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对资本主义的三种思考

02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数字劳动与数字资本主义

　　对于数字资本主义的思考，生于奥地利，并执教于英国伦敦西敏寺大学(Westminster University)的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在这个方面做出了比较突出的贡献。迄今为止，福克斯教授已经围绕着数字资本主义、数字劳动、数字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非常详尽的分析，主要著作包括《数字劳动和卡尔·马克思》(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互联网与社会：信息时代的社会理论》(Internet and society. Social theory in the information age)、《社会媒体时代的文化与经济》(Culture and Economy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在信息时代阅读马克思》(Reading Marx in the Information Age)、《传播的批判理论：互联网时代对卢卡奇、阿多诺、马尔库塞、霍耐特和哈贝马斯的新解读》(Cri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New Readings of Lukács, Adorno, Marcuse Honneth and Habermas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等著作。

　　对于福克斯来说，今天理解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数字劳动。事实上，对于数字劳动的概念，福克斯有着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其一是随着互联网工业的发展，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的广泛应用形成的所谓的信息与传播产业(ICT)，这个信息与传播产业与之前的工业生产的产业有着很大的区别，它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条。必如，福克斯举例说，一位刚果民主共和国北基伍省矿区的工人开采着专供生产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的矿产，而位于东南亚的富士康的工厂生产线上的工人必须牺牲周末，没日没夜地加班生产着各种新型手机和智能设备的配件，然后装船送往太平洋的彼岸，而位于旧金山硅谷附近的装配工人(多半为西班牙裔的移民和女性)将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原件装配成手机、笔记本、平板电脑的成品，而在印度的班加罗尔，一些坐在隔间里的软件工程师在南印度的湿燥的空气中加班赶写着新的升级版本的程序，为了是赶上在加利福利亚州库比蒂诺的新品发布会。在今天，不知不觉间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联动网络，在这个意义上，同时归属于这个全新的信息与传播产业的劳动者，无论是刚果的矿工，还是东南亚富士康工厂的工人，还是美国硅谷的装配工，以及印度的码农，都可以说是从事着数字劳动。福克斯说：“不同形式的数字劳动都被关联在一个统一的数字劳动国际分工的体制下，在这个体制下，为了数字媒体的存在、使用和应用的所有劳动形成了一个系统分工。”但是，福克斯显然不希望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数字劳动，因为在他看来，北基伍省的矿工的工作状况是一种奴隶制，因为他们在手持AK47的监工的眼皮下，被迫干着不敢忍受的繁重劳动，而富士康的东南亚工人以及硅谷的移民装配工实际上仍然处在早期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线之下，属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生产性劳动的框架之下，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绝大多数的分析都适应于这些劳动分析。而印度的程序员的工作，则是另一种状态，他更像是在二战后的组织化资本主义产业下的一个零碎的片段，虽然他在身体上已经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但在办公室的电脑上不停地编写代码和调试程序也让他经受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剥削，对于这种白领化的劳动和剥削问题，已经在保罗·巴兰、斯威齐等人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给出了十分具体分析。

　　显然，福克斯所认为的数字劳动并不是这一类劳动，他认为这些劳动仍然处于传统的劳动框架之下，尽管这些劳动是为数字产业或信息与传播产业服务的，但是他们仍然属于传统的产业劳动。为了解释这种特殊的数字劳动，福克斯引用了达拉斯·斯迈斯(Dallas Smythe)在1951年的一篇文章《广播和电视中的消费问题》提出了为什么免费的广播和电视会成为商品?在一般人看来，听众和观众是享受的主体，他们从事的是消遣，而不是劳动，尤其不是生产性劳动。但是斯迈斯强调，这些观点弄错了方向，真正的商品不是广播里的声音和电视上的图像，而是听众和观众本身，听众和观众直接构成了一种听力劳动和观看劳动，而且是一种没有薪酬的劳动，而成功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再将这种听众和观众的注意力的商品打包卖给广告商，并从广告商那里谋取利润。斯迈斯说：“因为听众的注意力是产生出来，并被销售，被购买，被消费，它有一定的价格，是一种商品。听众贡献了未付酬的听力劳动，换得的是编排好的节目材料和广告栏目。福克斯将斯迈斯对广播电视的听众和观众的分析直接应用到今天的数字媒介上，在我们使用诸如Facebook、Twitter、Instagram、YouTube等工具时，也面临着斯迈斯所分析过的听力劳动的问题。不过，今天我们的活动不再是单向地接受来自于电台和电视上固定的节目和广告，在今天的数字化的平台上，数字用户拥有着的更大的使用上的自由，但在福克斯看来，这恰恰为今天的数字劳动提供了条件，比如说，当我们在刷Facebook的时候，主要有两种活动：(1)浏览其他人和专题栏目的界面，看其他人发的帖子;(2)自己发帖子，来吸引曝光率。于斯迈斯的时代相比，今天的注意力更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因为一旦被引起关注，有超高的点击率和观看率，意味着某个主题成功地生产出注意力。福克斯说：

　　重要的是要注意到，Facebook的用户在同一个数字工作中，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使用价值：让他们自己的需求得以传播，获得公众关注度，这就会让他们成为特定广告针对的目标。所以，我们可以说Facebook的使用价值的双重性：一方面，他们生产出自己的使用价值，创造用户与公众关注度的关联。另一方面，用户为资本生产出了使用价值，即为广告产业生产出特定的目标广告对象。

　　我们分别来看看数字劳动者两种特殊的使用价值。首先是传播和公众关注度。不过在这里，福克斯突发奇想，他将这种网络用户的传播工作，直接等同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对交通运输问题的讨论。因为马克思说过：“投在运输业上的生产资本，会部分地由于运输工具的价值转移，部分地由于运输劳动的价值追加，把价值追加到所运输的产品中去。”对于福克斯来说，在网络平台和媒体中进行的也是一种交通运输，不过今天的数字媒体运输的不再是具体的物质产品，而是文化产品和意识形态。每一个数字媒体的用户，一旦在自己的Facebook的界面上发帖子，意味着它进行了一次象征和数字代码产品的生产，它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数字化网络将其传播出去，这就是一种数字时代交通，而这种交通为各种广告信息和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极大便利：“商业媒体将关联的商品意识形态传递给用户，它们将意识形态‘运输’给消费者。广告进行着信息生产和运输劳动。广告并不是以物理地形式将商品从A运输到B，它们组织了一个传播空间，允许广告商将他们的使用价值的承诺运输给潜在的用户。Facebook用户和从业人员就是运输工人，他们运输着使用价值的承诺(即商品意识形态)，将之传递给潜在的消费者。”尽管福克斯将今天的数字化传播理解为马克思意义上的运输劳动，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流通环节的分析相去甚远。但是，福克斯的这种异想的确构建了一种观念，即今天所有的数字平台的用户，实际上就是运输工人，而且是免费的替大平台和广告商运输商品意识形态的工人。想象一下，今天我们熟悉的双十一购物节、黑色星期五购物节不正是这种商品意识形态传播的结果吗?我们其中的每一个人何尝不是这种商品意识形态的运输工人，为这种数字界面上的购物狂欢推波助澜?在福克斯看来，这是一种免费的数字劳动，一种被数字资本所榨取的无偿的运输劳动，这种在我们看起来是免费消遣的活动，在数字资本主义那里，实际上就是一种注意力产品。在2018年的迪士尼的动画片《无敌破坏王2：大闹互联网》中，那个在互联网世界的身无分文的拉尔夫就是跑去找爆音(Buzz Tube)网站的椰丝小姐，用拍摄的视频来吸引网络上的注意力来赚钱，这等于是说，在今天的数字时代，或者在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法则：网络的注意力或公众关注度就是金钱。这个法则就是支撑着网络大V和网红经济最基本的基底，在微博上，在Instagram上，在抖音上，谁能吸引更多的注意力和关注度，谁就是王者，而普遍的数字平台的用户正在深陷这种商品意识形态的泥淖，他们如同最底层的搬运工，怀揣着成功的梦想，为数字资本提供着免费的数字劳动，让大的数字平台公司充分榨取着最大化的数字劳动的剩余价值。

　　最为关键的是，当今天的数字平台的使用者用来创造这种运输和传播的工具也存在着巨大问题。比如说，我们使用某个软件支付了使用费用，如我们使用了微软的office系统写文章，制作报表和幻灯片，用IBM公司的SPSS来做社会统计，还有我们玩着育碧公司制作的《刺客信条》《看门狗》等游戏，我们是否拥有了这些软件，或者按照福克斯理解，拥有了这些数字劳动的生产资料?当然不是。我们支付的费用实际上购买并不是软件本身，只是一个软件的使用授权(license)，比如我自己电脑上的Microsoft Office Word软件，上面有一个licensed version，这代表着我们这些所谓的用户，只是这些软件的租用者(rentier)，因为我们购买了word软件之后，软件的所有权仍然在微软公司，他仍然有资格继续将这些软件卖给其他用户。福克斯将这种购买授权的行为比作马克思的地租，我们以为我们拥有了数字时代的生产资料，但福克斯警告说，我们实际上只是在为大软件公司和数字公司缴纳地租。正如齐泽克在他2019年的新书《〈共产党宣言〉的相关性》(The Relevance of the Commnunist Manifesto)也提到了这种租用关系：“比尔·盖茨的财富并不是因为比其他的竞争者的软件卖得更便宜，也不是因为他对他所雇佣的智力劳动工人进行了更惨无人道的剥削。倘若如此，微软早该破产了……为什么上亿的人们仍然选择购买微软?因为微软建立了一个伪-普遍性的标准，并垄断了这个领域，而这个领域就是马克思的一般智力的直接体现。在几十年后，盖茨成为最富有的人，他的手段就是向参与到被私有化和被控制的的一般智力形式下的数以亿计的数字劳动的工人收取租金”。于是，福克斯和齐泽克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数字劳动给出最悲惨的画面，他们不是享用着现代化设备和数字网络的白领精英，相反，他们是为数字资本主义提供着免酬劳数字劳动，并租用着大平台和大软件公司地盘的佃农，他们被数字资本家们盘剥了一层又一层，被最大化地榨取了他们生产和生活中的各种剩余价值，但他们仍然对此浑然不知。

　　03

　　斯尔尼克斯、威廉姆斯：加速主义

　　在数字时代思考资本主义的另一个代表是以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为代表的加速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斯尔尼塞克是当代左翼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的奠基者，他出生于美国，但在加拿大的西安大略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获得了哲学与心理学硕士学位，之后他转战不列颠，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之后与阿列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在2013年发表了著名的加速主义宣言，让其声名鹊起，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加速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最直接的表现形式。2016年，斯尔尼塞克出版了他对当下数字资本主义分析的重量级著作：《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将他的加速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数字资本主义分析有效地结合起来，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最新代表作品。

　　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在《加速主义宣言》中提出另一种马克思的批判倾向就变得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了。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认为，马克思根本“不是一位抵抗现代性的思想家，而毋宁是一位试图分析并介入现代性的思想家”，简单来说，马克思反对的不是现代性和大机器本身，而是这种对现代性和大机器的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从后来的意大利自治主义开始，从他们推崇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开始，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们的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对生产力(即现代性和大机器生产)的批判，变成了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下不平等的雇佣关系)的批判。在对“机器论片段”的阅读中，斯尔尼塞克和意大利自治主义者们一样，认为问题并不是处在机器上。如果机器带来的现代化潮流是不可抵挡的，我们有何必如同螳臂当车一般，将自己有限地生命耗费在一个不可能的事业之中呢?因为抵抗现代性和大机器的命运必然是忧郁，必然是悲剧，因为从一开始，卢卡奇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就走入了抵抗现代性的死胡同，真正的问题不是将现代性和机器化大生产视为邪恶的力量，而是其中造成的不平等。如果机器是中性的，在资本主义可以使用的同时，它为什么不能变成供无产阶级解放的工具呢?倘若如此，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真正的意愿正是走入现代性，而不是像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的那样是拒绝现代性。这样，加速主义的最基本的原则是，在现代性或者资本主义带来的机器生产内部找到其中的矛盾，并加速推进它的高速运转，最终，在这种机制在高速运转中走向崩溃，而资本主义也因此迅速衰落甚至死亡。因此，在《大纲》之后马克思那里，一个新的变化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能在资本主义之外进行，我们只有在资本主义内部，才能找到走向未来社会的路径。

　　这正是加速主义的核心要义所在。加速主义的核心词汇——加速(accelerate)——指的正是对资本主义机器本身的加速，这种加速，在资产阶级看来，是加快了他们资本周转的速度，最终让他们获取利润的速度也随之加快。但是，在加速主义看来，为了让这个大机器更快的耗费掉，我们的立场绝不是拒绝，而是让其加速。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说：“认为左派政治要反对技术社会的加速运动，至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评价绝对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如果政治上的左派要想拥有未来的话，他们就必须最大程度地拥抱这个被压迫者的加速主义的发展趋势。”[15]这样，加速主义的目的正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阻碍生产力的车轮，“加速主义者就是要最大程度地释放出生产力的潜能”。让那些平庸的左派和新自由主义都十分忌惮的生产力的潜能全部都发挥出来，无产阶级才能真正意义上拥有未来，“加速主义推动的是一个更为现代的未来——是新自由主义不敢去生产的现代性。未来必须再一次被打开，开启我们的视野，走向大外部(Outside)的普世可能性”

　　也只有加速主义的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斯尔尼塞克会如此关注数字时代的平台资本主义的生产。斯尔尼塞克指出：“在思辨的边缘，今天资本主义的计算基础设施已经间接地触及到其物理学上的极限，高频次贸易的速度战争已经迫使决策者必须在十亿分之一秒内做出决定。更习以为常的发展是，海量的个人数据(购买习惯、旅游模式、浏览历史等等)已经与复杂的数学分析结合起来，用来为市场提供预测。新近出现的发展，如无人机送货和自动驾驶，都预示着一个逐渐自动化和计算化的未来。世界已经在自身层面上重构了，而这一切与人类的感知无关。”[17]斯尔尼塞克敏锐地把握到，如果要推进加速主义的策略，其中计算基础设施和数据才是其中的关键，而让新自由主义感到忧虑，甚至无法控制的正是大量数据的自动生产(automatic production)，今天，数据的收集和生产恰恰是由Google、苹果、Facebook、Youtube、Uber、Amazon等大的平台公司来进行的。因此斯尔尼塞克与维尔诺、奈格里、拉扎拉托等人的认知资本主义分道扬镳了，因为今天更为重要的东西是数据，而不是非物质生产和一般智力，数据不是非物质的一般智力，简单来说，今天的资本主义，在斯尔尼塞克看来，就是以数据为对象的资本主义，他说：“我们应当将数据看成是用来提取的原材料，用户的活动就是这些原材料的自然资源。就像石油一样，数据就是一个提取、精炼出来的原材料，可以在诸多方面进行使用。”这意味着，拥有越多的数据，则拥有更强大的竞争力。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拥有提取、精炼数据的能力，云计算和大数据处理只有一些大的公司才能进行，也只有他们提炼的数据才具有使用价值层面上的意义。而这些大公司所依赖的就是大的数据平台，这些数据平台就是他们收集提炼数据的矿井。

　　对于平台资本主义，斯尔尼塞克有一个说明：

　　什么是平台?在最一般的层次上，平台是数字的基础设施，它可以让两个或更多的群组发生互动。因此，平台将自己作为中介，让不同的用户汇集在一起：顾客、广告商、提供服务的商家、生产商、供应商、甚至物质对象。往往平台还有一些工具，让用户可以建造他们自己的产品、服务和市场。

　　实际上，按照斯尔尼塞克的定义，简单来说，平台就是我们平常使用的各个界面、APP和应用。如微信、百度、淘宝、滴滴打车、京东、大众点评网、携程、蚂蚁短租、当当等等。这些公司制作的平台充当着社会中的新型的智能机器，将各种用户(包括个体用户、生产商、供应商、物流、媒体、甚至AI和装有传感器的设备等)都纳入到巨大的数字界面中，将它们都转化为统一的数字化模式，并从中提取作为原材料的数据，经过云计算和数据处理，成为具有价值的数据，用来分析和预测市场走向，甚至可以用来预测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换句话说，今天谁拥有了绝对多的数据，谁就是这个世界上的王者。资本主义的权力，开始发生了位移，从纯粹以货币中心的体系(尤其是二战之后以美元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位移为以最广泛也最有效的(这里的有效并不是指数据的真实性，而是数据在数字界面是发挥影响的实力，真实性只是数据效力的一个参数，但是不等于所有的真实数据都具有数字界面上的实际效力)数据。所以，斯尔尼塞克认为：“这些平台的地位尽管是中介，但它们不仅获得了海量的数据，而且控制和监控着游戏规则。”这样，数字平台不仅仅是一个在市场上倚靠数据赚的金银满钵的企业，最关键的是，他们控制的数据和平台，本身就为未来生活制定了规则，而所有人、用户、商家、甚至非人的AI和物(object)都必须依照这样的规则来运作，也正是这些规则，让平台不仅处于经济利益的顶端，也成为了超越民族国家的政府和政策之上的僭主。

　　数字时代共产主义研究指向的是这些一般数据和数字化的交换平台被少数几家公司所垄断，并从中榨取巨额的剩余价值。这些由所有用户生产出来的数据，是否应该合法地被为数不多的几家大公司无偿占有?摧毁这种占有，才是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的方向，因为这些一般数据，虽然这些大公司在云计算和数据处理上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这些代价不足以让他们成为整体占据这些数据的合法理由。面对一般数据，以及由大量数据聚集构成的数字平台这一新生事物，真正有价值的思考方向是共享。因为在根本上，一般数据是共同生产出来的产物，在这个共同生产过程中，每一个生产者(用户)实际上很难分出彼此。与其将其分割，不如将其共享，数字时代的革命口号，不再仅仅消除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也包含了数据绝对的和透明的共享。这种共享势必让我们走向一个新时代，让私人数据垄断逐渐成为不可能，一个基于共同数据基础上形成的团结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正在数字时代的地平上露出它的曙光。

　　本文原刊于《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