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精神是这样铸成的

三、第二次核试验，卫星回收及其他

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后，1965年5月30日周总理在人大会堂设宴庆贺，父亲也接到了请柬，但是他没有去。事后我们特别奇怪，也不理解，因为那是多大的荣誉啊！很多年后我问他为什么没去？他说，当时高空、地下核试验即将开始，作为遥控遥测系统的技术总负责人，他必须要着手准备新的测控工作，所以没去。他的助手樊子麟说，“这时我正陪着他在基地商讨明年空投核试验适宜，以及视察地下核试验施工现场。”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把党交给的工作看得比荣誉更重要的人。这张请柬我们至今保存着。不久国防部长直接签署命令，任命他为研究所总工程师，并当选为石家庄市的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一九六五年，父亲又两次到青藏高原。第一次，是为空中核武器爆炸试验的遥测遥控工作做准备，按照他的说法是“选场”，选择测控设备的安放地点。当年跟随父亲去青海的参加这次任务的崔国义回忆：

【“我们经过两天两夜的行程，列车到达西宁车站，第二天十几辆小车组成车队前往基地，基地坐落在海拔3000多米高的青藏高原上。警车开道，车队沿山路蜿蜒前行，一到目的地，葛主任因长途跋涉加高原缺氧导致呼吸困难，身体极度虚弱，同志们多次劝他休息两天，但他不同意，坚持马上开展联试工作。”】

因为第一次核试验是对放在铁塔上的原子弹进行控制、引爆。这次空中核试验是对轰炸机上的弹仓进行控制，让原子弹能够自动脱钩，在指定的高度引爆，以便轰炸机脱离爆区，保证机组人员的安全。

从对固定目标的控制到对高速移动的目标进行控制，从有线控制到无线控制，改进后的设备是否能够完成任务，是对他们研制工作的检验，所以父亲坚持马上进行联试。如果出现问题能够及时改进，以保证按时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下达的任务。

第二次，他去了不久，报纸就报道了我国进行了空中核试验。很快总参就又以机密文件给父亲寄来了现场爆炸的蘑菇云照片。后来父亲告诉我，这次他又是实地参加了空中核试验的测控，而且是准氢弹爆炸试验。

原子弹研制成功后毛主席决定尽快实现原子弹武器化。经过科学家们的努力，1966年10月27日，一枚带着核弹头的导弹，按预定弹道飞向弹着区。在894公里罗布泊靶心上空距地面569米的高度爆炸，这一试验的圆满成功，使一贯敌视中国的超级大国再次受到巨大震惊。他们深知，从这天起，中国有了真正可用于实战的核导弹。[12]

“两弹结合”成功后，毛主席又提出新的任务“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13]一批科学家一头钻进了制造氢弹的技术攻关中，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

从原子弹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而一向被认为贫穷落后的中国仅仅用了2年零8个月的时间。

“文革”初期，父亲并没有停止工作。1966年夏应钱学森邀请，来北京商量成立“宇宙航行院”，1967年秋参加由钱学森主持的国防科委在北京召开的“东方红一号”卫星和某返回型卫星的监测和回收的大总体协调会。

当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1968年夏冲击我父亲后，周总理立即把父亲保护起来，送到国防科委设在河南驻马店“五•七干校”。干校领导让他们这些老同志除了参加政治学习外，各自选择适合自己的劳动。过去他每年都有科研任务，在干校的这段时间，他认为是自己压力最小的时期，是休息的时间。

父亲暂时离开科研岗位的这段时间，他的助手们依然按照他设计的技术方案，“抓革命，促生产”群策群力，完成了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遥控系统。

“9.13”事件后，父亲一回到岗位就满腔热情地投入到“高弹道导弹”的试验中。因为我国在海外没有军事基地，当时也没有远洋测量船，就把洲际导弹发射到预定高度，再由地面发指令让其落回我国的领土的指定范围之内，检测其性能。

长征1号（发射高弹道导弹）

后来有了“向阳红”远洋测量船，1978年12月改装后父亲又指挥助手们到船上进行遥控遥测设备安装调试。完成了对发射的洲际导弹弹道和性能测试。

向阳红5号海洋调查船参加执行发射洲际导弹任务。

1975年11月26日，我国第一颗尖兵一号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这颗返回式卫星为可见光遥感卫星，它携带一台全景扫描相机，对预定地区进行摄影，并用一台星相机同时对天空摄影，以测定对地摄影时刻的姿态精度。卫星完成预定摄影任务后，将存放胶片的再入舱，在预定的地区回收。其控制信号（密码）是他和同志们反复研究后，由他拍板确定的，所以在卫星回收前，他天天提心吊胆，最担心的是被别的国家破译我们的控制信号，生怕出现什么意外。卫星上天后不久，我们已经监测到，我国的卫星受到了其他国家地面信号不断的干扰，明显是在探测我们的控制密码。控制密码一旦被别的国家破译，卫星就可能被他们控制了。卫星按预定计划11月29日返回地面时，父亲和他的助手们，彻夜守在电话机旁，一直到卫星照相舱平安回收的电话打来，他们才离开回去睡觉。

由于回收指令晚发了万分之几秒，使得卫星照相舱没有在预定的四川的降落场地降落，偏移，飘落到了中越边境。部队和当地民兵接到任务：必须将我国降落下来的回收卫星照相舱找到。对边境进行了拉网式的全面搜索。边境另一侧的越南部队和民兵在苏联人的带领下也在寻找。最后在我方一侧找到了。虽然第一颗卫星回收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但基本是成功的，使我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回收技术的国家。

卫星是根据遥控指令进行动作的，这次的偏差是遥控遥测没有可参考的数据和经验造成的。在总结第一次卫星回收中测控工作的基础上，父亲实事求是地对卫星遥控系统进行了改进，使得第二次卫星回收的精度得到极大提高。回收时，落地点距离理论计算中心只有不到一百米。对于六千四百公里半径的地球来说，误差只有百万分之七点八，达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他离休后一谈起这件事就特别自豪。

1987年全国科技大会上，作为“尖兵一号返回型卫星和东方红一号”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父亲是“尖兵一号”的总体负责人和接收机的第一完成人。

发射回收式卫星的长征2号和回收式卫星

回收的照相舱

核武器试验和卫星发射、回收的遥控遥测工程是个系列任务，从原子弹到氢弹，从地面、高空到地下，从架空、空投到导弹运载，接连进行了五次核试验。父亲和他的助手们，殚精竭虑，辗转试验，为中国“核战略武器”的发展和人造卫星的发射，回收做出了突出贡献，多次立功受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