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社会主义观 —— 纪念十月革命胜利102周年

四、由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到与之和平相处

　　寄希望于世界革命成功。列宁在准备和实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一直把这个革命看作是即将爆发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世界革命思想的组成部分。在苏维埃国家成立之初，列宁认为她面临两条出路：要么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爆发革命，要么是灭亡。他说，

　　【“俄国革命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

　　从这种战略思想出发，苏俄成立伊始，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锁定在：号召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推翻本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殖民统治、反对战争、争取和平并进行世界革命。当时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传播、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世界性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等都对列宁有一种鼓舞作用。

　　1917年11月8日，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和平法令》直接向英、法、德三国觉悟工人发出呼吁，

　　【“我们向各国劳动者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号召构成了我们对外政策不可移易的基础。”】

　　苏维埃政府在成立后的短短两个月中，通过国内各大报刊公布了帝国主义的100多份密约和电文。1917年12月3日发表了列宁和斯大林共同签署的《告俄国及东方全体穆斯林劳动人民书》，宣布取消沙俄与英国签订的瓜分波斯和土耳其的秘密条约，并呼吁东方穆斯林：

　　【“立即起来打倒你们国土上百年来的占领者吧!”“在革新世界的道路上，我们期待着你们的同情和支持。”】

　　列宁认为，此时的世界革命成功已经不仅仅是理论、理想和信念，而且是一种可能，是迫切的现实，他确信世界革命指日可待。

　　上述思想和政策一直持续到1919年下半年。当时欧洲的革命形势并没有如列宁所期望的那样发展，而是由高潮转入低谷。德国1918年十一月革命于1919年1月被资产阶级镇压后，匈牙利、巴伐利亚和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也先后被镇压。1920年3月以后，列宁纠正了此前一个时期对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乐观判断：“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革命并没有以这样快的速度获得成功”。列宁后来又说，“断定欧洲在短期内会用扎实的无产阶级革命来援助我们，那简直是疯了”。“因此，我们要善于使我们的工作同国内外的阶级关系相适应，以便能长期保持无产阶级专政”。于是提出和平相处的外交政策，打破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隔绝状态。1919年9月，在国内战争接近尾声时，列宁预言，随着战争胜利，国际关系必将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时期，我们也愿意在合理的条件下给予承租权，作为俄国从技术比较先进的国家取得技术帮助的一种手段”。同年10月，列宁在接见美国记者时说：“我们愿意保证，”绝对不干涉别国内政，“完全同意同美国(同一切国家，但特别是美国)达成经济协议。”同年12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宣读的《关于国际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获得一致通过。决议说：“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相处，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于进行国内建设”。1920年2月，列宁在第七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作全俄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报告时说，协约国最高会议今年1月16日通过一项决定，从中可以看出它们意识到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决定“宣布解除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封锁”。“解除封锁这一事实是有国际意义的重大事件，它表明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期到来了”。“最主要的是：我们同先进国家完全隔绝的状态，这种由于封锁造成的状态，已经打破了。”1920年2月18日，列宁在《答美国世界新闻社驻柏林记者卡尔·维干德问》时说，同美国保持和平的基础是“请美国资本家不要触犯我们。我们是不会触犯他们的。我们甚至准备用黄金向他们购买运输和生产用的机器、工具及其他东西。而且不仅用黄金买，还要用原料买。”“我们愿意同一切国家有生意往来”。

　　关于列宁和平相处思想的形成有时间上的两种不同说法，一些人认为这个思想是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就提出来了，而一些学者则坚持认为它形成于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上半年这个时期。从列宁这个时期相关思想的脉络看，后一种说法更具合理性。和平相处思想的形成过程是对世界革命速胜思想进行反思批判的过程，同时也是对苏俄当时所处的国际阶级关系现状——欧洲革命高潮低落;那里的资产阶级还有实力，没有不堪一击;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有部分资产阶级对用武力扼杀苏维埃国家已感力不从心，加之他们为了摆脱经济困难需要俄国的市场和原料，遂被迫与苏维埃国家建立和平外交关系——务实分析的结果。另外，和平相处策也是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战争结束后，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和平建设上来。

　　当然，完全转到和平相处的政策上，是在1921年改行新经济政策后。正是在这一年，苏俄相继与英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瑞典等国签订了贸易协定，建立了经贸关系。1922年，苏俄又参加了讨论欧洲经济问题的热那亚会议。当然，这时的和平相处政策只限于经济贸易关系，因为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在法律上承认苏俄。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列宁在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问题上善于把历史观与价值观统一起来，及时纠正理论、战略与实际的偏差。

五、马克思主义政党应根据本国和本民族的特点把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

　　上面谈了列宁结合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自觉地纠正理论和实际方面的偏差。这里要谈的是另一个侧面，即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对其他政党包括对资产阶级政党实行机动、通融、妥协的策略。列宁针对当时共产主义运动中，如德国、英国、法国等“左派”提出的“革命家不应当在反动工会里做工作”、“不参加资产阶级议会”、“不作任何妥协”等口号，提出：

　　【“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

　　他要求无产阶级政党要善于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时，必须考虑本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特点。而且要把“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作为共产党的主要任务。

六、列宁的社会主义国家观和阶级观

　　将这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不仅因为国家的性质问题直接与现存国家是维护哪个或者哪些阶级的利益有关，而且因为列宁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政治家他不仅承认阶级斗争的规律，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

　　社会主义的国家观。国家观在革命过程中和革命后略有不同。革命过程中主要是革命的领导权，而革命后则是如何对待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问题。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后，一定要用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构代替旧的国家机构，这是马克思研究1848年欧洲革命经验后得出的结论。列宁捍卫马克思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作为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性原则，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向机会主义退步是不允许的。这也是列宁对俄国革命第一阶段结束并建立资产阶级革命国家性质的情况进行总结、思考的结果。在俄国第一次即1905—1907年的革命过程中，人民政权以及各地普遍建立的苏维埃形式产生，但是这次革命失败使苏维埃没有最后确立。而出现以苏维埃为代表的、新的人民政权幼芽这个事实本身表明，追循这个路径，社会才有可能摆脱农奴主和大资产阶级使其陷入的深刻危机状态。列宁通过认真研究第一次俄国革命发展过程坚信，作为劳动群众的特殊组织形式，苏维埃的产生能使革命获得胜利。在领导权问题上，列宁与孟什维克针锋相对，认为工人阶级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因为孟什维克所指望的俄国资产阶级对胜利完成这个革命不感兴趣，有广大劳动者参加的这次革命使他们感到恐惧。由此提出的问题是，推翻沙皇专制后建立的国家是什么性质的。这个问题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引起相当激烈的争论。列宁的结论是，俄国革命胜利后，一定要建立劳动群众的革命专政，如果将政权转给反革命资产阶级，则意味着俄国革命遭到失败。因此胜利了的政权不是资产阶级专政，而是两个关心反君主革命胜利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十几年后，获得胜利的十月革命立即将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中夺来的权力转给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俄国成为苏维埃共和国。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等著作中所阐述的社会主义国家观与马克思关于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相近。在实践中，在国内战争结束和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国家经济开始稳定起来，列宁开始研究马克思关于国家消亡的思想，并且提议在国内进行政治改革。他建议削减苏维埃国家的党政机关，并使之民主化，同官僚主义做斗争，将没被苏维埃官僚主义所腐蚀的工人吸引来参与国家的领导;开展文化革命;吸引群众参加管理;发展合作社运动等。

　　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关系。列宁在同“左派”的争论中批评他们不善于从理论上正确认识一个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即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关系问题。他们甚至提出了“是政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还是群众专政?”等问题。列宁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而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

七、结论

　　列宁社会主义观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将经典作家的设想、个别结论与苏俄国内外实际情况相结合，突破、纠正、不断完善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列宁深谙苏俄所处的世界政治、经济背景，国内的实际情况，一切以实践为归依，以革命事业要达到的最终目标为标准，突破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纠正自己及周围人的认识与实际情况的差距，校正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战略、策略和政策，从而探索出适合社会主义发展的路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

　　第一，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理论，是对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提出和运用，为俄国革命的进行和胜利扫清了理论障碍，奠定了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基础，也是列宁对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做出的划时代贡献。

　　第二，改行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过渡时期经济理论的创新，也是对俄共(布)“战时共产主义”前后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措施的校正。新经济政策体现的社会主义观可以概括为四点：苏俄是作为世界经济的一员，生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体系之中;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和全部生产资料;高度发达的大工业作为物质基础和文化革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的混合经济。

　　第三，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相处政策的提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应根据本国和本民族的特点把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的提出都表明，列宁在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问题上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原则立场与战略、政策、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把历史观与价值观统一起来，及时纠正理论和实践中的偏差。这也从另一个侧面给人们以诸多启示：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即便是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情况下，建立一个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动权也在社会主义国家一方;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领袖拥有的世界历史性自觉、胸襟、视野、使命感和责任感，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整个全球化的不同阶段的战略方位有比较清醒的认知;运用马克思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功力，能保证社会主义国家少走弯路。

　　作者是中央编译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