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周恩来协力同心共命的毛泽东

　二、毛泽东具有为周恩来信服的品德

　　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新中国的开国领袖并在建国后管理中取得奠基性成就，之所以能成为周恩来协力同心共命的领袖并使周恩来一直忠心耿耿地辅助他，首先是因为毛泽东具有人民性、求是性、包容性和坚韧性的品德。

　　（一）人民性

　　毛泽东的书法作品中写得最多的两个字是“人民”。毛泽东最有影响力也最能反映他的品德的题词是：“为人民服务”。周恩来对毛泽东这个领袖心悦诚服，是因为他是从人民中产生出来的人民领袖，是为人民服务的领袖。周恩来说：“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我们的领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是从中国近百年来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多少年革命历史经验教训中产生的人民领袖。”

　　中国历史上有以民为本的思想传统。《尚书·泰誓》讲：“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夏书》讲：“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还分别记载了皋陶“安民”、盘庚“重民”、周公“保民”的思想。春秋时期，管子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孔子“所重：民、食、丧、祭”;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战国时期的孟子是民本论的突出代表，他提出了著名的“民贵君轻”说，阐明得民心者得天下，“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历史上以民为本的思想传统相融合，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传统，形成了最具特色、影响至大至远的毛泽东的人民性。毛泽东的人民性包括价值观、历史观、方法论三个部分。

　　第一，为人民服务最伟大、最光荣、最神圣，是毛泽东人民性中的价值观。

　　毛泽东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在毛泽东心目中，人民是天，唯此为大;人民是地，唯此为本。在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牺牲了五位亲人：妻子杨开慧、大弟弟毛泽民、小弟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侄子毛楚雄。为捍卫民族独立，毛泽东的爱子毛岸英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毛泽东为人民之忧而忧、为人民之乐而乐。新中国成立初期，淮河发大水，他从电报上得知，有不少灾民和蛇一起逃到树上，有的人被蛇咬死，难过得哭了。1976年7月，重病中的毛泽东得知唐山大地震造成大量人民群众伤亡、损失惨重，放声大哭。

　　为人民服务就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毛泽东重视维护农民和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就是从为绝大多数人服务出发的。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宗旨，也是力量的来源。周恩来说：“毛主席对我们共产党的许多干部谈：你们每天写日记不要写别的，就只写一句‘团结百分之九十’就行了。我想，在毛主席领导下，争取大多数，为着共同事业奋斗，消灭反动统治，这一政策的运用，是我们最大的成就。”

　　为人民服务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最重要的事情是发展生产力。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第二，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毛泽东人民性中的历史观。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力量之所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抗日，抗日，是谁之力?离了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你就不能走动一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从中国的广大人口在农村、五个人中就有四个是农民的特殊国情出发，认定抗日战争是农民的战争，告诫全党：“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

　　毛泽东对鼓吹天才论、鼓吹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批评了该书把群众的斗争只看作重要条件之一的说法，认为这“违背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人员创造的，而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写下了《贺新郎·读史》，以特有的诗笔勾划了对人类历史的认识：“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过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在庐山严厉批判英雄史观。巡视中，毛泽东指出：“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

　　第三，贯彻实行群众路线，是毛泽东人民性的方法论。

　　毛泽东的人民性包含着“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还包含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与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密不可分，也与毛泽东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实际工作中紧密相连。“群众—领导—群众”这种方法，认识论的基础就是“实践—认识—实践”。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群众—领导—群众”这种方法，辩证法的基础就是“个别—一般—个别”;或者说“特殊—普遍—特殊”。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没有个性，也就没有共性。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论述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两个方法。他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他认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他提出：“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

　　（二）求是性

　　“实事求是”同“为人民服务”一样，是毛泽东又一个特别优秀的品德。周恩来真心实意地与毛泽东协力同心共命，原因之一是毛泽东对人民绝对忠诚，原因之二即实事求是的品德。周恩来说：“毛主席不是空谈真理，而是使真理和实践相结合，使它具体化。”周恩来评价毛泽东：“他自己的口号是‘实事求是’。他是最老实的，是则是，非则非。”

　　“实事求是”来源于班固《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往上追溯，实事求是就是《论语》中记载的孔子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绝四”精神和“讷于言，敏于行”的追求。1941年8月5日，毛泽东在给谢觉哉的信中指出：“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他是赞赏孔子的“绝四”精神的。毛泽东将两个爱女，一个取名为李讷，一个取名为李敏，证明他也是赞赏“讷于言，敏于行”的追求的。往下寻找，实事求是与明朝王阳明倡导“君子之学，唯求其是”的学风，与杨继盛倡导“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密切相关。毛泽东说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明朝杨继盛的那两句诗。毛泽东在湘乡“东山书院”读书时，该校正厅西面墙壁上《东山书院记》的石刻上就有“实事求是”四个字。毛泽东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时，那里也刻有一条“实事求是”的院训。中华民族实事求是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毛泽东的思想中留下深深的烙印。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从实际出发、实践第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哲学思想同中华民族实事求是的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他极具魅力、影响深远的实事求是的品德和性格。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包含着虚怀观是、和气察是、去偏归是、去伪存是、调研得是等重要内容。

　　要做到实事求是，在毛泽东心目中第一条就是“遇事虚怀观一是”，即“虚怀观是”。“遇事”就是对所有时候、所有场合的所有事，都要实事求是。一时的实事求是是容易的，始终如一的实事求是是不容易的。个别事情上的实事求是是容易的，所有事情上的实事求是是不容易的。“虚怀”是一种自然状态的胸怀，不是胸中只有本本，不是胸中只有领导意图，不是胸中只有私心杂念的状态。胸中只有本本，一切从本本出发，那就要搞教条主义，不可能观到那个“是”。胸中只有领导意图，不知道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工作，那就要搞唯上主义，也不可能观到那个“是”。胸中只有私心杂念，一切从自己的私利出发，那就要搞利己主义，更不可能观到那个“是”。观都观不到，何谈去做到。

　　要做到实事求是，在毛泽东心目中第二条就是“与人和气察群言”，即“和气察是”。“和气”就是民主，就是尊重他人、平等待人。如果不民主，对人不尊重，高高在上、盛气凌人，人家就不能交真心、讲真话，这种人就察不到那个“是”。所以，民主不仅是政治问题，也是认识论的问题。“和气”就是谦和，就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骄傲自满、自高自大、喜欢翘尾巴的人，看不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采纳不了众人之见，集中不了众人之智，这种人也就察不到那个“是”。因此，谦和既是品德问题，也是认识论上的问题。所以，毛泽东认为“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骄傲就会发生霸王别姬那样的失败。

　　要做到实事求是，在毛泽东心目中第三条就是“各去所偏”“归于一是”，即“去偏归是”。1941年8月5日，毛泽东致谢觉哉的信中说，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偏”就是片面性，只看见局部，看不见全体，只看见树木，看不见森林。“偏”就要走极端，就要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就要强调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毛泽东认为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都是偏于一面，都归不到那个“是”。

　　要做到实事求是，在毛泽东心目中第四条就是“去伪存真”，或者叫“去伪存是”。“去伪存是”，即去掉假的、空的、表面的东西，以求得真的、实的、内在的东西。假的、空的、表面的东西不去掉，就存不到那个“是”。毛泽东批评华而不实、脆而不坚的那种人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他在党的七大上号召，“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不偷”，就是不要把别人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东西，不要把马克思的东西偷作自己的东西。这是批王明的。王明一上台讲话就成段地背马克思的话，把马克思的话偷作他自己的话。毛泽东认为这种做法跟小偷没有什么不一样。“不装”，就是不要弄虚作假，不要“猪鼻子插葱，装象”。“不吹”，就是不要夸大其词，不要把一说成十;而是一就是一，十就是十。

　　要做到实事求是，在毛泽东心目中第五条就是眼睛向下调查研究，即“调研得是”。眼睛向下，是要求对着广大群众。毛泽东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接近群众，你的智慧从那里来?群众中蕴藏着许多智慧，你把它搜集起来，集中起来，你就有能耐了，你就能把事情办成功。他说：“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要做好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三）包容性

　　一个好的领导者或者说决策者，最重要的本领是出主意、用干部，但若没有包容性，就出不好主意，用不好干部。包容性就是心胸似海，海纳百川，而不弃任何一条小河之水，所以成其大。包容性就是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包容性就是既能通古今，又能通中外，善于从古今中外汲取智慧。毛泽东正是具有这样包容性的人。

　　毛泽东重视出主意。他的许多好主意都是从运用“古今中外法”中产生的。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古今中外法”就是以历史为镜、以外国为镜，解决当今中国的问题。

　　周恩来说：“毛主席是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近百年的革命运动、近三十年的直接奋斗中生长出来的人民领袖。”毛泽东重视并善于总结中国历史经验和智慧，根基深厚。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与总结和吸取《论语》《汉书》等史书中的经验和智慧密不可分。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与总结和吸取孟子等的民本思想的智慧密不可分。毛泽东的独立自主与总结和吸取《周易》的“自强不息”、《论语》的“和而不同”、《孟子》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史记》的“善者因之”等思想智慧密不可分。毛泽东倡导的艰苦奋斗，既与《列子》愚公移山的故事有着密切联系，也与中国古代许多其他故事相关。如大禹治水、夸父追日、羿射九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等都颂扬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充分汲取了《孙子兵法》的智慧。毛泽东提出并用以指导中国革命的三宝：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也与吸取孔子的“足食、足兵、民信”和孟子的诸侯有三宝“土地、人民、政事”的思想智慧密切相关。

　　毛泽东重视将外国一切好的东西都学过来为中国所用，善于汲取外国英杰的智慧，以开阔眼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向欧美三杰——拿破仑、克劳塞维茨、华盛顿吸取抗战智慧。拿破仑、克劳塞维茨的集中优势兵力的打法、华盛顿躲开与英军直接对峙消耗英军的打法，给了毛泽东《论持久战》以积极影响。毛泽东从拿破仑、克劳塞维茨那里加深了对集中兵力重要性的认识;从华盛顿那里加深了以弱抗强的持久战法、游击战法的认识。

　　“古今中外法”是好主意也是智慧形成的一个重要源泉。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就得益于吸取和发展了老祖宗传给我们的中医的智慧。我们若能更多地吸取和发展发达国家科学家的智慧，也定能帮助我们获得更多领先世界的科技突破。

　　毛泽东重视用干部。他的旗下群英荟萃、各显神通，与他善于运用“五湖四海法”密切相关。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说：“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

　　毛泽东用干部是各个山头都用，搞五湖四海，不搞团团伙伙的小圈子。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说：“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那种小肚鸡肠、搞宗派主义、只用自己山头的人是没有出息、没有作为、成不了大事的。

　　毛泽东的五湖四海法是由他的胸怀人民、胸怀天下决定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毛泽东的胸怀人民与胸怀天下是统一的。著名儒学大师马一孚曾赠毛泽东诗联：“使有菽粟如水火，能以天下为一家”。上联出自《孟子·尽心章句上》，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下联出自《礼记·大学》，就是要做到天下人尽其才、共享太平。毛泽东就是“能以天下为一家”的人，从来不是只顾自己小家的人。

　　（四）坚韧性

　　“坚”，就是坚定不移的定力，坚强不屈的意志，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也就是《孟子·滕文公下》讲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1939年5月30日，毛泽东谈什么是模范青年时说：“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毛泽东为抗日军政大学提出的三条要求的第一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要求坚定信仰、坚定信心。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讲愚公移山的故事，就是要求坚定信仰、坚定信心，为党确立的目标而奋斗。毛泽东说：“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在为革命目标而奋斗时，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面对的困难往往超过顺利条件好多倍。他们的坚强表现在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踏着烈士的足迹继续前进。红军长征刚到陕北，毛泽东就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强调“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在红军力量那么弱小的条件下能有这样的气概、决心，可见他的内心是多么坚定、强大。

　　坚定不移的定力，坚强不屈的意志，坚持不懈的努力，不仅表现在毛泽东的著述中，也表现在毛泽东的诗词中。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在《西江月·井冈山》中咏道：“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敌军围困万千重”，敌我力量悬殊何其之大，对我不利的形势何其严峻。“我自岿然不动”，这是何等坚定、何等坚强。在新中国建设时期，毛泽东有一首《杂言诗·八连颂》：“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诵读此诗，感受诗意，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坚”。

　　“韧”，就是能屈能伸的能力，体现善于迂回的智慧，善于等待的耐力。周恩来认为毛泽东是“最能坚持原则又能灵活运用的领袖”，是指出真理、坚持真理、发挥真理的人。在坚持原则中是坚持方向、实现目标的人。在灵活运用中是善于等待、善于迂回的人。领导者或管理者，要把自己的智慧变成大家的智慧，往往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往往需要等待、迂回。毛泽东是善于等待的领导者。1944年7月，毛泽东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曾说：“我自己曾经有过处于少数地位的情况。在这种时候，我所能做的只有等待。”毛泽东也是善于迂回的领导者。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周恩来说：“正确的意见常常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毛主席当着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已成为党和红军的主要决策者，但他仍不当形式上的“一把手”，这就是迂回、等待的智慧。1972年6月10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回忆说：“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这样张闻天就做了负总责者。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当时若由毛泽东直接负总责，党内会有一定的阻力;共产国际接受的可能性肯定比接受张闻天的可能性小。张闻天原就是常委，是从“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又是与王稼祥、王明、博古同为在莫斯科学习过的最受共产国际信任的“四大金刚”之一。

　　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斗争时期，毛泽东的游击战法和运动战法已蕴含了迂回、等待的智慧。毛泽东上井冈山不久，很快总结出从前井冈山一个叫朱聋子的“山大王”采取“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儿”的方法与官兵周旋了几十年的经验，提出：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击虚，强敌来了，先领他转几个圈子，等他晕头转向暴露出弱点以后，就抓准狠打，打得干净利落，打得要有收获，既消灭敌人，又缴获武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的持久战战略、游击战战略更是体现了军事上迂回、等待的智慧。这一军事智慧类似孙膑“围魏救赵”法的迂回，也类似华盛顿不与英军对峙、巧与英军周旋的智慧。

　　美国记者海伦·斯诺曾写道：“他有很好的教养，内部是钢，有坚强的抵抗力。毛从来不是教条主义者。他是灵活的，愿意变革和学习，而最重要的，是忍耐——一直到那个转折点上。”这是对毛泽东坚韧性品德的精到的概括。