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粮食产量 —— “十连增”还是“十连滞”？

表二、各年中国产粮总使用量（百万吨）

数据来源：见表一的数据来源预计“中国粮食产量：来自粮食消费量的证据”一节的正文。差异率的定义是官方粮食产量与粮食总消费量估计值之差除以估计粮食总消费量估计值。正/负的差异率表示官方粮食产量高于/低于粮食总消费量估计值。

图表一、粮食产量和国内产粮总使用量，1981-2012 （百万吨）

数据来源：见表一的数据来源说明以及“中国的粮食产量：来自粮食消费的证据”一节的正文。

从1981年一直到2007年，估计的粮食总使用量与官方的粮食产量都非常接近。两个序列间的差异率很小、且呈随机分布。在27年中，官方粮食产量有12年要比估计的总使用量要高。最大的“正差额”发生于2004年，官方产量比估计的粮食使用量高出8.7%。在其余的15年里，官方产量比估计的粮食使用量要低。最大的“负差额”发生于2003年，官方产量比估计的粮食使用量低8.6%。在1981年到2007年的整个时期，平均差异率是负的1.3%。换句话说，平均而言，官方粮食产量只比粮食使用的估计值小1.3%。这些结果表明，对于1981年至2007年这段时期，我们对于粮食使用的估计值与官方公布的粮食产量很好地吻合。

然而，从2008年期，一个显著的、且系统性的差额在两个序列间出现。从2008年到2012年，官方粮食产量持续地高于估计的粮食使用总量，二者间的差额逐渐从2008年的10.1%扩大到2012年的22.2%。正常的统计差异解释无法解释这些系统性的、 逐渐扩大的差额。对这一现象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我们对中国粮食使用进行估计中使用的几种数据的来源存在着很大的低估偏差，二是官方的统计大大高估了中国粮食的实际产量。

粮食总使用量的估计值是如下几项的和：食品和饲料用粮，工业用粮，库存变化，净出口，留种及耗损。一种可能的质疑是，实际的留种和损耗高于我们假设的5%的粮食总使用量。但如果真是这样，将很难解释为什么我们对粮食使用的估计在1981年到2007年间与官方公布的粮食产量高度吻合。

粮食出口与进口的数据是基于中国官方统计，可以被国际贸易统计量进行确证。库存变化和工业用粮的数量很小，并不会对整个趋势造成影响。例如，2012年库存变化和工业用粮之和为1500万吨，相当于官方粮食产量的2.5%、或粮食使用估计量的3.1%。相较而言，官方粮食产量和粮食总使用估计量之间的差额在2012年是1.08亿吨，相当于官方粮食产量的18.3%、或粮食使用估计量的22.2%。

食品和饲料用粮是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住户调查数据计算得来。官方数据确实有可能低估了真实的粮食消费水平。但是，如前所述，我们对食品和饲料用粮的估算一直到2007年都与官方公布的粮食产量较好地吻合。没有任何特别的理由会使我们认为中国官方的住户调查的准确性在2007之后突然变差。而且，对于国家统计局来说，也没有明显地低报家庭粮食消费水平的动机。

我们的估计显示，食品和饲料用粮在1981年到1990年、1990至2000年、以及2000至2012年间分别以每年1,030万吨、800万吨、以及570万吨的速度逐年递增。粮食消费增幅的减少与中国人口增长放缓的趋势是一致的。同时，这也与食物需求的增长随人均收入增长而减弱这一被人们普遍认可的趋势是一致的。

在2000年，粮食总使用量的估计值比官方粮食产量要高7%左右。库存变化、净出口、留种和损耗的数量相对较小，且相互间抵消掉了。官方粮食产量、粮食总使用的估计量、以及食品和饲料用粮估计值之间的差额很小、是在合理范围之内的（见表二）。因此，我们对2000年食品和饲料用粮的估计应该是可靠的。如果把这一估计作为起始点，并假设中国食品和饲料用粮在2000年到2012年间的增速保持与90年代一致，那么中国在2012年的粮食消费将是5.97亿吨（而不是5.69亿吨）。这可以被当作是食品和饲料用粮在2012年的上限。2012年中国自产粮食使用总量将会是5.1亿吨（而不是4.82亿吨）。但是，即使我们如此假设，仍然有8,000万吨（或13.6%）的官方粮食产量无法得到解释。

另一方面，有趣的是，中国政府在2004年开始实行“粮食直补”政策。一个可能性是，在实行了这项政策的三、四年之后，许多农村地方政府开始认识到他们可以通过虚报播种面积、或瞒报失去的播种面积（由于劳动力移民、城市化、或环境恶化所导致）来保持从前的补贴数量。

以上的分析表明，中国官方统计高估了实际粮食产量、和我们低估了粮食使用二者相比，前者的可能性更大。如果我们对中国粮食总消费量的估计值可以被当作是我国实际粮食产量较好的一个近似值，我们的估计表明目前中国实际粮食产量比官方数字低1亿吨。尽管官方粮食产量在1998年至2013年间增加了大约9,000万吨，我们的估计显示，中国实际粮食产量很有可能从90年代末就开始处于停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