护，曾经指示：
【“主要研制人员，不能在电影和任何媒体上露面，以免遭遇不测。”】
所以直到试验开始，他才根据命令将钥匙上交，由上级交给专门的操作员。他还告诉我们，当时参加的单位很多，有国防科委的几个研究院、所；有国家科委、中科院的研究所；有解放军三总部和各军兵种的研究所，他们都有自己对遥控遥测数据的要求。所以，从进场开始联调直到试验开始前，一直在对整个系统进行增加和改动，每改一次就要对系统进行一次全面联调。在系统联调到100多次的时候，突然总站发出的信号分站收不到了。经过分析，是总站的设备出问题了，试验时间越来越近了，而毛主席指示“早试为宜”，指挥部特别着急。很多同志检查后都没有能够发现哪里出了问题。在大家觉得束手无策的时候，父亲亲自对设备进行了检查。他从下午3点一直到凌晨2点多，一条一条线路地捡查。终于发现由于不断开机、停机的震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金属毛刺扎穿了导线的外皮，造成了短路，使得信号发不出去。在这次故障的排除过程中，最使他感动的是，国防科委的秘书长张震寰将军亲自端着面条，一次次地催父亲吃饭。虽然父亲顾不上吃，但张震寰将军始终陪伴着他，直到故障排除。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科技专家的关心和爱护。
当一些同志说起在试验基地的艰苦生活条件，喝的水是用水罐车从很远的地方拉来的含黄泥的苦水；早上的洗脸水要留到晚上洗脚，洗脚水还要留下来洗衣服；白天温度四五十度，晚上又冻得穿棉衣时，父亲说，比起防化兵来说我们好多了。因为他在总控制站亲眼看到防化兵每次演练回来，从防化靴中倒出汗水来。当时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来能从靴子里倒出那么多汗水，后来在电影中看到这个画面，才知道当时父亲他们的生活环境是多么艰苦。即便如此，也从来没有听到过父亲抱怨基地的生活有多艰苦。父亲总是以非常乐观的态度，讲述他利用到分站检查工作的途中在戈壁滩上发现化石时候的心情；告诉我们，炊事班为了改善大家的生活在博斯腾湖中用手榴弹炸鱼，把鱼震昏了，一片一片地浮在水面，战士们兴高采烈地下湖捞鱼的场面；晚上吉普车在戈壁滩上遇到黄羊，大灯一开，黄羊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的情景。
每当别人说起他们在第一次核试验中的功劳时，父亲总是说：你们注意了吗，电影一开始演的是农业丰收，工业生产的成就，人民生活欣欣向荣，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进行核试验。核试验的成功，可以说是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一次核试验要花多少钱啊！以爆心为圆心，每公里都修建了各种工事，摆放了各类武器、装备，还有动物，用来测试核爆炸的威力。国家没有一定的实力，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只是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当时国家的实力还不是特别强大，如果不成功，那将给国家造成多大损失啊！我们是抱着“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信念投入工作的，相信外国人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到。事实证明我们一点也不比外国人差！
第一次核试验后，父亲就收到了国防科委以“机密”件发来的蘑菇云照片，并且附有专门说明，要求在新华社没有公开发表前，不要传播。我当时问父亲，一张照片为什么还要保密？父亲告诉我：从照片上，可以测量出蘑菇云的直径和高度，就能推测出原子弹的当量。我这才明白要保密的原因。
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后，周总理在人大会堂设宴庆贺，父亲也接到了请柬，但是他没有去。事后我们特别奇怪，也不理解，因为那是多大的荣誉啊！很多年后我问他为什么没去？他说，当时高空、地下核试验即将开始，作为遥控遥测系统的技术总负责人，他必须要着手准备新的测控工作，所以没去。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把党交给的工作看得比荣誉更重要的人。这张请柬我们至今保存着。不久父亲就由国防部长直接任命为研究所总工程师，并当选为石家庄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65年，父亲又两次到青藏高原。第一次，是为空中核武器爆炸试验的遥测遥控工作做准备，按照他的说法是“选场”，选择测控设备的安放地点。第二次，他去了不久，报纸就报道了我国进行了空中核试验。很快总参就又以机密文件给父亲寄来了现场爆炸的蘑菇云照片。后来父亲告诉我，这次他又是实地参加了空中核试验的测控，而且是准氢弹爆炸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