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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现代性理论的思想史效应

2019-11-9 23:01|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4191| 评论: 0|原作者: 张明|来自: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摘要: 现代化的张力与现代性忧虑所形成的“力场”,构成了毛泽东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的问题意识,如何建构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性方案从而规避西式现代性弊病,成为毛泽东始终关注与思考的核心问题。



现代化的张力与现代性忧虑所形成的“力场”,构成了毛泽东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的问题意识,如何建构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性方案从而规避西式现代性弊病,成为毛泽东始终关注与思考的核心问题。

  摘要

  现代化的张力与现代性忧虑所形成的“力场”,构成了毛泽东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的问题意识,如何建构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性方案从而规避西式现代性弊病,成为毛泽东始终关注与思考的核心问题。深化毛泽东现代性思想的研究工作,应当从思想史发展的整体历史线索出发加以把握,即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宏大背景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从传统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微观历史进程相结合的双位视角出发,综合透视毛泽东的现代性思想,并对其进行基本的思想史定位。作为现代性本质特征的流动性,从根本上决定了毛泽东现代性思想在当代不同的历史情境中不断引起回响,并以显性或隐性形式影响着当代中国现代性方案的建构。

  毛泽东的现代性思想,并非如一些人所描绘的一般是前现代的草根浪漫主义思想,其本质上是基于现代主义框架内对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另类选择。作为一种以“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形式而“出场”的毛泽东现代性思想,在理论逻辑上发挥了承前启后的功效。它既勾连了中国近代现代性问题生发的原初语境,而且也有效链接了当下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历史可能性空间,即引起了一种思想史的理论效应。只有从整体上对毛泽东现代性思想展开科学分析,方能正确锚定其在思想史发展意义上的理论定位,即如何推进作为一项思想史议题的毛泽东现代性思想研究。

  一、毛泽东的现代性理论:作为一项思想史议题的研究意义

  对毛泽东现代性思想的研究,应当从思想史发展的整体历史线索出发加以把握,即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宏大背景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从传统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微观历史进程相结合的视角透视,并对其进行基本的思想史定位。正如国外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将毛泽东置于20世纪全球性背景之中,即将其置身于社会主义、(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抵制资本主义、冷战和激进的第三世界等风起云涌的全球浪潮之中,才能重新正确评价毛泽东。对毛泽东现代性的思想史式研究,不仅仅是对就作为个体的毛泽东及其时代在现代性问题上相关理论探索进行理论解蔽——“现在”,因为它不仅提供了一座透视中国近代以来现代性问题的“视窗”——“过去”,而且也为把握中国现代性的未来建构及其走向提供了一种理论的诊断与借镜之功效——“未来”。因此,毛泽东现代性命题呈现出巨大的理论穿透性,它构成了链接中国近现代以来社会发展与关于现代性的知识建构的重要中介。它既是中国近代以来思想史发展的核心命题——现代性问题的呈现形式,也是以其特有的方式为此命题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试纸功效,甚至以集中化的方式呈现了此命题的历史与现实价值。因而,倘若要对毛泽东的现代性思想作出一个基本的理论评价的话,撇开单纯正确或错误的标签式处理方式之外,作为一项思想史核心议题的毛泽东现代性研究,应当构成回答这一问题的基本理论定位。对此问题的深入把握,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由于现代性与焦虑之间存在的错综复杂关系,现代性的焦虑或忧患直接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不得不面临的“元问题”。焦虑在某种程度上作为现代性的孪生兄弟而“出场”,使得人类主体在现代性展开过程之中不断遭遇现代性逻辑的拷问,并进而陷入无止境的焦虑意识之中。当然,必须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言的现代性焦虑,不是一种经验意义上的消极情绪,而是表达了一种对于现代性永远不满与批判性超越的积极心态。这种焦虑意识的生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倘若将现代性视为一种关于现代生活经验体验的话,那么生活在现代生活样式中的不同主体,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差异,必然会导致对现代性的不同理论姿态(迎合或拒斥、欢呼或焦虑)必然构成对现代性的复杂意识;第二,现代性在其展开的历史进程之中,作为其原初动力的理性启蒙主义逐步走向自身的反面,科层官僚制以及工具理性造成的“铁笼”效应,必然催生主体对于现代性的焦虑与批判之姿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理论批判,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现代性合法性的理论质疑,甚至在西方世界内部非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理论学者,如海德格尔晚年对于技术的批判等,都彰显了现代性焦虑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与思想史上不容回避的问题定位;第三,现代性——以资本逻辑为核心,在其不断自我扩张的历史进程中所实现的与殖民主义媾和,直接造成了广大非中心的“边缘”国家、民族、地区必然以一种非主体性姿态遭遇现代性,而正是在这种带有殖民主义暴力逻辑的操控下,广大后发民族国家、地区对于西方现代性必然会表现出焦虑与拒斥的复杂心态。由此观之,无论是就现代性自身发展内部结构所造成的分裂亦或是外在拓展所造成的对立趋向而言,现代性都并非是一个单一的同向化过程,而是始终在被焦虑意识裹挟下前行的矛盾过程。对于现代性的焦虑这一问题,人类社会历史并未给予一种终极性回答,而是始终包含着开放的理论空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这样表述:也许正是现代性所产生的这种焦虑意识,即一种辩证法的批判、变革意识,才是构成推动人类社会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希望空间所在。无疑,毛泽东关于现代性的焦虑及其批判性重构,从整体上而言,构成了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至于其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又以何种方式在人类思想史上留下自身特有的存在性,则是另一个需要我们回答的问题。

  二是如何面对现代性、建构何种现代性,始终构成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核心议题,形塑着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走向与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尽管在凝练中国近代以来社会思想发展的关键词上存在着不同的操作路径,无论是将其概括为“冲击与回应”,还是“启蒙与救亡”亦或是“革命与改革”,但倘若深入到中国近代以来社会以及思想发展的内部结构加以分析的话,便可发现,一旦拂去现象层面存在的多元化因素,即可揭示出这一问题的本质所在,即现代性问题构成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想发展的关键议题所在。因为,“冲击与回应”模式所揭示的不仅仅是现象层面的帝国主义之侵略与中国之回应,而其实质则是殖民主义现代性的扩张使中国以非主体性姿态遭遇了现代性问题。正是在这一具体历史情境基础之上才生发出关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特殊性之所在,即迎合与拒斥、欢呼与焦虑的复杂心理结构。同样,“救亡与启蒙”“革命与改革”等关键词背后,所折射出的问题,其实质仍然不过是现代性问题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拷问。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性问题形塑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如何建构中国自己的现代性方案,同时也决定了中国思想史的基本议题与话语结构——以现代转型为目标的“问题式”与话语逻辑。正如德里克所指出的:“自从晚清知识分子着手建立中国现代性事业以来,依靠那个被称为‘现代的’至少已经展开一个半世纪的深入人心的历史地理实践,中国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代中国仁人志士在此问题上作出了艰苦卓绝的探索,构筑了一副中国现代性探索的多元复杂图景,而在这一历史斑驳的画卷中,毛泽东的现代性忧患与批判性重构无疑构成了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一理论判断并非建立在服务特定意识形态诉求基础上的理论拔高,而是基于客观严肃学理性分析基础上所得出的合理判断。

  具体而言:一者,较之于毛泽东之前现代性探索所呈现出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短暂性历史流变,毛泽东关于现代性的忧虑及其批判性变革所辐射出的思想逻辑射线,更具有影响力的持久性和辐射度的广阔性,因为毛泽东的一生都不断围绕此问题展开相关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正如国外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的政治生涯横跨了半个世纪之久,影响了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历史进程,并且对世界历史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而作为这种影响力的承载体即是关于现代性问题的持久性思考。二者,较之于毛泽东之前关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思考更多集中于理论层面的模型建构,毛泽东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性重构绝非单纯停留于抽象的思辨,而是始终通过变革现实的实践运动力图扭转中国现代性的生存境况,这就使现代性的思考从单纯理论的建构中“脱域”并以客观的实践坐架中国现代性的建构,这一点甚至在当前关于现代性的探讨之中也是单纯理论家所始终不能达及的高度。当然,也不排除在毛泽东之前以及同时代也有人力图通过特定的实践建构中国自身的现代性,如上世纪20—30年代存在的系列社会试验运动,但问题是这些试验要么力图通过离群索居的形式推进、要么局限于有限的地域性范围内展开,根本无法比肩于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变革——这种整体性不仅仅是中国地域的整体性,而且也包括社会各个组成部分的整体性,即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乃至日常生活习俗等方面,来推动关于中国现代性的思考与重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作为毛泽东重构中国现代性主要手段的“不断革命”,就不仅仅是在整体性的历史进程中都保持革命的连续性问题,而且也意味着革命应当实现对象的不断突破,即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等一系列综合性体系。

  三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并未能够摆脱现代性问题的困扰,如何在现代性的“共相”与“殊相”之间寻求一种恰当的张力关系,仍然构成了当前中国在继续前进中必须不断回答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形塑,加之中国近代以来现代性生发的具体历史情境的综合作用,使得毛泽东努力尝试将现代性从单纯西方的语境中脱离出来,尤其是着力剥离现代性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密切逻辑关联。因为不仅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视域中,而且在后来的社会批判理论家那里,现代性都不外是被视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工具理性与技术的产物。因此,就毛泽东关于现代性的忧虑与批判性重构的实践而言,都是围绕抽离、隔离资本主义因素而进行的,因而以社会主义为基座建构一种不同于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现代性方案,构成了毛泽东“不断革命”的终极目标所在。尽管毛泽东关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努力,就其理想而言具有反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与恰当性,但实事求是而言,他在此问题上的探索——更多地是在对立性思维方式坐架下而进行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在一定意义上的恰当合理性并未能成功地为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建构所充分吸收,反而在“非此即彼”思维方法的指导下成为“包袱”而被抛弃。尽管后毛泽东时代,在中国现代性建构问题上我们汲取了以往理想主义的深刻教训,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性治理术的重要变革,即重新实现社会主义与发达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治理术的嫁接,从而使得现实主义治理与理想主义制度设计实现了历史性、具体性统一。然而,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原先预设的理想制度设计与现实治理之间却面临着系列缝隙,现代性在其客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催生了本应不从属于社会主义理想框架内的弊病,诸如两极差距并未呈现明显缩小趋势、社会局部的公正问题凸显以及官僚主义、腐败问题严重,等等。因此,将社会主义理想创制与自由市场的现实治理术之间进行嫁接的操作,并未为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提供一种终极方案。并且,现实发展过程中不断遭遇的新问题、新挑战,也证明了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正处于“进行时”而非“完成时”的存在状态。邓小平晚年的一席话似乎印证了这一问题,即“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所以,如何建构中国的现代性方案仍然困扰着当代中国社会的前进与发展,对此问题的求解仍然处于动态的探索进程之中。对此问题的回答,不能脱离中国近现代以来现代性问题发展的历史进程,当然毛泽东的探索性实践更是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遗产,无论对其作出正面抑或负面评价,都不能对其采取简单的化约主义操作方式。毛泽东的现代性忧患与批判性探索,与其说为当前现代性建构提供了所谓直接可供参考的经验教训,不如说为当前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提供给了一种理论契机与更为宽阔的历史场域——这恐怕就是作为一项思想史研究的毛泽东现代性思想的重要维度所在。

  在关于毛泽东现代性理论作为一项思想史议题的定位问题上,美国著名思想家史华慈关于毛泽东研究的一番评价似乎更具有理论穿透性。他认为,毛泽东的研究(当然也应当包含对毛泽东现代性思想的研究)是一项不可能获得绝对排他性唯一真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断面临的是系列开放的问题,在这些问题内部存在的“富有成果的歧义性(或模糊性)”恰恰构成了研究价值所在。但是,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基于特定意识形态诉求与“冷战”环境所形成的惯性思维,在对毛泽东的分析与评价问题上却呈现出“单一定性”的趋势(纯粹“好”或“坏”的二元划分)。事实上,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尤其是对人类历史整体进程发挥了显著影响的人物或事件,关于其存在意义的理解并非是一个单向线性过程,并非是在历史发生的瞬间便能得到求解。它们往往随着时间的流逝与实践的推进,愈发呈现出模糊性与非确定性,而正是在对这种模糊的歧义性不断求解之中,事物的真实性意义才能得以不断“出场”。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的渐行渐远以及毛泽东形象及其实践的看似模糊性,也许为后人理解毛泽东提供了一个长时间段的参照系与审视距离,也许为毛泽东思想肖像的清晰呈现与毛泽东意义的彰显提供了一种客观可能性空间。

  史华慈的上述理论判断,对于我们深化本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意义。毛泽东现代性思想的价值与意义,不是一项在极短时间内就能做出整体性判断的简单定性研究。尽管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毛泽东关于现代性的焦虑与忧患在某种意义上更多是基于一种理论的想象空间做出的判断,这种理论的忧患也许在毛泽东的时代更多是以一种超前的方式存在的。因为他的时代并未经历过现代性的充分发展及其弊端的充分显现,但是他关于现代性忧患所表达的问题意识则具有超越历史与实践限定的恒久普遍性意义。因为无论任何国家、民族、地区,也无论其所处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境有何不同,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是其不可避免的必然发展阶段,这从根本性意义上是由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步性规律所决定的。毛泽东的现代性忧患,一方面既是对现代性内部结构及其发展现实的一种理论警惕,同时也是基于第三世界后发民族国家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话语霸权的一种理论反抗。因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当代中国现代性的步伐逐步成熟并且其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的弊端也不可避免地以相对集中的形式加以显现)与空间的转换(全球化资本主义条件下西方现代性所谓普世逻辑的操控愈演愈烈),毛泽东的现代性忧患在当前可能具备了更加突出的理论针对性与现实意义。也许毛泽东现代性思想的意义与价值只有在其不断的“隐身”与“显身”、“出场”与“缺场”的动态交换过程之中,在一个长的历史时间轴段的衡量下才能真正凸显其真实的思想史理论定位。

  二、重思毛泽东:“流动现代性”与毛泽东现代性思想的当代回响

  尽管毛泽东的个体生命已经消逝,并且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对毛泽东功过是非的科学评价,毛泽东晚年的诸多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理论与实践也已经与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间存在重大差异,但是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影响非但没有随着其生命逝世而消失,甚至在当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呈现出愈发增强的趋势。实事求是而言,评价毛泽东(当然也内在蕴含着如何评价毛泽东的现代性思想)不仅是毛泽东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遗产,同时也是一直困扰他本人并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形塑其晚年理论与实践发展路径的症结所在。毛泽东在逝世前,曾在对自己所作出的“盖棺定论”式评价中直接指出了评价问题的复杂性。他将自己纷繁而复杂的一生概括为“干了两件大事”:一是打败了蒋介石的国民党统治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此持异议的人不多;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在西方“左”翼学者看来“文革”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毛泽东晚年狙击西式现代性弊病的最后“战场”与终极斗争形式),对此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对于后一件事情,可能在平稳中实现交接、也可能在动乱中实现,只有天知道!毛泽东逝世之后,在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上出现了全盘肯定与全盘否定两种对立的观点。面对上述复杂情况,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科学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应该说,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确立了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基本原则。那么,缘何还要提出“重思毛泽东”的问题,或者说当前重新思考毛泽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又究竟如何,这一问题与毛泽东的现代性思想研究之间究竟有何关联性?这些都是需要加以重点分析和探讨的问题。

  由于毛泽东本身人物性格、实践与命运的复杂性,加之其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所留下的深刻影响,对于毛泽东的评价与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关涉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政治史等宏大历史逻辑的评析,而似乎呈现为一件始终困扰国内外学者的“无解命题”。随着毛泽东在西方世界作为政治象征或符号地位的消退,西方学界逐渐摆脱了对毛泽东评价“单一定性”的化约主义操作策略,客观认识毛泽东及其时代也逐渐构成了主流学界的一种新范式。正是在此背景下,国外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尼克·奈特教授明确提出了“重思毛泽东”的理论诉求。在他看来,毛泽东本身的复杂性与实践的流变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并不存在一个关于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单一性、永恒性定论,关于毛泽东的认识与理解需要不断地在新的历史坐标之下加以连续性衡量,“重思毛泽东”“重估毛泽东”也就构成了思想史上的一项永恒性命题。奈特重新思考毛泽东的目的,并不在于对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进行再勾画,而是建立在对毛泽东文本深刻、科学阅读基础上,达至对毛泽东的思想中若干具有重大历史性意义主题的当下再思考。因此,奈特“重思毛泽东”的战略规划就包含了复杂的理论体系,从最根基性的方法论使用层面而言,必须反对简单认为直接占有文本便能凸显作者理论意图的“经验主义”阅读模式的限制,而必须深入到文本内部的逻辑深层构架之中,通过对文本与读者的交互作用呈现文本的理论意义。“将毛泽东文本概念化为一个需要被探索的领域,表明其需要‘罗盘’。倘若缺乏对前进方向的清楚感知,那么旅途便不可能获得清楚的结果。所需要的就是一个能够提供质询文本的问题的阐释框架。”。从“重新思考”的整体构架上而言,奈特十分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概念来理解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这一点使其区别于一般西方毛泽东研究者因为“中国学”研究出身而导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薄弱的限制,也使得奈特在西方毛泽东研究领域关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论战中的理论分析更具有学理性与说服力。从具体重新思考的对象上而言,包括毛泽东的工农思想、延安时期的政治与视界、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变化的理解、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以及晚年从和谐到斗争的转变,等等。奈特“重思毛泽东”的理论呼吁,既是对自己的毛泽东研究生涯的一个理论总结,也是对于当代西方毛泽东研究进一步深入推进的一次重大理论规划。

  一方面,毛泽东尤其是毛泽东思想仍然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政治基石。无论是就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性意义,还是就毛泽东时代的物质成就及其制度准备等维度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区别于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探索实践的基础上,仍然保持着与前者巨大的紧密性关联,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创新与发展。因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毛泽东的否定,即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否定,即是对党执政政治合法性与中国政治基础的否定。对毛泽东评价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上述意识形态的意蕴在内。正如国外一些学者所言,毛泽东的持续性意义不仅因为他是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而且因为他的思想改造了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并且仍然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争论的基础性内容。在当代中国,关于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大致可以界划为三种理论倾向:一是基于“决议”精神对毛泽东“三七开式”的主流意识形态评价——既保持与毛泽东时代的关联性又强调两个时代的不同;二是基于对毛泽东理论与实践人为拔高的全盘肯定评价趋向;三是对毛泽东尤其是晚年错误人为夸大基础上的全盘否定评价。上述三种评价趋向,其实都内在蕴含着各自不同的政治主张及其理论意图,彰显的是对中国未来政治走向及其社会发展路径的不同规划。

  另一方面,当前以“毛泽东”作为引子而被提出并引起热烈讨论的问题,在本质上是关涉中国现实发展的重大问题。尽管毛泽东时代与改革开放之间在指导思想、基本政策与现实发展境况等方面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但在当前民众的日常生活领域及其话语框架中,毛泽东的影响日益增强。诸如,毛泽东的形象及其话语正成为民众表达情感的重要形式,成为民众构建其话语形式的资源库与表达意见的理论象征。这些在公共生活领域中以毛泽东形式所进行的意见表达与情感呈现,其实从根本上表达的是底层民众对于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及其现实问题的关切。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在此过程中难免产生的“改革代价”凸显的事实,众多在改革进程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群体,面对强大客观经济力量冲击时,以毛泽东作为维护利益的政治象征成为可供选择的策略。当前中国改革进程中毛泽东形象不断“消退—复现—强化”的辩证运动过程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毛泽东热”现象,就大众的社会心理意识分析角度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直接被归结为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对流动的现代性冲击所造成的社会心理效应。

  何谓“流动的现代性”?齐格蒙特·鲍曼将现代性的本质特征界定为“流动性”,认为现代性从其历史性起点而言就是一个“液化”的进程。换言之,现代性具有如液体一般的特性,即无限的流动、变动,并且能够绕过、消融、融化固体。而在鲍曼那里,流体和液化是作为与固体、静止的传统性针锋相对的现代性,液体对固体的消解就意味着现代性对传统的变革与抵制。而这种对于传统的变革与抵制并非是一劳永逸就能获得的,“而只是要为更新的、更完善、先进的传统清扫场所;是要用另外一套更为完美先进的传统,来取代原有的残缺不全、弊端重重的传统”。现代性如流体消融固体一般,具有“融化传统”的特殊“融化能力”。但这种对传统制度、框架的消融,并非意味着主体可以随心所欲地设计自身的生活模式,并非意味着人们可以脱离社会而孤立自存。相反,它意味着我们正经历了从前设的“参考群体”时代转向“普遍关照”的时代。所谓“普遍关照”的时代,指的是该时代的模式、框架并非是“已知的、假定的”,更非是“不证自明的”,而是在制度、模式的内部包含着系列冲突、制约与矛盾的时代。这些戒律、制约不是先于“生活政治”而存在的,相反是由“生活政治”所形塑和决定的。

  以较为简明的语言来表达的话,流动的现代性即表征了现代性放荡不羁、永不固定的动态变化过程,这种瞬间性与易逝性在对于前现代一切传统羁绊的消解中发挥了重大的功效。但是,从另一个维度而言,主体在现代性的无止境与急速的自我分裂动态变化过程中(现代性的强烈冲击),必然会面临着主体性的消解问题,即在变幻莫测的现代性飞变中主体逐渐失去了原先确立自我的定位,从而沦为被现代性裹挟的客体并在现代性的浪潮之中无力反抗、随波逐流。正是这种主体性的消解与客体化趋势不断增强的历史境遇,导致了“主体”在面对现代性冲击时必然产生一种莫名的焦虑心态。这种焦虑的心理意识从个体层面而言,即是对于主体存在价值与安身立命感的自我困惑;倘若放大到整个社会或民族国家层面而言,就是在高速变迁的历史进程中对未来社会前进方向以及运动形式的迷茫与焦虑,这对于以后发姿态步入到现代性浪潮中的第三世界民族国家而言显得更为紧迫。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现代性首先是作为现代现象的理论表征,而现代现象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每个个体、社会、制度和观念在现代性力量(社会化与知识化)的推动之下深刻地陷入被动的动态变化进程之中,个体和社会生活的形态与品质发生持续不断的不稳定性转变。“在现代现象中,社会和文化制度以及个体的处身位置处于自己已然不知自身何在的位置。”

  在当前历史背景下,面对以“流动性”作为本质特征的现代性对于主体价值与存在感的冲击,究竟基于什么确立自身的存在性成为明显的现代性焦虑。因为在现代性逻辑的冲击下,中国社会组织结构、个体社会位置必然经历了一个“重组”的过程,这从本质上就是政治的神圣性让位于经济的功利性。此外,改革开放引入资本、步入现代化浪潮,对于中国数千年较为封闭、静止前现代社会秩序以及民众基于小生产方式基础上“安身立命感”的消解程度是极其巨大的,当然不可否认这一过程也具有重大的解放意义。尽管毛泽东时代,在某种程度上也进行了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改造,但是较之于当前现代化程度以及现代性对于主体“有根性”的冲击而言,二者不可比肩。但毛泽东时代由小生产方式所赋予民众的存在感,以及在政治伦理价值层面的人民主体性所给予民众的生存感,使得即使在生产较为落后、生活水平较为低下的情况下,民众对于自身的存在、价值及其使命都具有较为清晰、直观的认识,这正是毛泽东时代政治伦理治理的成效所在。因此,寄希望回到毛泽东时代相对静止、平静以及公平的社会之中,成为很大一部分人的一种精神寄托与情感依赖。正如国外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当前中国民众生活中存在的“毛泽东热”表达的并不仅仅是人民群众对于领袖生平的兴趣,其在更深刻层面表达的是当代中国在面临巨大变化过程中民众所产生的不安。

  由此观之,毛泽东现代性思想影响的增强,不是简单地对一位历史人物的怀念,更多地蕴含着民众对于一种美好社会制度的期冀。正是在此意义上,国内有学者明确指出,当前社会舆论与群体心态在毛泽东问题上的“热度”,更多潜在预设的前提是研究者或感兴趣者自身对于良好社会秩序的愿景。所以,在当今中国社会全面走向现代性、并通过改革开放形式建构自身的现代性方案之时,毛泽东思想当代回响的一个重要维度就在于,表达了在现代性裹挟下关于主体身份、存在意义与未来理想社会愿景意识的自我重建的诉求。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那样,现代性即意味着对一种真正“在场性”的渴望。“在对转瞬即逝、昙花一现、过眼烟云之物的抬升,对动态主义的欢庆中,同时也表现出一种对纯洁而驻留的现在的渴望。”无疑,在流动现代性的冲击下,这种真正“在场性”在当前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与转折中已然成为一种居于内心深处的美好愿景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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