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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现代性理论的思想史效应

2019-11-9 23:01|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4533| 评论: 0|原作者: 张明|来自: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摘要: 现代化的张力与现代性忧虑所形成的“力场”,构成了毛泽东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的问题意识,如何建构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性方案从而规避西式现代性弊病,成为毛泽东始终关注与思考的核心问题。

 三、历史辩证法的可能性空间:毛泽东现代性思想的历史意义

  焦虑作为现代性体验的内在属性,加之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现代性批判逻辑的形塑以及中国近代以非主体性姿态遭遇现代性的境况,共同催生了毛泽东的现代性忧患意识。现代化的张力与现代性焦虑所形成的“力场”,构成了毛泽东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的问题意识。如何建构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性方案从而规避西式现代性的弊病,构成了毛泽东始终关注与思考的核心问题。对毛泽东现代性思想历史意义的阐释,并非是一个通过“肯定”或“否定”的概念就能完成的简单判断,它在本质上既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主题揉杂在一起,同时又对于后革命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运动发挥着显性或隐性的持续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他在此问题上的相关探索又与人类社会关于现代性问题的理论求解之谜密切相关。但是,在另一个维度上,毛泽东的现代性忧患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尤其是晚年的理论与实践,又直接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动荡。这就使得从事实判断层面而言,似乎毛泽东的现代性忧患的现实合理性并不如其价值判断——批判资本现代性、建构中国自身的“革命的现代性”——所呈现的那样充分。正是上述多元复杂因子的相互交织,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透视毛泽东现代性思想历史意义的困难所在。本文在此问题上所主张的一个操作策略就是,突破单纯对毛泽东现代性思想的正负价值界划的绝对主义思维范式,而是从思想史的视角、从历史发展的宏大背景与长时间轴段出发来透视此思想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原因在于,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以及关于中国现代性另类方案的探索就其时代而言,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较明显的超前性——当时中国并未经历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现代性布展的完整过程,也因而未能充分地暴露在资本现代性的操控之下。因此,就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而言,他关于资本现代性彻底拒斥与批判的姿态确实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超前性。

  尽管毛泽东晚年在现代性问题上走向了困境,但是毛泽东现代性思想中所蕴含的恒久性“问题意识”并未被抛弃,这种关于现代性的问题意识在当前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它构筑了一个关于求解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永恒性、开放性空间。尤其是当前历史条件下,随着全球化资本主义市场力量的增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排他性的统治地位,当代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直接形式遭遇现代性冲击、求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也显得尤为紧迫与突出。因而将毛泽东现代性的忧患从一种超前的并且带有想象性的空间中超拔出来,置于当下现代性充分彰显的真实存在境况中把握,无疑更能透视其所具有的理论可能性与合理性。笔者以为,毛泽东现代性忧患的历史意义主要体现在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话语霸权的反抗之中,体现在基于中国实际独立建构自身现代性的另类尝试之中,其彰显了历史辩证法可能性空间所具有的理论意义与价值。具体而言:

  一方面,毛泽东的现代性忧患思想为反抗资本主义现代性话语霸权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抗议空间与可行方式。现代性这一最初源于西方文明语境中的话语体系,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化在西方“左”翼学者那里即表征了资本的无限制扩张的逻辑,“说到底,西方化也好,美国化也好,资本主义全球化或经济文化殖民也好,其实质都是资本逻辑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对世界的全面渗透”——现代性逐渐实现了与殖民主义的媾和,并且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近一个世纪以殖民主义现代性的方式不断向外扩张,甚至是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独立运动的兴起,殖民主义现代性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再度“出场”——“全球现代性”。在德里克看来,全球现代性的概念不过是为了替代原先带有殖民色彩的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概念,实质上仍然不过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现代性的表征。也就是说,现代性在资本逻辑的操控之下,人为预设了一种自身发展模式的道义优先性,即设定了所谓“先进”与“落后”、“现代”与“传统”的对立。而作为落后与传统的广大非西方地区的发展,必然而且只能是依据作为先进与现代之代表的西方地区之发展模式而前行。在这样的话语逻辑中,现代性在西方首先出现的这一地域性与时间性现象就被人为赋予了绝对的优先权,即只有西方地区才具有产生、解释现代性的话语权,广大非西方地区的现代转型之路只能是在西方所预设的固定化模式中才具备希望的空间。广大非西方世界倘若不想在全球现代性的浪潮之中被消解的话,只能在由西方世界所设定的固定现代性方案之中亦步亦趋,这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暴力逻辑与文化霸权的深层逻辑意蕴。也就是说,面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对现代性的话语霸权与现实操控,广大非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武力侵略或文化渗透等攻势下丧失了对现代性的解释权,它们更多是以被动的姿态面对现代性问题,以客体化姿态被动卷入到现代性的浪潮之中,模拟与复制西方现代性方案构成了其唯一的可能性选择。

  但问题是,倘若将现代性从其起源的特定地域中剥离出来,并将其视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方案——即由传统社会形态步入现代社会,那么,作为人类智慧与思想结晶的现代性方案应当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不同国家、民族、地区——无论是所谓“先进”还是“落后”,都应当具有建构自身现代性方案的自然权力,不同国家、民族、地区基于自身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与不同的文化传统,在建构现代性的道路之中必然呈现出多元化的图景,而上述不同的现代性方案及其规划恰恰凸显了人类文明形态的多样性。因为现代性本身就是一种内部充满矛盾的开放空间,倘若人为强行以一种同质性的统一姿态去面对,这本身就是对现代性多元可能性的人为扼杀,在实质上封闭了现代性的多样化发展空间。并且,就西方启蒙主义的一般逻辑而言,资本现代性的话语霸权不仅体现在西方地区对广大非西方地区的话语霸权与操控上,而且在西方社会内部也存在着关于现代性的话语霸权问题,即资本现代性构成了操控一切的统治性力量——抽象成为统治,主体身体与精神自由在资本逻辑的压制下被掏空了一切。

  毛泽东的现代性忧患思想就其理论针对维度而言,其批判的视角直接触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核心,并且这种批判与西方“左”翼世界存在的文化批判理论存在着质性差别。因为西方所谓文化批评理论尽管是对西方资本主义霸权秩序或体系的反抗,但是文化批判仅仅是在资本主义全面统治——通过标准化、商品化与抽象化方式实现——背景下,在无力从根本上抵抗资本逻辑侵袭的情境下,不得不将批判的视角转向抽象的文化领域之内的一种“退守”策略,这种基于资本逻辑内部结构中产生的文化批判在本质上丝毫不能动摇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资本和资本文化逻辑不但能够遏制文化批判的产生,而且能够强有力地消解、抽空和软化文化批判。尽管毛泽东对现代性的忧患及其批判是在“异域”维度展开的,并且他自身也未能够充分地经历资本现代性的统治,也就是说他的现代性批判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在一种地理学的想象空间内进行的。但是,这种批判的力度及其深度从根本上而言与文化批评理论之间存在着质性差别。因为,毛泽东的现代性忧患是从客观的物质生产形式出发,通过击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武器批判”来解构资本现代性的根基。这种从客观经济维度出发、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出来批判现代性的操作,从基础性层面击中了西方现代性话语霸权的核心一环,也只有首先消解了资本逻辑的内在操控性,即将现代性与资本统治相剥离,才能为现代性在各民族地区与主体心中自由生存与发展提供坚实的根基。

  毛泽东通过改变现实的实践活动来承载其现代性批判的逻辑,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文化批评理论仅仅停留于资本现代性内部进行“话语抗议”的弊病,从而为资本现代性话语霸权的解构提供了真实的空间。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因为西方社会内部遭受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面托管,资本现代性的话语霸权体系正以前所未有的强烈程度掏空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自我反抗与文化批评,这使得从西方社会内部出发抵抗资本现代性逻辑的空间被严重压缩,而毛泽东在异域的——“边缘而非中心”的想象性空间对资本现代性所发动的猛烈批判,无疑为西方社会以及非西方社会抵抗资本现代性话语操控送来了一席清风。因为正如加拿大学者谢少波所言,在历史辩证法看来,“边缘”往往是独立思想者的自为空间,来自边缘的认识往往深刻而刚峻不谀。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成功经验就是从中国统治力量的薄弱地区——边缘农村出发,通过“边缘—中心”的历史辩证法效应而获得最终胜利。同样,毛泽东对于资本现代性的逻辑批判,也正是发挥了上述“边缘效应”,即超脱于资本现代性拜物教的操控逻辑,从非西方的异域世界出发,进而能够以更加前瞻、深邃的目光透视西方现代性的弊病并作出批判性重构。这也是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超越“第三世界”地域与东方文明的限制,而影响西方政治文化——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西方反体制运动的重要原因所在。对此,美国学者詹明信也明确将毛泽东的思想(无疑,关于现代性忧患及其批判性重构是毛泽东的思想中最具特色的一笔,甚至在许多西方学者那里,这构成了所谓“毛主义”的本质特征)视为上世纪60年代所有伟大的意识形态领域最为丰富的思想,其构成了上世纪60年代的中心一环。

  另一方面,毛泽东的现代性忧患及其批判性重构,为当代中国现代性的独立自主性建构提供了丰富理论资源与经验借鉴。尽管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生发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上半叶,并且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也确实是围绕着现代性问题而展开的。但实事求是而言,基于殖民主义现代性扩张逻辑的限制,近代中国并未能够以独立自主的姿态面对自身的现代性建构问题。这里当然存在多重原因的限制,一是殖民主义现代性的扩张并非是在对等的关系格局内展开的,中国近代面临的现代性从本质上仍然是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操控下进行的一种现代性的输入过程,而非完整独立的现代性建构;二是近代中国在不断落后挨打的基础上以客体性姿态面对现代性的遭遇,使得近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应激性反映基础上被迫做出选择。尽管在此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现代化张力与基于民族主义情绪基础上现代性焦虑的冲突与矛盾,但从更宽广的意义上而言,中国近代现代性的展开更多地是在一种“模拟”西方现代性方案基础上进行的,尽管在此进程中不排除先进分子基于本民族文化传统进行了一些调整与修饰,但从根基上近代中国的现代性方案仍然是以西洋为师。因为如杰姆逊所言,现代性本身表征了一种“他性的概念”,即现代性是一个由嫉妒和希望、自卑感与超越感共生的一种幻觉。

  中国近代历史上一直持续的现代性焦虑,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正是基于对“他者”——危及自己生存世界体系的资本现代性全球操控体系——恐惧的危机意识。这种在中国现代性建构之路上主体性的“缺场”与中国自主性面对现代性、建构现代性的“失语”状态,仅仅是到了毛泽东的时代才真正开始得以扭转。毛泽东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不仅仅是对革命成功、建立新中国的情感抒发,而且也是对于摆脱近代以来中国悲惨历史生存境况、恢复中华民族自尊的宣言,更是对于独立自主参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与建构中国现代性的自信表达。毛泽东的现代性忧患直接具有两个维度的指针:一是指向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弊病,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必须规避它;二是指向国人的内心深处,即以高度自信的态度独立自主地承担起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摒弃在西式现代性后面亦步亦趋的姿态。实事求是而言,尽管毛泽东重构中国现代性的努力在其晚年走向了求而不得的困境,但是以高度独立自信姿态面对现代性问题、从中国具体实际与本民族历史情境中出发建构现代性,构成了毛泽东一以贯之的思想战略。无论是毛泽东早先创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式求解中国现代性矛盾,还是摒弃“苏联模式”限制从中国社会主义实际出发探索现代化方案,亦或是晚年对资本现代性弊端保持高度警惕与焦虑的姿态,都深刻折射出了中国现代性建构过程中必须坚持的两个针对性问题域,即作为批判性对象而存在的资本现代性弊端和建构现代性主体的主体性恢复问题。

  当然,正如前所言,毛泽东关于现代性的忧患及其批判性思考,在很大程度是一种基于异域想象性空间维度上对资本主义现代性作出的理论反抗,这种异域的想象空间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维度:一是毛泽东基于对资本现代性的忧患心态以及对冷战格局的深刻把握,实现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脱节”,即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夹缝之中独立自主地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这样一种人为将中国社会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话语霸权中“脱轨”的努力,从根基上不外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入,从而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建构提供一种真空外罩。也就是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所预设的理论空间就是,社会主义现代性应当是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替代方案而存在的,尽管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在逻辑上仅仅是对中国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颠覆,其并未能够从总体上完成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现代性革命之使命,因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在其生长过程中必然面临着西方现代性的外部冲击与影响。因此,设定与西方现代性泾渭分明的“楚河汉界”从而实现与资本现代性的根本性决裂,并且在一种理想的空间内建构社会主义现代性并通过与资本现代性的较量实现革命的输出与最终意义上世界革命的完成,构成了毛泽东现代性建构的基本路径。所以,毛泽东的现代性革命与重构其实在逻辑深层构架中,设定了一个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彼岸世界”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并且这个“彼岸”不仅仅是体现在终极目标——替代资本主义现代性方案之中,而且在更直接的现实意义层面,它表征了一个脱离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控制范围的东方异域世界。他就是在这样一个并未经历过资本主义现代性充分发展的异域世界内、在一种带有想象性空间之内展开了对资本现代性的坚决批判与抵制。对此,德里克曾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毛泽东晚年的实践与探索是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采取民族自主发展战略的典范。

  二是毛泽东现代性批判的异域想象性空间不仅仅是针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性革命,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于前苏联社会主义现代性异化逻辑的价值反拨。实事求是而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的最初版本是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其本质特征在于国家社会主义,通过发展经济、推进现代化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性。但是,毛泽东对此表示了高度的警惕与怀疑姿态,因为毛泽东始终不是经济决定论者,他从不相信经济的发展能够自动保证社会主义的到来,他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仍然十分强调思想领域内的革命。毛泽东的上述战略思想随着前苏联现代化进程中弊病的凸显——科层官僚制、等级制乃至所谓“新阶级”的出现——逐步增强,如何规避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从而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建构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方案,构成了毛泽东晚年现代性忧患的另一维度。

  尽管毛泽东现代性忧患的“异域想象性”空间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似乎存在着特定的“视差”,无论是将其视为具有敏锐的理论前瞻性还是带有浓厚的空想性,也无论对此作出截然肯定亦或是否定性评判,在当前的历史背景下重新进行毛泽东现代性忧患意识的认知测绘,其意义则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一方面,当代中国全面步入现代化浪潮,在此背景下当代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直面西方现代性的冲击,市场化与商业化的价值典范、消费主义逻辑的操控无不彰显着布尔乔亚意识形态的痕迹,资本的话语与霸权地位在很多方面都影响着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甚至是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就是说,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采取的是学习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合理经验的发展路径,我们真正经历了现代性的充分发展过程,也真正摆脱了对于现代性的异域想象性描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审视毛泽东的现代性忧患无疑具备了成熟的主客观条件。毛泽东现代性忧患思想中那些近乎“矛盾”的思想因子也就具备了真正的能指对象,这种批评性的革命张力在真实的生存空间中方能真正地释放能量并引起思想的共鸣,即打破西方现代性宏大叙事逻辑的霸权,展开对西方发展话语的不懈抵制并在此之外另觅发展路径。

  另一方面,如果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视为对西方现代性的另类替代方案,那么,当代社会主义实践走向低谷的历史境况无疑为重新透视毛泽东的现代性忧患调整了适当的理论焦距。事实上,从价值层面而言,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确是作为对资产阶级现代性想象的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超越,其开启了一种新的政治规划与历史叙事方案,即通过透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物化结构并走向自身反面、终结自我的最终归属,将现代性的规划置于世界历史水平之上并按照无产阶级主体性出发的消灭阶级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最终目标。换言之,社会主义在马克思那里,确实是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之替代与超越的方案而存在的,并且更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所明确强调的社会主义“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的理论规定,其实从根基上证明了社会主义现代性规划的渐进性与运动性,即不断导向这一理想方案的持续性动态愿景意识。然而,在社会主义由理想向现实转换的过程中,实际经验层面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方案并未能够呈现出马克思所预设的辩证的现代性批判维度——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是建立在对其特定历史进步性的充分承认基础之上,并且从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历史发展轨迹的把握与现代性批判之中看到了一个更加美好未来的可能性。尤其是随着苏东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资本主义现代性似乎一夜之间取得了永固性地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方案也似乎预设着历史的最后终结。德里克认为,现实经验层面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方案之所以走向自我困境,其原因在于现实社会主义采取了与资本主义同质性历史叙事,即社会主义按照资本主义历史经验衍伸出来的现代化方案来发展自己只能最终走向灾难性结局——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同谋。

  事实上,在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谱系之中,也仅仅只有毛泽东始终对资本现代性保持着高度忧患的理论姿态,并极力实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隔绝,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这种人为的隔绝并非有利于社会主义在非本质性方面对资本主义的学习与利用,但是它以鲜明的姿态表明,社会主义现代性方案的建构从根本上不能以资本逻辑的现代化为版本,社会主义中国现代性方案的建构不仅要表明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拒斥,而且应当强化中国的“本土化现代性立场”,而这尤为明显地体现在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执著坚持之中。因此,从中国当代现代性问题的历史境况以及社会主义现代性方案建构的具体情境出发,在新的历史条件与语境下对毛泽东现代性忧患意识进行新的理论测绘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

  

  (作者简介:张 明,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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