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丁堡骏向察网的独家投稿，本文察网首发于2018年6月22日】
【按语：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能够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发展才能够是科学社会主义？《资本论》的当代价值究竟在哪里？《资本论》对于指导人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究竟有怎样的应用价值？《资本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意义究竟在哪里？在理论界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1周年之际，上述问题是学术界讨论和争论的核心问题。有人一方面认为，《资本论》和整个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但另一方面又认为马克思主义解释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是第三条道路的社会主义。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但是这是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相矛盾的社会主义。据此有人就提出了要改造和重塑唯物史观的理论观点。实际上，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时候，葛兰西就认为，十月革命是反《资本论》的革命。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此《资本论》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基本原理完全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系列问题，都涉及到究竟应该怎样正确理解《资本论》及其方法论，究竟应该怎样认识《资本论》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的理论意义。丁堡骏教授的《论〈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本质》一文，立意高远、视野恢宏、全面深刻而又实事求是地探讨了《资本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文章从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对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的意见，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跨越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由此文章就已经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是“反《资本论》的革命”，也不是唯物史观的悖论，而是将唯物史观运用与分析旧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历史条件而得出的自然结论。该文提出了《资本论》中国化，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对于《资本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化。这就和国内学者把《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学说中国化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同时也与那些主张把西方经济学中国化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丁堡骏教授认为,应当将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与纪念《资本论》出版一百五十周年和纪念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有机结合起来。我们应当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将《资本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考察我国改革开放历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章在《当代经济研究》发表并授权察网网络发布后，在理论界产生强烈反响。由于该文篇幅较长，我们特将其第四部分中“《资本论》中国化”中的“从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容摘录出来以“《资本论》中国化的方法论原则及其当代价值”为题单独发表，以期引起学术界的讨论和争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列理论成果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方向。《资本论》是马克思倾注毕生心血而创作完成的伟大的科学著作，《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的方法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一，《资本论》中国化，就是要将《资本论》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化，即将其运用于分析与欧美资本主义同时代的中国的社会改革和社会发展问题，在具体分析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国际或内环境等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得出旧中国可以而且必须要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道路的结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具体分析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得出中国不存在着走一条发展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道路的结论，进而坚定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了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坚持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按照社会主义新型社会生产关系的要求，通过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随着中国社会不断地引进和发展一部分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右翼势力不断蛊惑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同志一直坚持“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1] 习近平同志面对更加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更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不是社会主义。近年来部分先富人士，将自己依靠党的政策积累起来的资本转移海外投资，国外资本加强对我经济控制，所有这些都足以证明：当今时代中国仍不存在一条独立自主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国必须要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而不是走爬行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我们在经历了20世纪苏东国家社会主义事业失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威胁严重的条件下，在重新研究了中国社会所处的国际和国内具体的历史条件的情况下，我们所得出的基本结论。
第二，将《资本论》运用于指导中国的社会改革和社会发展，不能将《资本论》中“原始积累”理论中国化，即不能用《资本论》中“原始积累”的论述来证明，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必然要走爬行资本主义道路。进一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今天，不能将“原始积累”理论运用于指导中国走瓦解个体经济、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走爬行资本主义道路。不分析中国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盲目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这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没有教训的。曾几何时，在中国也有这样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例如苏某智、严某琪等都主张中国要按部就班地先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待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以后，再由中国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因此，我们必须要反对无条件地将《资本论》中的“原始积累”理论中国化。
第三，《资本论》中国化，不是中国爬行资本主义道路。因此，中国同志也不能将《资本论》中的概念范畴移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理论界，肃清教条主义的任务仍然繁重而艰巨。中国经济学界一批又一批的经济学家，一直试图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把《资本论》中的概念范畴生搬硬套到社会主义经济之中。有人坚持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有人认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都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等是《资本论》中国化中的教条主义；还有一种教条主义需要我们加以注意,这就是有人通过改变《资本论》中经济范畴的称谓，或者简单地宣布一下《资本论》中的这些范畴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于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论》被改造为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资金论”，剩余价值理论被改造为“共余价值理论”。他们的理由是，《资本论》中资本和剩余价值等范畴，如果抽掉其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个性的因素，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不错，资本和剩余价值等范畴，如果真的抽掉其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个性因素，它们的确不再反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了。问题是，经过这样抽象以后的经济范畴，究竟还剩下了什么？剩下的东西还有什么意义？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8]按照矛盾特殊性决定事物本质的原理，我们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最关键的就是要揭示社会主义生产的特殊性。恩格斯说：“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从野蛮人的弓和箭、石刀和仅仅是例外地出现的交换往来，到千匹马力的蒸汽机，到纺织机、铁路和英格兰银行，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9]在这里，恩格斯首先强调：人类社会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狭义政治经济学。火地岛时代和现代英国资本主义时代，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具有本质差别的两个不同的时代。因此，这两个时代有完全不同的两种政治经济学。其次，恩格斯还特别强调，不能将火地岛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由此决定我们不能以任何形式用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规律的分析，代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用《资本论》的经济规律，代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不能用《资本论》中的经济规律的分析代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规律的分析。当然，我们更要反对盲目崇拜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并教条化地加以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离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有多远？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明确一下三个方面：（1）从现代西方经济学所试图反映的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来看，它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规律的经济学；（2）从其学说的科学性来看，它是不科学的庸俗经济学；（3）从它所服务的阶级来看，它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而且是服务于国家垄断资产阶级这个最反动阶级的经济学。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将其视为没有阶级利益体现之中的普适的经济学。
总之，我们要反对将《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不分析其适用的社会历史条件盲目运用于不属于那个时代的旧中国和新中国。旧中国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的时代，新中国要走跨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道路，建设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将《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运用于这两个时代都是文不对题的。因此，马克思《资本论》中国化，其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经济理论及剩余价值学说是不能“化”的。
第四，《资本论》中国化，或者将《资本论》运用于指导我国的社会改造和社会建设，就是要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就必须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保护下迅速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建设社会主义，要注意发展《资本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全国解放以前我党在解放区搞的土地改革运动，到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都是以《资本论》中所揭示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为依据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揭示了，未来社会是以土地和靠劳动积累起来的生产资料全社会共同占有的新型社会生产关系的社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以“一化三改”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也是以《资本论》中的这些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而制定出来的。后来中国改革开放引入资本主义的经济成份来发展生产力，我们的战略退步没有被人们很好地认识，就误以为我们会不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会走向资本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经验，在新经济政策贯彻到最后，一定是会出现危机，这种危机必将导致俄共终止新经济政策，重新进行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革命性进攻。如果说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的话，那么这个新阶段，一定是以从战略退却转向战略进攻转化为特点的。这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们会以更快的步伐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建设全社会统一调控社会生产的社会主义计划或调节经济。现在我们的一些同志不懂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因此，他们不懂得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或者他们没有能力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他们的理论无能就表现在缺乏创造性，他们只会复制各种教条：要么复制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的马教条，要么复制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洋教条。我们的结论是，《资本论》中国化，就是要将其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化。要践行科学社会主义，要创造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社会主义经济新理论！
第五，《资本论》中国化，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必须要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精神境界和勇气。过去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以俄为师”，我们要学习和借鉴俄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经验。现在俄罗斯经济学家克罗沃戈，又补充上一个“以俄为师”，这就是要求我们吸取俄国改革失败的教训。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已经跨越过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在我们前进遇到困难不得不进行战略退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以战略退却时的避难所，作为我们的终极目标？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以改革为名进行战略退却，最后将战略退却变成了实际的社会主义退却，并不可控制地退回到了资本主义社会。
中国极右势力人士企图要把已经跨越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中国社会主义再拉回到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当然，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的东方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没有条件的。这种条件就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的建设要更加坚强有力。首先，共产党领导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要有更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要有更明确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意识和坚强的跨越意志。共产党人就是要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就是要有为党和人民的利益顽强拼搏，不怕牺牲，视死如归的精神境界。共产党人就是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品质和情怀。即便是战略退步和调整时期，共产党的建设也不可以有丝毫的放松，共产党必须要用马克思主义，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武装，以统一的意志和铁的纪律领导人民进行主动的有组织有节制进行战略退步。否则，就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要强调中国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更需要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单纯从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中国并不比英国和美国的生产力水平高，因此中国并不比英国和美国更适合搞社会主义。但是，从中国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在旧中国，中国没有机会走一条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我们没有别的道路选择，必须要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道路是科学的、可行的、辉煌的道路。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巨大的牺牲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同志说清楚了落后的身受三座大山压迫的旧中国为什么必须要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为什么是能够走通这条光辉的道路。现在我们必须要坚持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把它转变为全体中国人民的理想追求和坚强奋斗意志。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树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
【丁堡骏，吉林财经大学副校长、经济学二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