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精神是这样铸成的

四、我们的家风

我们的父母从小对我们要求就很严格，绝不许占公家的便宜，要把自己当做普通人。

我家从华东军区调到总参通信兵部后，大院正在基建。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基建结束了。我和小朋友们就到搬走了的木工房里捡大一点的料头，准备刻木头手枪，钉小板凳。母亲下班回来看到后问，哪里来的？我们照实说了。母亲立刻让我和大弟弟送回营房科。我们辩解说，其他小朋友都捡了。母亲告诉我们，公家的东西，不许往家拿。逼着我和大弟弟送回了营房科。

母亲当时被部队送去学习苏联的幼儿教育，回来后担任了幼儿园教导主任。小弟弟很小就被送到育儿园乳婴班全托。为了让小弟弟不感到自己有什么特殊，母亲要求幼儿园所有老师，不许告诉他自己是他的母亲。小弟弟在幼儿园一直叫母亲“赵老师”，周日回家也习惯性地叫“赵老师”。直到大班毕业上小学了，才改过口来叫妈妈。

而对那些父母外出执行任务或家境困难的孩子，母亲总是给予特别的照顾，经常给他们讲故事，买东西。到了九十年代，这些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不管担任了什么职务，一说起母亲当时对他们的照顾，仍然激动不已。

六十年代初，我上初中时，部队给我们家派了一个年轻战士作勤务员。母亲几次要求组织上把他调回去，组织上都没有同意。于是每当这个战士要帮助家里干活时，母亲就让我和大弟弟去做。并且告诉我们：“你们的年龄和这个战士差不多大，凡是他能够干的活，你们都应该能干”，不让我们有任何特权思想。这个战士在我们家待了三、四个月，实在无事可干，就回了部队。

为了使我们具备各方面的知识，从我上小学三年级开始，母亲就每个月分别给我和上小学一年级的大弟弟五角和二角钱买书。到我五、六年级后，母亲给我和弟弟的买书钱成为一元和五角。这些钱只许买书，不许买别的东西。书买回来后要第一时间报告母亲，让她检查。到我高三的时候，我和大弟弟有了满满两书架的书。

大弟弟上初二的时候，要母亲给他买一双跑刀滑冰鞋。母亲对他说，滑冰场能够租，不要自己买。大弟弟闹情绪，母亲对的说，你看看工人家的孩子，能想要什么就买什么吗？全国能够有5%的家庭过上我们家的日子就不错了，不要不知足！生活上多和工人家的孩子比比。

我去农村插队，母亲怕我思想不通，就对我说，社会上每项工作都要有人去做，要你去农村，就是工作需要。后勤那么多农村来的小战士，和你岁数差不多，你到农村去就是壮劳力，农村孩子能干的活，你都要能干，不要叫苦叫累。我在农村插队7年期间积极参加劳动，和群众打成一片，获得了乡亲们的认可，担任了大队革委会副主任。通过科学种田，使得小麦产量由历史最高亩产273斤提高到412斤。从小，她就教育我们要诚实、勇敢，有正义感，平等待人，热心助人，在困难面前要顽强不屈，要求我们生活能够自理。“好男儿要志在四方”，是她对我们三兄弟说的最多的话。

80年代中期，我在山西煤炭规划设计院负责生产计划调度，不少煤矿急等设计图纸施工。一天中午我一进家，来看我的母亲就对我说，刚才一个什么煤矿的同志，给你送来了一个大蛋糕，两条烟和一兜水果，说把他们的图纸往前排排。我当时就让他拿走，说：“我儿子就值这几个钱？”他放下东西就跑了。“你把蛋糕和水果送给育儿园，把烟交给办公室，留着招待客人。”下午一上班，我就把这些东西送走了。

80年代末，我过年回上海探家。看到澡缸里有两条一米多长的大青鱼，地上还有鸡鸭等农产品。我问哪里来的？早就退休的母亲告诉我，是小弟弟当“星期六工程师”的乡镇企业送的。让他们拿走，硬是不拿走。紧接着问我：“你小弟弟会不会犯错误？毛主席早就规定‘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我估计是小弟弟给人家帮忙，从不拿钱，过年了，人家过意不去送的。等小弟弟回来一问果然如此。母亲要求小弟弟按照市场价格折算成钱，给人家。

我的名字是母亲起的。原来以为只是笔划少，容易书写。一次，母亲告诉我，之所以叫“元仁”，因为“元”既是“首”，第一的意思。“仁”，是“仁爱”、“仁慈”、“仁义”的意思。要你记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首先要有善良的心，爱人民，坚持正义，百折不挠。

母亲最爱看鲁迅的书，这可能和她与鲁迅是同乡有关。受鲁迅思想的熏陶，母亲疾恶如仇，主持公道，热心帮助别人的点点滴滴，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

父亲在我们小的时候就特别注意培养我们各方面的知识。我小学三年级时老师要求复述课文，父亲看到我总是记住了后面的就忘了前面的，就教我在记后一段的时候将前一段的再默念一遍的循环记忆法；北京天文馆刚落成，他就带我们去参观，给我们讲天文知识；在一个冬季的晚上，父亲带我们去洗澡，走到被大雪覆盖的大操场时，他让我走斜线，他和大弟弟走操场的直角边，用事实告诉我们“三角形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

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一天晚饭后，听到父亲在客厅里对母亲说：“这些从苏联回来的留学生连中国字都写不好，还不如咱们家老大写的字。”原来，是留学生们写的转正技术报告，就像我在小学二年级时写的字。父亲的毛笔字写的很好，他特别重视文字的书写。可能是这件事引起了父亲的思考，这年暑假，他规定我必须每天写四篇大字。可惜我玩心太重，总是用“描红”的方法应付差使，至今也没有把字练好。

我小学五、六年级时，父亲从部队图书馆为我借回《红旗飘飘》，《星火燎原》丛书让我看，了解革命历史。上初中后，父亲专门为我们订阅了苏联出版的青少年读物《趣味数学》，《趣味物理》和《趣味化学》，启发我们对科学的兴趣。他在我们耳边说的最多的是：“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要求我们抓紧一切时间学习。而他自己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父亲在解放前就懂得英语和德语，解放后，为了能够看懂俄文资料，他又利用工作之余开始学习俄语，而且很快就掌握了。我问他有什么诀窍，他告诉我：“学外语没有什么诀窍，就是要多读，多写，多练，多背。”我按照父亲的教导，在中学的俄语学习中，每天早早就起床，背诵俄语课文。并且将俄语课文默写出来后，再翻译成中文，按照中文再翻译成俄文和原文对照，纠正其中的错误。这种方法，使得我在初中升入高中的俄语考试中获得了满分。

高中时看到外国有资源卫星，我就问父亲：“卫星在那么高的高空，怎么就能够探测到地底下的资源呢？”

记得父亲告诉我：“卫星在高空发射电磁波对地球进行扫描，由于各种矿产资源对电磁波的反射信号不同，卫星接收到不同的反射信号后再将其发回地球接收站。地面上的接收站根据已经获得的各种资源对电磁波的反射情况绘制出图谱，就能判断出各种资源的面积、位置。”

“为什么不同矿产资源会对电磁波的反射不一样呢？”我是“打破砂锅纹（问）到底”。

“各种原子的核外电子数不一样，运动频率、轨道也不一样，所以反射的电磁波也不一样。你在高中化学、物理里都学到了这些知识，这点你应该能够想到。”父亲有点不高兴了。

他还说：“你的各科学习成绩不错，但是一定要学会综合利用各种已经学过的知识来研究和思考问题，否则考试成绩再好也没有用。”父亲的这句话使我终身受益！

他实际上告诉了我：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否则将一事无成。

当六六年我即将高考时，父亲对我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不在学校名声怎么样，关键是自己要钻研。”

一九七二年，周总理针对各大学反映的前两年入学的“工农兵”学员基础知识水平太差，提出了“考试加推荐”的高校录取方针。这年秋天，父亲在解决了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的技术问题后，专程驱车来到了我插队的农村。进村后，他首先和大队干部座谈，了解我在村里的真实表现。父亲怕队干部看到我在，不讲真话，就把我赶了出去。那次他还带了部队对他的最新的政治结论和部队党委给县委的信，并把这些材料交给了公社党委和县革委会。那年，尽管我的文化课考试成绩是全县第一，但是因为不正之风，把已经写在大学录取通知书上我的名字被勾掉由别人顶替了。我气的一个星期没有吃饭，并将这一情况在信中对父亲诉说。父亲勉励我不要灰心，告诉我，国家的建设、发展不能没有知识，有机会还是要念大学。

一九七七年，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三年，国家恢复高考，我终于考上了大学。当时，我已经是太原铁路分局太原工务段的团委书记（代）了，组织部门征求我个人意见，是转干，当团委书记，担任党委委员，还是上大学。在父亲的支持下，我选择了上学。由于当时插队不算工龄，我的工龄不够三年，学费需要自己负担。又是父亲每月给我寄生活费，使我完成了大学的学业。

在父亲的支持和影响下，我们三个兄弟都是通过和其他人进行平等竞争的考试，被大学录取，脱产学习，受到了高等教育。现在两个是高级工程师，一个是经济师。

我女儿考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后，父亲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你今后要踏入工程师的队伍了，30岁之前是“充电”的阶段，不要分心。可以到国外看看人家怎么搞科研的。并且用毛笔给她写了马克思的一段话“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艰险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女儿按照爷爷的要求，大学毕业出国留学，取得了硕士学位和工程师资格，回国参加了工作。

父亲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爱做书摘卡片。很多次晚上家里来了客人，母亲都让我到部队资料室去找父亲。每次我都看到父亲在资料室看书，查资料，做资料卡片。父亲经常在书房里整理和查阅他的几大盒的书摘卡片。一次我问父亲，与其这么辛苦的做书摘卡片，不如把书买回来看。他告诉我：

【“每本书里其实只有部分内容是有用的，做摘录卡片，不仅加深记忆，也知道了这些东西在那本书里。以后要用的时候，一查卡片就知道了。”】

父亲很注意他专业领域内的国外先进技术，但是又不迷信洋人。

父亲的书房永远是整整齐齐的，文件，资料都井井有条的摆放在固定的位置。一次他到我和大弟弟的卧室，看到我们书桌上的东西摆放凌乱，就批评我们说：“你们这个样子，今后怎么搞科研工作？到时候，找什么都找不到。所有东西都要有自己的固定位置摆放整齐。”

90年代初，父亲离休了，我和大弟弟分别从太原和石家庄坐同一次列车去上海看望父母。因为带了不少当地的土特产品，上车前就给父亲打电话，请他按对离休干部规定，派单位的小车来接站。

我和大弟弟费劲的把东西拿出站后，看到父亲一个人站在出站口。我问：“车呢？”父亲说：“私事，用什么公家的车？打车！”

我临回太原那天，下起了小雨，发愁买的不少东西怎么拿到火车站。父母住的小区不通公共汽车，要走很远一段路。我和母亲商量怎么办。母亲对父亲说，下雨，公共汽车站离得远，总不能让孩子冒雨在路边打车吧？，你给小车队打个电话，要一下车吧。父亲坐在那里不说话。我看着母亲。母亲说，你要是不打，我就打了。说着拿起了电话。父亲见状说，还是我来吧。过了一会儿，车来了停在楼下，父亲见我放好了东西，先坐进了车里。我对他说：“下雨，你就别去了。”父亲说：“车是给老干部用的，不是给家属用的。我不去，群众会有什么反映！”他考虑的是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不能因为自己的行为给破坏了。

1993年我根据政策调回北京时，为了工作安排，想请父亲给张爱萍或钱学森写封信，帮助我安排一下。父亲不同意，他说，不能动用工作关系办私事。自己的问题自己想办法解决。

我的爷爷是工人，父亲完全靠自学和党的培养成为国家高级技术专家，他在工作中永远认真严谨、一丝不苟。生活上始终低调平淡、知足常乐。

父亲一辈子钟情国防科研事业，75岁高龄时，国家有关部委发给他一摞文件，向他征询意见。他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耗费几天时间，工工整整写出了意见和建议，然后按照要求，以“机要”文件邮寄出去。至于写的什么内容，他严格按照保密条例，一个字也不透露给其他人。他说：“按照国家要求办事，是国防科研工作者必须遵循的原则。”

在家庭生活中，也用科研精神要我们，教育我们做事要认真，学会坚持到底，不断超越自我。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