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能领导新中国前30年建设取得伟大成就

2019-10-29 22:31|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6836| 评论: 0|原作者: 刘学梅|来自: 毛邓理论研究

摘要: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形成的以“延安经验”为核心的工业化思想和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对于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破解单个农户与市场经济的对接困难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三、毛泽东对中国经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贡献

虽然中国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能否在经济层面跨越“卡夫丁峡谷”仍然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毛泽东在两方面对中国经济跨越“卡夫丁峡谷”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一方面，在计划经济内探索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道路；另一方面，打破苏联“垂直管理”的僵化模式，实行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和跨越“卡夫丁峡谷”创造了条件。

（一）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难题与经济领域跨越“卡夫丁峡谷”命题

1920年，经济学家米塞斯发表了著名的论文《社会主义共同体的经济核算》，否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经济核算和合理配置资源的可能性，从“经济核算”的理论层面向社会主义发起了挑战。米塞斯认为，一旦废除私有制和市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可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因为它缺乏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形成的“货币价格”这一最基本的计算尺度。一批经济学家相继加入讨论。支持米塞斯的主要有哈耶克、罗宾斯等。而反对米塞斯观点的学者却有两类。一类被称为“新古典市场社会主义”，主要人物有H.D.狄金森、弗雷德·曼维尔·泰勒、兰格等。他们以一般均衡理论的思路来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认为中央计划机关可以通过“试错法”来找到“正确的均衡价格”，从而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均衡。另一类反对者是以多布为主要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坚决反对把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经济之中。这类观点认为，计划经济正是通过理性的社会计划创造出一种秩序，取代市场的“无政府状态”，才显示出其优越性的。哈耶克通过发展米塞斯的观点，反击了上述批评米塞斯的两类观点。他认为，这两类观点都是以“社会计划者”拥有完美的知识假设为基础的，而这种假设是完全错误的，根本就没有考虑到知识的分散化，也没有考虑到许多个人的有关“特定时空的知识”具有默会的性质；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问题也不是像兰格等人所想的那样如何确定和计算出“正确的均衡价格”的问题，而是如何建立能有效地利用个人分散化、“默会的”知识的激励制度问题；更何况，市场价格的本质在于发现、传递和储存信息，而中央计划机关根本就没有这种功能。到20世纪40年代末，争论似乎已经结束。学界普遍认为，兰格模式代表了胜利一方，其实不然。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正当西方经济学界的公开争论趋于平静的时候，伴随着苏联和东欧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努力，在这些国家中，争论以“计划经济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形式再次出现。有趣的是：这次争论的主角却是在主张引入市场机制来完善计划经济的“兰格们”和主张“正统的”计划经济制度的“多布们”之间爆发的。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原来倡导“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理论家开始结合社会主义改革历史，直接反思“米塞斯们”与“兰格们”的争论，并且几乎一致地对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观点给予肯定。其中以科尔奈的评价最为典型，他在1990年出版的《通往自由经济的道路》一书中认为，匈牙利等国经济体制改革中试图将公有制与市场化结合起来的做法，只不过是一个幻想。挽救东欧经济的唯一道路就是私有化加上自由市场经济。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家也对这场争论进行了重新评价，得出了与科尔奈基本相同的结论。中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当前中国仍处于并且将在很长时间内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和货币在未来一段时间仍不能取消，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仍要在市场中通过商品和货币形式进行经济核算。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仍离不开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经济核算”问题必然涉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问题。

2001年，习近平在《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一文中，提出了一个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难题密切相关的命题，即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能否在经济层面跨越“卡夫丁峡谷”。习近平指出：

【“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社会制度上能够越过‘卡夫丁峡谷’，并不等于它们在经济发展上也必然能够越过商品经济的‘卡夫丁峡谷’。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这样的表述和设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也充分证明，商品经济是那些经济基础薄弱、发展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俄国如此，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更是如此。”】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似乎证明了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不能在经济层面跨越“卡夫丁峡谷”，而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改革开放40多年来年均GDP9.5%的增长率似乎又证明了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有可能在经济上跨越“卡夫丁峡谷”。

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发展落后国家能否在经济层面跨越“卡夫丁峡谷”这一命题与社会主义是否有可能进行合理的“经济核算”的命题事实上是同解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经济发展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能够解决“经济核算”难题，就意味着它能够通过合理的经济核算有效地配置各种资源，充分地发展生产力，从而在经济层面跨越“卡夫丁峡谷”，真正实现共产主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一方面在计划经济内寻求解决经济发展上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路径，另一方面打破苏联“垂直管理”的僵化模式，实行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为解决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难题，以及为经济层面跨越“卡夫丁峡谷”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内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探索

20世纪早期，苏联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到二战前，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中，苏联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拥有较完备的工业体系，达到世界先进国家水平。1937年，它的工业总产值已经超过德、英、法三国，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在工农业比重中，工业占到77.4%。二战后，苏联迅速恢复了受到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并使之进一步发展。到1960年，苏联的空间技术、高能物理水平位于世界前列；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在一些传统重工业如冶炼业、石油及天然气产业和传统制造业上保持着世界领先水平，经济总量达到了美国的60%；军事上拥有强大的核能力。这种模式把苏联从一个落后的社会变成一个现代社会。人民的识字率从1897年的28.4%提高到1926年的56.6%，1939年的87.4%和1959年的98.5%。在医疗卫生方面，1913至1961年间，外科医生人数从23200人增加到425700人；人均预期寿命从32岁上升到69岁；婴儿死亡率从27.3%下降到3.2%。同样，在社会服务方面，国家为公民提供免费医疗、养老金、疾病和残疾津贴、产假、带薪休假和儿童补助等。丘吉尔曾这样评价斯大林：

【“他接过的是一个扶木犁的穷国，他留下的是一个有核武器的强国。”】

斯大林模式是苏联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有其必然性，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产生过积极作用。这一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对斯大林模式优越性的一个很好的注解。

然而，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斯大林模式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垂直管理模式”，否定了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严重挫伤了企业发展的积极性；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以及集体农庄式的农业集体化战略极大破坏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了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苏联生产力水平远没达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发达程度情况下，在苏联实行高度计划管理，根本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效核算。后来，为了消除僵化模式的弊端，苏联进行了一系列经济体制私有化改革，最终导致其走向解体，亡党亡国。其根本原因是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而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框架内实行市场经济改革。从社会主义发展史来看，到目前为止如何才能解决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难题，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出了答案。而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为此作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探索。

解决“经济核算”难题的关键是信息能否快速有效传递，以及能否充分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充分发展生产力，即激励问题（包括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能有效解决，经济发展落后国家要在经济层面跨越“卡夫丁峡谷”是不可能的，即便经济上能够取得短暂辉煌。斯大林模式采取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和中央专业部委的垂直管理模式，信息渠道受制于官僚机构而不畅通，且缺乏竞争，很难形成对集体与个人的有效激励。1949—1956年中国之所以能以年均14.2%的增长率快速发展，除了1950—1953年属于经济恢复增长的原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新中国建设初期群众对经济发展充满期望和热情，毛泽东通过放手发动群众和精神激励，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基本解决。值得强调的是，毛泽东通过地方分权，确实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例如，1958年毛泽东把88%的工厂管理权全部从中央部委下放到各级地方政府，集体的激励问题得到解决。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一度出现了公社、大队、生产队兴办企业的高潮，而社队企业崛起以及社队企业之间的潜在竞争，为解决“经济核算”难题提供了一把新的钥匙。总的来说，毛泽东在计划经济内为解决“经济核算”难题作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探索，试图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实现经济层面跨越“卡夫丁峡谷”。

（三）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奠定坚实基础

如果说以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和中央专业部委的垂直管理的斯大林模式，由于信息和激励问题的存在，合理的“经济核算”不可能实现的话，那么，苏联、东欧试图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结果则是完全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通过私有化走向了资本主义制度，它的社会主义模式能否实现合理的“经济核算”就更无从谈起。以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为基础，在很长时间内无法形成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制度安排。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央专业部委的垂直管理体系覆盖全国，在垂直体系内无法通过改变产业分布来追逐更高的资本收益，而在不同垂直体系之间，由于行业不同也无法形成有效的竞争。如果在体系内引入市场机制或者说为企业注入活力，中央专业部委无法通过对资本收益计算和资产调整回避对下属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不仅如此，在这种体制下即使企业效益差，部委也有动机维持企业以维护整体规模，进而维护自身在经济体系中的权势地位。这些无助于解决企业激励问题，如同南斯拉夫那样，结果必然会在短期内活力释放后产生甚至比计划经济更混乱的状况，在这种模式下进行增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都可能是无效的选择。

中国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后创造经济奇迹，是因为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建立了与斯大林模式不同的以地区分权化为基础的经济体系。

虽然在“一五”期间，中国学习苏联经验，试图建立和扩大中央垂直管理的国有经济体系，但是1958年的“大跃进”打破了原来的探索，毛泽东把88%的工厂管理权全部从中央部委下放到各级地方政府。“大跃进”的具体做法是分地区层层落实，例如钢铁等生产指标，并将原来垂直管理的中央企业下放地方，这就使得原本“一五”期间开始建立的苏联模式受到冲击。在经济管理中，属地管理的地位得到了重大提升。虽然1961年地方的管理权一度收归中央，但1964年又把管理权下放给了地方。毛泽东最终打破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所采取的斯大林模式，建立了一个以地区为基础的“条块”体系。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从不相容到逐渐相容的历史。基于苏联模式的“条”，在向地方放权后大量原属中央部委管理企业划拨地方，“条”消融于“块”。在“块”的基础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引入了市场机制，利用并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在改革方式上，为降低改革阻力和改革成本，中国选择了渐进式改革和增量改革方式。在“块”的部分，与斯大林模式不同，中国地方政府具有跨行业资本调整能力，让国有资本转到经济和社会高收益领域，使之可以从低效益企业转出，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斯大林模式部委管理下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并恢复了合理的激励。通过20世纪末地方政府自发的国企战略重组逐步形成的新型国有制实现形式，更进一步解决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核算”难题。在竞争性行业，由于多种经济形式成分存在，重组后国企可以利用外在的市场价格信号进行经营，实现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在具有赶超战略急需发展的战略性产业和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国企起到市场经济的引领者和稳定器的作用，在弥补市场机制缺陷的意义上实现与市场经济的兼容。同时，通过制度设计安排，中国可以在战略行业引入混合所有制或建立相互竞争的同类型国企来解决国企“经济核算”难题。举例而言，在通信行业，中国已经建立了具有“全媒体”资质的移动、电信、广电、联通四家大型国有企业，解决了“价格贵、服务差”的问题。

毛泽东在计划经济内试图解决“经济核算”难题，为在经济层面跨越“卡夫丁峡谷”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积极探索，并且打破僵化的苏联“垂直管理模式”，建立起中央与地方分权机制，为改革开放引入市场机制，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基础。习近平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