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暴力中来”——就是香港反对派通过暴力制造事件，实现本次香港运动的升级及持续，并最终使得社会陷入僵局的现象。
“到暴力中去”——就是香港反对派经过反复不断的尝试，最终认定暴力就是实现政治目标的最有效手段。通过在关键时刻诉诸暴力，劫持香港政府及公共管理机构，劫持社会，在社会上树立新的政治正确及行为标准、要挟中央妥协、在香港内部实现“排华”、“排蓝”，实现在不改变现有制度的情况下政治夺权。
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一、从暴力中来
首先，没有暴力，2019年的香港运动就不会发展到今天。暴力是运动的不可切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没有示威者一开始使用暴力，香港警察（HKP）就不会使用武力反制；如果HKP不使用武力，当初就没有指控HKP的依据；如果不能指控HKP，自然也提不出相应的几大诉求。往后数月的胶着，两方即北京、蓝营和HKP谴责激进示威者的暴力，黄营/反对派/激进示威者反过来谴责HKP暴力，来来去去，没完没了。现在所能看到的各种聚焦事件都围绕对HKP的指控，包括721、831、新屋嶺等一系列事件，还有这两天新近发生的科大学生周梓乐坠楼死亡事件。运动的主题早已从针对修例转化为反警。
表面上看，黄营反警的逻辑是：
1）不认同HKP在重大政治运动上能够脱离政治中立、站出来担当国家机器职能的能力（本博类比说，只允许HKP停留在类似“小区保安”这样更低级的职能和定位）；
2）心理上不接受HKP采用同级或升级暴力来针对年轻的激进示威者（“未来的主人翁”“我们的下一代”），认为不能看果，要看因，年轻人一方面有理想，一方面也是受害者，因此系统性地倒向年轻人一边。
但问题来了，反对派谴责HKP暴力，但对数月来年轻人/反对派自己一方施行的令人发指、无边界、无差别、无道德底限、犯罪性的仇恨暴力如何看待？他们选择集体缄默。
这次运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香港的反对派和黄营（包括一般对运动抱有同情的市民及和理非，到政客、媒体和意见领袖，到年轻人及激进示威者本身），从原则和理论上实际上并不理解“和理非”和“暴力”之间的关系。“和理非”（国际上称“non-violence”）并不是描述行为主体在某一次具体活动里的采用的具体抗争手段（means/tactics），而应当是一项道义的（ethical）、哲学性的指导原则（guiding principle）。如果容忍暴力，拒绝谴责暴力，那就是默许和承认（endorse）暴力，如果这样就没有资格管自己叫“和理非”——你是没有亲自下场施行暴力而已。
这次香港运动中，“和理非”或“暴力”不是道德原则，而是“策略”和“手段”（tactics，strategy），用“和理非”去笼络市民，帮助市民形成道德上的自我满足、陶醉、麻痹，对外进行积极国际宣传造势，以和平粉饰暴力，最后通过道德许可（moral licensing）的心理机制为自己更大的暴力埋下伏笔。
另一方面，暴力是一个激化矛盾的重要手段：用长期持续的硬、软暴力把HKP逼到墙角，令其心理崩溃，逼迫HKP武力升级，并无止境的放大HKP的任何差错，以期制造出更多的矛盾、争端，将事件持续激进化、扩大化。
最后一个重要转折点是，最近几个月，反对派的暴力从在街头争议中伤害蓝营的个人（“私了”），发展到攻击中资商铺（本博称为“香港的‘水晶之夜’”），甚至弥漫到高等院校，殴打、威胁、迫害内地学生，暴力已经完全超出HKP范畴，指向了新的目标（同时，他们也指控，所有这些新目标都是HKP的支持者）。明眼人都知道，指向新的目标背后有更大的政治意图，就是“排华”，试图通过恐吓、恐怖、犯罪等手段令中国内地人禁言，或撤离香港。
这种暴力升级，可以让我们对这个运动看得更加清楚：运动就围绕对暴力的定义、诠释展开的。什么是暴力？谁可以使用暴力？如何惩治暴力？对暴力话语权的争夺，就是运动的核心。
激进反对派的本质目的，是想在政治上、道义上、法律上抢夺国家/政府对暴力/武力的垄断，将暴力作为己方抗争的“合法”、“合理”手段，夺取对暴力的话语权，并最终通过暴力达到瘫痪政府、推动“脱中”的政治目的。
这就将我们引向下一个主题，“到暴力中去”。
二、到暴力中去
暴力，就是香港反对派劫持社会，绑架社会，实行政治夺权并推进既定政治目标的手段。
1、暴力突然成为“合理”的政治抗议手段。
运动发展五个月，除了HKP的前线应对外，GOSAR一直在市民沟通上非常不力，给人形成冷漠、机械、刻板、官僚的印象，进一步激起了反对情绪。这都为暴力提供了“合理依据”——既然你冷漠应对，那为了吸引你的注意力，实现目的，我就能诉诸暴力。另一方面，当反对派诉诸暴力时，GOSAR又因为种种原因（行政机构的权力限制、政治中立及反政治、deep state、“3.5%”等），不能有效执法，持续采取克制、隐忍、优容的态度，甚至不时还就会采取一些所谓“绥靖”姿态进行安抚——包括正式撤回修例，以及时不时做一些让步性的表态和妥协，不断暴露软弱性，长暴徒威风，灭执法者士气。
GOSAR的所有让步和妥协，最后都可以被反对派归功于暴力——“如果当初没有勇武，那么修例一定会通过”。“如果没有暴力，政府怎么可能答应我们的诉求”。通过这种形式，勇武示威者/暴力施行者锁定了自己及暴力手段在运动中的角色、合法性及核心地位。而香港的政治都是围绕反对GOSAR（认为施政不力，也不能代表香港普通人利益）、“港中矛盾”（包括不接受北京的主权与治权，抗拒内地对香港的渗透、影响、族群矛盾等）展开。通过2019年的运动，暴力突然成为黄营逼迫GOSAR让步，获取政治突破的有效手段。
2、通过暴力，树立“两个凡是”这一新的政治正确，在关键领域对GOSAR夺权
由于GOSAR一直以来对暴力的忍让、妥协，无力或不能强势执法，使得反对派不但取得了政治成绩，还通过暴力极大动摇了GOSAR及HKP的政治威信及法律权威，并树立了新的政治正确标准：新的正确标准就是在任何“涉关政治”的领域，反对派都能达到凌驾法律的状态。“涉关政治”的范围极广，一切涉及中、港、警、对本次运动态度、香港未来的政治安排等都可被纳入政治范畴。一旦纳入政治，法律就要让位。本博早前将这个特征总结为“两个凡是”：
“凡是行为涉及反政府、反中、脱中的行为，就需要谨慎考虑是否诉诸常规法律解决，建议予以优待或豁免处理；凡是涉及拥中、拥政府、拥警的行为，就必须严格按照常规法律解决”。
之所以称之为“夺权”，就是一旦GOSAR作出了不符合反对派立场和倾向的决定，后者就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包括诉诸极端暴力），要挟政府，逼迫政府退让，做出反对派满意的决定。GOSAR既然被剥夺自主选择权，当然也就被夺权了。
这个事件后，可想而知推动23条立法、国民教育的难度。
3、“两个凡是”不但可以劫持GOSAR，而且会向全社会蔓延。
目前香港的高校已经进入这个状态。在反对派的政治狂潮下，校长/教师/学校管理机构迅速“变位”，黄营不用说——他们要么是反对派运动的组织者及参与者，要么是香港更广泛的deep state的组成部分。那些有限的中立派，蓝营是泥菩萨过河，为求自保，迅速转化为通过“两个凡是”自保。这样，反对派可以殴打内地学生、打砸学校内的蓝营食肆、逼迫校长；校方可以拒绝警察进入校园，校长出面质疑和指控警察，学校保安没收内地学生在毕业典礼上携带的国旗。这些都是在暴力胁迫下的结果：树立“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将横扫香港整个社会。任何问题一旦被指涉及政治，马上落入“两个凡是”，法律、道义、社会行为规范瞬间让位。社会全体被暴力政治劫持，无力反制。
在这样的环境下，香港社会对北京主权、治权的挑战、对GOSAR和蓝营的抗议，社会反中、厌中、恐中情绪及族群矛盾的表达将更加表面和尖锐。歧视、仇恨、破坏行为都可以在“两个凡是”下畅通无阻，不受法律和道义约束。
（在香港的港漂和蓝营新港人，这时有如1930年代在纳粹德国的犹太人。奉行“两个凡是”的政府和社会不会保护你们，只能祈求他们不加入迫害）。
4、通过暴力达到最终的政治目的
这里有几方面的机制。
一是劫持GOSAR，瘫痪GOSAR，让GOSAR无力反制，在本地政治政策层面夺权；
二是通过劫持GOSAR，在“港中”问题上逼迫北京让步。过去十多年以来，北京都希望给予香港社会最大的政治信任，希望善意能够换回政治忠诚，每逢重大冲突，必做让步，给GOSAR及香港社会形成强烈预期。一旦问题不能解决，GOSAR即对北京摊手，寻求更多的政策支持。这种模式已成定势，只不过在反对派用暴力逼压的情况下，未来会更加明显。北京可能将面临一个困在“两个凡是”，无法解决和反制反对派暴力的GOSAR。反对派寄希望于此，一层一层逼压，逼迫北京妥协，改变中央及香港政府的政治、制度及资源安排。
三是即便不对现有政治制度作出任何改革，反对派也可以通过暴力排挤蓝营的方式，从区议会选举、立法会地方选举、功能界别选举、特首提名委员会等，逐个击破，将香港逐步黄化，最终实现在现有体制下的夺权。蓝营/建制派发现再也无法在立法会通过自己的政策，或者提名委员会推举出泛黄的特首，为北京制造“宪政危机”，均可以预期。
5、暴力的平庸化及对社会的代际渗透
更令人担忧的是，香港社会经历几个月，就从“文明社会”的神坛跌落。同时，社会在不知不觉经历一个对暴力脱敏、默许暴力的潜移默化进程。在几个月前，父母可能还会对孩子积极屏蔽暴力镜头，不时解释一下暴力；但当暴力普遍存在，逐步升级，且社会道德和行为标准（norms）一个一个被打破，被美化、浪漫化为有效、勇敢的抗争手段，甚至开始具备一定的道义合理性时，人们就会对暴力逐渐脱敏。暴力已经变成平庸（banality），被认可为是解决政治争议的重要手段。少年儿童对暴力的接触（exposure）也会越来越多，父母的解释会越来越少，反省及抵抗暴力的道德话语越来越边缘。新的社会标准将被树立；暴力不再是禁忌，而是正常化、常态化的，成为香港日常政治生活中的组成部分。少年儿童步入校园后，还会在前辈的宣传下崇拜黑衣人，前仆后继的追随暴力。
这个缺乏理论和心灵自省能力及自我纠正能力的社会，在暴力面前似乎无力挣脱。未来几代人价值观和行为如何发展，不可想象。
这就是“从暴力中来，到暴力中去”。
香港的现状已经不能再按照固有的模式维持下去。情况将变得越发不可收拾，整治的代价越往后越大。回到一国两制，回到基本法才是根本，并且不是落于理论，消极应对，要施行积极政策。同时，必须积极保护、出手援助我们在香港最坚定的支持力量——本地蓝营与港漂。如果失去他们，可能会让我们在香港丧失政治上最可靠，可能也是最后的基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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