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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周恩来协力同心共命的毛泽东

2019-11-12 23:30|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4081| 评论: 0|原作者: 曹应旺|来自: 毛邓理论研究

摘要: 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周恩来“协力同心共命”的领袖,周恩来能一直忠心耿耿地辅助他,是因为毛泽东具有人民性、求是性、包容性和坚韧性的品德,具有“君师合一”、军政合一、战略和战术合一、诗哲合一等才能。



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周恩来“协力同心共命”的领袖,周恩来能一直忠心耿耿地辅助他,是因为毛泽东具有人民性、求是性、包容性和坚韧性的品德,具有“君师合一”、军政合一、战略和战术合一、诗哲合一等才能。

  作者:曹应旺,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6期

  [摘 要]毛泽东、周恩来协力管理国家26年,毛泽东始终是核心决策者。毛泽东是周恩来一直在寻找并真正信服的领袖。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周恩来“协力同心共命”的领袖,周恩来能一直忠心耿耿地辅助他,是因为毛泽东具有人民性、求是性、包容性和坚韧性的品德,具有“君师合一”、军政合一、战略和战术合一、诗哲合一等才能。

  [关键词]毛泽东;品德;才能;周恩来

  周恩来逝世后,郭沫若在《念奴娇·怀念周总理》词中写道:“光明磊落,与导师,协力、同心、共命。”这是描绘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关系的。周恩来为什么能与毛泽东协力同心共命?这与他们有着共同的初心和使命密切相关。从周恩来的角度说,这与周恩来忠于革命、忠于人民、忠于导师、维护核心的品德和善于管理的才能密切相关。从毛泽东的角度说,这与毛泽东的领袖特质,即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核心决策者的作用,与毛泽东的崇高品德和杰出才能密切相关。

  一、毛泽东不仅是国家管理中决策的核心,也是周恩来一直在寻找并真正信服的领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协力管理国家26年,尽管在不同阶段,毛泽东的决策作用稍有不同,但他作为核心决策者的地位从未动摇。尽管每一重大决策都有一个反复酝酿、协商的过程,但最终总是由毛泽东集中各方面意见、审时度势作出决定。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作出的一些重大决策,不仅影响了当时的中国,而且影响着中国的今天和未来。下面仅举四个例子。

  一是在国家富强方面确立工业化和“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的决策。

  近代中国的落后,从生产力方面看是工业化没有搞起来。日本面积只有中国的1/26,人口只有中国的1/10,是比中国小得多的国家。1894年以来日本为什么敢于侵略中国呢?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分析指出,从社会组织方面看,是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从生产力方面看,是中国没有工业化。毛泽东说:“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有工业;要中国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党的七大和新中国成立初期都将工业化作为奋斗目标。后来,吸取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和我们自己“大跃进”的教训,确立了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邓小平多次讲,“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是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那是毛泽东和老一辈革命家与中国人民一起“勒紧裤带”搞建设取得的。今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步骤。我们现在是离实现现代化目标最近的时候,但这是一步一步积累来的。

  二是抗美援朝和反对苏联干涉中国内政的决策。

  为捍卫国家独立,新中国成立第2年,在美国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时,毛泽东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开始时包括陈云、林彪在内的许多高层领导人都不赞成。因为1950年美国的GDP是2800亿美元,中国的GDP是100亿美元,美强中弱,双方的差距非常之大。我们刚刚建立新中国,立足未稳,在那样的情况下作出那样的决策是极不容易的。毛泽东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朝鲜战场上去?原因之一是要说服大家,让大家接受这个决策。毛泽东的儿子上了战场,作了表率,大家都心服口服。抗美援朝打出了国威,打出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声望。事实证明,抗美援朝对捍卫新中国的独立主权,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同样,当苏联霸权主义干涉中国内政时,毛泽东作出了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决策。1958年赫鲁晓夫无视中国的独立主权,提出“关于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其目的是要控制中国。毛泽东顶了回去,愤怒地说:把中国的海岸线都给你好了。在原子弹研究方面,苏联于1959年6月撕毁了协议,中国就将原子弹研制的代号定为“596”,表达了独立自主搞原子弹的决心。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决策,对苏联解体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枝独秀,同样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三是研制“两弹一星”的决策。

  为突破尖端科技,推动国防建设、经济建设,提升国家总体实力,毛泽东作出了研制原子弹、发展原子能事业,成立中央专门委员会抓“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等重大决策。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中国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首次全当量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邓小平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四是外交决策。

  为捍卫独立、维护和平,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夜做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一边倒”等重大决策。这对扫除旧中国跪在地上办外交的屈辱外交、废除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实现新中国从外交上站起来,产生了重大影响。有些研究者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概括为“一边倒”的外交,看不到这个“一边倒”是“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基础上的“一边倒”,是维护独立自主,为独立自主服务的“一边倒”。20世纪70年代初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又作出了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欢迎尼克松访华的重大决策。这不仅掀起了西方国家与新中国的建交潮,开创了外交新局面,而且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前提。

  毛泽东和周恩来1925年相识于广州,1931年在江西苏区开始在一起共事。1973年7月17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杨振宁时,杨问:“周总理,您什么时候认识毛主席的?”周恩来说:“1925年认识的,1931年以后就同主席在一起工作了。”

  周恩来从1927年起就已进入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党的五大之后的一段时间,周恩来是8位政治局委员之一,并曾代理常委,亲眼目睹了陈独秀不重视农民运动和军事工作,犯了放弃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同年7月12日,在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的中央临时常委会中,张国焘一度成为主要负责人,但南昌起义前张国焘的动摇,使周恩来产生了对张国焘的不信任。“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成为主要负责人,同年11月起,周恩来成为瞿秋白主持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他又亲眼目睹了瞿秋白书生气的一面和对形势认识不清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党的六大因强调工人成分,向忠发成为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是主持中央实际工作的常委,他亲眼目睹了向忠发的无能和被捕叛变的事实。1930年春,周恩来去莫斯科,李立三成为主持中央实际工作的领导人,这年夏李立三提出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在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在苏联人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取得了在中央的统治。王明去苏联后由其代理人博古主持中央工作。周恩来亲眼目睹了王明、博古的“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央苏区和白区工作造成了极大损失。

  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及其后推举和支持毛泽东做党和红军的领导人,是因为他自1927年以来就处在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位置上,对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的德行和能力有深入的了解。通过比较,周恩来感到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清晰,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毛泽东的牺牲精神、杰出的军事才能、超凡的魅力注定他是党和红军、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前进路途上难得的领导人。

  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中阐明:“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领袖,这样的领袖能够带着我们前进。”他说:“绝大多数同志都承认毛泽东这个领袖,都心悦诚服地信服这个领袖;在人民中也拥护这个领袖。”可以说,周恩来是首当其冲地对毛泽东这个领袖心悦诚服的。这是因为周恩来最了解毛泽东的领袖特质,最熟悉毛泽东的品德和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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