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地球上人均的预期寿命，更加触目惊心，非洲地区不到西方国家人均的一半年龄。人人生而平等，但如果连生命的长度都不平等，怎么可能是平等的？非洲发展不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最基本的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的条件。这个又是和他长期的殖民历史，导致没有基本的治理能力是有关系的。再比如非自然的死亡率体现的是社会治安，每10万人口的监狱人口，美国是最多的。美国每10万人口有700人在监狱里。无论怎么说，这不是一个成功的发展模式。700人在监狱里，每一个在监狱里的人背后都有受害者。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并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发展模式。西方的道路，实际上没有很好的解决问题。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和大家一起分享，对新中国70年经济增长的历程做一个回顾。
新中国成立以来幸运的一点就是，在经济发展道路上所有重大的时刻，我们都做出了符合当时需要的重要选择。
第一次：1950年代初
停留在新民主主义 vs 提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新中国70年发展的经济历史，一共有五次选择。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是停留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还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抉择。
建国之前，党和中央领导人设想，要先进行一段15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所谓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就是实行混合经济。政府和市场都发挥作用，公有制经济和私营经济都发挥作用，同时也对外开放，这比较类似于改革开放后做的事。
但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只用了不到几年的时间，就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实施了计划经济，实现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外交上，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我想从经济发展本身的逻辑来讲一下。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一个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启动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安全、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我们现在一讲经济增长，更多的是指GDP经济总量的增长。实际上，当时我们面临着更紧迫的4万万同胞要吃饱饭的问题。同时我们还面临着严峻的军事威胁。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必须有基本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基础，这三个目标是有一定程度的矛盾的。把资源更多的放到重工业上，可能会影响人民的生活。在这种压力下，新中国头几年的时间做出了第一个选择，提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重工业只占20%多，大部分工业是轻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和食品加工。1949年我们人均工业品产量很低，当时人均石油可能只够今天开几公里的汽车，人均钢产量只够每人打一把菜刀。在这种情况下，1950年，天安门广场前的公共汽车烧的都是煤油，公共汽车上要驮着一个大袋子。
这些决策并不是顶层设计，也更不是仅仅从模仿苏联或意识形态的角度，而是有一个本身的逻辑过程。逻辑过程的第一步是公私合营。公私合营的原因是当时民族工商业遇到了困难。当时民族工商业主要是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主要原料来自于农业部门。当时还没有化纤，没有这些工业化的原料。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的统一市场形成了，社会安定下来了，对商品的需求量增加了，民族工商业很快就遇到了经营困难。
1950年4月，上海爆发了一场危机，史称4月危机。中央派陈云同志到上海处理这次危机。他经过分析发现，实际是因为我们没有重工业基础，轻工业发展起来也缺乏必要的原材料，所以就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开始时是通过国有经济的力量，帮助民族工商业解决原料以及销路问题，慢慢地就形成了一个公私合营。
第二步，因为重工业基础限制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知道，重工业主要的是解决能源、机器、原材料的问题。没有这些，我们的轻工业发展不起来，农业也升级不了。我们当时的农业还是小农经济，如果没有重工业，也没有办法提供化肥、良种的改善，以及农业机械这些条件。加上我们军事工业的需要，很快就确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方针。苏联在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方面，给予了中国很大的支持，所以形成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格局。
重工业优先发展，紧接着又产生了第三个问题。重工业的初始投资需求很高的，建工厂、建能源基地，都需要一笔很大的投资，才能启动重化工业化的进程。那时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的国家，人均只有几亩地，人均的占有的粮食产量只有300多市斤。大家计算一下，如果只有300多市斤的粮食，相当于一天只有一斤，还不包括我们要吃的蔬菜水果禽蛋，仅能够勉强糊口的水平。这种情况下重工业要优先发展，我们又必须从农村积累一些剩余产品才能够集中到重工业部门。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于是进行了农村的统购统销和农业的合作化。消灭了农村的市场、市场机制，过去靠私人之间粮食的买卖，当时就被禁止了。由国家统一按照固定价格，向农民进行收购，留够农民的口粮，剩下的粮食都转移到城市里来支援工业化建设。这种机制实现了把有限的农村的剩余，集中到城市和工业部门，启动了工业化的进程。
有的学者认为，清朝末年的洋务运动，还有国民党的建设时期，也在努力地想启动工业化。但因没有解决好怎样从农村比较公平又稳定的积累剩余的问题，所以导致了现代化进程的中断。我们通过政府的组织力量来解决了这个问题。从本身来看，它是破坏了农村的市场机制。城乡之间存在的剪刀差，也对农民的生活有一些影响。但从整个当时发展的大环境来看，应该说这是退而求其次，不得不采用的一种办法。
第四个，因为我们要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在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它没有完整的市场机制的，比如能源、原材料。在它刚开始发展的时候，没有下游产业来通过市场购买的方式，消费这些重工业部门的产品。如果让市场来配置资源，市场只会把资源配置到收益比较快、投资比较小的领域，相对来说更有竞争力。为了把更多的资源配置到重工业部门，我们就实行了计划经济。
照片上的就是运十，也是当年上海生产的，它是1970年立的项。当时就用计划经济的方式，把全国最优秀的人才、各条战线的优秀人才都集中起来，生产这种具有战略性的产品。
第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把有限的剩余产品都放到重工业部门去，吃饭怎么办?生活怎么办?当时配套的也有一个机制，吃油条、豆腐、骑自行车、穿衣服都要靠票证。票证实际上是一种平均分配的制度，当然对人民的生活也有影响。
上面这几个制度，实际上互相之间是有联系的，共同目标是在一个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更好地集中资源来实现现代化。这些制度如果分开来看，每一个好像都有问题。我想多吃几个油条，没有票我就买不到。农村我卖粮食，想卖贵一点，国家也不允许我卖。分开来看都有问题。但从一个系统看，作为起点低的一个发展中国家，你既要维持人民正常的生活，又要集中资源去实现现代化，又要保护国家的安全。这些制度组合应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方式。因为我们不像英国这些早期的工业化国家，本来土地就比我们多，很多的殖民地可以缓解问题。自己的国家养不下来的人就到殖民地去，自己国家没有的资源就到海外去获取，我们当时是没有这些条件的。所以总体来看，至少从经济逻辑来讲，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符合经济逻辑的。
其实社会主义为什么可以在中国生根发芽?这么多国家搞社会主义，只有中国走到了今天，实际上和历史传统里一些社会主义因素有关系。
《礼记·礼运篇》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我们传统的文化里就有社会主义的成分。孙中山先生在年轻的时候曾到欧洲去游历，他就发现欧洲是一个经济问题解决的很好，但导致了很大社会矛盾的地方。他说中国现在还没有开始现代化，在开始时就要重视这个问题。还说中国将来应该先搞社会革命，再搞经济革命。新三民主义里面的民生主义，他自己的翻译就是socialism，社会主义。后来他的理想没有实现，是新中国帮助他实现的。
现代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先生，他说，资本主义很好地解决了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但没有很好的解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所以他说，社会主义在中国能够成功是合理的，不是偶然的。
不光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还有孙中山先生这样的革命家，梁漱溟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有一个共识，中国不能完全走西方那种导致巨大的社会矛盾和分化的发展道路。
第二次：1956年起
模仿苏联模式 vs 探索中国道路
第二次变化是1956年，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后。
我们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主观上没有模仿苏联，但事实上当时没有经验，很多办法还是从苏联学过来的。到1956年，党和政府就发现到苏联模式存在的一些问题。东欧匈牙利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发生了国内矛盾。这些都启示中国怎样去防止这些国家走过的弯路。
我们避免苏联模式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苏联是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决策效率是非常低的。苏联的计划体制是一种比较纯粹的计划经济。西伯利亚要生产一块肥皂、一根火柴，都要莫斯科下达指令。苏联在各个地区之间形成一个分工的模式。我们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它的前身是瓦良格号，是在乌克兰的造船厂生产的。当时它在整个前苏联的分工，这个地方就只管造船。这和我们现在的中国不一样，钢铁也好，铝也好，金属也好，纺织也好，计算机也好，AI新的技术也好，很多省份都有。这个基础来源于我们1956年要打破苏联这种高度集中、各个地方间高度的专业化分工的模式。这种模式效率也是非常低的。当年苏联有一个计划委员会的主任计算过，说如果是全苏联的人都来做计划的话，那么1964年的全苏联国民生产的计划，要1980年才能制定出来。
第二个，苏联在政治上，他的官僚主义、官僚体制一步步地走向僵化，产生了新的等级制度。我们建立社会主义，本来是要打破资本对人的奴役。苏联后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等级制度和干部特权腐败问题非常严重。这些问题也是中国要突破苏联模式的原因。
第三，在国家利益上有冲突。当年苏联是社会主义老大哥，中国非常尊重他。但在关系到中国国家主权的问题上，中苏发生了矛盾。苏联大部分地方在寒带，洲际导弹想覆盖全球，有的地方够不着，所以就希望在中国沿海建设基地。这个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我们不能允许外国在中国驻一兵一卒。另外还有一些在理论问题上的分歧，60年代我们和苏联也进行了一些争论，因为这些原因我们探索突破苏联模式。在这两个方面都有一些很明显的进展，第一个探索就是突破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个表现为我们1958年和1970年，两次向地方下放权力。
一五计划时，我们80%的企业是由中央来办的，集中在中央。改革开放前，中央政府控制的产品只有600种，控制的主要是大宗产品，钢铁、石油、粮食。大部分的消费品是交给地方和一定程度的市场来配置的。改革前，只有3%的国营企业是直接由中央来管理的，大部分的企业都下放给地方了。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成功?就是因为经过这两次的权力的下放，让中国的大多数省份，都有了比较独立的工业体系。
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就是地方企业，包括地方政府之间都在进行竞争、招商引资。很多地方都有比较独立的工业体系，这些很快就形成了一种竞争式的市场体制，它的源头就来源于我们当时的计划经济。
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经过两次下放，已经是一个在地方比较有很高积极性的计划经济。当时还有很多的配套措施，为了鼓励当地的地方经济发展，中央部委改变厂矿的设计标准，设计出来适应地方的小厂矿。当时的五小工业叫做小化肥、小机械、小农机、小造纸，到新世纪之后，又发现这些小的企业污染严重，技术比较落后，但当时来看它确实促进了我们市场的繁荣。
权力下放还产生了一个副产品，就是农村的工业化。我们现在一般说农村农业，工业化城镇化是连在一起的。其实不管是西方还是我们中国，在历史上都有一个农村工业化的过程。因为农村自己也需要一些工业，比如小型的农业机械、化肥、食品加工。因为这两次体制的下放，中央把企业下放给地方，地方可以进一步的把企业下放到农村去。现在发展的比较好的一些农村，包括上海郊区、苏南、浙江的农村，乡村产业最早发展起来的时候，也是得益于我们70年代的体制的下放。
另外一个方面，突破苏联的官僚体制的僵化，表现在要多次的重提我们在战争年代形成的传统。给基层的群众比较高的地位，密切地联系群众、党不能脱离群众，要走群众路线，这些也是现在我们党和政府非常提倡的，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个非常有启发的模式，叫鞍钢宪法。
这用的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词，鞍钢是和苏联的马钢宪法相对应的。鞍钢宪法主要的内涵，是打破在企业里自上而下的科层式的僵化管理。当时用的词就叫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鞍钢宪法实际上对应的是美国在20年代之后的福特制。我们知道福特汽车最早的时候是美国的福特发明的，福特制的特点就是大规模标准化流水线的生产。每一个工人都是流水线上的螺丝钉，只要是设计好了，你就在流水线上拧螺丝。后来丰田模式和福特是不一样的，丰田模式就是技术人员、设计人员、加工的工人、组装的工人组成一个小组，那么他们可以比较灵活的根据不同的消费者的需要，把生产和加工和设计包括营销组合在一起。我们中国的海尔集团其实也有这方面的经验。这些就和当年的鞍钢宪法有相通的地方，但鞍钢宪法更多的是从提高工人在企业里面管理的话语权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这个问题也有西方的政治学家研究过，美国有一个叫奥尔森的政治学家，他写过一本书叫做《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他就说对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很重要的因素，是社会僵化。美国和欧洲国家都有这种问题。利益集团一旦攫取了社会的大部分财富，就会造成社会僵化。中国改革能够成功，是因为没有任何强势的利益集团，才能够让各种要素发展。当时我们非常重视，把资源从城市向农村转移，也带动了地区和城乡之间的公平。
看这幅图，1965年的时候高中的农村学生只占10%不到，但到1976年，农村的学生占的比例已经超过了60%。我们当时比较重视城市和农村的协调发展，这也才能保证了改革开放后，大批农村人才能够很快的成长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