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至于说四人帮在政治局会议中间很猖狂，这个是彻头彻尾的捏造。1970年庐山会议之后，张春桥就对上海市革委会的一班人说过：“以后上海稳着一点，让辽宁去出头。”一个人心理再强大，与千万人作对心理负担还是很沉重的，更何况，文革晚期就连毛主席也采取守势，且对各路对手让步，预备“和平移交”。 难道四人帮对此现实力量对比完全无知，谁谁还涨势了?亲历者可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我访问过传说中的王洪文秘书肖木，他说自己参加过的多次政治局会议，从未出现过任何一次后来宣传的那种剑拔弩张状态，也从来没有存在过所谓的江青威逼谁谁。说四人帮很猖狂，连邓小平都不会同意，她女儿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间，就说她父亲英明伟大的证据之一，就是敢于跟四人帮作斗争，还不是防守型的而是进攻性的斗争，甚至，连王海蓉唐闻生诸人都投机参加了这样的进攻斗争过程。邓力群的回忆录中间，也说邓小平之设立国务院研究室和办刊物，就是为了夺取四人帮分工掌握的意识形态权力。 应该说，在官场中间，文革晚期的一般态势是“反文革派”成为主流，四人帮处于弱势和守势状态。这与四人帮的选择和站位方式有关，他们这几个人的主要特点是与官场主流相扞格，他们一贯不选择顺流而下而是逆流而上，这就决定了他们很难选择投机与迎合，从而，不仅在分工决策方面对经济事务介入不多，在执行层面也不可能赢得很多自愿追随者。这就决定了这四个人对于官场的影响不大，无论是决策还是执行链条上，都是如此。 四人帮等人行使批判权，总的来说是目标对准走资派，是批判矛头向上而非向下，从来都不是拿旧统治阶级或者工人农民的个体行为作为批判对象的。恰好相反，文革期间把“黑五类”或者非公经营作为打击对象，一贯是太子党及其父母支持的“转移运动大方向”的策略。派工作队下农村去“割资本主义尾巴”，全国性的运动是在1975年，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是1975年9月召开的，邓小平就是在这个会议上讲的农业要整顿的，而割尾巴是作为“农业要整顿”的一部分内容而推下去的，据柳随年等人的《中国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为执行邓小平的整顿任务，下派了上百万的工作队。这与文革初期的工作队一样，也是专搞“形左实右”的，这与与否定批评走资派的“乾坤大挪移”方案，内在逻辑完全一致。 至于说学大寨导致平原造梯田的投机乱来，是胡耀邦批示宣传的，没有任何实际的根据。至今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哪里的农民和基层干部发过神经，在平原上修了梯田的。老田自己就是职业农民出身，很清楚修一亩梯田要花多少工，每亩667平方米，2米梯度就需要搬动1300多立方米土石方，这就需要数百个工日，如果想要保留熟土在上避免减产，则需要来回搬运这部分土壤，一亩梯田起码需要近1000个工日。说白了，就算是你说的天花乱坠、顽石点头，我也不会相信农民和生产队干部在平原上修梯田的，农民就算都是些蠢猪肯定也不会去做这种无用功——至少也不会去干累死累活还会减产的事情的。 阅读《杜润生自述》发现，硬说学大寨导致平原修梯田，还说农田水利建设都是毁林开荒和围湖造田的破坏环境行为，这些都是胡耀邦灵机一动决策、马屁精记者执行的，这些想当然的宣传材料虽无实际依据，但是能够达到抹黑集体农业、为分田政策开路的目的。依据胡耀邦确定的那个宣传口径，把农民说成是只会跟风投机的蠢猪，试问：农民有投机的必要吗?能够捞到什么好处?提职加薪还是评上先进?何况，要农民修平原梯田，当时强体力劳动每工日按0.5元的低标准计算，每亩至少得给500元以上(仅仅考虑工费，不考虑减产损失)，才能够保证口粮钱不亏，谁出这笔钱给农民? 说白了，政治投机在官场和学界还有些可能，例如那个人民日报名记者范某人，在宣传和否定大寨时期都跳得高，都很积极，这样的反复投机无关他对事实的体认，仅仅服务于迎合政治需要，没准新领导一高兴就能够提职加薪，压倒同侪然后一个人先爬上去。农民投机谁给收益?有什么必要投机?这些都是坐在书斋里瞎想才会出现的。 农业学大寨说的很清楚，修建高产稳产农田，是要把“三跑田”修成“三保田”，然后推行“三深法”(深耕、深锄、深种)耕作，什么时候都没有简单化为只要修梯田的。各种关于学大寨的文献中间，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建设高产稳产农田，实现粮食增产，从未有任何一篇文章说只要修梯田就行了。要不是除了胡乱帮的宣传材料就一无所知之外，要是认真读过任何一篇宣传大寨经验的文章或书籍，就不会一板正经地硬要在这里代理推销胡耀邦的乱邦宣传内容了。 相比较而言，大寨倒是真抓实干，否定大寨的那群人完全是造谣和放空炮，这些乱邦宣传员的目的是不言而喻的，后果今天我们也看的更清楚了：他们那伙人到底是为了对极左纠偏?还是用编造谣言的方式去否定务实的农村政策?今天难道还暴露得不够清楚吗? 五说大寨主张不堵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什么的，还说大寨主张大批促大干，都是否定大寨时期，捏造强加在陈永贵头上的。按照这些宣传材料所营造的印象，似乎农民都不愿意老实干活，专搞运动和空头政治。其实对照检验一下不难，陈永贵本人发言留下来的不少，看看他自己说了些什么，又有些什么样的看法，看看1971年韩丁访问陈永贵的访谈(见韩丁《深翻》之八十三《沃土丰收》)，非常务实和实际，不仅没有左，还很有点右。 而且，就算是陈永贵与郭凤莲说了些什么，难道他们说过的就成了国家层面的决策和政策，能够代表毛时代左派的主张?非毛化时期还宣传说毛时代只重视投资不重视消费，也引1963年大寨救灾时期提的口号“先治坡，后治窝”为证。农业需要抢季节，不得不如此安排，否则过了季节，一年的收成就没有了，试问这样的口号上升到国家投资决策层面并执行了吗?谁上升的又是谁执行的?这算是毛时代不重视消费的合格证据吗?之所以有这种张冠李戴的情况，说明那伙乱邦宣传员，实在是找不到像样的证据了。所以，发言或辩论的最基本要求，是尊重事实和逻辑，仅仅凭着深揭狠批时期的宣传印象说话，还要强作解人，这就无意之间充当乱邦宣传员的传声筒了。 在整理昨天群里辩论“四人帮极左”的争论内容时，发现一个奇迹般的耦合：当年非毛化或者揭批四人帮时期，因为找不到四人帮干预经济搞极左的证据，就搞张冠李戴把宣传大寨时期一些记者的口号化说法，扣到毛主席或者四人帮头上，说那些就是他们在经济上搞极左的证据。几十年过去了，这个方面的证据匮乏局面没有丝毫改变，很多群友都不是专业研究经济史的，更没有发掘出多少靠谱的材料，去完成当初的残缺论证过程，补全证据缺陷。 群友们之间进行类似的辩论，当然也未能免俗和脱俗：只要你坚持四人帮极左这个判断，然后你就肯定找不到证据，去证实你的结论，然后，你就一定得回到“非毛化时期”的张冠李戴策略上，结果，辩着辩着，就从四人帮“大跨度”地扯到大寨身上了。 看来，无论在什么层次展开的相关辩论，都同样地受制于证据的极度匮乏，最终都“不得不”回到最初阶段那个“张冠李戴”的策略上去。昨天的群友辩论，不过是在较低的非专业层次，再一次验证了这个结论：除了张冠李戴的手法之外，真找不到像样的证据证明“四人帮极左”。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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