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翻身做主，当了国家的主人。为了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建设强大的新中国，就如歌词所唱的那样“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革命的队伍，披荆斩棘走向前方”。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在农业上有“大寨精神”，工业上有“大庆精神”，解放军中有“雷锋精神”，干部队伍中有“焦裕禄精神”，科研战线有“两弹一星”精神。这些精神都是在艰苦环境中迸发出来的。这些精神体现出来的是他们内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理想、信念、价值观。这种精神能够鼓舞斗志，增强意志，激励上进，它可以传导和继承，超越生命的。
“两弹一星”精神就是所有参加这项工作的工人、科技工作者、解放军官兵用革命热情和无私奉献行为铸成的，是他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面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经济封锁、战争威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过程中，遵循毛主席关于“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1]的决策中形成的。
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培养了出一支不讲条件、不讲报酬、不为名利、因陋就简、开展工作、不畏艰险、不计个人得失、为国家强盛、为军队强大默默耕耘、艰苦奋斗的科研技术队伍；涌现出了一批学科带头人。他们隐姓埋名，默默坚守，他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1964年10月16日，在众多科技人员的努力下，中国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毛泽东对此十分高兴，决定破例举办一个庆功宴。宴会开始后，毛泽东笑着对大家说：
【“今天，请各位来叙一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原子弹爆炸了，我们的火箭试验成功了，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说话，更有底气了！”[2]】
毛主席专门写了《满江红·庆祝第一次核试验》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七日在罗布泊，
【小丑下台应欢送，礼炮轰隆。原子弹，说爆就爆，其乐无穷。十年丑史归尘土，一阵惊雷卷飓风。笑老修，大势已去矣，敲丧钟。
忆往昔，来势凶，众喽啰，瞎起哄，君不见人民，自古英雄。螳臂挡车千钧力，庄生梦蝶一场空。看东方火炬赤旗舞，万里红。[3]】
张爱萍上将写了《清平乐·我国首次原子弹爆炸成功》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 戈壁滩
【东风起舞，壮志千军鼓。苦斗百年今复主，矢志英雄伏虎。
霞光喷射云空，腾起万丈长龙。春雷震惊寰宇，人间天上欢隆。】
父亲也写了七言诗一首庆贺：
如果不是毛主席决策，周总理亲自抓，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现在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一、第一次核试验“大脑”的研制
1963年夏，一天雨后的夜晚，天空像被水洗过一样，能见度格外好，正在北京休假的父亲带着我们兄弟几个在楼顶平台散步。突然，他指着满天繁星中一颗快速移动的亮点对我们说：
【“你们看，那就是人造卫星。”】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在天空中的人造卫星。
父亲说：
【“现在天空中几乎都是美国、苏联的卫星，我们国家还没有。毛主席58年就说过，‘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4]。以后，我们国家也一定会有自己的人造卫星。”
“毛主席还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5]”】
就在这次和我们谈话不久，父亲突然接到命令，立即回到位于石家庄的研究所接受新任务。
这个“新任务”就是第一次核试验的遥控遥测。也正是这个任务的完成，他又承担了导弹和人造卫星的遥控遥测工作。
党中央决定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后，将遥控遥测任务下达给了国防科委第十研究院。院党委根据每个科研人员历年来完成的科研成果，指定由我父亲具体负责这项工作。
当时华北地区下大雨，北京—石家庄段铁路被大水冲坏，第二天总参派直升飞机将父亲和另一个同志送回石家庄。
后接到归队命令的同志，有的人因为火车不通，绕道张家口，饿着肚子赶回了部队。
研究所组建第十二研究室，由父亲担任室主任。今年76岁的崔国义是当时研究室最年轻的技术员，他回忆说：
【“我到设在一排小平房的十二室报到时，什么也没有。葛叔平主任已经到位，另有六名大学生也已经报到，加上我们六名军校学生共十三人。葛主任安排我们打扫卫生，搬桌椅、试验台、仪器、设备等基本办公用品。几天后，各工作间、实验室已井井有条、干干净净，具备了工作条件。”】
以后几个月又从所里各有关单位陆续抽调了一批技术人员、专家、行政人员，开始了研制工作。研究队伍年轻，白手起家。
研究所领导让父亲带助手李振魁到院里接受具体任务。今年已86岁高龄的李振魁回忆道：
【“我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学俄文的，当时让我和葛主任一起到院里去，是因为苏联专家留下了一堆俄文资料，要我去翻译。但那些资料根本没有用。”】
院领导交代任务后，要求他们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任务的内容，到国防科委接受具体安排。国防科委要求我父亲，每周直接向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上将汇报工作进度。面对当时美国、苏联等有核国家对我国严密的技术封锁，国内没有任何核试验遥控遥测资料可参考和借鉴，也没有人员接触过的情况下，国防科委要求在一年内完成任务。作为总设计师，项目负责人，父亲当时就在国防科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立下了军令状：保证完成任务！
作为我军第一个侦查干扰（电子对抗）研究室主任，他的底气来源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多次科研任务完成积累的经验，尤其是研究外国设备与外国专家打交道中了解到他们的水平。更主要的是相信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用自己的行动建设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保卫祖国，再也不受外国的侵略和压迫。
确定研制方案是完成任务的第一步，父亲作为系统总设计师、通信测控专家亲自挂帅总体组，组织研讨总体方案。发扬“军事民主”是我军的传统。讨论会上，没有上下级之分，没有尊卑之分，大家畅所欲言。今年77岁的蒋文修说：
【“63年我从军事院校毕业，参加‘四清’一年刚回来，看到葛主任为了技术方案，同所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争论的面红耳赤，真把我吓坏了。”】
最后，根据可靠、可行的原则，父亲提出的频分制遥控方案获得通过，成为第一实施方案。[6]
他带领研究室全体人员废寝忘食、夜以继日进行着实验，在七个月时间内将它研制出来。该套遥控遥测系统在核试验中100%的完成了任务，保证了核试验的成功。
今年83岁的李雄飞曾是十二室科研人员之一，说起当时的工作状态依然感慨万千。
【“当时，时间紧迫，我们研究室全体人员加班加点是常态，大家经常一干就到了凌晨一两点。国家当时是三年困难时期，国力有限，我们几乎是饿着肚子搞控制系统，那时候，夜晚加班同志能吃上一碗面条就觉得格外幸福。就是在这种状态下，没人叫苦，没人喊累，反而是凝心聚力一起干事。”】
十院的副院长唐士杰，还亲自到食堂品尝给研究人员提供的晚上加班面条的味道。
当时担任课题组长的樊子麟回忆说：
【“加班者要组长一个一个地往外赶。记得有一次，我赶走最后一个加班者，照例检查过工作台门窗后骑车回家，夜深、无人、天黑，我连人带车摔进了院内临时施工的沟里，一时竟爬不上去，只好在沟里稍事‘休息’。等有了精神挣扎回家，刚上床，起床号就吹响了”[7]】
“人心齐，泰山移”，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在父亲的带领下，整个科研团队的攻关热情却是斗志昂扬。76岁的崔国义说：
【“我那时候一毕业就到了十二室，跟葛主任工作的时间最长，一起参与的核试验遥控遥测任务，他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和严谨的科研精神影响了我的一生。”
“葛主任对待工作就是精益求精，夯实核试验的遥控遥测任务的每个细节，以确保万无一失，一次成功。”】
因为葛主任对大家的要求非常高，每个环节都一丝不苟，当时研究室的小伙子们对他既尊重又害怕，
【“在工作上严格把关的同时，葛主任与大家相处起来又非常平易近人，会耐心倾听年轻人的想法，悉心教导技术。”】
崔国义至今仍然感慨，
【“与葛主任工作的日子，他的作风和精神，滋养了我的一生。”】
他的助手樊子麟说：
【“葛叔平主任是个上了年纪的老一代专家，每天和我们一样加班到深夜。他平易近人，坦诚热情，又严格、认真，一丝不苟，十二室的小伙子们既亲近、尊重他，又有点‘怕’他。他能一眼看出你工作中的疏漏，能拿起镊子把你虚焊的元件拔出来批评得你哭鼻子，又会请你原谅他心急言重，说他年轻时还不如你有出息！引得你发笑，常听到：‘这样子，能过了葛主任那一关吗？’这使大家自觉把好质量关，也培养出了严谨、认真的战斗作风和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8]】
1961年2月毕业于西军电的余佩生回忆说：
【“我到室里报道后，葛主任率领我们这批新来的大学生从被作为废弃配件的螺丝堆里翻找螺丝钉，找出配套的螺母，去装配机箱。葛主任说，别小看找螺丝钉，这就是‘科研实践’，你们在学校理论学多了，现在开始要学会做具体事了。”】
他是用行动告诉我们，作为科研工作者，如果能用自身智慧为国家节省资金，也是在为国家做贡献。一个人的爱国情怀更应该在行动中体现。
在父亲的带领下，中国这群年轻科研人员凭着这股拼劲啃下了核试验控制系统研发中的一块块硬骨头。他的这些助手，后来都成为了这方面的专家。
我国的遥控遥测系统研发工作是从零开始，周总理考虑到该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研究设备的短缺情况，因此特批了父亲的外汇使用权，但是父亲根据周总理在有关会议上曾经提出的“试验关系重大，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我们国家穷，做什么事情都要精打细算，都要考虑到略有失误是否会加重人民负担”[9]的指示，精打细算，凡是能用国内产品替代的，一律用国产货，不动用外汇去购买外国产品。等到整个系统安装完成，为国家节省下几十万美元。有些人对此颇有微词，觉得他呆板木讷，认为应该借此机会装备一下研究所。他却任人评说，不争辩不解释，只顾埋头搞科研。父亲离休后，我问起此事，他说：
【“当时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去，国家还很穷，外汇资源很宝贵，其他行业领域用外汇的地方也很多，而且，我们国内生产的设备通过改进提高后也不比国外差多少，既然都能用，何必非要买国外产品呢？”】
二、第一次核试验“大脑”进场执行任务
（第三排右起第六人为葛叔平）
1964年6月初，父亲（为了安全不让他坐飞机）带队乘坐专列到试验基地参加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专列经过四天四夜的行程，到达吐鲁番车站，第二天乘汽车向基地进发。随队的蒋文修说：
【“汽车经过天山时，由于山高气压低耳朵嗡嗡响，像坐飞机似的，到马兰后休息了两天，就直接向试验处开去，因为基地刚建设，还没有正规的道路，在戈壁滩上推土机推出一条路来行车，经过几天行车后，这条路就成了搓板路，所以坐在汽车上人员就等于作了低频冲击和震动试验，而且一坐就是八个小时。”】
蒋文修说，我们刚一到场区的感觉就像是到了月球表面，戈壁的意思就是荒凉。那里没有水，没有植物，除了参试人员没有其它生物。天气炎热，空气干燥，我们在场区时正值夏季，气温在中午时基本都在38°~40°，所以每人的必备设备就是水壶，如果一天不喝水人就很难挺得过去，但是总觉得很奇怪，怎么也不出汗呢！当你用手摸一下手背、脸、好像矾沙，但仔细一看却是细盐粒，水蒸发了流下了盐份，喝的水盐碱含量极高，如果喝过海水的人就知道。戈壁滩的水和海水差不多，拉水车如果在晚上不注入水，水龙头滴水，第二天早上你会发现地面有一个拳头大的盐包。水份蒸发了，留下盐份。所以全体参试人员都拉肚子。
在64年8月份他和叶良发同志到一个站联试，那天刮十一级沙尘暴，他们坐北京吉普行走，看不清道路，走的也很慢，飞沙走石，打的车窗玻璃啪啪作响（纪录电影有此镜头）。中午吃饭伙房给他们送的饭，饭桶用布包的很严实，但是打开布包，馒头和稀饭表面全是沙土，没有办法也只好去掉外层吃了。试验场区离城市几百公里，所以没有新鲜蔬菜吃，只能吃鱼干、海带、各种罐头。因为场区缺水，也没有地方和设备，在场区五个多月只洗过一次澡，这还是基地领导想了好多办法，在一个大帐篷内洗澡。葛主任那么大年纪和我们一样住帐篷，吃一样的饭，喝一样的水。他一直亲自保管着总控制台的钥匙，从不离身，就怕设备一经他人之手出现损坏的情况。“试验场地位于戈壁滩，天气冷，葛主任就把自己的毛线衣脱下来盖在机器上。”
这套系统要对以原子弹铁塔为中心，半径几十公里内，不同角度、距离的八个被控制站和主控站及地下装甲防护室，由有人操作的主控站对距中心22公里的地下装甲防护室实施遥控。遥控按可调整变更的程序，自动或手动发出若干遥控指令，对整个试验场包括原子弹及围绕它放置在各被控站内无人值守的各种测试设备进行全过程遥控。还要求各被控站对遥控指令的执行情况向主控站回答显示，特别是对原子弹本身除了进行控制、回答显示外还要对其某些参数进行遥测，并将测得的结果送回主控站显示出来。主控站能够根据遥控指令的发出、执行、回答显示和遥测结果，适时了解全场工作情况，从而作出是按原定程序自动进行下去，还是作出适时必要的人工干预、补充甚至中止试验的进行。
父亲的助手樊子麟在回忆录中说，“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与他第一次见面，就拉着他的手说：
【“我的‘邱姑娘’（原子弹代号）很年轻，还不成熟，交给你控制和测量，我要她的血压、心跳、脉动！这些数据都正常了，我才能控制爆炸呢。”】
为了保证可靠性，要求设备双套同时运行。能在原子弹爆中、爆后产生各种影响下正常工作。[10]
父亲作为核试验委员会委员，遥控系统技术总指导——控制委员会主任，负责总控站，本来可以待在那里，但为了全面了解设备安装和调试情况，确保核试验时万无一失。他除了检测好总控站，还会经常前往分布在罗布泊无人区中的各个被控站检查。戈壁滩上的道路崎岖不平，樊子麟说：
【“布满鹅卵石的路被车轮搓轧得像波浪一样，我们称之为搓板路，在车上颠得人心都要跳出来。可葛主任坐着吉普车在搓板路上奔波，车在大沙漠上一跑大半天，很多年轻人都被颠得受不了，下车都头晕，可葛主任没事，下车就开始工作。”】
他后来告诉我们，当时他脑子里全是各被控站应该达到的技术数据，是如何保证核试验百分百成功的措施，没有感觉到颠簸。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父亲抱怨基地的生活有多艰苦。父亲总是以非常乐观的态度，讲述他利用到分站检查工作的途中在戈壁滩上发现化石时候的心情；他告诉我们，炊事班为了改善大家的生活在博斯敦湖中用手榴弹炸鱼，把鱼震昏了，一片一片的浮在水面，战士们兴高采烈地下湖捞鱼的场面；晚上吉普车在戈壁滩上遇到黄羊，大灯一开，黄羊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的情景。
张爱萍上将作为现场总指挥，也经常深入现场到各单位检查工作，他和所有参试人员一样，一个挎包一个水壶坐着吉普车到处跑。
因为各被控站的控制对象、单位有几百家，设备上千套，要求各异。国防科委的几个研究所，国家科委、中科院的研究所，解放军三总部到各军兵种都对遥控提出自己的测量设备接口要求，从进场联试直到临试验前，一直在对整个系统进行增加和改动，每改一次就要对系统进行一次全面联调。
在系统联调到一百多次的时候，突然总站发出的信号分站收不到了。经过分析，是总站的设备出问题了，试验时间越来越近了，而毛主席指示“早试为宜”，指挥部特别着急。很多同志检查后都没有能够发现哪里出了问题。在大家觉得束手无策的时候，父亲亲自对设备进行了检查。从下午三点一直到凌晨二点多，一条一条线路的检查。终于发现由于不断开机、停机的震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金属毛刺扎穿了导线的外皮，造成了短路，使得信号发不出去。在这次故障的排除过程中，最使他感动的是，国防科委的秘书长张震寰将军亲自端着面条，一次次的催父亲吃饭。虽然父亲顾不上吃，但张震寰将军始终陪伴着他，直到故障排除。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科技专家的关心和爱护。
控制团队与基地领导的合影（前排右起第四人为葛叔平）
他的助手樊子麟在回忆文章中说：
【“现在从电影上看到主控站一排排彩灯闪亮的控制屏，被控站一个个像礼帽似的接收终端，正是葛主任的构思和他们的设计相结合的杰作。”】
还说：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后，现场总指挥张爱萍上将和基地的委员们商讨，试验后立即要给两家记功，别的回去总结后再说。他建议：一个给飞过蘑菇云的飞行员；另一个，他只提条件：“关系全局，成绩突出”。“国家核武器试验技术委员会”委员们异口同声地说“给遥控”。同为核试验委员会委员的父亲和在场的助手，当时愣住了。张爱萍上将开玩笑说，“你俩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荣誉，就在大家一片喜气的笑声中敲定了。
以国防部的名义给父亲记个人一等功，他所领导的12室记集体一等功。经他提名，给他的助手樊子麟记了个人二等功，给彭光华、叶良发、蒋文修记了个人三等功。委员们都知道，遥控遥测系统是整个试验的“大脑”，“中枢神经”系统，是通过它联系、协调、指挥了整个试验，也只有它能够将试验数据收集回来，为今后的试验打下基础。
1964年10月16日，周总理宣布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后，举国欢腾，基地也举办了庆祝文艺汇演。
每当别人说起他们在第一次核试验中的功劳时，父亲总是说：你们注意了吗，电影一开始演的是农业丰收，工业生产的成就，人民生活欣欣向荣，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进行核试验。核试验的成功，可以说是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一次核试验要花多少钱啊！以爆心为圆心，每公里都修建了各种工事，摆放了各类武器、装备，还有动物，用来测试核爆炸的威力。国家没有一定的实力，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只是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当时国家的实力还不是特别强大，如果不成功，那将给国家造成多大损失啊！我们是抱着“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信念投入工作的，相信外国人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到。事实证明我们一点也不比外国人差！
第一次核试验后，父亲就收到了国防科委以“机密”件发来的蘑菇云照片，并且附有专门说明，要求在新华社没有公开发表前，不要传播。我当时问父亲，一张照片为什么还要保密？父亲告诉我，从照片上，可以测量出蘑菇云的直径和高度，就能推测出原子弹的当量。我这才明白要保密的原因。
周总理指示：
【“主要研制人员，不得在电影和任何媒体上露面，以免遭遇不测。”】
我国的这次核试验成功，“比美国科学家预料的要早5年，比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讲的提前了10年”。[11]
作为“原子弹和氢弹的突破和武器化”的该项目在198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父亲是自动控制系统的主设计师和第一完成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